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6月
9·11过后的几个月，威廉·杰佛逊·福斯特继续密切追踪着新闻的动向。有时他会给在北京的我打个电话，电话里常常会提及阿富汗形势的问题，或是问我反恐战争的其他情况。晚上，他听着“美国之音”，在他的日记里做着记录：
美国喷气式战斗机重新在阿富汗执行任务
美国出现了更多的炭疽病患者
巴基斯坦警方与反新教徒起冲突
纽约和柏林举行和平反战游行
上帝保佑乔治·W·布什
他还把当地媒体的评论翻译成英文：
有趣的是，宁波和温州这两座“兄弟城市”，目标都是想成为中国的米兰。这两座城市之间肯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温州希望成为“衣服之都”和“皮鞋之都”。在温州市中心有一幅引入注目的标语牌，上面写着“穿在温州”。
偶尔，他会根据自己的经历，在日记里写一些英语“新闻”：
上一年这所学校获得了巨大成功。25名学生考进了这座城市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今年，学校面临着外界的严重挑战——一所新建的公立学校扬言要挤垮我们学校……
到处都是竞争。威利和南希的学校和公立学校竞争；他们所在的城市和宁波竞争，中国和外面的世界竞争。威利印象最深的童年记忆之一，便是看着他的父亲做建筑工作，从起初的发迹、到随后吃了没文化的亏而失败。这就是威利和南希这一代人的故事：他们成长在中国的改革年代，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孩子。
2001—2002学年开始的时候，威利的校长召集了全校所有的教师，做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演讲。他鼓励大家要在三条战线上与那所公立学校展开斗争，就像内战时期共产党与国民党开战一样。后来，威利把校长的演讲告诉了我，他不记得学校的“三条战线”具体是什么了。这些年来，出现了太多带有数字的中国口号——三个这个，五个那个；它们不可避免地模糊在流逝的时间里。关键的一点是，两所学校之间的争斗变成了一场战争。威利写道：
你好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话，威利喜欢用俚语），
我这个春节肯定要留在浙江过了。学校要求我们给那些乡巴佬学生进行所谓的‘补课’……2002年，我们学校受到了那所公立学校的严重挑战，面临激烈的竞争，我希望那所该死的学校会被奥萨马·本拉登炸掉。顺便问一下，你的家人好吗？你有什么新鲜事吗？
我在这里和你说再见啦。我正在培训我的几个最优秀的学生，他们是我的财神爷，也是2002新年里我的希望所在。
几个月过后，此时威利和南希的银行存款已终于超过了10万元，而竞争的赌注更大了：
你好彼得，
你在北京过得怎样？首先我要告诉你，这一年内，我很可能要成为一个乡巴佬他爸了。也就是说，南希在温州怀孕了。
这些天来，我都忙着为即将到来的高中入学考试做准备。今年对我非常重要，学校说，如果我们能让更多的学生考进这里唯一的重点中学，我会因此获得一笔丰厚的奖金。
威利和南希最终决定要回四川了。他们还没确定具体是什么时候，可能南希会先带着小孩一起回去，而威利就留在经济状况好一些的浙江再工作一段时间。分居两地的家庭在中国很常见，特别是在移民打工者之中。大多数的人都认为，在自己的家乡附近抚养孩子更好，家乡有着熟悉的文化，而且如果有需要，父母和其他亲戚还可以来帮忙。威利和南希倾向于到一个叫南充的小城市定居，那儿离威利家所在的村子不远。他们两人都是教师，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工作，而且他们会带着一笔足够的积蓄回去，特别是若能成功拿到那笔丰厚奖金，带回去的钱就更多了。
中考安排在六月里的其中两天。考试前的最后几周里，威利不停地加课，训练着他的学生，并随时留意着关于考试内容的小道消息。毫无例外，他的学校再次贿赂了那个温州的教育官员，而那男人再次说了一番漫无边际的话，其他什么也没透露。威利憎恨这种惯例，泄露的考试内容无疑会先传到公立学校里，尤其是温州市中心和其他大城市的学校。然而威利对此无计可施，只有变得对整个体制和国家愤世嫉俗。六月初，看完世界杯以后，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
中国足球队被哥斯达尼加队打败了，我很高兴。上下半场我都为哥斯达尼加队欢呼，这这么干的原因很简单——我曾学过西班牙语。中国足球运动员该为他们在场上的垃圾表现而羞愧。
考试第一天过后，有个学生的父亲走近威利身边。他看起来很紧张，他请求威利私底下和他交谈。他们单独在一起时，他透露了一个秘密消息：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告诉他，贝多芬和比尔·盖茨会出现在明天的英语考卷上。
威利走到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找了一间复印店。他从学生的课本上复印了两段话的内容，这两段话分别对两个著名的外国人做了简单的介绍。那天下午，他给他的学生发布了严厉的指令：把这两段好好研读，并且绝对不要向其他人泄露哪怕一个字。
