叶至善写给父亲叶圣陶
1964年9月27日
叶至善（1918—2006），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兼《中学生》主编，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叶圣陶（1894—1988），著名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
1963年至1966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了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的“四清运动”，这个运动后期转化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与贫下中农实现同吃、同住、同劳动，并对基层干部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清理整顿。叶至善在四清运动达到高潮的1964年下乡。在此期间他给父亲叶圣陶写了多封家书，讲述了所在农村生产队的运动进展情况，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困惑。
爹爹：
上星期害了一场病，大概是受了风寒引起的。今天才好像恢复健康了。两卷报纸和信都收到。报纸在病中看完了，包括林彪和罗瑞卿的文章在内。广播天天可以听。因为近来收割忙，晚上开会较少，就是有会也开得比较简短，来得及听联播节目。
贫下中农代表会和三级干部会已经在上星期三结束，揭发出来全公社贪污盗窃的钱十七万元以上，粮食十七万斤以上。程广大队是十八个大队中最穷的，可是钱和粮都超过一万，所以更为突出。在程广大队的九个小队中，我包的小队数目比较小，一个前任队长，是五百多元，一千多斤粮；一个会计，是二百多元，七八百斤粮。大体差不多了。别的队还有跟实际差得很远的。这并不是我工作特别好，因为这个小队情况比较简单，许多事情是明摆着的，所以一抓就牢。现在的工作是把这些账进一步查对清楚，要他们两人在社员面前再做检查，初步做好通赔计划。这样一来，经济不清问题就算告一段落。其实，经济不清跟思想、政治、组织不清，不能截然分开的。经济不清的干部，绝不可能引导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之间必然互相勾搭，通同作弊。这些问题，将来得一一解决好了，才能提高社员的觉悟，使他们有搞好集体经济的信心。
关于“三同”，我下来的时候就有了豁出去的决心，所以一切并不在意。不怕脏，不怕累，我能切实做到。现在看来，不怕累有点过了头，超过了力所能及，所以倒应该稍稍有点节制。例如生水（是井水）照样喝（他们的高粱米饭就是用生水淋的），苍蝇叮满的饼子，照样吃。村里患肺病的人很多，有开放性的，我们照样挨家吃饭。冷水洗脸、洗脚，甚至擦身，都不算一回事。有时候饭馊了，饼酸了，也照样吃。吃了粗粮，消化特别好，胃肠从来没有感到不舒服。
关于抓主要矛盾，这件事我也在考虑。例如病人多，是不讲卫生的缘故。但是不讲卫生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拮据。一家人合用一条脏毛巾，害眼睛病和生疮的，当然很多了。有病根本瞧不起，也无法休息，小病也变成了慢性病。要是不搞好集体经济，病人多的问题就没法解决。但是大家对集体经济的热情又并不高。妇女根本不参加集体劳动。她们要养猪、养鸡、管孩子。男劳力也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自留地和开荒地上。怎么改变这种情况，主要抓什么矛盾，真是不容易想清楚。现在把经济不清的干部抓出来了，是不是就能带动社员对集体经济的积极性，也想不清楚。好像中间还缺了一大段似的。总之，建设工作看来要比揭露“四不清”工作困难得多。群众发动起来了什么都好办，这句话是不错。但是发动群众是一桩没有底的工作，任何时候都不敢说已经充分发动了。似乎只有拿工分的成果反过来检查群众到底充分发动了没有。
这两天主要抓秋收，运动比较松一些。秋收加上秋耕，大约要忙到十月底，还要搞好分配。今年口粮要多留些，征购要减少些。因为口粮年年不够吃，余粮大概不卖了。分配也是一件不容搞好的事。社员们三年来没有分到过钱，三分之一在队上有存款（只是账面上有，实际领不到，因队上没有钱），二分之一有欠款（因为工分值抵不了口粮钱）。我们总想在今年分配时，每户都能得少数现款，好添置过冬衣被（布票已发下来了），但是怕很难做到。因为征购一减少，队上的现金更少了。这个矛盾也很不好解决。
社员们对我一般都很好。我病了，也常有人来看我，说要给我做什么吃的，我都婉言谢绝了。只是有少数人，对我们还有距离，其中有的是原来与“四不清”干部有勾搭的，有的是自私心很重的。对他们的工作很难做，功夫花得不少，收效不多。一般说群众发动起来了，总指比较积极的和中间状态的，要说真正发动起来，就得包括那些落后层。
又写了许多，杂乱无章。离前一封信已经九天了，怕您挂念，所以身体稍好一些又动笔了。祝好。
儿至善上
九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