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大公司为所欲为，纵容逐利的心态，不会有利于建设一个更宜居的世界。
——汤姆·肖尔茨（Tom Scholz）
接受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访问
在讨论促进平等所应采取的措施之前，需要指出的是，专注于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并不意味着忽视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不平等。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缩小富国内部的收入差距，有利于富国对穷国的需求作出更积极的回应。我们在第4章中（图表4.6）曾指出，更加平等的国家往往会提供更多对外援助。与最不平等的国家相比，某些最平等的国家提供的对外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前者的四倍。此外，更加不平等的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往往也更加好斗。较不平等国家的“全球和平指数”得分往往较低（该指数涵盖了军事状况、国内外冲突状况，以及安全、人权和稳定状况，由“人类愿景”组织和经济学人信息部联合发布）。
如果转而考察各国在国际贸易协定或是有关减少碳排放的谈判中的表现，我们会发现更加平等的国家往往会持有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不平等似乎不仅仅会影响人们对待本国同胞的态度，还会影响关于国际问题的规范和期望。成长并生活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中，会影响到人们对人性所持有的观点。我们已经探讨了不平等与信任程度、社群生活、暴力行为的关系；还探讨了不平等是如何影响人们早年生活的质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同情心和侵略性的。显然，这些问题都与日趋激烈的对社会地位的争夺和消费主义态度有关。这表明，如果能够促进国内的平等，我们也许会更加友善地对待发展中国家。
转型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促进平等？对平等的讨论会令有些人感到忧虑。在国家政策协会于华盛顿召开的一场关于健康不平等状况的会议上，我们试图缓解人们的忧虑情绪。我们指出，由于我们使用的数据都来自发达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而且我们所探讨的只是这些国家之间的差异，因此不必通过革命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这场会议发行的一本小册子名字就叫作《不必革命》（It Doesn ’ t Take a Revolution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仍有些人认为需要通过革命才能解决这一问题。
正如平等基金会的创始人比尔·克里（Bill Kerry）所言，如果想要大幅缩小收入差距，并且对全球变暖作出有效回应，我们就需要推动社会的转型。这种转型只能通过和平方式才能实现，但仅仅对政策的细枝末节进行修补，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以争取平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需要持久的方向感，需要清楚地知道如何才能实现必要的经济与社会变革。变革的关键就在于找到新社会从将要被它取代的旧机构中脱胎而出的方式。与其等待政府行动，我们不如自己立刻开始。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场宏大的革命，而是一以贯之的、不断涌现的小型变革。我们的目标在于建设更加友善的社会，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避免会导致不安、恐慌和强烈抵触情绪的动荡；牢记这一点有助于增加我们成功的可能性。我们的目标在于增加人们的安全感，减少恐慌情绪；在于让所有人都感觉到，与等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相比，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不仅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而且能够更好地实现个人的价值。
在过去，有关不平等的争论关注的是穷人的贫困状况和受到的不公待遇，减少不平等的方式则在于劝诱或是恐吓富人，令其以更加友善的态度对待穷人。然而，如今我们已经意识到，不平等会造成各种恶果，会影响到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因此，关于不平等的争论也应发生改变。社会转型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促进平等有助于提升所有人的生活质量，也有助于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制度。
常常有人认为，因为人与人之间并不平等，因此我们无法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但这种观点并不正确：平等并不意味着一模一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原则并未使得人们变得一模一样；减少物质不平等也不会导致人人都变得同样平庸。财富，尤其是继承来的财富，无法反映一个人的优良品质。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指出：“只有实现了财富平等，优良的品质才能脱颖而出。”（第71页）也许正因如此，由瑞典来颁发诺贝尔奖是再合适不过了。
没有证据表明，更加平等社会的知识、艺术和运动成就会低于更加不平等的社会。相反，令大部分人感到自己不受重视，当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水平。尽管棒球队不足以代表整个社会，但一项为期九年、对29支球队的超过1600名球员进行的精心研究表明，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收入差距较小的球队表现明显更好。我们在此前各章中已经发现，更加平等的国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政策失败
人们曾经认为，通过政治可以改善人们的经济环境，从而增进人们的社会与情感福祉。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政治已经失去了这一功能。人们现在倾向于认为心理福祉取决于个人层面的措施，例如采取认知行为疗法，为幼年生活提供支持，或是重申宗教或“家庭”价值观。然而，政策制定者显然可以通过收入分配这一途径来增进所有人的心理福祉。政客有机会大有作为。
通过专门服务来应对健康及社会问题，既昂贵，又不太有效。即使治安和医疗等最重要的服务，对于犯罪率与健康状况的影响也是有限的。社会工作及戒毒等服务的目的在于为服务对象提供治疗，而不是缓解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政府出台了旨在预防各种社会问题（降低肥胖率，减少健康状况的不平等，降低吸毒率）的政策时，这看上去也仅仅像是面子工程：通过传达善意，让人们以为政府真的在努力解决问题。当某些政策远不能实现目标时，人们不禁要怀疑，政策制定者是否真的相信这些措施能产生效果。
以健康状况的不平等为例。在十年时间内，英国政府一直承诺要缩小富人与穷人之间健康状况的差距。一名荷兰专家在对各国政策进行了独立审视后也指出，英国在执行以减少健康状况不平等为目标的政策方面居于领先地位。然而，英国健康状况的不平等并未得到改善。似乎顾问和研究者在潜意识里都明白，不应严肃地考虑那些真正有效的解决方案。
旨在解决健康及社会问题的那些动议并未触及不平等的现状，反而几乎都是在试图打破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地位与由此产生的问题之间的联系。其潜在的希望是，人们（尤其是穷人）将继续生活在相同的环境中，但不会染上心理疾病、青少年生育、教育失败、肥胖症或吸毒等问题。
根据这种思路，每个问题都需要有自己的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方案之间并无联系。人们被鼓励多健身，不要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不要尝试毒品，试着放松心情，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找到平衡，并且多陪陪孩子。所有这些政策的唯一共同之处在于，政策制定者相信必须教育穷人，使其更加理智。但这些问题的共同根源在于不平等和相对贫困，这一赤裸裸的现实却被忽视了。