第二天，英语考试的阅读理解部分，有从90课课文里直接摘录的一段话，这段话一看就是用“特别英语”的模式写成的：
比尔·盖茨出生于1955年10月28日。他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长大。按他父亲和祖父的名字，比尔·盖茨取名为威廉·亨利（注：比尔·盖茨全名为威廉·亨利·盖茨三世）。他是个很聪明的男孩……
比尔13岁的时候就开始玩电脑了。那时候，电脑还是一种很大型的机器。他和一些朋友花了很多时间，用电脑做了一些不寻常的事。最后，他们用这种旧式的机器设计出了一种软件程序。比尔把它卖了4,200美元，那时候他才17岁……
比尔在1994年1月1日和梅琳达·法兰奇成婚。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比尔很喜欢阅读。他还喜欢打高尔夫球和打桥牌。
你想成为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吗？为什么呢？
那年夏天，当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威利的学生拿到了全校所有班级的最高分。校长奖励了威利6千元的奖金，这大概相当于他两个月的工资。威利本来可能还可以让学生考得更好一些，但那道关于贝多芬的泄题其实是个假消息，并没有出现在考卷上。
2002年春天，艾米莉决定离开深圳一个学期。她来到北京，在大学区参加了一个私人的英语培训课程。到了周末，她有时会来中心城区看我，我们一起吃午饭，到处逛逛。有天下午，她到了我的公寓，来拿一份我给《纽约客》写的文章，那篇文章是写她的。她曾经读过草稿，帮我核实了文章内容，但这是她第一次读到发表的版本。当然，像所有描述中国的东西一样，那篇文章有些细节已经成为历史了。如今，人们不需要特殊的边境通行证，就可以自由进入深圳了，而政府正在探讨拆毁城墙的可能性。这座“一夜之城”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艾米莉坐在我的沙发上，打开了那本杂志的第一页，上面有她的一幅素描，是一位艺术家给她画的。艾米莉笑着，用手捂住了嘴巴：“脸这么大啊！”
那位艺术家照着一张照片画出了这幅素描：高高的颧骨，丰满的嘴唇。背景寥寥几笔，勾画了一片工厂宿舍。艾米莉翻开了第二页，那上面是一幅典型的“纽约客漫画”：一对夫妇来到了晚宴，旁边有一行文字说明：“请原谅我们姗姗来迟——我们找不到停车位。”
艾米莉匆匆翻阅着整本杂志，不时停下来研读一些东西：一个细节，一幅漫画，一首诗歌。
她看完了以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公园，我问她，我文章里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她觉得不对的。
“我觉得你对那个老板的批评太苛刻了。”她说。
我对此的回应是，她从来没有说过那老板的什么好话，特别是在他想方设法要和工厂里的女工上床以后。
“我明白，”艾米莉说。“我不喜欢她。但我知道他伤害不了我。我越往深处想，就越同情他。他是个可怜的家伙。”
在涪陵的时候，艾米莉是其中一个最有学习热忱的学生，对美国文化有各种各样的疑问。那时候，她好像总是在寻求着什么：有一次，她给设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乡村音乐协会写了封信，因为她很好奇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协会从来没有给她回信。）她日记里写的东西通常是全班最有深度的。作为老师，那时的我希望她能找到某种方法继续学业。
然而，如今在北京的她看起来心不在焉，而且我能感觉到，她并没有特别专注在英语学习之中。这让我想起了1996年她在我课上写的几句话，那是关于她姐姐去深圳的故事：
现在我的姐姐已经在那座繁华的城市呆了5个月了。我想知道她还记不记得那一次谈话，她还是不是依旧活力十足。
艾米莉好几回告诉我，她由于找不到未来的意义而感到消沉。在那座一夜之城，她已经成功了：她有一份好工作，在一所私立学校教书，而她的男朋友在电器厂也混得很好。艾米莉今年25岁，在这个年龄，她大部分的朋友都在结婚、买房、以及抚养他们唯一的孩子。然而出于某种原因，艾米莉无法让自己做这些事情。她不知道怎么解释，每次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她只是说日常生活看起来总是黯淡而琐碎，就是财富的慢慢积累而已。她讨厌深圳人老是想着房地产的事：买间公寓，随后高价卖出，再来如法炮制一遍。这是最糟糕的状态：你已经被困在你所拥有的这三尺空间里，并且还不断地想要搬到下一间更好的房子里去，这让你失去了安全感。
