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乔治难得有闲心看报纸，今天没会客、没会议，案头也没有急需处理的文件，他悠闲地自己到候客室信手拿了几张报纸，候客室的报纸是用来给等待接见的客人打发时间的，他拿了报纸回到办公室，悠闲地坐在办公桌前看报。
但是，一篇有关叶子农的新闻综述搅乱了乔治的好心情。这篇新闻综述篇幅很长，占了整整一个版面。文章转载了大量新闻图片，从叶子农被公布出任德国NRG联盟政治部长到叶子农被中国警方刑事传唤，从叶子农在柏林被记者围堵到叶子农在北京被警方带走。
关于叶子农回国应讯，关于德国NRG联盟主席道歉，关于叶子农被国家安全官员送回酒店……叶子农与NRG世界民主联盟的“部长事件”扑朔迷离，媒体猜测版本不一，有先同意后反悔说，有政治蓄谋说，有价码太低说，有迫于刑事遣返说，有懦夫悔过说，有道歉营救说……每种说法都罗列了自己根据，都有一套自己的推理，而不管哪种猜测，都已经使叶子农的平静生活成为不可能，“平静”被一种力量打碎了。
看完，乔治沉思了片刻，拿起电话对秘书说：“请奥布莱恩来一下。”
几分钟后奥布莱恩来了，走到办公桌近前。
乔治把报纸递给奥布莱恩，问：“这是怎么回事？”
奥布莱恩看了看报纸，说：“年轻人不懂事，需要有人告诉他要懂礼貌。”
乔治说：“我是刚知道的。你呢？布兰迪呢？”
奥布莱恩说：“我不用知道，布兰迪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乔治不满地叹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说：“如果我们是需要别人礼貌的，那么我们的产业也将是需要礼貌的角色，而主角是不需要额外关照的。”
奥布莱恩没吭声，对这个问题报以沉默。
乔治说：“要道歉，这是必须的。”
奥布莱恩说：“当然，这也是一种力量。”
乔治想解释这不是力量，也不是道德，但突然就没了解释的兴趣，说：“好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去忙吧。”
奥布莱恩放下报纸，转身走了。
乔治再次拿起电话对秘书说：“尽快跟布兰迪联系上，请他来一趟，马上。”
2
傍晚，正值晚饭高峰时间，布兰迪驱车来到“老九面王”餐馆，停好车被服务生迎候着走进餐厅，餐馆生意不景气，餐厅里只有不多的几桌客人。布兰迪边走边巡视，希望一进餐厅就看到老九的身影，而老九却并不在餐厅。
布兰迪选了一张桌子坐下，看了看菜谱，对服务员说：“把你们老板叫来，九哥。”
女服务员像是非洲的留学生，操一口不太流利的英语说：“老板在里面忙呢，您有什么要求可以跟我说吗？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布兰迪说：“请叫你们老板来。”
女服务员只好说：“好的，请您稍等。”
女服务员到吧台跟领班说了几句，领班拿起电话。
老九来到餐厅，一看是布兰迪，惊讶道：“哟，怎么是你呀！”
两人礼貌地握握手。
老九在布兰迪对面坐下，说：“你可是稀客，想吃点什么？我请客。”
布兰迪问：“叶先生的事你都知道了？”
老九说：“报纸电视都有看，知道。”
布兰迪说：“奥布莱恩想表达点什么，搞过头了。考虑到我跟你们有些交往，总裁让我来处理这事，一是向叶先生表示道歉，二是希望还能有补救或补偿的机会。”
老九说：“那你找子农啊，找我没用。”
布兰迪说：“打电话的方式不够诚意，不恰当的接触可能会引来媒体更多的猜疑。扩大事态或激化、复杂事态，对大家都不好。”
老九问：“让我带话？”
布兰迪点了一下头说：“是的。你背景简单，媒体在你身上没有文章可做。总裁接见叶先生你是在场的，事实上你也是当事人。最重要的是，我相信你的人品。知道你忙，不会让你白辛苦的，经费我已经带来了，如果签证不顺利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老九想了一下，说：“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我也就说了。知道子农出事了，我就想去看看他，签证已经办好了，可总有顾虑。子农你接触过，他这人是有事说事，没事歇着，什么事都来实在的，不是那种问个好的路子。我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就扛一张嘴过去是不是显得好假呢？我也怕这种时候去看他，会不会是给他添麻烦呢？”
布兰迪说：“欧洲国家不会欢迎一个被他们认为是反对民主的外国人，一些极端组织和个人对叶先生甚至构成生命威胁。中国民众也不会欢迎一个被他们认为是汉奸、懦夫或叛徒的同胞，他们最憎恶这个，那么叶先生的处境就不难想象。美国是移民国家，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要好得多。如果叶先生需要帮助而错过了时机，那不是很遗憾吗？”
老九说：“这两天我要去趟北京，看看生产基地的筹建情况，去柏林的事我得跟合作人商量一下，她给乔治和子农当过公证翻译，要按在场说她也算当事人。我在北京开店，老板去柏林看一个汉奸、懦夫或叛徒这样的朋友，对北京的生意会不会有影响？我得征求一下合作人的意见，起码得跟人家打个招呼吧。”
布兰迪说：“我们希望你是作为特使的身份受我们特别委托去见叶先生。”
老九说：“我见到子农，一定把你的意思带到，这个没问题。我不做特使，不搅和这里面的事，顺便捎个话的事也不用谈钱，当了特使拿了钱，就不是我去看子农了。”
布兰迪沉默了片刻，说：“好像……只能这样了。那就拜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