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为了响应学校号召，我没能等毕业就当了义务兵。我当兵的地方是在保定方顺桥，和我一起去的有石景山地区首钢、特钢、锅炉厂以及我们学校共800名青年。我们的加入使部队整体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很多。可以说我在部队得到了很大锻炼。比如，我们在新兵连的第一天，部队首长就安排我们从火车站往营房背粮食。军营离车站十几里地，有人一下子背两袋，我体质弱背一袋，一路坑洼不平，还要一路小跑，那种劲头只有在大熔炉里才能体现。
到了机枪连我们经常拉练，我这人天生不能跑步，每次拉练苦不堪言，班长看我质体弱，就把武装带解开让我拉着另一头他牵着我跑，这使我很感动。
我在部队除了训练大部分时间是种地，先是在文安，后是到高阳。我们这些城里兵对于种地简直是外行，比如间苗这项农活，农村兵抡起大锄头，左一锄，右一锄，中间一锄准保留一棵苗；而像我这样的拿着小锄蹲着一点一点铲，显得笨拙得多。我们一人负责一溜，人家都锄了好远了，我还在那儿爬行呢。
我们连长是1945年当的兵，他在我们连里很严格。在文安时，我们种地，早晨五点多他让司号员吹起床号，战士当兵睡觉都不轻松，每天都跟上了弦一样，一听到号声，噌，就都蹿起来，再躺会儿？没听说过。
有一天连长发起狠来，清晨把战士们从梦中惊醒，拉到地里干农活，也不让休息。有人曾经算过，那一天，我们每个人平均拉着碌碡在松软的地里走了70里地，平均每人喝了半桶水，炊事班从远处的井里把水打上来，跑着往地里挑。那天当场累晕了三名战士。其他的战士没晕也快吐血了。营长知道后非常心疼战士，把连长大骂一顿，说你再这么干我毙了你！
连长就是这样，他是受苦出身，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打过很多仗，一排牙都打没了，也挺可爱的。有一次他带队，一边喊口令一边起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预备唱！”队列随着唱起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唱完，整个连队笑成了一片。
1963年河北省保定地区发大水，我和所在的连队正在高阳，连着七天的大雨下个不停，水势越来越猛，后来发了洪水，闹了水灾。我们被困在了白洋淀。附近的农房，一米以下是砖，砖上都是土坯。我们看着水慢慢地涨，只要没了砖，土坯一软房子就哗啦哗啦地倒塌。那年洪水来得猛，淹死了不少人。水越涨越高，全村的人都集中在大队礼堂。没有水喝，好在到处飘着西瓜，渴了我们就捞西瓜吃。西瓜可以解渴可不管饿。炊事员舀一桶脏水，往里搁点白矾，水慢慢净下来，有了净水我们吃上了热饭。
我坐在礼堂边上看着眼前的洪水发呆，指导员说：“廉春明你那笛子呢？吹一个。”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掏出小笛子吹起来，悠悠的笛声给那个破烂不堪的小村庄带来了一丝生气。
在危急关头，副连长拿着一个电报小本子对着书让文书打电报，嘀嘀嘀嘀，电报终于打完了。不久，来了一辆安新县的大火轮，船头上站着安新县副县长，他光秃秃的头，穿着一件洗掉了色的衣服，腰里别着一把手枪，俨然像个游击队长。我们坐着火轮被接到高阳县，整个县城被水包围着，直升飞机一袋一袋不停地往下扔面口袋，袋上都写着什么地方送的，如全聚德、东来顺、松鹤楼等字号。据说里边都是烙饼。
我们在高阳短暂停留后继续坐船往驻地西行，大水淹没了土地、公路、村庄。随时可以看到各种漂流物，桌子、椅子、房檩、锅盖、死牛、死猪、人的尸体……令人触目惊心。
船开到了保定，部队开始行军。半路上看到被肆虐的洪水冲垮的桥梁以及歪七扭八的铁轨，不知这洪水到底有多大力量竟能把火车道冲走五十多米远。人们连夜奋战抢险救灾，老百姓重新扶犁翻耕土地。
回到营房神魂未定，又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因为大水要淹天津，部队奉令立即参加保卫天津的战斗。在动员会上，我第一次看到憨厚、老成的团政委，一脸严肃几乎是在喊叫：“在国家受到灾难的时候，我看有谁敢侮辱妇女，我当时不请示，就地毙了他！”
我想部队就是纪律和枪，不管什么性格的人进到这个环境里，都会产生一种敬畏心理，这就是人们说的，部队是锻炼人的地方。
我没有随大部队去天津，在连长的带领下作为留守人员修复破损的营房。我们连长虽是农民出身，但是自小当兵打仗根本不懂怎么养猪。他组织我们把坍塌的猪圈重新盖好，又画蛇添足地把猪圈的地都用红砖铺好。但好景不长，猪把砖都给拱了，搞得猪圈乱七八糟。连长非常生气，让我们重新再铺。有位从农村参军的老战士说：“连长，猪就是猪，你就是给猪盖个金銮殿，它也得给拱了！ ”
我在连队里主要搞文化娱乐宣传，一次副指导员给我10块钱。10块钱那会儿在连队可是个大数，他让我到保定买一根笛子，两把胡胡，一副锣鼓镲，再买一台打的琴。我差点笑死。打的琴？那叫扬琴，最便宜也得80块。
自从来了北京兵，营房内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那就是北京人进了部队把那句“丫挺的”骂人话也带进来了。炮连指导员猴脸、大高个，北京兵给他起外号叫“大孙悟空”。他最讨厌北京兵调皮不听话，而且最烦那句“丫挺的”。但是他不懂说的是什么，但他知道这是一句不好的话。有一天他真急了，把连队集合起来，严肃地说：“以后谁也不许说牙踢，谁再说牙踢，我就给他处分！”下面的北京兵笑也不敢笑，不过事后他大孙悟空的外号变牙踢了。现在想起来都可笑。
那会儿时时不忘阶级斗争，连队一配合运动就搞忆苦思甜，主要是提高大家的觉悟，加强部队战斗力。新兵的时候就让大家给家里写信，让家里讲讲过去受的苦。我也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问他有没有受过苦。不久父亲来信，我一看苦是受过，但这封信没法在连队里念，为什么？他是这样写的：春明我儿，提起我受的苦可多了，我14岁家里吃不上饭，就去北京当学徒。学徒的时候经常受掌柜的打骂，我一直到28岁才结婚，我虽然受过很多苦，但我在1938年就找到主耶稣了。这怎么念呀？人家都找着党了，他找着耶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