不平等的趋势
在过去数十年间，许多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都有所加剧，但并非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如此。图表16.1和16.2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间，英国和美国穷人与富人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图表中展现的是两国最富有的10%人口与最贫穷的10%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两国的不平等状况迅速加剧，于1990年代初达到峰值，此后没有经历大的变化。两国的不平等程度一直保持在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在同一段时间内，很少有其他发达国家的不平等状况加剧程度如此剧烈，不过，只有极少数国家（例如荷兰）彻底避免了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其他国家（例如瑞典）的不平等状况起初并未恶化，但从1990年代初起开始迅速加剧。
这两张图表明确无误地表明，在这段时间内，两国的收入差距大幅增加，达到了1970年代时的1.4倍。
既然事情变化的速度如此迅速，我们有理由相信，自己有能力将实际生活质量和人际关系质量提升到远高于现在的水平。
只要政府真的有意促进平等，就会推行许多相关政策。历史证据表明，政治意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通常不会推行促进平等的政策，除非当它们认为自己的存亡与之息息相关。世界银行于1990年代初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平等状况的改善构成了东亚各国及地区经济迅速增长的基石。该报告指出，这些政府之所以会推行促进平等的政策，原因在于它们面临着合法性危机，需要赢得民众的支持。例如，韩国需要对付朝鲜，新加坡和菲律宾则需要对付游击队。在1994年的一份世界银行出版物中，约翰·佩奇（John Page）详细描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
图表16.1：自1975 年至2005、2006 年，英国最富有的10% 人口与最贫穷的10% 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图表16.2：自1975 年至2004 年，美国最富有的10% 人口与最贫穷的10% 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
这些政府通过明确的机制表明，所有人都能分享未来的财富。韩国和台湾地区执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计划；印度尼西亚制定了关于大米和化肥价格的政策，以此来增加农民收入；马来西亚通过启动财富分享计划，来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平；香港和新加坡推行了大规模的公共住房计划；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政府为工人的合作组织提供帮助，并鼓励中小规模企业。无论形式如何，这些措施表明，政府希望所有人都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日本之所以能够成为最平等的发达国家，部分原因就在于整个统治阶层都在二战中受到了羞辱，与此同时，麦克阿瑟将军（Douglas MacArthur）手下那些无私而富有远见的美国顾问为政治和经济重建提供了帮助（包括起草新的宪法）。
其他国家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促进平等的。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之所以推行社会保障政策，是为了赢得民众对于统一德国的支持。英国的平等程度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幅提高，也是为了让民众感到负荷得到了公平的分担，从而支持战争。正如蒂特马斯所言：“要想赢得大众对于战争的支持，就必须减少不平等，社会分化的金字塔必须被推平。”
瑞典平等程度的大幅提高源自社会民主党在1932年的大选中获胜。此前，劳资争议引发了部队向锯木厂工人开枪的暴力事件。在瑞典重整军备和参战之后，于1932年至1946年间几乎一直担任首相的佩尔·阿尔宾·汉松（Per Albin Hansson）实现了令瑞典成为“无阶级社会”和“人民的家园”这一目标。
反观不平等程度加剧的那些国家，政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中心作用同样明显。图表16.1和16.2显示，英国和美国不平等程度加剧的现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尤为严重。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对美国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表示，传统观点认为原因在于，信息技术的发展加上廉价商品进口数量的增加，导致对熟练工人的需求上升，令非熟练工人被取而代之。然而，克鲁格曼并不认可这种观点，他指出，计量经济学研究表明，这种观点的解释力非常有限。他还指出，这些因素并不能解释最富有阶层（例如CEO）的收入为何疯狂增长，而这恰恰是不平等加剧的重大特征之一；克鲁格曼还强调，尽管所有富裕国家都出现了上述现象，但只有少数国家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在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加拿大、法国、日本、荷兰、西班牙和瑞士等国的不平等程度均未加剧。
克鲁格曼对美国的情况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促使不平等加剧的并非市场力量，而是“机构、规范和政治权力”的变化。他尤其强调了工会的削弱、生产力分享协定的废弃、右派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以及政府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改变。此外，最低工资相关立法的失效也值得一提。
尽管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美国收入分配状况在20世纪的总体趋势与许多其他国家是一致的。在1929年的大萧条前夕，不平等状况达到了峰值；在1930年代末至1940年代初这段“大压缩”时期，平等程度大幅提高；随后，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直到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此时，收入差距开始再度扩大，截至最近一次金融危机时，不平等程度已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关于收入分配的多数研究都对总体趋势进行了细分：工资差距扩大起到了多大作用？税收和福利政策的改变起到了多大作用？无人工作的家庭和两人工作的家庭数量同时增多，这种现象起到了多大作用？进一步的，工资差距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工会的削弱，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对非熟练工人需求的减少？事实上，任何国家收入分配状况的重大变化都不能仅仅归因于市场力量对工资水平产生的影响。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机构、规范和政治权力的变化”往往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税前收入差距扩大，税率累进程度降低，福利被削减，工会被削弱，等等——这些现象清晰地表明，规范与政治观念均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发生这些变化，如果收入差距扩大在政治上仍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政府就会采取旨在缩小而非扩大收入差距的政策。在英国，直到1997年的执政党更替之后，政府才开始努力缩小收入差距。
二战前后收入差距的缩小，更是政治观念的反映。在大萧条的背景之下，失业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社会骚乱激增，再加上对共产主义蔓延开来的恐惧，促使政府采取了行动。在美国，罗斯福总统（Franklin Roosevelt）于1930年代初开始实行“新政”；战争爆发后，许多政府更是大幅缩小了收入差距。
