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德米卡和娜塔亚乘阳光直射进房间的时候粉刷了公寓。他们常在粉刷的时候停下来做爱，因此多耗了些时间。娜塔亚把金发扎成一束，包在头巾里，身上穿着件德米卡磨破领子的旧衬衫。但下身却穿着条紧绷的短裤。每次看到娜塔亚踏上梯子的时候，德米卡总要情不自禁去吻她。德米卡经常拉下娜塔亚的短裤，过了没多久，娜塔亚就干脆只穿着件衬衫了。他们又做了更多次。
在娜塔亚的离婚手续还没办好之前，他们还无法结婚。为了体面，娜塔亚在德米卡的房子附近找了间小公寓，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在德米卡的公寓里展开了新生活。两人按照娜塔亚的喜好调整了家具，买了张新沙发。他们渐渐养成了一些习惯：德米卡烧早饭，娜塔亚烧晚饭；德米卡帮娜塔亚擦鞋，娜塔亚帮德米卡熨衬衣；德米卡买肉，娜塔亚买鱼。
他们再没见过尼克，但娜塔亚和尼娜之间却建立起了一种不远不近的关系。此时，尼娜已经是普什诺伊元帅公开的情人，大多数周末，她在元帅的乡间别墅举办宴会招待他的密友们，而他们大多数也带着各自的情妇。德米卡不知道普什诺伊元帅是如何摆平公众场合常出现在他左右的那位表情和蔼的原配的。尼娜去乡间别墅的时候，德米卡和娜塔亚就负责照看格里沙。起初没有自己孩子的娜塔亚很紧张——尼克不喜欢孩子。但她很快就喜欢上了和德米卡有点相像的格里沙。这并不奇怪，娜塔亚也有大多数女人都有的母性本能。
德米卡和娜塔亚的私生活很快乐，但工作却不是很顺心。克里姆林宫的死硬派虽然暂时接受了在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上的和解，但在柯西金和德米卡从布拉格回来之后，这些保守派却开始破坏协定，施压要粉碎杜布切克之改革的入侵。炎热的莫斯科，在共产党要员避暑的黑海别墅里，两派人马的争吵持续了整个六月和七月。
对德米卡来说，这不仅仅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也是关系到格里沙和他将来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的问题。十五年后，格里沙要上大学，再过二十年他要参加工作，再过二十五年他也许就会有自己的孩子。苏联会不会建立起如同杜布切克那样更具人性化的共产主义社会体系？还是会继续坚持目前这种共产党权威不可挑战、民众被克格勃残酷压制的暴政统治呢？
令人气愤的是，苏联总书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却是个随风倒的骑墙派。德米卡很瞧不起勃列日涅夫。因为害怕站在失败者一方，勃列日涅夫从不在确认哪方的意见会占上风之前随意做决定。他没有远见，没有勇气，没有让苏联变得更好的整体方案。勃列日涅夫算不上是个真正的领袖。
冲突在8月15日，星期四开始的政治局会议上达到了最高潮。和以往一样，正式会议只是大员们聊聊天握握手，真正的斗争发生在政治局委员助理们的准备会上。
在阳光下，德米卡和叶夫根尼·菲利波夫在漆成黄白两色的政治局大楼外面停着的车辆之间相遇了。“看看克格勃从布拉格发来的报告，”菲利波夫说，“反革命学生集会！公开谈论反共的俱乐部！秘密的武器储备！”
“这些事我一概不信，”德米卡说，“没错，的确有些改革的议论，但捷克斯洛伐克存在的危险被那些因失败而退居二线的前领导人夸大了。”事实上，这些敏感的报告是采取强硬路线的克格勃头子安德罗波夫为了迎合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一手炮制的。只是德米卡不傻，不会把真相大声说出来。
德米卡有可靠的情报来源：他的双胞胎妹妹坦尼娅就在布拉格。到了布拉格以后，坦尼娅除了发些立场含糊的文章给塔斯社之外，主要给德米卡和柯西金发送一些反映捷克斯洛伐克社会现状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说，除了一些守旧的共产党人以外，杜布切克是所有捷克斯洛伐克人眼中的大英雄。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人们很难探知外部社会的真相。苏联领导人扯了数不清的谎。在苏联，几乎所有文件都信不得：农产品产量、对外政策的评估、警方对嫌疑犯的审问记录，以及经济上的预测分析。人们常私下里说，报纸上唯一真实的版面是对电台和电视台节目的预报。
“我不知道形势会怎样发展。”周四夜里，娜塔亚对德米卡说。娜塔亚仍然在为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工作。“来自华盛顿的信号表明，如果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约翰逊总统什么都不会做。他有太多国内的麻烦需要处理——黑人发起的骚乱，对政治人物的暗杀，越南战争的进退，已经接踵而至的总统选举。”
