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早晨，安娜・瓦尼亚醒来时，发生了几件事情，可她并不知道。那年她七岁。
安娜不知道，在被占领的波兰，盖世太保的头子下令强迫雅盖隆大学校长要求所有教授（其中就有她父亲）出席一场座谈会，主题是在德国人统治下波兰的学术发展方向。座谈会将在当天中午举行。
安娜不知道，父亲连同他的同事们将从56号演讲厅被带走，先带到他们目前生活的克拉科夫[1]的一所监狱，随后将被遣派到波兰全国其他许许多多的拘留机构，最终要转移到德国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
安娜也不知道，几个月后，父亲那些幸存的同事将被遣送到更为声名狼藉的上巴伐利亚达豪集中营。但是，那次移交开始的时候，她父亲已不在人世，无法被转移了。
那天早晨，安娜只知道，父亲要外出几个小时。
七岁女孩们可是群变化莫测的家伙。有人会跟你说，她们早就长大成人了，你若不同意就会很麻烦。有人似乎更乐于斤斤计较地掩饰用粉笔写在头脑中的童年秘密，不肯给成年人透露丁点儿事情。还有些（迄今为止这伙孩子的数量最大）压根儿就无法确定自己属于哪个阵营，完全取决于她们那天那时甚至那刻的状态，她们呈现给你的面目可能完全不同，绝非你自以为可能会发现的面目。
安娜属于最后那种七岁女孩，这种矛盾状态与她父亲的培养有很大关系。父亲待她犹若成年人——尊重、谦逊、体谅。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他同时又设法在安娜的感觉中保护和保存这样的概念：她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的万事万物都是崭新的发现，对自己的心灵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安娜的父亲是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的语言学教授，跟他一起生活就意味着每星期天天要讲不同的语言。安娜七岁的时候，她的德语、俄语、法语、英语都相当不错了，而且还通晓意第绪语[2]、乌克兰语，略懂亚美尼亚语、喀尔巴阡山罗姆语[3]。
父亲从来不跟她说波兰语，他说，波兰语就让它好自为之吧。
如果不是迷恋交谈，不会有人像安娜的父亲那样能够掌握这么多种类的语言。她记忆中很多时候父亲都是在跟各种各样的朋友以及他在城里培养的交谈伙伴中的某位说话——不是大笑就是开玩笑，不是辩论就是叹息。事实上，跟父亲生活的很多时候，安娜曾认为父亲说的每种语言，都是根据他谈话的不同对象经过裁剪特制的，犹如一套预先订购的衣服。法语不是纯正的法语，而是布夏德先生说的法语，意第绪语不是纯正的意第绪语，而是什姆利克先生说的意第绪语。亚美尼亚语的每个单词和短语则让安娜想起那个矮小老奶奶的脸庞，她总是用小杯浓烈的苦咖啡招待安娜和父亲。
亚美尼亚语的每个单词闻起来都有股咖啡味儿。
如果安娜青涩的少年生活像幢房子的话，那些跟父亲在业余时间交谈的男男女女就是那幢房子的支柱了。他们让天空升起，让大地沉稳。他们跟安娜微笑说话的样子，好像她就是自己的孩子。去拜访他们的从来都不仅仅是瓦尼亚教授，而是瓦尼亚教授和安娜。或者像他们称呼的那样，是瓦尼亚教授和安雅，或者卡安娜蕾，或者安可，或者安尤沙克，或者安欧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有多少个民族，她就有多少个名字。
当然，如果每一种语言都只对应一个人，那么，最后，一个女孩子可能就要好奇纳闷了——我父亲对应的语言是哪种呢？我的语言又是哪种呢？
