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种人喜欢说话，大家都知道。我和歌手合得来，因为他也喜欢说话，哪怕是他拿起吉他、用“主义”押韵“对立”的时候也还在说话。哪怕是他用“主义”押韵“对立”的时候，他依然期待你的回应，因为人们啊，咱们这是在对话。要我说，雷鬼无非是一个人在说话，向另一个人讲道理，来来回回地对话。
但你也要知道。有些人不说话。喜欢说话的人和喜欢说话的人来往，而保持安静的人和保持安静的人来往。保持秘密的人和保持秘密的人来往。你去一定的派对、一定的会议，你见到乔西·威尔斯去找一定的人或者一定的人来找他，他们在一起同样保持安静。但昨夜很热，没有月亮，这会儿第二天几乎还没诞生。我睡了一个小时，因为灵魂中的不安而惊醒。太久了，有些东西困在我的脑袋里实在太久了，必须从我的嘴里吐出来才行。假如我是作家，我会把它们写出来。假如我是天主教徒，我会用言语淹没整个忏悔室。
我女人去厨房煮茶，炖腌猪肉和山药。她知道我喜欢什么，我骂她夜里打鼾像驴叫，她却哈哈大笑。咱在夜里发出其他声音的时候你可没有抱怨，她边说边晃着屁股走向厨房。我赶在她走远前上去拍了一巴掌，她看着我说提醒我告诉你唱歌的朋友，你还在偷偷吃猪肉。有一秒钟我以为她是说真的，但她哈哈一笑，唱着《姑娘我有个约会》走开了。有些男人一辈子都找不到能治好他们猎女症的女人。但就连我妻子对我灵魂中的不安也无能为力。她能让食物更甘美，用更柔和的动作按摩我的头部，她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叫他们今天别来家里，但她也知道无论她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法平静我的灵魂。
也许是因为十二月。毕竟只有到了《启示录》才能看清《创世纪》，对吧？进入十二月让我想起一月。不仅因为民族党把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人人都知道共产主义已经渗入牙买加。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来到牙买加，但没有人知道也有越来越多的牙买加人去古巴。等他们回来，AK47在他们手上就会熟练得像是天生会用。是的，圣凯瑟琳正在建造一所学校，工地上没有一个人说英语。没等上帝醒悟过来说，等一等这是搞什么？所有医院里的医生就都叫恩内斯托或帕勃罗了。一月从我这儿拿走了某些东西交给乔西·威尔斯，而现在人人都知道了。
十二月初，在给我们任何任务、任何酬劳和任何圣诞礼物之前，彼得·纳萨尔先给我带了个信。他说，告诉你的手下，这一季和接下来的日子里，要多煮香蕉、烤山药、炸土豆、挖芋头，但别惦记包子、面点、蛋糕和其他需要面粉的东西了。我没太琢磨他的这番话，甚至忘了转告我的社群和散播这个消息，但我告诉了我的女人。
12月30日，第一个。1月2日，又是三个。1月22日，上帝抛弃了圣托马斯。十三个人，家人和朋友，开始头痛、呕吐、抽搐，有几个人瞎了。他们狂泻不停，昏迷、醒来又昏迷，颤抖得像是上帝在用雷霆惩罚他们。就连死后，他们依然无法停止腹泻和颤抖。他们都死于同一天的同一顿饭。谣言四起，就像1964年的小儿麻痹症瘟疫，许多男女害怕得把自己锁在家里。在面粉里，在面粉里，在面粉里，他们说。面粉里写着死亡，死神在十七个人的心脏上做了标记。第二天，卫生部说一艘德国商船运到牙买加的散装面粉里被下了俗称“岳母药”的除草剂。不过牙买加人知道这种毒药，我们早在《十一罗汉》之前就禁用了它。
彼得·纳萨尔在一月露面。他再次来拥抱我，但问乔西·威尔斯车换了新电池情况如何，我不禁心想那和他有什么关系。但他和我说话与和乔西·威尔斯说话的方式不同。他说IMF【109】应该代表“都是曼利的错”，他不可能拯救这个国家，不可能保护她，甚至不可能控制她。有趣的是他和乔西·威尔斯聊电池和姑娘，邀请他周二去打飞靶，和我谈的却是政治。我对乔西·威尔斯、中国佬、哭包和其他人说，白种商人和政客要来说服大家相信总理能够管好这个国家。等我们成功之后，他们甚至不该相信他能管好金斯敦。
我从来不需要说服，民族党没有为民族党之外的任何人做过任何事情。而劳动党，我们没有恳求，他们就来到了贫民窟，那是五十年代，我刚长到该去上学的年纪，他们把屎尿横流的肮脏地方变成了建筑物，就像《美好时光》电视剧里的楼房。然后他们建造了哥本哈根城，我母亲一生中第一次在有遮蔽的地方洗澡。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来贫民窟的不是民族党，他们是在哥本哈根城建成后来的，匆匆忙忙建起了名叫八条巷的狗屁地方。他们在狭窄的巷子里塞满了与我们敌对的民族党支持者，塞满了会开枪的任何一个白痴。