他们结束了白天的粉刷，正坐在地板上一起喝啤酒。娜塔亚的前额有块黄色的漆印，不知为何，德米卡产生了想马上和她做爱的冲动。他不确定是现在就干，还是等两人洗完澡上床、娜塔亚说到“在我们结婚之前……”时再干。
德米卡不想把话题引到结婚上。“你怎么不说话了？”他问说完美国形势的娜塔亚。
“我们应该谈谈孩子的问题。”
“我们应该在一整个夏天没日没夜地干之前就考虑这个问题。”他们从来没进行过避孕。
“是的，但你已经有个孩子了。”
“是我们有个孩子，格里沙是我们的孩子，你是他的继母。”
“我很喜欢他，喜欢这个如此像你的孩子非常容易。可如果再多几个孩子你会怎么样？”
德米卡知道，不知为何，娜塔亚正在为孩子的事情担心。他要让娜塔亚安下心。他放下啤酒，抱住娜塔亚。“我爱你，”他说，“我想和你一起生孩子。”
“感谢上帝，”娜塔亚说，“我已经怀孕了。”
坦尼娅发现，在布拉格很难买到报纸。这是杜布切克取消新闻审查的讽刺结果。过去，很少有人阅读国有报纸上平淡又不真实的新闻报道。报纸开始说出真相以后，印出来的报纸又远远满足不了群众的需要。坦尼娅必须每天一大早就起床，在报摊售空前抢到一份。
电视也开禁了。在现在的电视节目中，工人和学生可以质疑甚至批评政府部长。释放的政治犯可以向当初把他们投入监狱的秘密警察当众提问。所有宾馆大堂的电视机旁几乎都围着如饥似渴看着电视上激辩的民众。
同样的场景发生在所有的咖啡馆、工人餐厅和市政厅里。被压抑了二十多年的民众突然间可以吐露心声，畅所欲言了。
对自由的向往是很容易传染的。坦尼娅开始相信过去的日子已经结束，不会再担惊受怕了。她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捷克斯洛伐克是个还存在着秘密警察和实施酷刑的地下室的共产主义国家。
她随身带着瓦西里第一部小说的打印稿。
和第一次收到的短篇小说一样，这部小说是在她离开莫斯科前不久一个不愿透露来历的陌生人在塔斯社办公楼外的街上交给她的。和前一次相同，瓦西里的字又小又密——无疑是为了节省纸张。这篇小说有个讽刺性的标题：《自由人》。
坦尼娅把小说打印在航空信纸上。她做好了自己的行李被人打开的心理准备。尽管坦尼娅是塔斯社的一名资深记者，但所住的旅馆房间依然有被人翻个底朝天的可能，布拉格老城区分配给她的公寓也可能被搜查。但她自认找的隐藏处还不错。尽管如此，她还是非常害怕。藏着的小说就像是只烫手的山芋。坦尼娅希望尽快把小说交出去。
她和英国一份报纸驻布拉格的记者交上了朋友，时机成熟以后她对那位记者说：“我在伦敦认识一位擅长东欧小说翻译的图书编辑。她是罗利出版社的安娜·默里。我想就捷克文学对她进行采访。你能帮我给她带个话吗？”
这条线索可以追查到坦尼娅和安娜的关系，所以十分危险。但坦尼娅必须冒些险，在她看来，这是可以承受的风险。
两周后英国记者对坦尼娅说：“安娜·默里下周二来布拉格。我没有你的电话号码，所以不能让她打电话给你，不过她会住在皇宫酒店。”
周二那天，坦尼娅给皇宫酒店去了个电话，留了个口信给安娜：“四点在扬·胡斯的纪念碑前和雅各布见面。”扬·胡斯是中世纪一位因坚持弥撒用本国语言而被教皇火刑烧死的哲学家。时至今日，他依然是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外国统治的象征。他的纪念碑坐落于老城区的中心广场。
各个宾馆的秘密警察对西方来客特别感兴趣，坦尼娅假定留在宾馆的口信秘密警察都会检查一遍，这意味着他们会到纪念碑监视，看看和安娜会面的是什么人。因此坦尼娅不会出现在会面地点。坦尼娅会在安娜前往纪念碑的必经之路上拦住安娜，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城区一家餐馆的名字，以及“晚上八点钟在雅各布预定的那桌见面”。
从宾馆到餐馆的路上，安娜仍然有被跟踪的可能。不过这种可能性不大：秘密警察没有足够的人手跟着所有的外国人东奔西跑。但坦尼娅还是采取了预防措施。尽管天气已经热了，但她还是穿着件皮外套早早地来到了餐馆。她没有坐在预定的餐桌上，而是换了张桌子。安娜走进餐馆以后，她马上低下头，偷看着安娜走到预定的餐桌边直至最终坐下。
安娜明显是个外国人。东欧没有任何一个人的衣着有她那么讲究。安娜穿着一身与丰满体型非常相配的深红色套装，另外还配了条显然是从巴黎弄来的彩色围巾。安娜长着很可能继承自雅利安-犹太人混血母亲的黑色头发和黑色眼睛。坦尼娅估计她应该快三十岁了，虽然青春不再，但安娜越来越漂亮了。
没有人跟在安娜身后。坦尼娅等待了十五分钟，观察着新来的客人。安娜坐下以后叫了瓶匈牙利白葡萄酒，喝下了一小杯。在此期间有四个人走进餐馆，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和一对正在约会的年轻人：看上去不会是警察。确定没有危险以后，坦尼娅走到预定的那桌，把外套脱下放在椅背上，然后和安娜坐在一起。
“谢谢你能来。”坦尼娅说。
“不必谢，这是我的荣幸。”