不过答案很简单——他们都是别人语言的传声筒。别的每个人似乎都只限于懂一种语言，顶多两三种，可是安娜的父亲好像完全不受辽阔和变化万千的克拉科夫风景中羁绊别人的边界的束缚。他不曾受任何说话方式的限制。只要愿意，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成为任何东西，也许，唯独不想成为自己。
如果安娜的父亲真的是这样，那么安娜也应该是如此。安娜的父亲没有给女儿传承某种具体会限定她的语言，而是教给她自己掌握的众多语言构成的宽泛谱系，还说：“从中去选吧。给自己创个新的好了。”
安娜对父亲的记忆中，他无时无刻不在侃侃而谈。在安娜记忆中，他犹如一座活着的雕像，这座雕像是按照他习以为常的聆听讲话的姿态塑造出来的：左膝搭在右膝上，肘子撑靠在膝盖上，手掌托着下巴。他经常采用这种姿态，但是即便在如此默默地专注倾听时，安娜的父亲还是忍不住想交流，嘴唇和眉毛会随着人们说给他听的东西做出拧动和蠕动的回应。别人可能会问他这些怪癖似的痉挛和抽搐是什么意思，但安娜对那种表情语言同样很精通，从来不用问。
安娜和父亲一起说话花的时间可不少。在这些人家公寓的各个角落以及城市的条条大街上，用各种语言来交谈。在所有那些人里面，安娜觉得父亲最喜欢跟她说话了。
安娜第一次意识到一种语言就是人们——说同样语言的两个人不见得必然是同类人——之间共享的约定，那是她记忆中唯一一次问了个难倒父亲的问题。
那是在他们远足或者其他外出活动后回家的路上，当时天色逐渐暗淡。安娜已经认不出他们走在城市的哪个地段。父亲紧紧抓着她的手，迈开长腿跨着大步，她必须小跑才能跟得上。太阳从屋顶落下去，又沉没在群山那边，他步子迅捷，速度越来越快。等那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几乎已经在跑了。
安娜还没看见任何东西的时候，声音就已先传来。有个男人的声音在大笑，响亮又欢快，实在太开心了，连安娜都微笑起来，激动得想看个究竟，到底是什么让他发出如此笑声。但是，当他们来到发出这声音的街上时，她的微笑打住了。
有三个士兵在那里。
大笑的那个士兵最矮小。安娜记不清另外两个士兵的模样，只记得在她看来，他们好像出奇的高大。
“跳啊，”最矮小的那个士兵说，“跳啊！跳啊！”
他们前面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使出最大的劲头照着指令去做，在原地毫无意义地上下跳跃着，不过，很明显，他的腿有什么毛病——可能是严重损伤。不难看出，他非常不舒服。他咬紧牙关，每次鞋子撞到石子的时候都忍住不要叫出声，虽然疼得连面孔都扭曲了。
这似乎让那个小士兵更加开心。
也许最难理解的是那笑声中洋溢的纯粹又毫不保留的欢乐——在安娜的心中，那个士兵讲的是弗什曼医生的语言，因此，也是用那种语言大笑的。
弗什曼医生是个差不多快秃顶的胖子，平常总穿件马甲。他戴着眼镜，拿根拐杖，有时整天拄着它在小药店里慢慢腾腾地走来走去。弗什曼医生喜欢咯咯咯咯地笑，这时脸膛几乎总是变得红彤彤的。安娜认识他的那段短暂时间里，他偷偷送给安娜的小甜点要比她在别的任何场合见过的都要多。
那个小士兵说的正是弗什曼医生讲的话。
安娜有点糊涂了。她没法参照那位医生的语境理解这位士兵，又没法参照士兵的语境理解医生。所以，她做了碰到这种情况时任何孩子都可能会作出的反应。
她问了父亲。
如果安娜的父亲不是那样的人，如果安娜在她短短的七年时间里没有听过、说过德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用德语思考，像有潜在能力讲这种语言的人那样——总之，如果她的口音不是如此惊人的地道，这个故事还没开始就便结束了。
“爸爸，”安娜说，“他们为什么要嘲笑那个人啊？”
安娜的父亲没有回答。那个士兵转过头来。
“因为，liebling，”士兵说，“他不是人，他是个jude[4]。”