但谁能赢得西金斯敦就能赢得金斯敦，谁能赢得金斯敦就能赢得牙买加，1974年，民族党释放了两头丛林野兽，一个叫邦廷-班顿，另一个叫抹布。民族党从来就不可能赢下西金斯敦，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因此他们玩弄阴谋，创造了一个名叫中央金斯敦的新区，把他们的人塞进去。他们让谁管理那里？邦廷-班顿和抹布。在他们之前，贫民窟的战斗只是刀战。他们的帮派有三十多号人，骑着红色和黑色的摩托车穿过金斯敦，嗡嗡嗡的声音像是黄蜂军队。邦廷-班顿和抹布的帮派在一场葬礼上袭击我们，我们立刻明白游戏有了新的规则。人们总以为现在谁也不记得是谁先挑起事端的了，但是，体面人啊，请不要扭曲贫民窟的历史。首先挑起事端的是邦廷-班顿和抹布。民族党在1972年大选中获胜后，天下大乱。
他们先抢走了我们仅仅在四年前得到的工作，然后那两个小子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城区，就好像我们是地痞，他们是怀亚特·厄普【110】。他们连自己人也不放过，砍死与自己党派有关系的工会首领，因为他号召劳动者起来罢工。差不多去年这个时候，一辆白色面包车开到退隐路劳动党总部门口停下。面包车挡住里面人的视线，他们陡然冒了出来，杀人蜂发动攻击，班顿/抹布帮派骑着摩托车嗡嗡突袭。他们砸碎家具，撕烂文件，杀死男人，殴打女人，强奸两名女性后离开。有一点最特别的：从头到尾，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过一个字。
但这个帮派只是懦夫。他们不敢来哥本哈根城，不敢挑战头脑，只敢砍杀手指和脚趾，他们杀个没完，最后我对彼得·纳萨尔说，沉睡的巨人必须苏醒了。等我们收拾完他们，六号巷被烧成白地，所有女人跪地哭号，因为她们以前从不需要把脑浆塞回死去儿子的脑壳。等我们收拾完他们，七号巷只剩下蜥蜴还能动弹。
但他俩开始认为他们能操纵民族党了。党送他们去古巴。抹布，他有这个外号是因为他是拉斯塔法里教徒，他的脏辫看上去就像破抹布，他来到古巴，参加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派对。没有人告诉过这位同胞，古巴的国菜是猪肉。他大发雷霆，就好像耶稣进了被犹太人变成市场的神殿。他甚至踢翻了卡斯特罗的桌子。抹布变成了他所属党派的麻烦。这时候一个人找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找到神父，神父是唯一能在劳动党和民族党的土地上畅行无阻的人，神父找到我。我亲自摸清那个逼眼儿的行踪，吩咐中国佬去斯坦顿酒吧，悄悄走向姑娘们四散逃开的起点，姑娘们会边咒骂边捂住她们的屁股、胸部或下体。中国佬身手很好，能用一颗子弹干掉一个小子，他走到抹布背后，朝着后脑袋就是一枪，那张桌子周围的女人都没尖叫，直到第三颗子弹打进第一颗子弹打出的窟窿，鲜血溅到她们身上。中国佬打光六颗子弹，像一丝后悔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1975年3月，警长杀手在一位女教众的圣经里留下字条，告诉我邦廷-班顿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就在达令街上，他去找他的女人，离目的地只剩下三个路口了，乔西和四个人在他的车旁边停下，用子弹给逼眼儿洗了个澡，打得连发动机都熄火了。邦廷-班顿的葬礼非常隆重，据说有两千民众前去吊唁。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我知道总理、副总理和劳工部部长都去了。
但那是1975年，现在是1976年12月，一年就像过了一个世纪。与怪物搏斗的人也会变成怪物，金斯敦至少有一个女人认为我扼杀了名为希望的所有事物。人们认为我失去理智是因为误杀那个学生让我无法释怀，但他们不知道我之所以失去理智，是因为我应该烦恼却并不烦恼。不过现在我的女人在叫我了，大老板，快来吃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