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不惮于承认自己对日本的无知。对于我而言，日本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国家，而大和民族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民族。
这么说，并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材料不足，或者我对于日本知识的有意闭塞。而在于，对于日本的阅读越多，就越容易沉陷在诸多的矛盾之中，更加难以理解。当然，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全面理解，其复杂性与矛盾性，都足以令一个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止步。只是对我个人而言，日本所呈现出来的矛盾如此对立，以至于我在了解的过程中一再迷失。
我向来喜欢日本的文艺多过于政治。而这恰是矛盾的开始。其文学之温婉，文艺之精巧，恰与其尚武之暴戾，军事之极端；其个性之谦和，社会之柔厚，恰与其层级之森严，忠诚之愚烈；其政治之灵动，处世之圆融，恰与其外交之执拗，争端之戾气；其历史人文之耽美，恰与其历史政治之血腥一一对应，屡屡不爽。
其实我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机会并不算少，从学者到学生，从生意人到外交官，从新闻人到政客。但是即使如此，也难以打消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知识谜团。
谜语之一是：日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从日本有国以来，由于偏居海岛，几乎未曾受到有力侵犯。即使十九世纪美国人舰队到达日本，其实战事颇为轻微，可这居然触动日本乃至推翻幕府，促成明治维新之功效。一个几乎未曾有过对外接触的国家，如何能如此轻易转型？尚且儒教当时乃是全日本唯一尊崇的俗世哲学。
二战前，天皇至高无上的社会心理深入人心。然而几乎在极短时间之内，就迅速转入民主国家，从而又兴崛起之道，连美国人也惊呼“日本入侵”？
蹊跷的还在于，一边日本对于其军国历史其实有深刻反省，并且在制度上约束自我，扼杀军力兴盛之道；但另一边，却不时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不时翻锅，挑动亚洲受难国家情绪。既已立志转入正常国家，如何却不断与邻为壑？
其国家方向，世界视野在何方？
谜语之二是：大和民族，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怎样的一个人群？
在我与日本人亲身接触的过程中，几乎他们所有人都可以用温柔敦厚来形容而不为过，他们似乎保存了比我们更加完整的儒家礼教精神。他们自律到令人恐怖，而对于国家之奉献无私到令人惊异。少数人如此也就罢了，当整个民族如同个人，需要怎样的国民教育？
可是就是这样高尚贤德的一群人，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长期殖民于中国东三省；在南京犯下人类历史最血腥的罪行——南京大屠杀；在东南亚也有菲律宾大屠杀。而美国士兵在日本的东亚战俘营中的遭遇，同样是无穷噩梦。如果说仅仅是战争令人改变的话，那么他们死守着靖国神社，死守着教科书，又是如何解释？
个体的自律与道德，与整个民族所呈现出来的癫狂与暴戾，为何存在如此差异？
谜语之三是：日本真的改变了吗？
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军队打开了日本的大门。在约翰·W.道尔的《拥抱战败》中提到，许多美国人认为佩里“把魔鬼放出了瓶子，而那个魔鬼已经变成了一个鲜血浸透的怪物”。二战之前与期间的日本，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形象与真实。然而，1945—1952年美国占领军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带领下，对这个国家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和平宪法通过了，日美安保条约形成了，多党制政治胜利了。这是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国家，毫无疑问。
可是到底真的改变了没有？天皇还在那里，历史问题还没有解决，他们对于周边国家依旧不友好。右派的力量还很强大。它会不会还会演化回那个嗜血的魔鬼？
诚然，我自己是没有答案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以往阅读日本的过程中，得到的永远是加深了谜团的矛盾的答案。
我们想要寻找一个国家的民族性，那么最好的材料当然是它的历史。可是我作为一个外行人而言，日本的历史如此难以进入，就是关于战国一段，就已经足够复杂到令人头晕目眩。其次对于日本战后历史的叙述，如此充满了尖锐的对峙，使人无法得到一个前后一致与符合逻辑的答案。
然而，再复杂的事物，都有其解析的方法。最起码，在我自己而言，多少是可以寻找到一些思考的线索。有那么几个方式，是我勉强理解日本的出发点。
无论理解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以妖魔化为起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确是一个血腥国家，但是并不能因为如此，便妖魔化日本民族。露丝·本尼迪克特在1946年所出版的《菊与刀》，是最经典的研究日本的著作之一。她从文化的基本层面，乃至包括日本人抚育儿童的过程中，去解析日本民族性的形成与特点，并且为战后美国占领军的政策取向奠定了理论基础。这种文化解析乃是令我们明白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成，都有其历史地理之成因，亦因此造就民族性格。日本国民与任何一国国民无异，无非挣扎在日常生活与政治拨弄之间而已，努力平衡身心与外界。若以国家之龃龉，迁怒于民族之劣根，显然有悖于人性论。
而后是对于政体的理解。这其中确实有多重复杂与矛盾。2000年普利策奖获奖书籍，约翰·W.道尔的作品《拥抱战败》，叙述的是日本自1945年战败，到1952年麦克阿瑟黯然离场，日本恢复国家主权的过程。显然，日本已然在这七年的时间中，按照日本自身的国情与美国的宪政，彻底地改造了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体，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制国家。甚至出乎美国人的意料，“绝大多数日本人能够轻易抛弃十五年之久的军国主义教化”，并且从心理意义上去“有原则地反抗军国主义”，“和平与民主，是战后日本最伟大的祈祷语”。
但是，在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中，却沉痛地检讨战后重建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恐怖弊病，也就是天皇制的形成和残留。小森认为，恰恰是明治之后所形成的、其后麦克阿瑟所特意保留的、未能下决心彻底铲除的天皇制，使日本迄今为止仍然挣扎在一种独裁复苏的可能性中。靖国神社、教科书、自卫队出兵海外，都是这个制度遗产所导致的后果。事实上，道尔也在他的作品中对此多有论述。
日本为何对周边国家缺乏同情与歉疚？道尔的观察至为精彩。日本在战争后期，受到盟军的残酷打击，包括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轰炸。战后日本的废墟和痛楚，加上美军占领期间的封闭与屈辱，使日本人能够深切地抚摸自己的苦痛，“日本在殖民和战争中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就更容易被抛诸脑后了”。
这便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势：一方面日本政体的民主、自由与社会自治形态，使日本与欧美国家之间具有强大的亲和性，西方性已经大于亚洲性；另一方面亚洲诸国深切感知从日本殖民、侵略中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而日本也深切感知二战后期与战后自身所带来的苦难与侮辱。在一种没有交叉的民众与国家情绪之中，任何的共同话语都无从寻找。
那么，我们始终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对待日本。美国布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涩泽尚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美国的艺伎盟友》中，她指出：在二战期间，美国人对于日本怀有深刻的仇恨与恐惧。但在占领期间，由于把日本女性化和儿童化，美国顺利进行了一场新的想象转化，从而把自己转变成为保护者与改造者，取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并且甚至将这一形象成功延续至今。这个神话所告诉我们的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塑造，能够对于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何等影响。
如果我们必得要客观公正并且有利于民族国家地进行对抗或和解，都必须清晰地了解他们的政体、民众的主流观点、右翼的人群构成、日本政治的取向目标、各个利益集团的博弈差别。单一脸谱化与妖魔化的描述，都无法令我们获得良性的理解和采用正确的立场。
我们今天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中任何一国的领袖们都非常清楚战争的代价彼此都无从负担。虽然我相信我所抱有的谜团可能根本无法解开，因为它所涉及的乃是一个民族庞大与完整的历史记忆。但是我相信出于理性与逻辑的理解，才是这个时代中面对异族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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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清川，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