安娜清楚地记得那句话，因为对她来说，那句话改变了一切。安娜以为她知道什么是语言，语言如何发挥作用，知道人们如何无中生有引出不同的词语，为了描述周围事物的轮廓形状而说出来。
然而这句话情况要复杂得多。
什姆利克先生从不讲jude，他只说yid[5]。
这位士兵，无论他讲什么语言，还是跟弗什曼医生不一样，正如医生想让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跟那位犹太人什姆利克先生不同。
一九三九年，一群叫德国人的人开进一个叫波兰的国家，控制了克拉科夫城，安娜就生活在那里。不久这些德国人便实施了一项名为克拉科夫特别行动的计划，主要目标是针对这个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大学教师，安娜的父亲就在其中。
克拉科夫特别行动正式实施的日子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六日——安娜七岁那年——那天早晨，安娜只知道父亲要外出几个小时。
十一点稍过，父亲把安娜托付给弗什曼医生照顾，此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如果有紧急活动需要参加，父亲把安娜交给朋友照顾并非什么罕见的事。父亲可以放心地把安娜短暂地放在家里，不过，当然了，有时候他需要外出的时间会更长些。安娜还很小，总需要有人来照顾。
安娜的父亲竭尽全力，让她远离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事情，可战争毕竟是战争。何况，不要指望永远把一个孩子保护起来远离尘嚣。大街上出现了不少穿军装的人，很多人大喊大叫，还有狗，以及令人害怕的事物，有时还会听到枪炮声。如果一个人爱说话，他女儿免不了会听到“战争”这个词被说出来，无论偷偷摸摸还是大声地说出来。无论在哪种语言里，“战争”都是个沉重的字眼。
安娜还隐隐约约记得以前的时光，那时这个沉重的字眼还没有像边角加沉的大网般降临下来笼罩在她的四周，但她记得的不是什么具体的人影或者面孔——甚至不是她极力塑造的对母亲的短暂印象——对那段时间的记忆最鲜明的特征是一座生气勃勃的城市里充满活力的户外生活：公园和花园里叽叽喳喳的漫步、奔波声；人行道边桌上的一杯杯啤酒、咖啡和茶水；母亲、恋人和朋友大声喊着名字，回荡在对面的石板街上，希望那人消失在街角的时候叫住他并转过漂亮可爱的脑袋。对安娜来说，那些犹如永远温暖的日子和太阳，可是她知道，战争，很像坏天气——如果就要上路了，最好不要在外面碰到。
最后那几个月，安娜的父亲花了不少时间在家里陪着安娜，跟她说说话，当不可避免需要沉默的时候，就会看看书。他的初衷很好，可是放在家里的书都远远超出了安娜的阅读水平。所以安娜大量的时间都花在看特定的一本书上了，那是本厚厚的儿童故事集，里面的内容从各处收集选取而来。无论来自伊索还是《圣经》，或者北欧神话乃至埃及传说，全都带着同样出自十九世纪人之手、看着很舒服的插图，用钢笔和墨水画就，然后复制在厚重的纸上。
安娜只要跟那本书分开就会很想念。甚至先想念那本书，再想念父亲。
十一月六日午后最初的两三个小时里，弗什曼医生对安娜的态度还是一如既往，店里人空的时候，他会把目光越过眼镜逗逗乐，笑一笑，当门铃响起，有新顾客进来后马上就不理睬安娜了。店里的小饼干比前几天少了很多，不过安娜能理解——弗什曼医生以战争为由解释过饥荒。这样的解释很常见，安娜对此已经非常熟悉——最近不管谁说到异常情况，好像都会指出战争来解释。
安娜对“战争”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还不太懂，但是它好像，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会打击她的小饼干的供应，对此她实在无法赞成。