如果“市场力量”真的是导致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因素，那么战后格局就不会维持长达三四十年时间，使得收入差距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再度扩大。战后共识的终结显然与政治观念的右倾有关。新右派得意洋洋地鼓吹自由市场的益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的学说则被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奉为圭臬，共产主义不再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许多政府将国有的公共设施私有化。
只需要回想一下1848年震动多个欧洲国家的革命洪流、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以及1989至1990年代苏联、罗马尼亚等共产党政权的垮台，我们就能意识到政治观点是如何席卷全球的。1980年代以来收入差距的普遍扩大正是政治风向再次转变的结果，证据在于，除了加拿大以外，收入差距扩大最为迅速的都是奉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推行旨在使得劳动力更具“弹性”的政策的英语国家（英国、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语言和意识形态上的密切关系导致这些国家迅速交叉感染，并且染上了重病。
对1980至1990年代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瑞典、英国和美国不平等变化趋势的研究发现，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于工会成员数量。这项研究表明，高失业率削弱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最重要因素是工会成员数量的下降。
会对工资协定产生影响的，除了工会化的程度以外，还有公司中工人代表的比重。欧盟委员会对规模较大的公司中工人代表与参与协商的最低标准作出了规定，但各国实际在多大程度上遵守了相关规定不得而知。日本的管理层与工会之间的关系通常要密切得多。根据日本雇主联合会的数据，大公司中15%的董事是前工会领袖。在欧盟各成员国，集体工资协定涵盖了多达70%的雇员，而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15%。英国的这一数字是35%，在欧盟各国中处于最低水平。
促进平等的不同路径
与其提议通过某条特定的路径或是某些特定的政策来缩小收入差距，不如指出存在着多种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我们在第13章中曾指出，尽管更加平等的国家通常都是通过再分配性质的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庞大的福利国家这一工具实现这一目标的，但日本在采取税收和福利政策之前就已经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平等。日本税前收入的差距较小，不大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再分配。因此，尽管日本的社保转移支付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低于美国，但平等程度却高于美国。虽然在我们的分析中，美国和日本分别属于最不平等和最平等的国家，但其社会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均很低，分别排在倒数第二和倒数第三位。
美国各州的情况同样表明存在着实现平等的不同路径。各州总税负占收入的比例与其不平等状况之间并不存在关联。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相互毗邻，都位于新英格兰地区，它们之间的对比格外令人感到震惊。佛蒙特州的税收负担位居全国之首，新罕布什尔州的税收负担则仅高于阿拉斯加州，位居全国倒数第二位。然而，新罕布什尔州在“健康与社会问题指数”上表现最为出色，佛蒙特州则位居第三位。这两个州的平等状况也十分良好：尽管税收政策差异极大，但它们的平等程度在全国分居第四和第六位。是否需要执行再分配政策，取决于税前收入的差距。
国际和美国国内的情况都揭示了同一个道理：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促进平等，从而改善健康状况，减少社会问题。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指出的，重要的是实现平等这一目标，而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然而，这些图表同样表明，执行低公共开支、低税收的政策是存在风险的。如果政府没有办法缓解严重的不平等，那么就需要更多的监狱与警察，就会面对更加严重的心理疾病、吸毒等各种问题；如果实行低税收、低福利的政策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那么随之而来的社会问题可能迫使政府加大公共开支的力度，以应对这些问题。
也许存在着这样的选择：当不平等状况十分严重时，通过公共开支来应对社会问题；当不平等状况不严重时，将公共开支用于支付社会福利。1980年代以来的美国收入不平等程度急剧恶化，可谓公共开支的两种用途之间关系失衡的一个实例。在这段时期内，用于监狱的公共开支增长速度是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增长速度的六倍，许多州用于监狱的公共开支甚至超过了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
人们更愿意生活在用于教育的开支高于用于监狱的开支的社会。不仅仅如此，为幼年生活提供支持的政策还会意味着，许多囚犯也会挣得收入和支付税收，而不是仅仅成为耗费公共资金的负担。正如我们在第8章中看到的，学前补助可以成为一项能带来丰厚回报的长期投资：获得补助的孩子日后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可能性更低，成年后的收入更高，依赖于福利或走上犯罪歧途的可能性也更低。
可以认为，存在着实现平等的两条不同路径：一是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来实现贫富之间的收入再分配，一是在再分配之前就实现较小的税前收入差距。这两种策略并非相互排斥的，我们可以同时使用这两种策略来促进平等。仅仅单独凭借某种策略无异于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无论如何，需要注意的是，主张促进平等并不意味着主张扩大政府规模。既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促进平等，那么重要的就是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
政治意愿
既然一切最终都归结于政治，那么我们如何才能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从而缩小收入差距？用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更加平等的社会才是更加美好的社会，将对民意的转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人私底下对于平等和公正都怀有强烈的信念，但他们往往担心其他人并不持有相同的观点。越来越充分的证据表明，不平等会对社会造成伤害，这些证据将人们私底下的信念转变成了公开陈述的事实，因而格外有力。这将大大加强怀有此种信念者的信心，激励他们采取行动。此外，新的证据还会促使有些人转变观点。许多人都对社会失败的种种迹象感到非常担忧，并且试图寻找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
政治分歧多源自对于解决方案持有不同的看法，而并非由于对问题出在哪里持有不同的意见。无论持有怎样的政治立场，几乎所有人都更愿意生活在更加安全和友善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同意，各种健康及社会问题在美好的社会中较不常见。因此，人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解决方案。尽管人们提出了许多为面临特定困难的个人提供帮助的方法，但本书所引用的证据表明，促进平等将有助于解决全社会的诸多问题。此外，促进平等还是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相关政策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在英国对焦点人群进行的研究表明，认识到不平等造成的恶果，会极大地影响到人们对待不平等的态度。在研究中，社会背景、政治立场各异的参与者了解到了不平等对信任程度、儿童冲突、心理疾病会产生何种影响。他们不仅根据直觉就认为二者之间很可能存在关联，而且还改变了自己的立场，许多人不再反对促进平等。在意识到平等能够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质量后，就连那些对于促进公正无动于衷的人也开始主张促进平等。这些证据能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从而促使人们减少不平等。