“这一路很远吧。”
“你给了我《冻伤》，为了你，走十倍的路也愿意。”
“他又写了本小说。”
安娜靠在椅子上，满意地叹了口气。“我就希望你说这个来着，”她往坦尼娅的杯子里倒白葡萄酒，“稿子在哪儿？”
“我藏起来了，离开餐馆之前再交给你。”
“好吧，”安娜很疑惑，因为四处没有任何能放打印稿的地方，但她接受了坦尼娅的说法，“能见到你我很高兴！”
“我早就知道《冻伤》是部杰出的作品，”坦尼娅话锋一转，“但没料到会取得如此大的成功。因为没找到作者是谁，克里姆林宫内部为这事而恼羞成怒。”
“我想告诉你，他能拿到很大的一笔版权费。”
坦尼娅摇摇头说：“如果收到海外汇来的钱，那他的身份就曝光了。”
“也许将来有一天这笔钱会汇给他的。我已经让伦敦最大的作家代理公司为他做代理。”
“什么是作家代理？”
“寻找合适的作家，代表作家和出版社敲定合同，确保出版社按时付酬。”
“我从来没听说还有这种机构。”
“这家作家代理公司为他用伊万·库兹涅佐夫的名字开了个银行账户。你应该好好想想是不是要用这笔钱来进行投资。”
“这笔钱有多少？”
“一百多万英镑。”
坦尼娅非常吃惊。这笔钱能够到手的话，瓦西里将成为全苏联最富有的人。
他们点了晚餐。近几个月，布拉格的餐馆改进了很多，但供应的仍然是匈牙利的传统饭食。很快，她们点的牛排和涂了奶油和一调羹红莓果酱的切片方糕就上来了。
安娜问：“布拉格的局势怎么样了？”
“杜布切克是个正直的共产党人，希望把捷克斯洛伐克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内部，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对莫斯科构不成真正的威胁。但克里姆林宫的大佬们却并不这样看问题。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你有孩子吗？”
坦尼娅笑了。“问得好。也许我们这代人可以忍受目前苏联的这种体系，平安地把生活过下去。但我们是否有权让下一代继续承受这种悲惨和压迫呢？告诉你，我没有孩子。但我有一个很喜欢的侄子格里沙，格里沙是我双胞胎哥哥的儿子。今天早晨我收到哥哥的一封信，信中说即将成为他第二任妻子的女人怀孕了，因此我又会有个侄子或侄女。为了他们，我希望杜布切克能成功，其他共产主义国家能仿效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功实例。但苏联主导的这个体系非常保守，比资本主义更不知变通。从长远看，这会给共产主义社会带来最为致命的打击。”
吃完晚饭以后，安娜问坦尼娅：“如果无法给作家支付报酬的话，你能帮我们转送礼物给他吗？你知道西方有什么东西是他需要的吗？”
瓦西里最需要的是台打字机，但会暴露他的作家身份。“要件毛衣，”她说，“一件真正厚实的毛衣。他总是觉得冷。还要些内衣，那些长袖长裤管的内衣。”
安娜似乎对伊万·库兹涅佐夫的生活如此艰辛感到非常吃惊。“我明天去维也纳，给他买质地最好的毛衣和内衣。”
坦尼娅高兴地点了点头。“星期五还是在这里见面，可以吗？”
“当然可以。”
坦尼娅站起身。“我们最好分别离开。”
安娜的脸上出现了惊慌的神色。“你说的打印稿在哪儿？”
“穿上我的外套。”坦尼娅说。安娜比坦尼娅壮，外套对她来说略小了一点，不过还是可以穿上。“到了维也纳以后，拆开衬里。”她握着安娜的手说，“别弄丢了，我没留备份。”
后半夜，坦尼娅被床的震动惊醒。她惊恐地坐起来，以为秘密警察来抓她了。开灯以后，她发现房里没有别人，但并不是她在做梦。床头柜上放着格里沙照片的相框也震个不停。梳妆台玻璃台面上的化妆品瓶也不断发出“叮当、叮当”的撞击声。
她跳下床，走到打开的窗前。天空已经出现了微光。附近的大街上传来轰轰隆隆的声音，但坦尼娅不知道声音的来源。她依稀感到一阵害怕。
她想把皮外套穿上，但马上想起已经把它给了安娜。她飞快地套上蓝色牛仔裤和毛衣，穿上鞋，匆匆地离开了宾馆房间。尽管时间很早，但街上已经聚集起人群。她行色匆匆地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
到了主干道以后，坦尼娅马上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噪音来自于轰隆行进的坦克。坦克在街上缓慢却不可阻挡地前进，履带发出难听的喧闹声。驾驶坦克的是穿着苏军制服的年轻士兵，有的甚至还只是孩子。坦尼娅在黎明的微光下放眼望去，看见前前后后有几十辆或上百辆坦克一直延伸到了查尔斯桥，以及更远处。人行道上捷克人三三两两地站着，许多人还穿着睡衣，他们失望和迷茫地目睹着自己的城市被苏联人践踏。
坦尼娅意识到，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赢了。捷克斯洛伐克被苏联入侵。希望随着改革的转瞬即逝而破灭了。
坦尼娅看了站在身边的中年妇女一眼，这个女人戴着妈妈安雅每晚都会戴的老式发网。她的脸上已经挂满了泪水。