那天药店比安娜以前见过的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到店里来找弗什曼医生求救的人大部分是年轻的德国人，身穿区别不很明显的军装。甚至有些稍微上了年纪、穿着套装进来的人，讲着一种嘹亮、清脆的德语，虽然明显跟弗什曼医生讲的语言一样，但在安娜听来，他们的发音似乎因为肌肉紧绷而前倾，弗什曼医生则低沉、放松。最有意思的是，每当安娜格外关注顾客说的话时，弗什曼医生就会紧张起来，所以安娜就尽量装得好像没在听的样子。
时间越来越晚，弗什曼医生试图掩饰逐渐强烈的焦虑。可是，到店铺打烊的时候，安娜的父亲还没回来接她。弗什曼医生开始不加掩饰显露担忧起来。
不过，安娜还不是特别担忧，因为父亲以前还有出去更长时间的时候，而且总会回来。
可现在大街上枪炮响个不停，狗叫个不止。弗什曼医生断然拒绝带安娜跟他回家去。安娜心中忧虑的种子第一次悄然萌动。以前弗什曼医生对她从来都那么温柔，现在让人有些不解，他怎么会突然变得不友好起来。
那天晚上，安娜就在弗什曼医生药店的柜台下面睡了，没有毛毯，浑身好冷，随着夜越来越深，街上德国人越来越多，还害怕被人看见或者闹出太大的声响。
安娜辗转反侧难以入睡。她太担心了，脑子很活跃，连打盹都办不到，不过还没有活跃到让自己不要倦怠的程度。就在这种永远无法进入下个时刻的时候，安娜开始怀念自己的那本故事书来。
那本书快到末尾的时候有篇故事，就在装帧开裂的地方，顺手就能翻到，讲的是一个叫阿德勒国王的细细长长的魂灵的故事，安娜喜欢盯着看他的图像，直到恐惧得无法忍受，然后突然合上书。阿德勒国王困在书页中后，害怕会真真切切地消失，安娜多么渴望此刻像合上书关住国王那样，封住那像虫子叮咬般烦人的小小担忧。
早晨，弗什曼医生给安娜带来一小份吃的东西。这让她心里感到舒服了些，可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安娜已经明白医生显然不想还让她继续在那里逗留了。他非常歉疚，说如果安娜的父亲来店里接她，他会立刻要他过去找她，但自己不能再在店里收留安娜了。
他说的话句句都在理，安娜向谁辩解去呢？
弗什曼医生送安娜回自己家的公寓，离开的时候随手锁上店门。他们到公寓后，安娜很快发现，父亲昨天送她到弗什曼医生的店铺，离开的时候把自己家的门锁上了。可是，弗什曼医生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等他们一看见公寓楼的时候，他就找了个借口匆匆忙忙回自己的药店去了。
安娜在自己家门前坐了很长时间。她心中某个地方仍然坚信父亲正在回家来找她的路上。安娜极力克制住担忧，激励自己让这份坚信在心里的那个地方继续壮大。真的，他很快就会回来。
可是他没有回来。
只要感到自己的信心逐渐减弱，安娜就试试门把手。她试了一遍又一遍，每次，她都痴痴地又深深地相信，事实上，父亲并没有把她锁在外面，只是转把手的时候她使的劲不够大。
安娜多么希望那是真的，可房门纹丝不动。在和平的日子里，有时这样的异想天开会变成现实，可在战争时期，这永远不可能。
坐在那里，对安娜来说简直就像永恒，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永恒。对孩子来说，无所事事的一个钟头长得跟一辈子差不多。安娜已经在那里坐了两三个小时了，如果不是过道对面的尼梅兹克太太，她可能会一直坐在那里等父亲回来，直到战争阻止她。