数十年来，由于无法构想更加美好的社会，进步政治遭到了严重削弱。人们提议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改善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展反对破坏环境行为的运动，主张以更加友善的态度对待寻求避难者，游行反对进行军事干涉。然而，这些运动都并非以使社会变得更加美好、适合大多数人生活为目标，无法起到激励作用。没有如此宏大的愿景，政治很难激发人们的热情。
然而，大多数人都渴望变革。在本书的第1章中，我们曾提到一份名为《渴望平衡》的报告。该报告指出，多达四分之三的美国人感到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问题。他们感到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盖过了更加重要的价值，例如友谊、家庭和社群生活。尽管政客也意识到了这一深层次的问题，并且以此来争取选票，声称自己主张“变革”，但他们能够考虑的变革往往仅限于改变自己的个人形象，完全不知道如何才能使日常生活变得更加愉悦和有意义。
民调还显示，公众非常渴望缩小收入差距。根据英国民调，在过去二十年间，认为收入差距过大者所占比例平均在80%左右，很少低于75%，尽管实际上多数人仍低估了收入差距。就美国而言，2005年的“马克斯韦尔公民参与调查”显示，超过80%的人认为严重的不平等已经构成了一大问题，几乎有60%的人认为政府应当努力减少不平等。盖洛普公司的一项民调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收入及财富的分配是公正的，在1984至2003年间，有超过60%的受访者认为收入及财富的分配需要变得更加公正。
大公司的权势：被置若罔闻的事实
之所以难以激发必要的政治意愿，原因之一在于我们感到自己无力做出改变。我们也许都会谴责超级富豪的巨额财富，但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有证据表明，工会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并不足以改变这一结论：当今社会严重的不平等是经济机构中权力集中的产物。毕竟，我们就职的这些经济机构是收入不平等的主要源泉。价值的创造与分配都是在这里完成的，需要通过再分配来调节的不平等也是在这里形成的，也正是在这里，我们被泾渭分明地按照森严的等级区分成了上级与下级、老板与下属。
2007年，美国最大的365家公司的CEO薪水达到了其雇员平均收入的500多倍，而且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在越拉越大。许多大公司CEO的日薪超过了普通员工的年薪。2007年《财富》500强公司内部的收入差距达到了1980年时的十倍，彼时收入不平等刚刚开始加剧。
由于大公司与小公司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的CEO与普通员工收入差距之比差异很大，因此很难在国际范围内对此进行比较。不过，一家权威机构进行了此类尝试，他们的研究显示，就制造业的CEO与普通员工收入之比而言，日本为16比1，瑞典为21比1，英国为31比1，美国则是44比1。
根据《卫报》（Guardian ）对CEO薪酬进行的年度调查，富时100指数所涵盖的公司高管收入近年来分别增长了16%、13%、28%和37%（2006至2007年）；而在这段时间内，通货膨胀率很少高于2%。大公司CEO的平均收入（包括分红在内）约为290万英镑。在审视了经验性研究之后，国际劳工组织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基本不存在关联；该组织指出，过高的薪酬很可能源自高管在议价时占据的主导地位。
大企业的薪酬远胜于公共部门。在美国，在上市公司就职的20名薪酬最高者的收入几乎达到了非盈利部门20名薪酬最高者的四十倍，以及20名薪酬最高的将军或是联邦政府内阁秘书的200倍。
看上去似乎是主要产业的去国有化，加之大批原本由会员掌控的互助会、房屋互助协会、储蓄互助会和信用合作社的私有化，导致收入差距如图表16.1和16.2所示那样日益扩大。在转制成为盈利性公司后不久，CEO和其他高管的薪水往往都能大幅提升，这也许正是英国的不平等状况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迅速加剧的部分原因。英国电信公司于1983年被私有化，英国天然气公司于1986年被私有化，随后许多大型公司都于1987年被私有化。从一国范围来看，收入差距扩大与私有化进程同样是同步的。
如今，不少大公司的权势甚至超过了许多国家。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表示：
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根据附加值列出的最新榜单中，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实体中有29个是跨国公司。在2000年海外资产最多的200家跨国公司中，埃克森公司的附加值最高（630亿美元）。在这份新榜单中，埃克森公司排在第45位，这意味着其经济规模相当于智利和巴基斯坦。尼日利亚的经济规模位于戴姆勒-克莱斯勒和通用电气之间，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则相当于突尼斯、斯洛伐克和危地马拉等国。
其他人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估算，他们认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半数都是跨国公司，通用汽车的经济规模大于丹麦，戴姆勒-克莱斯勒大于波兰，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大于委内瑞拉，索尼大于巴基斯坦。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于1791年在《人权》（The Rights of Man ）一书中抨击了坐拥大片土地的贵族；与之类似，这些生产性资产实际上同样掌控在极其富裕的极少数人手中，使得我们自认为实现了真正民主的说法如此苍白无力。
在潘恩所处的年代，资本主义制度尚处于初始时期。作为平等与民主等价值观的倡导者，他抨击的主要是坐拥大片土地的贵族与君主。他似乎认为市场制度（当时的参与者主要是小贩和工匠）将一直保持小型、平等的性质，因此能够与民主制相容。如果他能够预测到，今日的大型跨国公司所掌控的财富及非民主的权势将远胜于当年的贵族，他肯定也会将这些大公司列为自己抨击的对象。如果不讨论应该如何对待这些聚集了财富、权势与特权的堡垒，那么我们就无法讨论应该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苏联和东欧等中央集权式计划经济体进行的国有制试验以失败而告终，但这种试验的目的在于尝试解决生产性权力愈发集中于私人之手这一问题。然而，将生产性权力集中于国家之手，不仅效率常常极低，而且会导致腐败，使得人们的基本自由和公共生活遭到侵犯。这一试验的失败似乎令我们感到，在标准的资本主义模式之外不存在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案，使得我们无法有创造力地构想其他更加民主、更加平等的措施。我们视而不见的是，其实存在着许多替代方案，有些方案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在我们周围蓬勃发展。
替代方案
马里兰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在《超越资本主义的美国：夺回我们的财富、自由和民主》（America beyond Capitalism: Reclaiming Our Wealth, Our Liberty and Our Democracy ）一书中总结了在美国已经出现的各种替代方案。他强调了规模庞大的非盈利部门。在美国最大的二十个城市，200家规模最大的单位中几乎40%都是大学和医疗机构等非盈利组织。他提到，2000家市级电力公司为四千万人提供了电力；由于这些公司不必为股东谋利，因此它们要比盈利性公司便宜（阿尔佩罗维茨表示，平均价格要低11%），而且会更加注重可持续性及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就地方层面而言，他还讨论了4000多家“社会发展公司”这样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创设针对低收入者的住宅项目、为当地企业提供资金（有时候它们会亲自管理这些企业），来支持当地社区的发展。美国有48000家合作性商业机构，成员人数多达1.2亿；有10000多家信用合作社，资产总额达6000亿美元，为8300万美国人提供金融服务；有1000多家为客户所拥有的互助性保险公司；30%的农产品通过合作社进行销售。
