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小说的指涉论
我在念小学的时候拥有了第一个版本的《伊索寓言》，十六开彩色连环图，每一页或两页一个故事。这本书让我发现：动物也像人一样会说话，甚至连树木、太阳和北风也说得挺有意思。这倒不会让我困惑，伊索带来的真正困惑是故事结尾部分的“寓意”经常与我自己读到的不同。
就像那个北风和太阳争胜的故事，说的是它们比赛看谁能让旅行者脱下外衣。北风使劲儿吹，旅行者却把衣服抓得更紧，北风更加用力，旅行者反而又加了一件衣服。而太阳则慢慢散发热力，旅行者觉得热了，就把加上去的衣服脱了，太阳越来越强烈，旅行者终于受不了，把衣服全部脱光，跳到河里游泳去了。这则寓言结尾的“寓意”部分说：“温和的说服往往比粗暴的力量来得有效。”可是，太阳难道不比北风粗暴吗？倘若设定的比赛方式是看谁能让旅行者加件衣服，那么北风显然会得胜，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否就得说成“粗暴的力量往往比温和的说服来得有效”呢？
只有燕子受到保护，为什么？
《伊索寓言》的成人读者便可以有更多的世故经验去怀疑：当一则寓言所指涉的寓意是如此可移易甚或可反转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将之视为一种教训或真理的载体？或者，寓言结尾处的寓意部分——也就是一再以“这个故事说的是……”形式所带出的那段话，只不过是寓言作者或编者为了让一个现实世界中无法存在的荒怪故事（如：狐狸请鹳鸟吃饭、青蛙想和牛比试身躯大小等）能够和现实世界容有较多的“意义上的联系”而设计的言说而已。换言之，寓言的作者或编者发现：寓言必须有寓意（如：这个故事是说眼光看得远的人可以幸免于难。《燕子和其他的鸟儿》），唯其透过了寓意所传达的教训功能，人们才不会去计较狐狸怎么请鹳鸟吃饭？而青蛙又如何向牛看齐？在这里，寓意未必要表述一个真理，它的存在即是让读者承认荒怪故事因具备了意义而拥有了正当性而已。试想那个《燕子和其他的鸟儿》的故事罢——
檞寄生草发芽了，燕子担心这种草对鸟儿有害，就集合所有的鸟儿，要大家合力把檞寄生草从橡树上砍掉，如果没有能力这么做，就到人类那里去，请求他们不要用檞寄生草做粘胶来捕捉鸟儿。鸟儿都笑燕子胡说八道。于是燕子只好自己到人类那里去请愿。人类认为燕子很有智慧，就留下燕子和人类住在一起。从此以后，其他的鸟儿都遭到人类的捕捉，只有燕子受到保护，并且可以安心地在人类的屋檐下筑巢。
这个故事的寓意果真只是“眼光看得远的人可以幸免于难”吗？还是“眼光看得远的人注定将背弃同类”？还是“眼光看得远的人注定将出卖同类间的秘密，依附较高的权力”？还是“人类欣赏能出卖同类间的秘密以依附较高权力的物种”？还是“神欣赏眼光看得远且能背弃同类、出卖同类间秘密以依附较高权力的人”？这些看来似乎既不更接近也不更远离真理的寓意还可以无限延伸、扩充；它们所带来的教训未必比伊索原先的高明或者逊色。归根结柢：伊索寓言的寓意也无所谓正确或谬误，寓意只是一个符号学上的需要——有了寓意，寓言似乎是找到了靶位的箭矢。
可是箭矢早已射出
我们的确可以想像：为一部小说寻找寓意的批评家要比为一则寓言添上寓意的寓言作者或编者更为辛苦。小说家挽弓神臂，一箭射出，批评家则尾随而发，在箭矢落地之处画上一个靶位，然后他可以向尚未追踪而至的读者宣称：这部小说表达了什么什么以及什么，符合了什么什么以及什么。倘若批评家像先前那个故事里欣赏燕子的人类一样具有善意，他会把箭矢落处画成靶心，周围再饰以层层辐辏的同心圆，声称小说准确地指涉了什么什么以及什么——“人类认为燕子很有智慧，就留下燕子和人类住在一起”、“只有燕子受到保护，并且可以安心地在人类的屋檐下筑巢”。当然，批评家也可以将靶位画得偏些，甚至偏得很遥远。
问题恐怕不在哪些批评家具有善意，哪些批评家欠缺善意。在小说中寻找寓意的工作牵涉到这门艺术在过去数百年来一直受制于类似古老寓言之寓意的咒缚。人们无法想像小说像一个力士所干下的“无的放矢”的勾当。一部小说容纳了多少并不真地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角色，他们却能像现实世界中的活人一般说着人话，干着人事——这难道不比狐狸能请鹳鸟吃饭、青蛙想比牛更肥大之类的故事更加荒怪吗？正因其荒怪，小说也就犹如寓言一般也有了它符号学上的需要；它必须具备一个寓意，它必须有所指涉，它不能一箭射出，不知所终，它得落在一块可以供读它的人为它画上靶位的墙上、地上或者什么东西上。从这个譬喻的另一面看：小说家也不可能为了去准备指涉某一个靶位而写作，因为设若有这样一个靶位，它必定是缘于早先已经出现过的一部作品而画出的，一个靶心之上不可能容得下第二支箭矢。在这里，辛苦的批评家必须理解的则是：为一支落下的箭矢所画的靶位却有无限多的可能性。
庄子的箭射向何方
用中文的词组来说：“庄子写了许多‘寓言’”，在《庄子》一书中甚至还有《寓言》篇。这个字眼拿来翻译fable、allegory之后，会让庄子和伊索、费德鲁斯（Phaedrus，约前15一约50）、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 1621－1695）乃至于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看起来像是在参加同一局射箭大赛的力士一样。不过，我宁可在伊索的狐狸、青蛙和燕子后面追踪庄子的箭矢，乃是因为他更让我逼近“小说”这门艺术的指涉论。
