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在Newsweek一下子就被炒鱿鱼了，因为他坚持用120相机而不用4cm×5cm的专业大相机拍照。连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摄影人梦寐以求的差事，也不会使他眷恋而妥协——只要违背自己的原则，宁可放弃。幸好那时正是Life创刊（1936）的第二年，他立刻跳槽，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画刊的最年轻摄影记者——十九岁。
起先，史密斯一直受命拍些无关痛痒的题材，歌剧、宴会……直到所有大牌摄影师如玛格丽特·勃克-怀特、卡尔·迈登斯等，都被派出在世界各地奔跑时，编辑们才不得不说：“现在我们只有让那位十九岁的小伙子出马了。”结果史密斯在Life里崭露头角不久就打响了名气。
然而，三年后史密斯就因受不了图片编辑所指定的庸俗题材而辞职，当了一个自由摄影师。事后Life杂志又将他找回两次。他三进三出Life的结果，是发表了历史上最令人感动的几篇摄影专题：《西班牙乡村》《乡村医生》《助产士》《史怀哲》《水俣村》。这些用照片说故事的单元，至今仍被视为历史上最难得的人性影像诗篇。史密斯的照片深深感动了懂照片和不懂摄影的人，他的影像看不出技术性的语法，只有情感上的语言，连不识字的人都会产生共鸣。
No.1 塞班岛上美军发现垂死的婴儿，1944
No.2 西里阿尼医生，1948
No.3 纺织娘，1951
除了Life杂志，史密斯也和《大众摄影》月刊合作过一阵，《匹兹堡》专集就是在《大众摄影》的1959年年鉴中发表的。此外，他还加入了“马格南集团”，结果没多久就离开了，因为很多大刊物都向“马格南”提出警告：
如果你们驾驭不了史密斯，我们以后再也不采用“马格南集团”的照片了。
史密斯并没有被四面楚歌的情势所击垮，他拍的照片实在太好了，那些讨厌他的图片的主编还是不得不用他的作品。自豪的史密斯就曾这么说过：
说真的，是不是伟大摄影家，这种事我根本不屑一顾。说真的，我得到的名声已够我受用三辈子。
他的名声大部分不是来自当时的评论界，而是Life的千万位读者的反响，每一个人都会在心中给史密斯最大的肯定。摄影家的地位由严肃的学术评价转移到消费读者最直接的反应是20世纪的一大变革，传播媒体制造了新一代的“普罗评论家”，而尤金·史密斯正是靠这批新评论家而奠定划时代地位的摄影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