在英国，大学、医院和地方政府等机构常常是当地最大的雇主。由于医疗服务机构和大学几乎都是公立的，管理这些机构的组织也需要对公众负责。管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组织由校友以民主的方式组成。尽管在追逐利润的热潮中有大量互助会被出售，但如今英国仍然拥有63家房屋互助协会（有2000多家分支，38000名雇员），650家信用合作社，70家互助性保险公司，以及250家互助会，为其成员提供各种服务。英国有17万家慈善机构，年度总收入超过440亿英镑。2007年时，资产达400亿英镑的英国合作银行被“社区商业协会”这一具有影响力的慈善机构评为最具责任感的公司。近来经过翻修的6300家合作商店占有的食品零售市场份额仍然高达5%，并且依然是英国最大的“邻里”零售商，市场份额高达8%。就连国有化的经历（曾经涉及电力、天然气、自来水、电话、铁路等产业）也并不糟糕。正如经济学家、记者威尔·赫顿（Will Hutton）曾指出的，在1950和1960年代，国有产业的生产力不亚于、有时甚至优于私人部门。他表示，只是当政府抢走了这些产业的利润，压低其价格，以减少国民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时，国有产业的名声才开始变得糟糕了。
这些试验的规模和多样性明确无误地表明，盈利性公司并非为人们提供关键服务的唯一有效途径。我们所列出的各种组织与盈利性公司的关键区别就在于，后者的首要目标是赚钱，前者的首要目标则是在保证自己能够生存的前提下为人们提供服务。这种区分并不新鲜，但仍然十分重要。尽管有些盈利性公司也有着很高的道德标准，但制度框架（常常是巨大的市场压力）往往促使它们以剥削的态度对待社会。正因如此，也许我们需要发起一场“公平贸易”运动。也许正是由于动机不同，其他组织往往会形成以服务为核心的道德观，并且将促进环境与社区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盈利部门高管的薪水是政界、司法界和军队高层人员的数百倍，这一事实也足以反映其盈利动机。
能做些什么？
那么，如何才能遏制盈利部门推动不平等的势力，并使其民主化？如何改造这些势力，从而令其有利于促进平等？我们能够采取哪些不会在以后被持相反立场的政府轻易推翻的措施？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需要牢记的是，我们已经到达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根本转折点。正如我们在第1章和第2章中所揭示的，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改善不再取决于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关键在于社群生活以及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要想遏制大公司高管的过高收入，我们也许需要堵住税收制度中的漏洞，限制业务支出，提高最高税率，甚至通过立法对公司里的最高薪酬作出限制。然而，这些解决方案只不过是短期选项，很容易随着政府的更替被逆转：即使进行了有效的税制改革，有着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府仍可能令一切作废。考虑到保持平等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努力使平等更深地在社会结构中扎根，令其更难于被政府逆转。我们需要解决权力的集中这一经济生活中的核心问题。
民主的员工所有制可以解决部分问题。这不仅能够避免权力集中在国家手中，而且比外部投资者掌控的组织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更具优势。
许多国家的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来鼓励员工所有制，因为政府认为，共享所有权能够减少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利益分歧，从而提升公司的业绩。在英国，共享所有权的计划如今已经覆盖了雇员总数的近四分之一，以及公司总数的15%至20%。在美国，2001年的税法为“雇员股份所有制计划”提供了更多优惠，这一计划如今已经覆盖了10000家公司的800万雇员，雇员所占股权平均为15%至20%。
然而，许多共享所有权的计划只不过起到了激励作用，目的在于使雇员对管理层更加顺从，有时还会起到诱使雇员退休的作用。结果就是，这些计划显得仅仅是表面文章，无法发挥改变就业结构的关键作用。研究表明，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单单是雇员分享所有权并不足以对公司的业绩产生影响。印第安纳大学和普度大学经济学家帕特里克·鲁尼（Patrick Rooney）发现，雇员分享所有权并不意味着雇员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公司的运营。他对各种所有制的公司中雇员参与决策的程度进行了比较。总体而言，雇员的参与程度都很低；即使是雇员分享所有权的公司，也常常不会告知员工相关信息及咨询他们的意见；大多数公司都不允许员工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要想有效地提升公司业绩，在让员工分享所有权的同时，还需要让员工参与管理。如今，许多大范围的严谨研究考察了数百家公司采取这些措施前后的业绩差别，发现让员工分享所有权并参与管理有助于带来经济收益。这些研究反复证明，只有在让员工分享所有权的同时，还令员工更多地参与管理，才能大幅提升公司的业绩。有一项研究考察了1990年代许多英国公司的表现，发现员工分享所有权、分享利润和参与管理均能起到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研究报告总结道：
我们确信，同时令员工分享所有权并参与管理，将带来大量收益。只是采取某种措施，只会零星地、短暂地发挥作用。
……让员工参与管理，但不让其分享所有权，由此产生的效果是短暂的……所有权发挥着文化粘合剂的作用，使得员工得以持续参与。
关于工作对健康会产生何种影响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正如我们在第6章中看到的，人们在能够掌控自己的工作时往往会表现更加出色。对于在同一个英国政府部门工作的高级和低级公务员死亡率相差三倍这一现象，是否能够掌控自己的工作是最强有力的解释因素。这也许是由于人们能够感到更强的自主性，不必直接服从他人。人们如今已经意识到，要增强对工作的掌控，需要加强工作时的民主程度。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工作时感到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会严重地危害健康。
认为外部投资者掌控公司会带来益处的观念越发显得过时了。办公场所、设备和可交易资产占公司价值的比例越来越小，员工的重要性却越来越大。当购买和出售一家公司时，被购买和出售的实际上是该公司的员工及其技能和对公司制度及生产措施的了解。只有他们才能让公司顺利地运转。当然，认为一群人可以被购买和出售，并且可以属于外部人士的观念是与民主截然对立的。
难道员工不应完完全全地掌控自己的工作及其收入的分配吗？难道除了事前达成一致的资本利息外，外部股东真的应该获得并非自己挣来的报酬？如果公司完全为员工所拥有，那么员工参与、投入、掌控和分享利润的程度也将最大化。公司可以通过借贷或按揭筹集资本，从而将控制权保留在自己手中。如今，证券交易市场上流动的资金只有极小一部分被用于帮助公司购买生产性资产。而且，长时间地向外部股东支付红利会消耗公司的利润，而公司原本可以利用这一部分利润进一步改善自己的设施及技术。
英国研究员工所有制的专家罗伯特·奥克肖特（Robert Oakeshott）表示，员工所有制将令“公司从财产转变为工作社群”。（第104页）当员工拥有了多数股份，从而掌控了公司后，公司就从财产转变成了社群。此时，管理层就不需要对那些只是在乎获得回报的外部股东负责，而是需要对员工自己负责；公司会议就成为了管理层向员工汇报、并且与那些对工作进程了如指掌的人进行讨论的场合。在员工买断公司的所用权后，转变传统上“自上而下”的观念将是一项长期过程，需要人们摆脱关于阶级和能力的传统观念，不再令职位较低者感到自己低人一等。我们在第8章中讨论了某些涉及种族和种姓的试验，这些试验表明，感到低人一等会对其表现构成负面影响。
戴维·埃达尔（David Erdal）在《本地英雄》（Local Heroes ）一书中描述了这一调整与解放的过程。他讲述了苏格兰“法恩湾牡蛎公司”员工买断该公司的故事。这一过程将弥补阶级不平等所造成的伤害；但由于这些观念依旧根深蒂固，这一过程将很艰难。然而，关键在于我们所处的工作环境。