尼梅兹克太太经常跟瓦尼亚教授（以及其他人）抱怨说，他和女儿经常深夜还高声喧哗。但是，安娜的父亲相信，尼梅兹克太太只是不愿意他们带吉普赛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到大楼里来。尼梅兹克太太只会说波兰语，每次都只讲那么一点点。她这辈子几乎从来没有面对安娜说过哪怕一个词。不过老太太经常当着父亲的面提到安娜，通常都说父亲对女儿教育不当。不用说，在安娜看来，见到尼梅兹克太太永远都是让人非常不开心的事情。安娜又是那种特别不喜欢见人的女孩。
安娜开始在公寓门口等待后不久，尼梅兹克太太就打算出门去办个事。老太太从楼道经过的时候，目光在安娜身上盘桓了很久，办完事回来，目光同样没有从安娜身上移开过半秒，直到关上身后自家的房门。
安娜拿不准尼梅兹克太太会采取什么行动，但老太太隔会儿就把门裂开条小缝儿，查看小姑娘是不是还坐在楼道里。每次看见她从门后露出的那一点点脸，安娜都觉得老太太的态度越来越开心了。
如果不是尼梅兹克太太，安娜可能还老老实实待在那里等父亲回来。
如果不是尼梅兹克太太，安娜可能永远没有机会遇到燕子男。
整个克拉科夫，数不清的公寓、房间，甚至咖啡馆和小客栈，七零八落地散布着安娜父亲的朋友，他们会用各种不同语言欢迎她住一两天，可是，安娜仍然回到弗什曼医生的药店。毕竟，她最后是在这里见到父亲的。父亲会认为她在这里。
天色已晚。安娜饥肠辘辘，太阳开始向地平线降落，她开始想晚上睡在哪里。对她来说这种忧虑的感觉还很新鲜——那种感觉持续到昨晚，她有生以来睡的地方只有家里紧锁的房门背后那张小床，跟父亲的床只隔着道过厅。
安娜到弗什曼医生店铺外面的街上时，他正忙着接待一个顾客。安娜透过巨大的玻璃窗看到他正跟一个穿西服的男子说话，虽然他直直地盯着安娜，却好像当作什么都没看见。
街上开始冷了起来。
安娜虽然年纪还很小，很多方面却习惯像个成人般自我安慰，但是那些天，她仍然像孩子般言听计从。弗什曼医生告诉过安娜，他不会再在店里收留她，无论她心里认为情况与他料想的多么不同，无论她变得多么绝望，安娜都不能到店里来，除非别人对她说没问题。
这就是成年人所说的“做个乖女孩”。
安娜开始安心坐在街上等待一个不会回家的父亲。弗什曼医生店铺所在的那条街很短——是条弯弯的用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而且很窄，两头连着两条主大道，然后就到头了。街上没有多少车辆，除了去那家药店和其他几家店铺的顾客，出入这条街的人大多住在附近，到达或者离开都不会滞留很久。安娜的眼睛始终看着地面，心里悄悄祈求过往的路人谁都不要瞧她，除非那人是她的父亲。她寻找着裙子上可以拉出来的脱落的线头摆弄着，借此打发时间。
最终是鞋子的声音引起安娜的注意。那天下午，咔啦咔啦的节奏在那条街上来来回回出现了上百次，总在附近前前后后绕来绕去，消失一会儿又出现，木头鞋跟敲击大街石头路面的声音安娜早就熟悉了。安娜惊讶地抬起头，她斩钉截铁认定熟悉这鞋子的声音。抬起头不久，她就肯定，鞋子上方的那个男人注意到安娜在留意他。
那个男子个头很高，却瘦得离奇。他身穿褐色三件套毛料西服，肯定是特意为自己定做的。很难想象别的男人有他那样的尺寸，他的衣服穿得比手套还熨帖。他带着个陈旧的衣用包，褐色皮革已经磨损得比他的深褐色西服的颜色淡好多。上面有些铜扣子，包的侧面印了个淡红色的SWG三个字母的组合，最初的颜色可能跟深红色的领带一样。一把长长的黑伞扣在包的两个提手之间，遮住包的顶端，虽然天空晴朗。
瘦子注意到安娜在看他后就不再走来走去。他从高得吓人的高度，透过圆圆的金边眼镜俯视着安娜。瘦子嘴上叼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他用细长、瘦骨嶙峋的手指取下来，吸了口气想要说话。
就在这个刹那，铃声大作，从弗什曼医生店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士兵，来到街上。瘦子立刻骤然转过脑袋面向那位年轻士兵，开始用明快、干脆、高雅、文绉绉的德语跟那个士兵说起话来，问他这里是不是那个好像大家都喜欢来就诊的著名医生的诊所。安娜感觉自己开始屏住呼吸。