艾米莉的弟弟由于有心理问题，一直无法保住一份稳定的职业，这给艾米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前不久，她问我要了胡晓梅的电话，胡晓梅是深圳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艾米莉答应我说，她只在要紧的情况下才会打这个电话。如今在北京，艾米莉告诉我，她去年终于给胡晓梅打了个电话，那时候她弟弟的情况非常糟糕。
“她对你有帮助吗？”我问。
“有。”艾米莉说。“我们谈到了我弟弟的问题，她让我感觉好多了。”
“她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她告诉我，要对自己有信心。”艾米莉说。
在艾米莉看来，如果其他人对她弟弟的与众不同能宽容一些，她弟弟就不会有心理问题。她弟弟高中的时候，人们说他是怪人，老师们也允许其他学生欺负他。艾米莉问过我，美国如何对待那些不健全的人，我也给了她一些相关的文章来看。但通常我都感到自己帮不上什么忙，她的世界已经变得比涪陵的时候要复杂得多了。
我觉得她和其他外国人谈谈可能会有点帮助，在北京，我给她介绍了一个美籍华裔的朋友，名字叫密里安·郭。那年6月，我去了美国一段时间，密里安给我发了封邮件：“我前几天和艾米莉见了面，她看起来还好。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她过来吃了午饭，我们出去逛了一会儿，聊聊天，还听了乡村音乐（她想知道乡村音乐是怎么样的）。
过了几天，艾米莉的来信写道：
海斯勒先生：
你现在怎么样了？
我周日去了密里安那儿，和她聊天非常愉快。我觉得她天生就有一种让别人感到轻松自在的本事。我们聊了很多东西，包括有“乡村音乐”。它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我看字面意思，想当然地以为乡村音乐的内容就是鲜花、草地、溪流、阳光、乡村的人们和他们简单的爱情，还有一切美丽和快乐的事物。
那年夏天，艾米莉回到了深圳，但她没有结婚，也没有买房子。她又工作了一年，闲暇时间自己学习，考进了重庆的一所研究生院。她要读的是个新的课程项目，培训老师如何与不健全的孩子相处。艾米莉打电话告诉我她被录取了；从她的声音来看，此刻是她这些年来最快乐的时候了。
艾米莉还在深圳工作的时候，有一次给我写了封信，提到了我为给杂志写文章而做的调查：
你的出现照亮了我整个大学生涯。是你让我知道，老师和学生是可以这样相处的。你从不知道，我读着你在我日记本上写下的评语，感到多么快乐。它们减轻了我的忧虑，又促使我思考。
我总是很喜欢和你说话，你了解我的一切……但每次你在深圳做完报道，要回北京去，我就感到了一种空虚的恐慌。感觉就像我耗尽了的一切，却一无所获。
我刚刚来到北京时，从教师到写作者的身份转换，似乎并不是太难的事。两者的基本角色是相似的：我是个外来者，在不同的世界之间渗透着信息。但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艾米莉写下的话，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外国记者，这身份总是有些不寻常的地方。做老师的时候，我的信息来自遥远的地方——美国文化、英国文学，然后把这些信息带给我那一班活生生的中国学生。
然而一个写作者的路径却相反。我从活生生的人们入手，写出他们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发表在一个遥远的国家中。通常，我文章里写到的人物甚至都不懂我写他们时所用的语言。在我看来，发表这些文章的世界如此遥远，似乎不甚真实。每年，我都去一趟纽约，与《纽约客》的编辑们会面；我极少听到杂志的读者有任何回应。我通常一年只写两到三篇文章，这就足够让我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过着简单的生活了。在《纽约客》上发表的文章，一个字酬金是两块多美元，这足够让我在北京吃顿午饭了。写一个长句，我就能吃上一周。作为一个来自外国的自由新闻工作者，这就是他的交易：从人事和地方提取出字句，把字句卖掉。
每次我收到我在《纽约客》上所发表的文章的副本，我就会一边翻着书页，一边思考着，我生活的世界和我发表文章的世界之间的距离。我就在这距离中进行贸易——那就是我的利润所在；而杂志中的广告则反映了两个世界的分隔有多大。有一篇发表的文章,讲述了涪陵学生的趣事,而其中穿插的广告有ORB银饰（Orb Silversmiths）、翠贝卡大酒店（the Tribeca Grand Hotel），还有野花度假木屋（Wildflower Log Homes）。关于波拉特的文章标题是“中间人”，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你可以在雅宝路上买到任何东西”。旁边的那一页上是一条广告：
每年，全球领袖都与耶鲁管理学院商业专业的400个优异学生一道，探讨今日商业和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其中的一分子吧。