合作社和员工买断常常是在传统的所有制和管理措施失灵后，对令人绝望的环境作出的回应。在艰难的市场环境下，员工通过这些措施来避免公司倒闭和失业。即使如此，他们依然能够不时地取得超出预期的成功。例如在1995年，南威尔士“塔矿”的矿工买下了这座矿井，并成功地运营了十三年时间，直到煤炭资源耗尽。许多完全由员工拥有的公司都有着值得骄傲的表现。例如：伦敦交响乐团、卡尔·蔡司公司、戈尔特斯公司、宝丽来公司，以及约翰路易斯合伙公司（这是英国最成功的零售商之一，有着68000名员工/合伙人，年销售额达64亿英镑）。由员工多数控股的美国大公司包括：大众超市、海威超市、科学应用国际公司、CH2M工程公司，以及《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的发行商论坛公司。这些公司平均拥有55000名员工。
位于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公司是最著名的合作社集团之一。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家公司发展成了拥有超过120家合作社的集团，有着40000名员工/老板，销售额达48亿美元。蒙德拉贡公司的盈利水平是西班牙其他公司的两倍，其生产效率在西班牙位居第一。若不是员工所有制及对决策过程的参与的确能够减少利益冲突，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就难以解释为何这些公司能够取得成功。
对多数劳动者而言，在工作中与他人的互动比在家庭里更为密切，也更有潜力感到身处社群之中。在第3章中我们看到，在过去五十年间，随着地理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社群生活遭到了削弱，导致焦虑感大大上升。平等固然有助于提高社群的凝聚力和信任程度（见第4章），从而提升居住区的生活质量，但短期内我们很难重新享受到过去那种亲密的邻里关系。不过，在工作中人们依然有可能收获友谊，感到受人尊重。然而，将人们按照森严的等级区分为命令者和服从者的做法，却破坏了这种可能性。这导致员工无法构成共同体，而是像财产一样，聚在一起只是为了给他人的资本挣取回报。我们近来造访了两家刚刚被其员工买断的小公司。我们询问员工感受到了哪些变化，两家公司的员工均表示，当走进工作区时，“人们开始直视你的眼睛”。而在过去，人们都避免直视对方的眼睛。
尤其是通过提高自由与民主的程度，员工所有制有利于促进平等。这样的公司是自下而上的，而非自上而下的。尽管我们不知道人们认为多大的收入差距算得上是公正的，但他们似乎都认为公司高管的收入应该只是自己收入的数倍——或许是三倍，最多甚至是十倍，但肯定不能达到数百倍的程度。只有拒绝采取任何经济上的民主措施，才能维持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
只要员工拥有的公司仍然只占整体经济的一小部分，其工资标准就不可能与其他公司截然不同。如果和其他公司相比，员工拥有的公司为低级职员支付较高薪水，为高级职员支付较低薪水，那么低级职员将永远不会离开，公司也将很难招聘到高级职员。然而，当员工拥有的公司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扩大后，人们遵从的规则与价值观，例如不同的工作应该获得多少薪水，多大的差距是可以接受等，也会发生改变，至少会更加接近于公共部门和非盈利部门的标准。此外，极其富有的私人部门老板令人难免心生羡慕之情，甚至认为这样高的薪酬也许是合理的；如果这些人不再存在，那么非盈利部门也许也会变得更加平等。或许，我们不该再将令个人收益最大化当作生命中一项值得赞美的目标。
塔利斯·拉塞尔集团前主席、巴克西合伙公司董事埃达尔曾经考察了合作社中就业状况对其所在社区的影响。他对意大利北部的三个城镇进行了比较：伊莫拉有25%的劳动力就业于合作社，法恩扎有16%的劳动力就业于合作社，萨索洛则没有合作社。此次调查的范围很小，而且回复率很低。埃达尔得出的结论是，就业于合作社的人口比例越高，当地在健康、教育、治安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表现就越出色。
作为促进平等的一种方式，员工所有制和参与管理具有许多优势。首先，这种方式使得人们成为了团队的一员，实现了解放。其次，它将收入差距置于民主掌控之下：如果员工愿意，就仍然可以保留较大的收入差距。第三，它实现了从外部股东到员工的财富及收入再分配，这一作用尤其重要。第四，它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因而具有竞争优势。第五，它使得人们能够重新获得社群生活的体验。第六，它有助于使得整个社会变得更加友善。然而，真正的回报并不在于在一个被等级森严和追逐地位的心态统治的社会里建立起几家员工拥有的公司，而在于令人们免受等级分化之苦。只有通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员工所有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不仅仅适用于某一种管理与工作体制。它只不过是将最终权威赋予了员工，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最合适的制度。因此，制度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发生改变。关于工作团队的形式、董事的任职期限、不同部门的代表性、公司委托制度、每周例会和年度会议的形式等问题都可以进行各种尝试。拥有选举权的员工既可以直接行使权力，也可以将权力下放。渐渐地，人们将认识到不同制度的优点与缺点，哪种民主形式最适合公共和私人部门，以及如何代表消费者和当地社群的利益。
不过，要想使得实行员工所有制的公司数量增多，重要的是避免员工将公司重新出售给外部股东。尽管多数员工拥有的公司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但员工出售公司、进而失去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作为推动社会转型的一项手段，员工所有制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与传统结构的企业共存。在适当的法律支持和税收激励帮助下，社会转型可以立即开始。这使得我们能够以有序的方式推动社会的根本性转型，在旧社会中孕育新社会。政府可以通过额外的刺激与支持来鼓励员工所有制。也许可以要求公司每年向员工转移一定股份，有时候退休的老板也会愿意将公司转交给员工。
尽管在实行员工所有制的公司中，当地社群和消费者的代表在管理机构中并没有一席之地，但很容易就能弥补这一缺陷。反对员工所有制的另一条理由可能在于，它并没有解决市场的不道德这一根本问题。不管对公司如何严加控制，想要赚取更多利润的欲望依然驱使着公司采取不利于社会的行为。诚然，有些道德水平很高的公司支持公平贸易、保护环境、回馈当地社群，等等；但同样有烟草公司不顾会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后果，仍然试图在发展中国家扩张市场；有公司在缺少净水和基本卫生条件的地方，仍然鼓励母亲购买婴幼儿奶粉，而不是用母乳哺育婴儿，从而导致了许多本可避免的婴儿死亡案例；还有一些公司以破坏生态环境、土地及水供给的方式开采矿产资源，当地政府要么过于软弱，要么过于腐败，无法阻止它们；还有一些公司利用手中的专利，阻止以低廉的价格向较贫穷的国家出售能够拯救生命的药物。
有理由认为，尽管同样以盈利为动机，但员工拥有的公司将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平。在传统的雇佣制度下，人们并非为了自己的目标而从事某项工作，他们需要用自己的专长实现雇主的目标。你也许并不赞同自己工作的目标，你甚至并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工作的目标，但你并不能对此发表意见，这不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如果你的工作是想方设法扩张市场、提高利润、避开媒体的关注，那么很可能你不应该从道德的角度考虑这些问题。你的任务是用自己的专长实现其他人的目标，你不仅不需要负责制定目标，甚至也不需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行为负责。正是出于这一原因，人们经常声称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自己只是在“执行命令”而已。著名的米尔格拉姆试验表明，即使在被要求做出非常糟糕的事情时，我们依然非常有可能服从命令。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进行的这项以“学习”为内容的试验表明，每当试验中的“学生”答错问题时，参与试验者总是愿意对“学生”施以残忍的、乃至危及生命的电击。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受到了一名身着白色大衣的试验人员的要求。即使听到了“学生”遭受电击后发出的惨叫，参与试验者也依然会服从命令。