庄子曾用“酒杯中的水”来状述语言，从而创造出“卮言”这个词。由于容器不同，水的形状亦随之而异，这种没有固定形状、随器而变的性质正是庄子对语言的本质的理解。那么，盛装语言的容器究竟是什么呢？曾经建构了符号学（semiotics）的美国思想家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以“诠释体”（interpretant）这个字来概括那些“能了解某种符号（sign）代表某些对象（object）的人”。所谓诠释体，正是受到某个业已成形的语言系统所制约的族群；质言之，一旦某人了解了某符号指涉着某对象，某人即已隶属于这个语言系统，他也就不可能自外于庄子所称的那个“盛装语言的容器”。
在这里，“酒杯中的水”有了两种极端对反的意义。一方面，这水（语言）是极其自由的，将之放入任何一个容器（诠释体）中，它都可以有被了解的独特方式；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只能在特定的容器中拥有特定的形状而接受特定的了解，如此一来，被了解着的语言又是极其不自由的了。庄子无法遁逃出语言这自由与独断的双重性，便展开了他“似之而非也”的寓言或卮言之旅。他在《齐物论》和《寓言》两篇中大同小异地借由“罔两”（凡物非此又非彼者为‘罔两’，如魑魅罔两即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意思。也有一说：罔两是指似阴影非阴影，介乎光与影之间的微阴地带）和“景”（影子）的对话，隐隐然点出了他对“语言”及“语言的意义”何在的看法。“罔两”对于“景”没有定性（忽俯忽仰、忽坐忽起、忽行忽止）的状态十分好奇，问其缘故，“景”用譬喻答复“罔两”说：“我是蝉蜕的壳、蛇蜕的皮，似是而非的东西。火光、日光出现，我就出现；黑暗、深夜来临，我就消失。”
语言和语言的意义之间所有的，只是似是而非的关系，寓言和寓意、小说和小说的指涉之间，也存在着流动不居的、似是而非的关系。无怪乎钱穆先生在撮指《庄子》一书大要之时，也只能以打个比方的方式来“寓言”，他说：“庄周他那一卮水，几千年来人喝着，太淡了，又像太洌了，总解不了渴。反而觉得这一卮水，千变万化的，好像有种种的怪味。尽喝着会愈爱喝，但仍解不了人的渴。”
的确，在庄子那里——以及在小说家那里，不能供应定义式的渴药。
小说家不会告诉你
小说家不会告诉你人生应该如何过活，不会告诉你作品有什么指涉，不会告诉你任何可以被缩减、撮要、归根结柢的方便答案，因为可被视作寓意层次的方便答案通常都是一个蠢答案。
我最偏爱的一则“伊索寓言”是这样的：
有一个患眼疾的老婆婆，请人去找医生来治疗，答应治愈后给予一笔酬劳。
医生来治疗的期间，趁老婆婆闭上眼睛的时候，把屋子里的家具一件一件搬走。等家具都搬完了，他的治疗也结束了。医生要求老婆婆付给先前允诺的酬劳，可是老婆婆不愿给，医生就把老婆婆带上法庭。老婆婆说：她确实答应治好眼睛就给钱，可是经过治疗后，眼睛反而比以前更坏了。
“以前我还能看到家里的家具，可是现在反而一件也看不到了。”
就像故事中那个坏医生一样，寓言的作者或编者给了我们一段想让我们误以为被“治愈”的寓意：“坏事总会在不知不觉间露出破绽。”
倘若寓意果真能缩减、撮要、归根结柢成这样一句话，这则寓言之中最珍贵的秘密——老婆婆究竟有多么“盲”，就豁然而解，同时丧失了所有的趣味。
在无数的读者及他们所代表的诠释体面前，作品摊展开来，其中不尽是可资辨识的明确答案，不尽是借由种种知识工具所能垦掘出来的符旨或意义；摊展开来的还有“罔两”（这个“似之而非也”的名字）和“景”（这个“似之而非也”的本质）一般的奥秘。在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的《审判》中，约瑟夫·K被带上法庭，他既不知所以，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为自己辩护。在加缪（Albert Camus, 1913－1960）的《局外人》中，默尔索也为这个世界留下了与约瑟夫·K同样的疑问。当加缪为文评析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时，提及下面这个寓言。一个摆着心理治疗态势的蛋头医生向一个在浴缸里钓鱼的疯子说：“鱼儿们咬不咬饵？”对方粗鲁地答道：“当然不啦，你这笨蛋！这是个浴缸啊！”加缪随即指出：荒谬效果与逻辑结合在一起的这个难以描绘的世界，正是卡夫卡的世界。对加缪本人而言，世界亦复如此——小说家发现了这个世界有其仿佛蝉壳蛇皮的面貌、一个“似之而非也”的面貌、一个无法以“寓意如何”而道尽的面貌，他宁可刻画一个“并未察觉坏事如何露出破绽”的老婆婆，在盲与不盲之间，在光与影之间。
寓言是寓言的谜底
一位年轻的作家访问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时说：“用寓言的形式写小说，有什么艺术上的优点呢？你在《一个寓言》这部小说中，不就是采用基督教的寓言吗？”福克纳答了等于没答，但是巧妙极了——他既未解释，亦未申论；他只是讲了个寓言般的譬喻：“正如一位木匠在建筑四方形的木屋时，发现了四方形的木柱一样，在《一个寓言》里，基督教的寓言正好是最适合这个故事的寓言，所以我采用了它。”
福克纳兜了个圈子，别以为他答复了那位访问者；很多事小说家不会说，尤其是方便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