这位高个子男人和这个陌生人说着话，语速很快，意气相投，那位士兵保证说里面的服务质量高，人热情。毕竟，这位医生是德国人，不要指望某个波兰医生的技艺会胜过他。
适当地稍停片刻后，瘦子向士兵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转眼向店铺望去。他身上有股权威的气势。安娜开始纳闷，估计那位士兵也有同样想法，她是否应该认识这个人。年轻士兵习惯了上级总是含蓄不言的规矩，把敷衍性的感谢解读为是要打发他走，可是士兵还没走开很远，瘦子又喊他回来。
“我不知道，soldat[6]，”他说，“你能不能借个火帮我点根烟。”瘦子的长手背扣在身后。毫无疑问，他可能懒得折腾自己来做这种事。
年轻士兵恭敬顺从地照办了。瘦子连目光都没有接触，更没有道谢，甚至连打个招呼认可下都没有。
他深深地吸了口烟。
士兵消失在克拉科夫街头。
瘦子又美美地吸了口烟才转过身面向安娜。
“那么，”他用优雅的德语说，烟雾随着声音从唇间喷涌而出，“你是谁？”
安娜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她动了动下颏，想不管从什么语言中找个词来无中生有编造个名字——她知道自己的名字“安娜”有个德语版，可是她觉得向如此威严的一个人讲出那个词，说那就是她，好像有些不对劲。像她这样寒冷、饥饿、害怕，要想回忆起最初那个讨巧的称呼，脑子有些吃力。
瘦子挑起眉毛，脑袋朝右侧歪着。他眉头一皱，换成波兰语：“你在等谁？”
他说德语时的明快变成了波兰语的圆润敏捷。除了父亲之外，他是安娜见到的第一个娴熟掌握不止一种语言的人。
安娜想回答他，想跟他说话，可是却不知道能告诉他什么。安娜忽然想到可以说她在等父亲。可是，说真的，她自己已经拿不准实情是不是如此。如果关于这位高个子陌生人有什么事是很确定的话，那就是他这个人可不是你撒谎可以糊弄的。
瘦子点点头算是对安娜沉默的回应，接着又换成俄语说：“你父母在哪里？”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可是安娜不能忠实地说出来，因为她不知道。她正要这样告诉他的时候，高个儿男人已经习惯了安娜毫无反应，又迅速换成意第绪语。
“你还好吧？”
这个问题惹得安娜突然哭起来。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别的问题及其无法回答同样让人不知所措，又让人烦恼。也许是因为这个人——在安娜看来这个男人当时显得有些可怕，高高地耸立在她面前——语调的忽然软化，忽然关切起人来。如今，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情况逐渐变得越来越不妙，安娜想不起来还曾有谁问起过她好不好。连父亲都忙着辛苦地给她提供某种可以接受的一切都好的说辞，却始终一直忽略了询问这样是否管用。
也许跟意第绪语有关。那是什姆利克先生讲的语言。安娜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见过什姆利克先生了。虽然她还是个孩子，但不可能对这个城市的犹太人的遭遇都视而不见。她心里隐隐约约拿不准意第绪语是不是还能幸免于难，直到瘦子说出来后她才放心了。
不过，对安娜的眼泪，最合理的解释为，这个问题，她确确切切知道如何回答：
她并不好。
瘦子对安娜流泪的困惑不解远大于关切。他的眉毛再次蹙到一起，俯视安娜的时候脑袋歪向一边，重要的是，瘦子似乎很好奇。
这个人的眼睛很犀利，深深地嵌在额头下面，而且即便女孩子费尽心机想把自己的眼泪藏起来不让人们看到，她也没办法不去看那双眼睛。他的眼睛像只鱼钩，钩住安娜的眼睛，把它们拽出来对着自己。