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一年多后，我收到了杨司机女儿的邮件（注：杨司机是我在采访北京申奥期间所认识的的士司机）。我在《纽约客》里写到了杨司机的事情。他的女儿英文名叫辛迪，在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工程方面的研究生。她在邮件里写道：“你知道吗，新加坡的英语很难听得明白。我们把它叫做‘新式英语’（Senglish）。我和新加坡人说话的时候，常常都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我希望通过和你交流，能提高我的英语水平。”
很难相信，那个穿着宽松军大衣的平常男子，竟有一个女儿去了海外读书。我问她关于计算机语言的事情，她是这么回复我的：
我的工作都是在linux操作系统里做的，因为这个系统的图表更稳定。现在我正在做一个关于“混合现实”的项目。这项目的意思要把虚拟实境和增强实境混合在一起。我在一间特殊的房间里工作。房间的天花板上有追踪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发出超声波，同时如果输入一个条码，系统就可以追踪你所在的位置。这是因为条码可以接受到超声波……
所以，在我的项目里，我就会和朋友一起从虚拟实境来到增强实境，救出我们的朋友。在虚拟世界里，我们会和敌人战斗一番。如果我们赢了，就可以把我们的朋友带回到增强实境来。我对我的研究工作很着迷。
每个学期，我都会寄出100封信给我以前的学生，每年我也至少回去涪陵一次。有时我会去我学生现在教书的学校，去看望他们。那是些偏僻的地方，学校的孩子们会围过来，瞪大眼睛、哈哈大笑，对我这个来访者感到十分新奇。他们通常已经学了四到五年的英语，却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
我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喜欢回去的感觉；不过它也提醒了我作为一个外国记者的局限。
距离是无法避免的，这就是写作的本质，你必须找到平衡的方法。我总是牢记着，教师和写作者之间至少有一个相通的信念。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来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甚至只是想像自己来到了这个地方，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他可能会错误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他所接触的东西可能让他感到困惑；我也曾经一次次地目睹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如果他具有耐心、决心和正直的品质，对外面世界的匆匆一瞥，就可能会让他更清楚和适应自己在世上所处的位置。
2001年，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展开英语学习的计划。这门科目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变成强制性的学科；最终，将有超过两亿中国儿童学习英语，英语也是每个中国大学生的必修课。（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只有不到9%的美国大学生修读了一门外语课程。）在中国新的教学大纲里，教育部强调了学习英语的常规理由，也就是为年轻人与外面世界的交流做好准备。但大纲里面也表示，教授外语可以“发展个性”。
在北京，我和一个叫张连中（音译）的教育部官员会面，谈到了这个计划。他曾经在英国读过研究生，谈到海外学习的经历，他非常自豪。我问他那个词——“个性”的含义，他承认，这在中国的教育里是个新的概念。“这和法国人的人道主义类似。”他说。“在文件里，我们从来不用‘个人主义’这个词，因为它在中国有负面的含义。我们避开了这个词。我们这么说：学习一门外语可以帮助培养独立的人。我们想要强调每个人的独一无二性。”
这些年来，我从四川和重庆收到了大量的信件。我以前的学生给我写信，不过更普遍的情况是，我学生的学生给我来信。信封上的邮戳来自各个地方：一条面目模糊的小村子，一些被人遗忘的小镇；但每个孩子应用这门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我的英语有些进步了，不过我觉得有些惯用语和有用的表达方式很难学。例如“患感冒”（have a cold）和“伤风”(catch a cold)。“患感冒”是你有的东西，而“伤风”是你做的东西。首先你必须伤风，然后才能患上感冒。你可以给我一些建议吗？可以吗？
我的阿姨告诉我，我必须努力学习英语，如果我学把英语学好了，我就可以去挪威的首都奥陆斯（注：应为奥斯陆，孩子的信里把Oslo拼成了Olso）。我想把英语学得更好，这样就可以去奥陆斯了。但我很担心我能不能学好。我希望你能傍助我（注：应为帮助，help拼成了hepe）。还有给我一些建议。