然而，在由员工拥有和掌控的公司里，员工重新拥有并掌控了自己工作的目标。如果你知道某种设计或制造程序会损害儿童的健康，你会希望作出改变，并且咨询同事们的意见。你将不再感受到无法畅所欲言的压力，你也无法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处理这一问题，同时你也不必担心提出令人难堪的问题会令你面临丢掉工作的危险。尽管实行员工所有制的公司难免也会做出对社会不利的举动，但至少它们会使得此类行为的数量有所减少。
自由与平等
冷战期间，人们似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自由与平等是不可兼得的。苏联和东欧的国有经济体制似乎表明，只有以牺牲自由为代价，才能实现更大程度的平等。这一冷战意识形态造成的沉重代价在于，美国放弃了致力于平等的悠久传统。对潘恩这样建国初期的美国人而言，如果没有平等，是无法实现真正的自由的。奴隶制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奴隶既不享有平等，也不享有自由，只有平等才能让人们免受专断权力的侵害。“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立法”这两项历史性的要求就表明了这一原则。美国《独立宣言》指出，所有人都生而平等，并且享有自由这一不可让渡的权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者同样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许多民主思想家都指出，自由与平等是可以互补的，这其中就包括了社会哲学家伦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他认为所有领域的自由都要以平等为前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机会平等，以及契约各方的平等。
如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并非体现了自由和民主，而是否定了自由和民主。除了极为富有的人之外，谁还会愿意给予公司高管和金融界精英上百万美元的红利，与此同时令那些从事着至关重要、有时并不令自己感到愉悦的工作（例如照顾老年人、清扫垃圾、提供应急服务）的人无法获得合理的收入？事实上，正是由于民主被排除出了经济领域之外，不平等才会变得如此严重。因此，我们需要将民主延伸到工作场所之内。从员工所有制、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制，到员工代表制，我们需要尝试各种形式的经济民主措施。
顺着技术大潮前进
黛安·科伊尔（Diane Coyle）在《失重的世界》（The Weightless World ）一书中指出，尽管在二十世纪，大多数工业化国家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都提高了20倍左右，但世纪末产品的总重量与世纪初大致是相同的。她还指出，在1990至1996年间，价值一美元的美国出口品（经历了通货膨胀调整）的平均重量减轻了一半。失重这一现象部分地源自服务部门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但同样也和技术变革和小型化趋势有关。许多现代消费品所消耗的物质资源的重量都要比以前更轻，这将有利于保护环境。此外，导致失重这一现象的潜在原因对于促进平等也能发挥重要作用。
经济学的入门课程对“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进行了区分。固定成本指的是工厂的建筑、机器等成本，边际成本指的是每多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需要投入的成本。传统上，边际成本主要由额外需要的劳动力和物质成本构成，因为并不需要再对设备进行额外投入。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性市场中，产品价格将降至与边际成本相同的水平。如果价格高于边际成本，那么通过生产和消费更多产品，生产商依然能够赚取少许利润；如果价格低于边际成本，那么生产哪怕一件商品的成本也会高于销售该商品能带来的收入。
数码产品的边际成本如此之低，以至于一个“免费”的经济部门得以兴起。人们试图通过加强专利和版权保护，来限制人们获得此类商品，从而保证公司依然有利可图。然而，技术进步的逻辑是很难阻挡的。通过打破保护版权的体制，商品获得了“解放”。有些时候，广告收入可以保证消费者免费使用此类商品；有些商品则是彻底免费的，例如“免费软件”和“共享软件”。互联网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无数免费信息，不仅仅包括书籍、百科全书、字典、报纸，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在线期刊。人们还可以通过合法或者不合法的途径，免费下载音乐和电影。如今，有些服务商还会提供无限的免费存储空间。电话费用已经大幅降低，并且可以通过电脑连接的方式免费拨打。邮件和即时通信同样也是免费的。
边际成本下降这一趋势在许多其他技术领域也有体现，虽然不如数码经济领域那么明显，例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电子打印技术和遗传工程技术。这些新技术孕育着研发出更高效的太阳能、更廉价的药物和更经济的新材料的可能性。
在数码产品生产商看来，这样的变革并非能够提升人类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的新机遇，而是对自身利润的巨大威胁。因此，许多制度不仅没有充分利用新技术带来的益处，反而在限制其潜力。边际成本的迅速降低使得企业利润最大化与公众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分歧也变得愈发明显。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需要动用自己的权力，帮助建立新的制度，而不是维护限制新技术的种种旧制度。
有人认为，边际成本接近于零的商品本质上就是公共物品，公众应该免费获取。在数码时代来临之前，道路和桥梁常常被当作此类公共物品的典型。一旦社会付出了修建道路或桥梁的成本，那么不通过收费来限制使用，才能使最初投资的收益最大化。因此，应该让人们免费使用这些道路或桥梁。正是出于这种经济上的原因，除非政府试图通过收取过路费来弥补成本，否则道路和桥梁的所有者往往都是公众。
在付出了初始成本后，分享收益的人越多越好。如果当地的互联网服务是由政府提供的，那么就没有理由限制对网络的使用。在维多利亚时代，当人们建立起了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时，他们遵循的是同样的逻辑：多次阅读同一本书，并不会产生额外的成本。我们或许应该建立由公共资金支持的非盈利机构，就价格展开协商，并购买下版权，为整个国家服务；我们或许还应该建立国际组织，争取让全世界都能免费获得教育与商业资源。从社会整体的立场出发，促使边际成本降低的技术变革正在迅速地使得以逐利为目的的大公司掌控此类物品的销售变得弊大于利。渐渐地，这些公司只能依靠专利或版权带来的垄断地位。我们需要发明新的方式，在向作出了提升生活质量的研究与创新的个人及组织（他们才是社会的财富）支付费用的同时，不限制人们享用这些研究和发明带来的益处。也许，我们需要通过慈善组织来为世界范围内免费软件的研发提供资金。我们还需要彻底地修订有关版权与专利的法律，在令有价值的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者获得回报的同时，避免限制人们享用他们的产品。
政客和公众面临的问题是，是否能够在不限制人们享用其产品（包括能够拯救生命的药物、能够解决饥馑问题的农业创新，以及令发展中国家的大学能够免费阅读科研及学术期刊）的同时，向大公司支付研发费用。如果新技术的确会进一步降低边际成本，那么这一问题就将变得越发紧迫。
也许在未来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物品的使用权将不是由收入来决定，我们的财产也不会起到社会分化的作用。我们也许会成为同一个社会中地位没有差别的成员，只是由于共同享有多种兴趣才聚到了一起。
未来的平等
被日常琐事困扰的我们，常常忘记了从更长的时段来看，通往平等的历史潮流几乎是无法阻挡的。这条人类进步的河流起初对国王的“神授”（且专断）权力施加了宪政限制，随后又渐渐地形成了民主与法治的原则；它奔腾着废除了奴隶制，并将权利赋予了没有财产的人以及女性；它建立了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为失业者和患病者排忧解难的最低工资制度；它通过立法保护了员工、房客和少数族裔的权利；它削弱了森严的等级秩序，废除了死刑和肉刑；它为不同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和宗教信仰的人们点燃了对机会平等的渴望。在过去五十年间，游说集团、社会研究机构和政府统计机构愈发重视不平等与贫穷等问题，并且试图建立互信的文化。