接下来他做了件事，从此永远改变了安娜的人生。
瘦子犀利的目光朝上转向短街拥挤的房屋的檐顶。安娜的目光像被俘虏了般紧随其后凝视过去。瘦子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后，撮起嘴唇，朝天空方向吹了段叽叽喳喳欢快的口哨。
突然传来翅膀的扑腾声，一只鸟儿像炸弹飞跌般朝街面坠下。鸟儿展开翅膀，在空中积蓄着力量，然后放慢降落的速度，飞落到一块湿漉漉的砌石上，蹦蹦跳跳地走过来，眨巴着眼睛，歪着脑袋，仰起脸张望着瘦子。
高个子把香烟从左手换到右手，蹲到快要跟街面平齐的程度，尖尖的膝盖快挨着耳朵了。他伸出左手食指，指着右方，与地面保持平行。
小鸟刹那间不动了。瘦子又跟它说话了，好像在叫名字，接着小鸟突然飞起来落在他的手指梁上。
他慢慢转过身，带着鸟儿朝安娜走过来，直视着安娜大大的眼睛，同时抬起右手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别作声。
这个动作其实没必要。因为害怕吓着这只闪亮、美丽、精致的小家伙，安娜不仅止住了哭声，竟发现自己连呼吸都屏住了。
安娜可以格外清楚地看到这只小动物，他把它伸到跟她的脸只有咫尺之隔。鸟儿的脑袋和翅膀是亮丽、鲜艳、斑斓的蓝色；小脸蛋和颈环是淡橘色；尾巴像宽宽的劈开的叉子，还不时痉挛地动一动，否则就绝对纹丝不动，抬头张望着安娜，好像是瘦子制造出一组栩栩如生的雕塑栖息在他的手上，每只都天衣无缝地换到下一只。
安娜虽然心情不好，但还是笑了，伸出手想摸摸小鸟。刹那间她想完全可以把自己的指尖挨在鸟儿柔软的羽毛上。可是鸟儿以惊人的速度突然动了下就飞走了，飞向天空，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待着被人抚摸。
瘦子的嘴巴看上去无动于衷地紧闭着，可是那双犀利的眼睛却闪烁着某种得意的光芒。然后又以吓人的速度和敏捷舒展开身子，恢复到原来的高度，穿过马路朝弗什曼医生的药店走去。安娜万分震惊，他居然能听到自己用细微的呼吸声发出、然后消失在空气中的那个小小问题。
“那是什么？”她问道。
“那是，”瘦子说，但并不回头，“一只燕子。”
药店门上的铃铛骤然响了，门随之关上。
瘦子从弗什曼医生的店里出来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无意再跟安娜交谈。那双眼睛，专门捕捉跟自己同样眼睛的工具，滑过靠住墙蜷缩的安娜，甚至都不曾停留。安娜都来不及站起，那枪炮般的脚步已经随他到了通往街口的半路上。
然而，安娜早已准备好，只等他从药铺出来。
安娜迅速、杂乱无章地用好几种语言回答了他的全部问题。
她用意第绪语说：“我现在好一点了。”然后用俄语说：“我想爸爸可能不会回来了。”又用德语说：“我自己一个人。”最后用波兰语说：“我现在就在等你。”
高个子在街上默默矗立了片刻。这世上别的任何人听了都会目瞪口呆的话，可他没有任何特别的反应，只是用那双幽深、算计的眼睛，仔细打量着安娜。
安娜实在迫不及待了，她又用法语说，这是她能想到的最接近鸟语的语言：“我不会讲鸟语。”
这是安娜听到燕子男三次大笑里的第一次。
“我不会讲法语。”他说。
这时他默默地站立了片刻，看着静止不动的安娜，好像在等待安娜忽而舒展忽而收缩的小小胸腔里出现什么迹象或者信号。
安娜感觉自己快要淹死在这空荡荡的静止中了。这是她第一次说出来，甚至第一次允许自己清楚地思考这件事：
她觉得父亲再也不可能回来了。
感觉说出来非常艰难和不妥，就像赤手撕裂凹凸不平、锈迹斑斑的金属——好像父亲从对面某个拥挤的庭院里喊她，安娜听到了却转身离去。
万物静止不动。
突然，瘦子作了个什么决定，安娜看到他横穿马路大步朝她走来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忽然感觉很恐惧。
