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干了什么？”纳比尔厉声叫道。他脖子上的血管凸起，像紫色的绳索。我在房间的一端。他站在他几乎空空如也的办公桌后面。我们两人之间铺着上千片的玻璃碴。他不允许席拉动它们。除非找出元凶，否则谁也别想回家。
我抓紧手提包。头一阵阵痛。我因为缺觉而筋疲力尽。
“我说都是我的错。”
他又尖叫一声，用拳头砸着桌子：“小丑们？我母亲的小丑们？”
“那是个意外。”
纳比尔整个人变成了奶油芝士的颜色：“那是我仅有的她的东西。”他从桌上操起什么，瞬间就朝我的头飞来。我一个闪躲，那个不知什么猛地砸到对面墙上，砰一声落在地上，转了几圈之后倒下。一个沉甸甸的玻璃镇纸。我真好奇自己是怎么躲掉的。
然后是连珠炮式的谩骂。他用很多脏字骂我。口沫横飞，满嘴狂喷，同时跳起来攥紧手指在房间里踱步。他没法安定下来。等他松开右臂的时候，就该开始出拳揍我了。我从没被男人打过。但我会忍下来。我能做到。一报还一报。
我娓娓道来。“我留到很晚，在做文书工作。离开大楼前，想把报表送到你桌子上。但我脚下一滑，就摔倒了。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
我止不住地说。我已经不知道是在对谁说话。
纳比尔停下脚步，扭过脸来面朝我。他站着没动，一边露出当权者的平静微笑，一边掸去他那件夹克肩上的灰尘。我不知道哪一个更恐怖，他的平静，还是暴怒。
“你滑倒了？”
“是。”
“于是你打烂了我的每一个玻璃小丑？”
“是。”
“然后呢？你践踏它们？把它们踩进地板里？”
我没法看他，只能重复自己已经说过的话：“那是个意外。我很抱歉。”
纳比尔靠得很近了，散发出汗臭和烟味。几乎要碰到我。“要不是因为你是个女人，我他妈的会把你撕成两半，”他龇着尖牙说，“滚。我永远不想再看到你。听明白没有？我不想听到你的消息，不想闻到你的气味，甚至不想在街上和你擦身而过。听懂我的话没有？你要是好自为之的话，今晚就离开。”
他扬起手，我缩了一下，以为会挨一拳，但他低下头，抓起我身边的一把椅子。他的关节变成了白骨色，同时他在发抖。
“那哈罗德·弗莱的工作呢？”我低声问道，脉搏都跳到了嘴里。“他能保住工作吗？”
纳比尔发出一声很像号哭的长叹。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再扔一件重物过来，不过事实上几乎没剩东西了。除非他操起椅子或掀翻桌子来丢。之后，他头都没动地咕哝一声：“滚出去。”话说得很紧，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我走开时，地板在我脚下开裂爆破。我伸手去够门，却注意到门框里那个扯开的洞，是你用肩膀的力道撞开门锁时留下的。我正碰到它时，纳比尔用最后一个问题震慑住我：“不是你做的，轩尼斯。对不对？”我的脊柱从头冰到尾。
我小心地关上身后的破门，就像用一个沉默的句号标志一个句子的结束。
我从办公室拿回手提包，和席拉告别。你接下来要做什么？她问。我告诉她，我需要找到哈罗德·弗莱。
那是我最后一次在啤酒厂。
曾经有个女人来参观我的海上花园。她和丈夫是来诺森伯兰度假的，趁丈夫玩一轮高尔夫球的时间，她沿着崖顶散步。结果我发现，这对夫妇就住在金斯布里奇附近，而且他们知道啤酒厂。她有着一张和善的脸，我记得那个，很温柔的眼眸，我认为她觉得自己惹烦我了。“没有，没有，”我擦掉眼泪说，“只是很久没有人跟我讲过啤酒厂的事了。请你留下坐一会儿吧。”我用绿色茶杯上茶，我们坐在铺在巨石上的软垫上。她也提到了纳比尔。是一次机动车意外，她说。这给我的感觉非常怪异，因为你一定知道所有这些事，而我却不知道。
她小口地抿茶。“多好的一个人。”她喃喃自语。
我一度以为她指的是你。我的茶杯在手里震颤。
“我认识他的母亲，艾格尼丝。他对她无微不至。”
“你说的是纳比尔吗？”
她微微一笑：“是啊，当然。”显然他每天都给他的母亲打电话，直到去世当晚。他每年租一次小巴，开车带母亲和母亲的朋友们去普利茅斯喝茶。他再迷人不过了，我的访客说。
所以你看，人们很少是我们直观认为的样子。连故事里的反派都会摇身一变，吓到我们。
我喜欢那个顺便拜访我的花园，向我讲述金斯布里奇的女人。我给了她一株伯内特玫瑰的插枝带回家。是的，有时我想象你经过那株白色的玫瑰，也能闻到它的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