所有这些都是平等状况不断改善的表现。此外，尽管政治观点不同，但很少有人会不欢迎这些历史进展。这些历史进展背后的力量确保了大多数人都希望这一趋势能够继续下去。的确，这条人类进步之河偶尔会遭到阻碍，乃至泛起涟漪，但我们不应无视它的存在。
此前数章揭示的不平等与严重的健康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联表明，如果美国将不平等减少到日本、挪威、瑞典、芬兰等最平等的富裕国家的水平，那么信任他人者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将上升75%，社群生活的质量也将随之改善；心理疾病和肥胖症的患病率将降低三分之二；青少年生育率将下降超过二分之一；监狱在押人数将减少75%；人们的寿命将延长，每年的工作时间则将减少两个月。
类似的，如果英国也将不平等减少到日本等四国的水平，那么信任程度将上升三分之二；心理疾病患病率将下降超过二分之一；预期寿命将延长一年；青少年生育率将降低三分之一；凶杀案犯罪率将降低75%；每年的工作时间将减少七周；政府可以关闭全国范围内的许多监狱。
为了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至关重要的是发起一场致力于此项目标的持久的运动。需要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持之以恒地制定符合这一目标的政策。为了做到这一点，社会应该明确自己的目的。为此，我们在平等基金会的网站（www.equalitytrust.org.uk）上提供了（并将继续提供）研究结果、图表和其他相关信息。
初始任务是要令广大公众认识到这涉及哪些问题。然而，为了避免这一理念在短暂地吸引到人们的注意力后就遭人遗忘，我们需要发起一场社会运动，为实现这一理念而努力。为此，众多平等小组应该在各个场合聚集起来，分享理念和行动心得：既在家中，又在办公室里；既在工会里，又在政党里；既在教堂里，又在学校里。此外，关注与平等相关各种问题——无论是健康问题还是青少年生育，是监狱人口还是心理健康，是吸毒还是教育表现——的压力团体、慈善组织和服务机构也应该为了这一目标而努力。除此之外，还需要应对全球变暖这一迫在眉睫的问题。在所有这些环境下，我们都需要大声疾呼，说明更加平等的社会具有的优点。
我们并不应该对这样的想法感到担心：向富人增税会导致他们集体移民至海外，进而导致经济灾难。我们知道，更加平等的国家具有很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我们也知道，经济增长并非衡量一切的准绳；我们还知道，经济增长不再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实际生活质量，而且消费主义会危及地球。我们也不应该怀有这样的想法：富人是稀少、珍贵、更具聪明才智的上等人，其他所有人都得依靠富人。这种想法只不过是财富与权势制造出来的幻觉。
我们不应对富人心怀感激之情，而是应该认识到他们对社会造成的伤害。2008年年末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发生的衰退向我们展示了，向高管支付巨额报酬是多么的危险。超级富豪的存在不仅导致掌管金融机构的人士将所有人的福祉置于险境，还加大了其他人追逐消费潮流的压力。引发金融危机的长期投机泡沫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消费者支出增长的推波助澜。不平等程度加剧导致人们减少储蓄，增加透支和信用卡债务，并且通过次级贷款来满足消费欲望。不平等除了为经济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添加投机元素之外，还转移了我们对于迫在眉睫的环境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转而令我们对失业、不安定和“如何让经济再度运转起来”感到担心。减少不平等不仅仅将使得经济制度更加稳定，还十分有助于增强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性。
现代社会将愈发依靠具有创造力、适应力、信息灵通且灵活的社群，这些社群能够慷慨地对每个人的需求作出回应。需要依赖富人的社会不具备这些特征，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被不安定感驱使着。只有人们彼此平等、齐心协力、互相尊重的社会才具备上述特征。此外，由于我们的目标是在旧社会中孕育新社会，因此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势必会对新社会产生影响。我们还需要努力改变公众的价值观，使得炫耀性消费不再激发嫉妒之情，而是被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被视为正在摧毁我们社会与地球的贪婪与不公的标志。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曾说过：“宇宙的道德之弧很长，但终归通向正义。”在史前，我们曾生活在非常平等的社会中，保持着稳定、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即所谓“原初的富足社会”。也许可以将之想象为一道弧形，重新指向公正与平等这两大基本原则——在任何正常的社会交往中，我们仍然将这两大原则视为美德。不过，在任何阶段，建设更加平等的社会都需要人们直抒胸臆、提出主张、建立组织、发起运动。
政府不可能不对收入差距产生影响。在许多国家，政府都是最大的雇主。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都会影响到收入分配状况。税收与福利政策是最显而易见的途径。其他有力的政策领域包括：有关最低工资的立法，教育政策，对国民经济的管理（是否维持低失业率，是否对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征收不同税率的增值税和销售税），公共服务，退休金政策，遗产税，低收入补助，基本收入政策，儿童抚养福利，累进的消费税，产业政策，再培训计划，等等。我们在本章中还提出，通过更加根本的变革，将收入差距置于民主掌控之下，确保平等更加深刻地在社会中扎下根。
就目前的阶段而言，激发促进社会平等的政治意愿比专注于减少不平等的具体政策更加重要。是否能够激发出政治意愿，取决于我们能否提出既可实现、又能鼓舞人心的关于更加美好社会的愿景。我们希望自己已经表明了，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在这个更加平等的社会中，人们不再被区分为不同等级；我们将重拾社群感，将克服全球变暖的威胁；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我们将民主地掌控自己的工作，并分享日益壮大的非货币化经济部门带来的收益。这并非乌托邦般的梦想。证据显示，即使不平等程度得到小幅改善，也将有助于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某些富裕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这已经成为了现实。我们的任务在于，认识到需要建立一个怎样的社会，并利用各种制度与技术来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无论我们是否为之努力，更加美好的社会都不会自动出现。我们可能无法阻止全球变暖这一灾难；我们可能会放任社会变得更加不友善；我们可能无法认识到这背后存在的问题；我们可能无法反抗那一小撮富人，自私的观念会令他们反对更加民主与平等的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会不断地遭遇问题与分歧——为了进步的斗争总是如此——然而，只要我们明白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必要的变革就是可以实现的。
数十年来，我们一直苦闷地认为，没有替代方案能够解决现代社会面临的环境与社会问题。如今，既然知道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应该重拾乐观的心态。我们知道平等有助于遏制消费主义和应对全球变暖。我们能够预见，现代技术的发展将使得追逐利润的机构变得越发对社会不利，新技术大大提高了生产公共物品的潜力，威胁到了这些机构的存在。我们正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边缘，即将创造出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更加美好、更加友善的社会。
为了维持必要的政治意愿，我们必须牢记：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着完成重大转型的历史使命。在富裕国家，经济增长已经无法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是否能改善社会环境的质量。本书的作用就在于指出，只有在平等这一物质基础之上，才能建立更加良好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