毫无疑问，这位高个子陌生人不是那种让人心里踏实的人物。他身上带着某种威严，某种不动声色的强硬，跟人们为讨小孩子的喜欢而训练出来的那种气质完全迥异。但是，与此同时，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也许是轻巧地跟燕子说话的奇妙劲儿——让安娜着迷。他肯定是个奇怪的人，不过他的奇怪中有点严厉和熟悉的感觉。也许安娜和父亲始终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或许他们的语言就是一切语言。安娜抑制不住地想，在这位高个子陌生人身上，她发现了他们这个罕见部落里的又一个成员——一个通晓多种语言的人。
这时，瘦子长长地跨了几大步就穿过马路那点距离走到安娜跟前，安娜虽然很害怕，但已经早有准备，想听到说这个陌生人是被派来接自己的。她已经准备好等着听，如果她相信就跟他走。她将被带到父亲去的地方，准备好这个男子是派来做她的监护人和守护者，直到她回到适当的地方。
她早就想好了。
可是这个男人没有作出这样的宣告。相反，他深深地蹲下来，给了安娜一块小甜饼，跟弗什曼医生经常给她的一模一样。
不过是一块甜饼。
可是在安娜早有定见的心里，她觉得这是个超越物质的奇迹。这意味着在弗什曼医生和这位高个子男人之间完成了某种父亲角色的授职礼。这样的发展结果要比任何她想象得来的、用语言写就的仪式上用的脚本好得多，不仅甜美可口——简直还有些神奇。当然，它首先是甜美可口的。
安娜咬了口甜饼的时候，这位高个子陌生人怀着由衷的喜悦看着安娜。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她吃的时间不算很长，显然，没有什么比黄油与糖混合的甜点更美味可口的了。没花多长时间整块饼就吃完了。
当安娜从忽然间不可思议地消失的甜饼中醒过神来时，瘦子已经直起身，站立的高度超过安娜好大一截。
过了好长一会儿，他说：“不要引人注目。”然后把目光收回来，投向克拉科夫以外的方向，“越久越好。”
接着，木头鞋跟响亮的敲击声宣告他逐渐走远，离开了安娜，消失在那条车水马龙的大街的尽头。
也许为时略晚，可是七岁的安娜仍然努力琢磨着这个世界运转的真相。短短的七年时间，插进好几个不可思议的突变和颠覆性事件，对她的生活产生实质性影响——母亲走了，然后世界处于大战中，现在父亲又消失了。按照她的全部理解，这就是“世事”。你熟悉的人不会在身边流连忘返，你期望的事物已经消失。说来，对一个娇生惯养的七岁女孩而言，安娜的适应能力已经非常强了。无论什么人跟她说什么语言，她都能用同样的语言应对。
所以，当瘦子过来，跟燕子说话，又从空气中取出她心爱的小甜饼时，为什么她就不该学学他说的话呢？瘦子的言语飘忽不定，闪烁其词：对士兵，他讲起话来威严有加，夹着轻蔑的味道；对空中招来的小鸟，他的言语却温柔备至。
而且，当他注视着安娜伸手接触那只燕子或者品尝小饼甜滋滋的馅味时，那冷漠的面部表情后面别有意味——除了所有外在的炫目和闪烁，他内心还有某种更加可靠、确定、真实的东西，某种深藏不露的东西。
这个人从来不会公开讲出自己真正想说或者感觉到的东西。
安娜知道不同的语言会用程度不等的委婉说法来处理要表达的微妙含义——在某种语言里，习语能直接了当地展示说话人想交流的意思，然而，在另一种语言里，通过自贬的隐喻这种诡辩的花招，以及情感的深化，或者狡黠的主张取得很好的暗示效果。
这一切不过是想说，安娜是带着惊人的愤怒明白的，这种愤怒巨大到能带给她赤手撕裂冰铁的力量，她明白了高个子对她说的话里有弦外之音。
“不要引人注目，”高个子曾对她说，“越久越好。”
安娜心里暗自笑了。“我来了。”
她已经决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