这时，坦尼娅才感觉到自己的面颊也湿了。她已泪流满面。
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的一周之后，乔治·杰克斯穿着内衣坐在自己家的沙发上，看着电视里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现场直播。
午饭时他加热了一罐番茄汤，就着锅草草地喝下。喝完汤以后，他把残留着黏稠汤汁的锅顺手放在了桌上。
他知道该去做什么。他应该套上件西装，找新工作，新女友，展开全新的生活。
但不知为何，他就是定不下心。
他知道什么是沮丧，他知道自己现在的心情万分沮丧。
他被电视画面上芝加哥警察的横冲直撞稍微分了下心。几百名示威者平静地坐在会议中心外的路边。警察挥舞着警棍，残暴地击打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似乎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直播的电视镜头中犯罪——或者说，虽然知道，但根本无所谓。
有人命令放警犬咬示威者，这个人很可能是戴利市长。
乔治大略估计了一下政治局势。非暴力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已经走到了尽头，马丁·路德·金和鲍比·肯尼迪的死说明这种策略完全错了。黑豹党才是对的。戴利市长、罗纳德·里根州长、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和他们手下推崇种族主义的警察头子会用暴力来打击一切不符合他们口味的人。黑人和美国社会一切要挑战恃强凌弱社会现象的人只有用枪来保护自己。现在，芝加哥警察正在用以往对待黑人的方式对待中产阶级的白人青年。斗争策略的确不改不行了。
门铃响了。乔治皱起眉，不知这个时候谁会来。这个时候他不想和任何人说话，不希望家里会来客人。他没理睬门铃声，希望来人会自行离开。门铃又响了。我也许不在家，他琢磨着，来人怎么会知道他在家呢？门铃固执地响了第三次，乔治意识到来人不见到他是不会走了。
他开了门。来的是他母亲。杰姬带来了一锅盖着盖子的炖杂烩。
杰姬上下打量了他一遍。“我就知道会这样。”她直接走进了乔治的房间。
杰姬把锅放在乔治的炉子上，打开火，开始炖。“去洗个澡，”她告诉儿子，“刮干净脸上的胡子，穿上体面的衣服。”
乔治想争辩，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争辩的力气。照着杰姬的话做应该更容易一点。
杰姬开始收拾屋子。她把汤锅放进水槽，叠好随处乱扔的报纸，最后打开了窗户。
乔治回到自己的房间。他脱掉内衣，洗了个澡，然后又刮了胡子。但明天起床以后，他多半还会保持刚才那副样子。
乔治穿上卡其裤和纽扣领的蓝衬衫回到客厅。炖肉确实很香。杰姬摆好饭桌。“快坐下，”她说，“晚餐准备好了。”
杰姬用番茄酱、青椒和乳酪块炖了鸡。乔治无法抵挡食物的诱惑，吃下去两大勺。杰姬洗好餐具以后，乔治负责擦干。
他们一起坐在沙发上收看大会的实况转播。亚伯拉罕·雷比科夫参议员正在发言，在最后一刻提名乔治·麦克格文作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候选人。他的话掀起了一阵波澜：“如果乔治·麦克格文能当上美国总统，那芝加哥的警察就不能像盖世太保那样在街上胡作非为了。”
杰姬说：“老天，他当众对芝加哥的警察提出了控诉。”
会议厅一下子安静下来。这时导演把镜头切给戴利市长。他脸色通红，脖子上青筋直露，两只眼睛像青蛙一样凸出。一时间他和手下的警察一样忘了自己在电视上，愤怒地对雷比科夫狂吼。
麦克风没能录到他说的话。“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乔治自言自语地说。
“我能告诉你。”杰姬说，“我会读唇语。”
“我从来不知道。”
“九岁的时候，我生病耳聋了。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出病因，通过手术治疗，我的听力恢复了。但我一直记得读唇的技巧。”
“妈妈，证明一下，告诉我，戴利市长对亚伯拉罕·雷比科夫说了什么。”
“他说：‘去你妈的，你这个犹太人生的狗杂种。’”
瓦利和杜杜住在芝加哥希尔顿酒店十五楼，尤因·麦卡锡竞选总部就在这一层。大会最后一天，周四午夜回房时他们又累又沮丧。他们失败了——约翰逊的副手赫伯特·汉弗莱最终被提名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竞选将在两位支持越南战争的政客之间展开。
他们连抽大麻的兴致都没。因为害怕被新闻界逮到攻击麦卡锡的把柄，他们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吸大麻了。他们看了会电视，上了床，伤心得没有做爱。
