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
在华盛顿特区，到处观光成了我们的习惯。每次我来到华盛顿，我们至少会在城里逛上一天，去看那些波拉特感兴趣的地方。“阿林顿国家公墓”是他名单上最后的几个目标地之一。那天波拉特用他的本田车接了我，然后在一家户外的餐厅停下，吃了午饭。那是6月里美好的一天。
波拉特最近换了住处，也换了工作。他仍然住在6号街的唐人街上，但搬到了旁边的那栋楼里。他住在一个维吾尔族朋友的楼上；这比和那个中国房东住在一块儿好多了。他还是干着送外卖的活儿，但是现在替另外一家叫“香料”（Spices）的亚洲餐馆工作，在那儿他能拿到更多的小费。那间餐馆的老板是个新加坡籍华人。这个新加坡人刚来到美国时，是在一家越南餐馆洗碗；现在他成了百万富翁，有自己的生意。当波拉特开始在那儿工作时，老板特意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他。在“香料”餐馆，送外卖的人每小时能挣5美元，另外还有小费。
过去两个月，波拉特的本田车修了好几回（用去1000美元），停车的罚单仍然不断增加（又花掉300美元）。但波拉特的英语有了进步，每当有问题出现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更加自信了。最近有天晚上，他送了一趟外卖，叫外卖的那个男人企图不付他钱。那个顾客只是拿了外卖，对波拉特说声“谢谢”，然后就把门关上了。波拉特在外面等了一会儿，然后他开始敲门。男人终于又开了门，他解释说自己没有钱，又把门关上了。波拉特继续敲门，后来他大声喊道要叫警察来。他喊完以后，那个男人把外卖的钱给了他。那人说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在波拉特看来，在华盛顿特区所有的少数族裔移民之中，样子长得像中东人或中亚人的日子最不好过，至少在9·11之后情况就是如此。“对那些正在找工作的维吾尔人来说，现在是越来越艰难了。”他说：“我有个朋友名字叫默罕默德，他最近申请了某家公司的一个职位。有个白人接过了他的申请表。那个白人看了看表格，随即注意到上面写的姓名，就抬起了头：‘哦——默罕默德。’他说会给我朋友打电话回复，但他根本就没打。这种事情常常发生。”
我说大概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会变得容易一些，但波拉特摇了摇头。
“像这种事情是不会被人完全遗忘的。”他说。“我不相信那些敌对的情绪会消失得干干净净。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越来越深地扎根在人们心里。每次人们看到电视上的一些图像，每次他们在新闻里听到‘本拉登’或‘伊斯兰教’，都更强化了那些情绪。”
关于妻子申请来美签证一事，他还是没有听到任何消息。移民局已经放慢了审批程序，好几个月来情况都是一样：波拉特每天深夜从唐人街往新疆打电话，安慰他紧张的妻子。
午饭吃到一半，波拉特起身到外面去看停车计费表。吃完饭后，我们坐在阳光下聊天，我问他来美国是否觉得有什么遗憾。
“维吾尔族有一句话，”他说：“‘一个有遗憾的男人不算是一个真汉子’。为这种事情烦恼是没用的。我相信，每个来美国的移民刚开始都曾经度过一段艰难的日子。对每个人来说，最初那几年都是很艰难的。”
中国政府一直在给美国施加压力，要美国把主张独立的维吾尔族群体（注：通常中国媒体称为疆独分子）列入反恐战争的对象。今年1月份，中国国务院发出了一份报告，宣称一个叫“东突伊斯兰运动”的组织——简称为ETIM，从奥萨马·本拉登那里得到了资助和武器。根据中国政府的说法，过去几年在新疆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行动，都是由ETIM组织的。
这份报告出现后第二天，ETIM的领导人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这个领导人的名字叫做艾山·买合苏木，他拒绝透露他所在的位置；总之他是在中亚的某处。在电话里，他强调说，他的组织没有从奥萨马·本拉登或盖达组织那里拿过任何财政援助。“我们和塔利班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买合苏木说。“我们要处理的问题已经够多了。”
人们对买合苏姆、ETIM组织、还有中国国务院指出的其他很多维吾尔族群体，都几乎一无所知。过去十年里，新疆境内的恐怖袭击都是不定时出现的，且不知道行动的个人；也没有正式组织宣称对此负责，这让人们很难分析那些恐怖袭击的真实情况。只有一些零星的信息，且它们常常无法构成意义。古怪的是，一个假定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组织，却选择了一个美国资助的电台发表声明——这就相当于奥萨马·本拉登把他的录像发送到“美国之音”而非半岛电视台一样。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无法解释：中国人声称ETIM组织和奥萨马·本拉登有联系；ETIM组织在自由亚洲电台发布声明；自由亚洲电台的资助者是杰西·赫尔姆斯和其他爱国的美国保守党人。有什么东西正在转换中遗失。
每次回美国都会让我想起，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总是有一个困境。我看见了新挂出来的国旗，机场里增加的安保人员，还有在纽约、华盛顿这些城市里竖起的路障。这个国家的语言增加了新的说法：反恐战争、邪恶轴心、橙色代码、爱国者法案。我总是觉得，国家使用这样一些词语是一个糟糕的信号，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也让我相信，若人们陷于过去某些可怕的日子不能自拔，是一种不健康的表现。不过，人在一定距离之外是能轻易发表这些意见的。2001年9月11日，历史性的事件在美国发生，而我并不在我的家园之内。