我是一个中国女孩，在重庆秀山第一中学读书。你的学生曾冰（音译）是我的英语老师。我今年16岁，但只有1.45米高。有些同学笑我，不过我并不因此生气。我会告诉他们，我封存的内心最强大（encapsulate prime）。我觉得这是一种自信。我需要自信，因为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2002年10月，威廉·杰佛逊·福斯特为记录他的“美国之音日记”，买了一本新的笔记本。里面的每项内容变得更长，也更细节化了，随后的11月，日记里出现了新的元素：
2002年11月2日
“美国将以自由的名义，带领联盟解除他的武装。”
一个美国工人一年里可以制造25辆汽车，而一个同样的中国工人一年里只能制造1.5辆。
2002年11月10日
我的女儿今天下午2点25分于乐庆出生。我太兴奋了。
菲律宾。一架小飞机今晨起飞后不久坠毁，造成机上的14人遇难……
2002年11月14日
我女儿今天很好。妈妈告诉我，她昨晚哭了一会儿。我女儿很喜欢喝奶，喝了很多。她很可爱。
……这个声明是在共产党第16届人大会议结束阶段公布的……新华社的中国官员证实，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退休……
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说，伊朗是否能和武器检查员展开地面上的合作，这是个大问题。
2002年11月19日
今天我的课不多。我的女儿挺好的。南希和我终于决定了女儿的中文名：戴跃璨（音译）。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说她是一个星期天出生的。她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她会有一个快乐的人生。我好些同事都来看望了我的女儿。他们都称赞了我女儿。我感到很高兴。
总统布什正在前往波拉（注：应为布拉格，原文拼写错误）的路上，他将出席在那儿召开的北约峰会，此次峰会邀请一些东欧中部的国家加入联盟……
2002年12月15日
今天我们要给女儿打肝炎疫苗，坐三轮车去了当地的医院。但那些该死的医生周末不上班。
2002年12月19日
明天是我女儿出生的40天纪念日了。我们会去一家照相馆，给女儿照相。
这些照片很重要。这是跃璨出生以后第一次照相。
预料布什今日将就伊拉克的武器声明首次发表公开评论。
我有一回去温州的时候，威利给我看了他的日记，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做父亲的日记和“美国之音”的笔记夹杂在一块儿。他告诉我说，她女儿大一点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样很有趣。“这本日记可以帮她回忆过去发生的许多事情。”他说。“可能那时候世界已经不同了。对我女儿来说，这是本真正的历史书，里面有关于她自己的历史，还有关于这个世界的历史。
那一学年末，在中考之前，威利的其中一个同事拿到了最多的泄题信息。这是一份真正的政府文件，是从温州教育局泄漏出来的。它里面清楚地列出了试题的其中一部分内容。
威利拿着那份文件，再次走到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但这次他把文件传真给了温州有线电视台，那儿正在做一个揭露性的节目，名字叫做“零距离”。这种节目在整个中国越来越流行了。记者不能直接攻击共产党或是当局最高层的官员，但他们常常会揭露当地的腐败问题。
威利发送传真以后，还给电视台打了一个电话。他非常谨慎，用了公用电话，并且拒绝透露他的名字。他只是告诉对方自己是“一个来自农村的老师”。他建议电视台派个记者，在考生离开考场的时候，去采访一下他们。有了那份文件，他们就可以证实有试题泄漏了出去。
在“零距离”节目揭露了这起试题泄漏事件以后，好些当地的报纸都陆续展开了报道。《南京周末》刊登了一篇文章：
温州高中入学考试试题泄漏调查
6月12日下午2：34分，温州有线电视台“零距离”节目接到了一个中学英语老师的电话，这位老师不肯透露他的名字，但他提供了一些很不寻常的真相……
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她发现这个神秘的男人非常谨慎。传真和电话都来自公用电话。记者无法找到这个人。
直到好几个月以后，威利才把他做的这件事告诉了我。他说这件事揭露了以后，安全局的官员出现在当地的各所学校里面，询问种种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在追踪泄题的源头，而非那个匿名的传真；威利也并没有怎么为此而担忧。我问他为什么要冒这个险，他说：“我这么做是为了农村的学生。一旦发生这种事情，只有城市里的学生才能获得消息。对于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这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