杜杜说：“该死，还有两个星期我就要回学校上学了。我实在没心思去上学。”
“我想我会录盘唱片，”瓦利说，“我又创作了几首新歌。”
杜杜感到狐疑。“你觉得能和戴夫恢复以前的关系吗？”
“我想和他恢复朋友关系，但他不太会肯。打电话告诉我探访柏林家里人的时候，他的语气很冷淡，不过他真是为我做了件大好事。”
“上帝啊，我们真的伤到了他。”杜杜的语气悲伤。
“他的事业倒发展得不错，出了个人专辑，还制作了自己的电视谈话类节目。”
“那你怎么录唱片？”
“我去伦敦录。刘会为我击鼓，布兹会弹贝斯：他们都对戴夫拆散乐队而怀恨在心。我会和他们把曲子大体录一遍，然后加上我自己的歌声，之后再花点时间增加一些吉他声和和音，也许还会增添一些拨弦和号角声。”
“喔，看来你真的用过心了。”
“会花上些时间，我已经有半年没进过录音棚了。”
门口突然传来“砰”的一声，从玄关照进来一束强光，瓦利吃惊和害怕地意识到有人破门而入。他把床单扔在一旁跳下床，高声对来人喊：“该死，到底怎么回事？”
房间灯亮了，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穿过被击碎的门走到他们面前。瓦利问警察：“究竟怎么回事？”
警察没有回答，其中一个警察拿起警棍，对他进行击打。
瓦利试图闪躲，警棍虽然没落在他的头上，但还是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他痛苦地叫了起来，杜杜则尖声大喊。
瓦利抓着受伤的肩膀退到床边。警察再次举起警棍。瓦利往后一跃，跳上床，警棍砸在了他的脚上。瓦利疼得不能自制，痛苦地发出呜咽。
两个警察齐齐地举起警棍。瓦利翻过身，用身体护住杜杜。一根警棍打向了他的背，另一根警棍打向他的大腿。杜杜告诉喊：“请你们快停下，我们没有做错任何事，别再打他了。”
瓦利又遭到两次重击，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突然，击打停止了，警察踏着沉重的靴子穿过房间，离开了。
瓦利从杜杜身上翻下来。“该死的，还真疼啊。”他说。
杜杜跪在地上，试着查看瓦利身上的伤势。“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杜杜问。
瓦利听到房间外面传来更多门被砸破的砰砰声，以及更多人被拖下床遭受殴打而发出的尖叫声。“芝加哥警察可以任意妄为，”他说，“这里比东柏林的情况还要糟糕。”
十月，在一架飞往纳什维尔的飞机上，戴夫·威廉姆斯坐在一个尼克松支持者身旁。
戴夫去纳什维尔录张唱片。位于纳帕河谷的黛西庄园里，他自己的录音棚还在装修。其次，一些著名音乐家住在纳什维尔。戴夫觉得，摇滚乐变得太循规蹈矩了——混合迷幻乐和二十分钟吉他独奏，他要制作一张专辑，采用经典的两分钟流行歌曲，类似《我最好朋友的女友》《我在葡萄树间聆听》和《越野越强》。另外，他知道瓦利正在伦敦录制个人专辑，他不想落在后面。
他去纳什维尔还有另一个理由。摇滚乐全球巨星巡演中和他调情的露露·斯莫这时正在纳什维尔当伴唱。他需要有人帮他忘掉杜杜。
戴夫手里报纸上的头版照片来自正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照片拍摄的是两百米短跑的颁奖仪式，金牌获得者是打破两百米世界纪录的美国黑人托米·史密斯。银牌获得者是澳大利亚白人选手，另一个美国黑人获得了铜牌。三个人都在自己的奥林匹克选手服上戴上了人权徽章。奏响《星条旗进行曲》的时候，两人低下头，举起拳头做出了象征黑人权利的致敬礼。报上登的就是他们敬礼时的照片。
“真丢脸。”头等舱里坐在戴夫旁边的人说。
那人大约四十来岁，穿着西装、白衬衫，打着根领带。他从一个文件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打印文件，正用一支圆珠笔在上面作标注。
在飞机上，戴夫一般不和陌生人说话。只要一谈话，对话总会往当个流行巨星感受怎样的方向转，戴夫不喜欢谈论这个话题。但身边的这个陌生人显然不知道戴夫是谁。戴夫不知道这种人整天都在想些什么。
邻座又说：“我希望国际奥委会的主席把他们扔出奥运会，这些人真他妈该死！”
“国际奥委会主席名叫艾弗里·布伦戴奇，”戴夫说，“报纸上说，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他就抵制过德国人行纳粹礼。”
“我也反对行纳粹礼，”这位商人说，“奥运会比赛应该与政治无关。我们的运动员是作为美国人在参赛。”
“赢得比赛和参军的时候他们是美国人，”戴夫说，“但当他们想买你家隔壁房子的时候，他们却又是黑人了。”
“事实上我赞成种族平等，但循序渐进肯定好过快速切换。”
“也许在美国社会做好完全平等的准备之前，我们在越南应该有一支全都是白人的军队。”
“我也反对战争，”商人说，“如果越南人犯傻想加入共产党，那就随他们去。我们应该担心的是美国的共产党人。”
戴夫觉得和他的想法相差太远。“你是做什么生意的？”
“我为电台拉广告。”他向戴夫伸出手，“我叫容·琼斯。”