在中国，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总是有我看待事物的角度。我来到的这个国家正在从过去的创伤中恢复，人们正在重整昨日的各种回忆。真正的事实无从知晓，但昨日的阴影犹在；人们看重文物，也看重过去的那些故事。作为一个外来者，历史的恣意妄为常常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种种的巧合和种种的困惑，人们重视的事情以及听任消失的事件。意义和混乱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
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也带给了我同样的感觉——原来的边界开始模糊不清。我刚开始在中国生活时，两国人之间种种的差异常常使我大吃一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相似之处在我眼中开始越来越明显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有好些相同的特性：他们都是实用主义者，他们不拘礼节，也都喜欢开玩笑。人们喜欢乐观地看待事物，有时甚至有过分乐观之嫌。他们努力工作：这自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同时也让物质主义大行其道。他们都非常富有爱国精神，而这种爱国主义是建立在信念而非经验的基础上：相对来说，很少有人在国外呆过一段时间，但他们仍然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国家。当他们真的走出国门时，常常会成为糟糕的旅行者：很快就开始抱怨，很难去适应新的环境。对别的国家，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觉得我们怎么样？（你觉得我们中国怎么样？你觉得我们美国怎么样？）中国和美国地理上都与外界隔离，他们的文化很强大，以至于人们很难从别的角度看问题。
但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出乎意外地团结。这两个国家地域辽阔，有各种少数民族和语言；且没有严格的军事或政治力量长时间地维持这种团结。相反，是某些信念让人们团结在一起。书籍中汉朝的中国人论及文化和历史时，会让我想起美国人谈论民主和自由的方式。这些都是基本的价值观，然而它们也具备信念的特性——因为如果你在甘肃的考古遗址或佛罗里达的选举现场闲逛，你就会发现把整齐划一的表面轻轻一揭，就露出了某些混乱的成分。两个国家的力量当中，都有些是通过叙述获得的：他们抚平了那些不甚规整的事物，创造出关于自己的伟大故事。
两个国家应对各自的失败时如此糟糕，这就是原因之一。一旦出了问题——一些载着鸦片烟的船带来了异国的冲击，或者是一群男人拿戒刀当武器，人们就对混乱的现实惊愕不已。对于这些文明来说，他们习惯于掌控和管理自己的世界，一旦发生这些事情，就造成了很深的创伤。在极度的危机情况下，美国人采取了损害民主、自由的措施，这大概也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中国人曾经反对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明。
然而，对于像维吾尔族这样的边缘化民族来说，即使我们看来最糟糕的时刻，对他们也是寻常事情，只不过一瞥历史在他们眼中的真实模样而已。在波拉特看来，这个世界从来都是专横霸道、无可预测的，以后也将一直是这样。那年夏天到8月份时，他将会打电话给身在北京的我，告诉我说他妻子要离婚。她已经厌倦了等待，而从中亚移民到美国，也远没有两年前那么富有吸引力了。
也是8月份，稍晚的时候，美国副国务卿理查德·L·阿米塔吉将出访北京，并宣布美国已经把ETIM组织列为反恐战争的敌人。很多政治分析家批评这个决策，认为它让中国人得到了更多的许可，可以去压迫新疆本地的族裔。但美国需要为联合国中关于伊朗问题的争议做好准备，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个永久性的席位。在北京，阿米塔吉告诉记者：“总的来说，我认为中美两国的反恐合作将有一个相当好的前景。”
然而在华盛顿特区这个6月的下午，那些还是将来的事情。这天天气极好，蔚蓝的天空不见一片云彩。波拉特开着本田车，经过波托马克河，进入了阿林顿国家公墓。
我们在约翰·F·肯尼迪的墓前站了很久。墓地里人很多，但人们看到那永恒不息的火焰时，就全都安静了下来。只听见窃窃私语和阵阵踏在花岗岩上的脚步声。
我们离开肯尼迪墓时，波拉特的眼睛灼灼发亮。“20年前，我曾说过我要去看肯尼迪的墓碑，今天我做到了。”他自豪地说。“我在新疆的时候，就看了关于肯尼迪的电影和书籍；我还记得看过那些关于他死因的种种假设。有些人说是克格勃（注：前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或中央情报局杀害他的。但那些都不是我关心的事。我总是觉得，肯尼迪是一个笃信自由的人。他不应该这么早死。”
我问他在阿林顿还有没有其他想看的东西。他告诉我说，他一直都想站在乔治·Ｓ·巴顿将军之墓旁边照张相。
“一部关于巴顿的电影在1990年代早期翻译成了维吾尔族语，”波拉特解释道：“它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电影里有一处，巴顿谈到他有多么讨厌共产主义。他说他很想要摧毁每一个属于共产党人的地方。这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来说意义非同一般，因为我们对付共产主义已经40年了。我以前常和朋友们一起讨论电影那部分的内容。”
我找了墓地的一个工作人员，问他巴顿的墓怎么走。那个人盯着我们看。
“巴顿的墓不在这里。”他说。
“在哪呢？”
“巴顿埋葬在卢森堡。”
波拉特听着我们的对话，现在他看起来有点糊涂了。我试着向他解释，但我不知道卢森堡中文怎么说。
“那是欧洲的一个小国。”我说。“在比利时附近。可能巴顿死在那儿——说实话，我不是很清楚。”
波拉特耸耸肩，随后我们在墓地里闲逛了半个小时。一排排的墓碑在午后的阳光下闪着光，雪白得像骨头的颜色。随后我们在停车场找到了那辆本田车，在影子开始拉长之前，开车回到了唐人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