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写给宋振庭
1984年9月30日
宋振庭的来信震动了夏衍，很快，他给宋振庭写了回信。
振庭同志：
惠书拜读，沉思了许久。足下大病之余，总以安心静养为好，过去的事，该忘却的可以淡然置之，该引以为戒的也可以暂时搁置一下，康复后再作审慎的研讨，心理要影响生理，病中苛责自己，对康复不利。现在中国的平均寿命已为六十九岁，六十岁不能算老，说“黄泉在望”之类的话未免太悲观了。
你说上次见面时“欲言又止者再”，这一点，我当时也已感觉到了，我本来也想和你谈谈，但后来也因为你有点激动而没有说。任何一个人不可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的制约，我们这辈人生活在一个大转折的时代，两千年的封建宗法观念和近一百年来的驳杂的外来习俗，都在我们身上留下了很难洗刷的斑痕。上下求索，要做到一清二白，不犯一点错误是不可能的。解放之前和明摆着的反动派作战，目标比较明确，可是一旦形势发生突变，书生作吏，成了当权派，问题就复杂了。知人不易，知己更难，对此，我是在60年代初文化部、文联整风时才有了初步的体会。
不久前我在拙着《懒寻旧梦录》的自序中有过一段反思独白：“我又想起了五四时期就提过的科学与民主这个口号，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还会遭遇比法西斯更野蛮、更残暴的浩劫，为什么这场内乱会持续了十年之久？我从痛苦中得到了解答：科学与民主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思想，没有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扎根。两千多年的封建宗法思想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深入，解放后十七年，先是笼统地反对资本主义，连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东西也统统反掉。60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又提了‘斗私批修’‘兴无灭资’之类的口号，相反，十七年中却没有认真地批判过封建主义。我们这些人也真的认为封建主义这座大山早已经推倒了，其结果呢，封建宗法势力，却‘我自岿然不动’……我们这些受过‘五四’洗礼的人，也随波逐流，逐渐成了‘驯服工具’，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
这些话出自内心，并非矫饰，这是由于不尊重辩证法而应该受到的惩罚，当然也可以说是“在劫难逃”。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剧变，人的思想行动也不能不应顺而变。党走了几十年的曲曲折折的道路，作为一个虔诚的党员，不走弯路，不摔跤子，看来也是不可能的。在激流中游泳，会碰伤自己，也会碰伤别人，我解放后一直被认为是“右倾”，但在30年代王明当权时期，我不是没有“左”过，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都有。1958年“大跃进”，我也一度头脑发热，文化部大炼钢铁的总指挥就是我。吃了苦，长了智，“觉今是而昨非”即可，没有忏悔的必要。我在文化部工作了整整十年，回想起来，对电影、外事，由于比较熟悉，所以犯的错误较少，但对戏曲、文物等等，则处理具体问题时往往由于急于求成，而容易急躁“左”倾。这就是说，“外行领导内行”，一定要特别审慎。从你的来信中我也有一些联想，你对电影是外行，所以犯了错误，伤了人；但你热爱乃至醉心书画、碑帖、考古，所以在1962年那个“阶级斗争要天天讲”的时刻，你竟能担着风险把划了右派的张伯驹夫妇接到长春，给他摘了帽子，并让他当了吉林博物馆馆长。这件事是陈毅同志告诉我的，当时我很佩服你的勇气，当然，没有陈老总的支持，那也是办不到的。
对于1957年后的事，坦率地说，由于整过我的人不少，所以我认为你只是随风呼喊了几声而已。况且你当时是宣传部长，上面还有文教书记，他上面还有第一书记，再上面还有更大的“左派”，所以单苛责你一个人是不对的。明末清初，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打油诗：“闻道头须剃，而今尽剃头。有头皆要剃，不剃不成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1974年在狱中偶然想起，把它戏改为：“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整自由他整，人还是我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往事如烟，录此以供一笑，劫后余生，何必自苦？病中多宜珍摄，顺祝早日康复。
夏衍
国庆前一日（1984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