“我叫戴夫·威廉姆斯。我是做音乐的。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问十一月你准备投谁的票？”
“尼克松。”琼斯毫不犹豫地说。
“你反对战争，又同意循序渐进地实现种族平等，这应该是汉弗莱的主张啊！”
“我才不管什么政治主张呢！我有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要养，还有汽车贷款和房屋贷款，这才是我关心的头等大事。我努力奋斗当上了地区销售经理，希望在几年后当上全国销售经理。我为这个目标竭尽心力，不想被任何人挡道：引发骚乱的黑人别想挡我的道，嗑药的嬉皮士别想挡我的道，为莫斯科工作的共产党人别想挡我的道，赫伯特·汉弗莱这个没种的自由主义者更别想挡我的道。我不在乎你对尼克松有何看法，我只想告诉你，他代表着像我这样的很多人。”
戴夫感觉厄运将至，尼克松的取胜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乔治·杰克斯穿上白衬衫和西装，戴上领带，几个月来第一次前往赛马俱乐部和玛丽亚·萨默斯吃午饭。午餐的邀约是玛丽亚提的。
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玛丽亚和杰姬谈过。杰姬告诉玛丽亚乔治整天在家里无所事事。玛丽亚肯定会让他振作起精神。
他一点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人生已经被毁了。鲍比死后，总统将在汉弗莱和尼克松中产生。没有任何办法能制止战争、实现种族平等，新总统甚至无力阻止警察肆意殴打他们讨厌的人。
不过他还是答应了玛丽亚的邀约。他们已经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成熟的玛丽亚越发美丽。她穿着黑裙子，深色短外套，颈间戴着一串珠宝，表现出了司法部中级官员应该有的自信和权威。她没要鸡尾酒，而是直接点了餐。
侍者走后，玛丽亚对乔治说：“这次是你没扛过去。”
乔治知道玛丽亚是在拿他对鲍比遇刺的悲痛和她失去肯尼迪总统的痛苦作对比。
“心里破开了个口子以后，就再也弥补不了了。”玛丽亚说。
乔治点点头。玛丽亚说得很对，这种悲痛很难忘却。
“工作是最好的解药，”玛丽亚说，“还有时间。”
乔治意识到，玛丽亚已经从失去总统的悲痛中恢复过来了。玛丽亚显然比他更痛苦，肯尼迪总统不仅是她的朋友，而且是她的情人。
“你帮了我，”玛丽亚说，“你帮我在司法部找了份工作。司法部的新环境和新挑战成了我的救赎。”
“你没有新男友吗？”
“没有。”
“你仍然一个人住吗？”
“我有两只猫，朱利叶斯和露比。”
乔治点点头。独身状态有助于玛丽亚在司法部立足。司法部上层不愿提升可能怀孕和离职的已婚妇女，愿意保持独身的老姑娘能获得更多的机会。
菜上来了，他们安静地吃了几分钟菜。过了一会儿，玛丽亚放下刀叉。“乔治，我想要你重回职场。”
乔治被她的关切所打动，对她重建人生的决心深感钦佩，但却一点劲头都提不起来。他无助地耸了耸肩：“鲍比死了，麦卡锡没取得提名，我还能为谁工作呢？”
玛丽亚说出了一个令他感到惊讶的名字：“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
“给那家没良心的律师事务所打工吗？”乔治从哈佛毕业时就拿到过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录取资格，后来因为参加自由之行取消了。
“你可以做他们的民权律师。”玛丽亚说。
乔治对这种讽刺的对比感到很兴奋。七年前，他因为参加民权运动而被取消了在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资格，现在他却有望当上这个律所的民权律师。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的感觉开始好了一些。
“你在司法部和国会山都工作过，你的资源对他们来说是无价之宝，”她说，“另外，现在对华盛顿的律师事务所来说，有个黑人律师是件非常时髦的事情。”
“你怎么知道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需要律师呢？”乔治问。
“我们的工作和他们有很多交集，经常需要敦促他们的客户遵守政府法令。”
“我可不想代表那种违犯民权法令的公司。”
“就把这当作一种学习体验吧。你可以学到有关平等的法规是如何实施的。如果哪天你重返政坛，这会对你大有裨益。同时，你还会赚到很大一笔钱。”
乔治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重返政坛。
他抬起头，看见父亲穿过餐馆向他走来。格雷格说：“我刚吃了午饭——能和你们一起喝杯咖啡吗？”
乔治觉得这个巧合很可能是玛丽亚安排好的。他记得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老伦肖是格雷格儿时的玩伴。
玛丽亚对格雷格说：“我们正谈到让乔治重返职场的事呢！福塞特·伦肖律师事务所要他过去。”
“伦肖跟我提了。你对他们很有用，你在司法部和国会山的关系是他们梦寐以求的。”
“尼克松看来会当上总统，”乔治有些顾虑，“我的大多数线人都是民主党人。”
“他们仍然会对你有用。尼克松在总统的位置上应该坐不长。他终将会身败名裂的。”
乔治惊奇地扬起眉毛。格雷格是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希望尼尔森·洛克菲勒这种人出任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尽管如此，乔治还是对父亲的背离感到吃惊。“你觉得呼吁和平的运动会摧毁尼克松吗？”乔治问。
“做梦去吧。但他会以另一种方式毁灭。尼克松不是林登·约翰逊，尼克松熟知外交政策——兴许比华盛顿大多数人都懂。别被他有关共产党人的愚蠢演讲蒙骗，那只是说给住活动住房的支持者们听的。”格雷格对政治相当内行，“尼克松会把美国带出越南战争的泥沼，他会说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和平运动影响了我们的军事实力。”
“那为什么尼克松还会身败名裂呢？”
“迪克·尼克松爱撒谎，”格雷格说，“尼克松只要一张开他那张该死的嘴，就没有一句真话。1952年共和党入主白宫以后，尼克松宣称在政府里发现了几千名奸细。”
“你们找到了多少？”
“一个都没找到。作为年轻的共和党众议员，我对当时的事情一清二楚。他告诉媒体，我们在卸任的民主党政府文件里发现了一份让美国走向共产主义的计划书。记者们要求查看这份计划书。”
“他根本拿不出这份计划书。”
“是的。他还说他还找到了一份美国共产党的秘密备忘录，备忘录中详细记载了渗透民主党的计划方案。这份备忘录同样没人见过。我猜迪克的妈妈从来没告诉过他撒谎是项大罪。”
“政治上的欺骗太多了。”乔治说。
“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充满了欺骗。但很少有人像尼克松那样不知廉耻地整天撒谎。他根本就是个骗子，坏到骨子里了。目前为止，尼克松还没有因为欺骗而受过惩罚。普通人可以撒谎，但总统不一样。记者们知道他们在越南战争的问题上受了骗，因此他们会越来越认真地审视政府之后的一言一行。迪克很快会被他们抓到现行而倒台。告诉你，就算到那时他也不会悔改，他会说记者和他完全一样。”
“希望你是对的。”
“乔治，投入工作吧，”格雷格请求道，“有很多地方可以让你发挥。”
乔治点点头。“好吧，我会考虑。”
克劳斯·克劳恩长着一头红发。他的头发是深红色的，但身体其他部分的体毛却是姜黄色的。丽贝卡特别喜欢克劳斯腹股沟到肚脐那块三角形的体毛。进行两人喜欢的口交时，丽贝卡常看着那里。
她躺在克劳恩的肚子上，把指尖插入他的头发。这是个周一的晚上，他们一起待在克劳恩的公寓里。丽贝卡不用在周一晚上开会，但她假装有会，伯纳德会配合着假装相信她。
在两处轮流住很好安排，心里却很难适应。丽贝卡无法把克劳恩和伯纳德分隔在心房的不同两处，最后她只能放弃。她为自己对伯纳德的不忠感到有罪。但这种罪恶却换来了一个喜欢她的男人热情而令人舒适的性爱。伯纳德也默许了。丽贝卡一次次告诉自己，这种安排是行得通的。
这年头人人都在偷情。人们像飞蛾扑火一样地渴求爱。丽贝卡不是嬉皮士——她是个教师，还是个受人尊敬的市议员——但如同无意中会吸些大麻一样，丽贝卡同样也被滥交的大环境所影响。有何不可呢？她常这样自问。反正造不成什么伤害。
回首迄今为止的三十七年人生，丽贝卡只对几件自己没有做的事感到后悔：她没能看清坏透了的第一任丈夫；没有在可能的时候为伯纳德生个孩子；没有早几年逃脱东德的暴政。
至少今后回首往事的时候，丽贝卡不会为没和克劳斯穷尽鱼水之欢再怅然若失了。
克劳斯问：“你快乐吗？”
是的，她心想，当短暂忘了伯纳德的时候我很快乐。“当然，”她说，“不然我就不会摆弄你的阴毛了。”
“我很享受和你在一起的时间，但时间实在太短了。”
“我知道。我也想有第二种人生，能整天和你在一起。”
“如果周末能在一起我就满足了。”
想改变话题已经太迟了，丽贝卡知道这个问题早晚会被提及。她一时忘却了呼吸。
丽贝卡一直担心将要面临的这一刻。周一晚上对他们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了。克劳斯或许对这种一周一次的安排从来没满足过。“真希望你没这么说。”丽贝卡对克劳斯说。
“你可以找个护士照顾伯纳德。”
“我知道。”
“我们可以开车去没人认识我们的丹麦，住在一家不大的海边旅馆。沿着漫无边际的海滩，呼吸弥漫海水咸味的空气。”
“我也想这样，”丽贝卡站起身，她心烦意乱地寻找着自己的内衣，“问题是什么时候会比较合适。”
“不必着急，我没强迫你。”
“我知道，你很为我着想。”
“如果你不想整个周末都离开家，我们就不特别安排。”
“周末不行。”丽贝卡找到内裤穿上了，又去拿胸罩。
“那你为何现在就穿上衣服呢？我们至少还有半小时啊！”
“一开始，我就对自己发誓，要在不可收拾前悬崖勒马。”
“不！抱歉我有了和你共度周末的想法。我保证不再提了。”
“不是这个问题。”
“问题在哪儿？”
“在我身上。我很想和你去丹麦过周末，甚至比你还想。”
克劳斯表情疑惑。“那为什么……”
“所以要我作出选择的时候到了。我无法同时去爱你们两个。”丽贝卡拉上裙子的拉链，穿上鞋。
“选我吧，”他乞求道，“你已经陪了他六年了。这难道还不够吗？他怎么会感到不满足呢？”
“我对他发过誓。”
“那就违背好了。”
“违背诺言的人在人格上很渺小，就像身体上缺了一块似的。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比真正残疾还要糟糕。视发誓为儿戏的人在灵魂上残缺了一块。”
他的表情很羞愧：“你说得对。”
“克劳斯，谢谢你爱我。我会永远记住周一晚上的每分每秒。”
“我不相信我竟然失去了你。”克劳斯背过脸去。
丽贝卡想再吻他一次，但决定还是算了。
“再见。”说完，她就离开了。
选举终于迫近了。
九月时，卡梅隆确信理查德·尼克松就要赢了，他感到欣喜若狂。尼克松在民意调查中遥遥领先。芝加哥民主党大会期间警察引起的骚乱时时回荡在电视观众的脑海中，严重败坏了尼克松对手赫伯特·汉弗莱的形象。但到了十月，卡梅隆才发现选民是健忘的，汉弗莱在逐渐缩小和尼克松的差距。选举前的星期五，哈里斯民意调查表明，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比百分之三十七领先三个百分点。周一，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尼克松以百分之四十二比百分之四十领先两个百分点。选举日当天的哈里斯民意调查说，汉弗莱稍稍领先了一个“身位”。
选举日的晚上，尼克松住进了纽约的华道夫宾馆。卡梅隆和一些主要志愿者集中在配备有电视、冰箱里装满啤酒的很不错的房间里。卡梅隆看着身边的众人，兴奋地揣测着尼克松如果获胜的话，这些人有多少可以进入白宫。
在竞选的过程中，卡梅隆结识了一个长相普通、做事认真的女孩，名叫斯蒂芬妮·马普尔。无论是为了庆祝胜利，还是失败后相互安慰，卡梅隆都想寻求和她上床的机会。
十一点半时，他们在电视上看见长期以来一直担任尼克松新闻助理的赫伯·克莱因正在七层楼之下的新闻发布厅发表讲话。“我们仍然以三百到五百万张选票的优势领先，我想现在是三百万张。”卡梅隆和斯蒂芬妮对视了一眼，会意地扬起了眉毛。他们知道赫伯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到午夜为止，汉弗莱在已经统计的选票中领先了六十万张。午夜过后，传来了更令卡梅隆感到失望的消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汉弗莱赢得了纽约州——不是一丁点儿，而是整整五十万张选票。
这时，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比东部晚三个小时截止计票的加利福尼亚州身上。好在尼克松赢得了加利福尼亚。接下来就看伊利诺斯的了。
没人可以预测得准伊利诺斯州的选举结果。伊利诺斯州民主党大佬、芝加哥市市长戴利经常明目张胆地说谎。戴利的权威会被电视直播中警察欺凌孩子的画面削弱吗？他对汉弗莱的支持可靠吗？汉弗莱曾经含沙射影地批评过戴利，他说：“去年八月的芝加哥充满了痛苦。”恃强凌弱的人容易被激怒，据说戴利一直对汉弗莱的批评耿耿于怀，他的支持并不是那么地真心实意。
无论是何种原因，最终戴利并没把伊利诺斯交给汉弗莱。
当电视里宣布说尼克松以十四万张选票的优势获胜时，尼克松的志愿者们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声。竞选结束，尼克松赢了。
相互庆祝了一会儿以后，志愿者们各自回房，他们要在明早尼克松发表胜利演讲之前小睡几个小时，卡梅隆小声对斯蒂芬妮说：“再喝一杯吧！我的房里放了一瓶酒。”
“不喝了，谢谢你，”斯蒂芬妮说，“我已经很累了。”
卡梅隆隐藏着自己的失望。“改天吧。”
“好的。”
回房间的路上，卡梅隆遇见了约翰·埃利希曼。“先生，祝贺您。”
“卡梅隆，我也祝贺你。”
“谢谢。”
“你什么时候毕业？”
“六月。”
“毕业后来找我，我也许可以给你找份活儿干。”
这正应了卡梅隆的希望。“谢谢你！”
尽管被斯蒂芬妮拒绝，但回房时卡梅隆依然情绪高涨。他设了闹钟，倒在床上，筋疲力竭但精神亢奋。尼克松赢得了选举。自由主义横行的六十年代终于过去了，从现在开始人们想得到什么必须要工作，而不是通过游行去争取。美国将再次成为一个强大、保守、富有的法治社会。华盛顿将成立一个全新的政府。
卡梅隆将是其中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