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4月1日
在中美关系的世界里，一架失事的飞机可能会引起纷争，而过了12天以后，这场纷争就只剩下了一个副词和一个名词而已。这个事件成了一次语言练习，或者可以说是个寓言，如同那段道家经典里庄周的话：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从前，2001年4月1日早晨，两架军用飞机在中国南海上面的国际领空相撞。一架飞机属于美国，另一架属于中国。中国的飞机是一架F8战机，损毁很严重。美国的飞机更大一些，那是一架海军的EP-3E白羊二型侦察机，用于收集外国军队的电子通讯。相撞之后，美国海军的飞机急坠了8000英尺，随后恢复了控制，并请求在中国的海南岛上紧急降落。海南的机场控制塔方面没有回应，但美国的飞机还是降落在了上面。美国的飞机上共有24名男女机员，他们立即被人民解放军拘留。
中国的F8战机由一位叫王伟的32岁少校驾驶。他的飞机沉入了海里。
这些事件都缺乏中立的、非军方的目击者。
在几个小时之内，两国的政府官员就此事发表了截然不同的讲话。
两国的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在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发表声明。
4月2日，乔治·布什总统说话了。这是他上任总统以来外交政策的首次考验。美国媒体推断，此次事件将为布什政府日后处理外交事务定下基调。
布什总统站在白宫门前的草坪上，并没有为撞机事件道歉，也没有向王伟的家人表示哀悼。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优先考虑是机组人员尽快返美，以及侦察机须在未经‘破坏或摆弄’的情况下完整归还美国。”
对中方不允许美国大使馆职员与美军的机组成员见面，布什总统表示关注：“中国政府没有对我们的请求即时做出回应，这违反了一般的外交惯例，可能破坏两国建立卓有成效关系的期望。”
早前，担任美军太平洋指挥部总司令的海军上将丹尼斯·布莱尔曾在檀香山告诉记者，中国飞行员在南海上方的“不安全行为有不断增加的迹象”
起初，没有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对此发表公众讲话。这就是“特色”：美国的价值观要求其领导人做出迅速反应，而中国人一般都是等着其官僚制度慢慢运作。这次的撞机事件发生在一个格外敏感的时刻。北京仍然在等待着申奥的结果。这次不像1999年的时候，如今当局并不鼓励、也不允许学生的抗议游行活动。
4月4日，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布了江泽民总书记的第一次声明：“美国应该做些对中美关系平稳发展有利的事情，而非发表一些是非不分、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评论。”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长发布官方声明，要求美方道歉。当天稍后，美方的一位高级官员发言中首次用到了“遗憾”这个词。国务卿柯林·鲍威尔说：“我们对中方的飞机没有安全着陆表示遗憾，也对那位中国飞行员的丧生表示遗憾；但我们需要搁置争议朝前看，共同解决眼前的问题。”
4月4日，《北京青年报》的头版出现了这么一条新闻：
《恃强凌弱的证据》
4月5日，《纽约时报》的头版则有这么一条新闻：
《北京为撞机事件展开舌战》
4月6日，美方官员宣布，中美双方正在起草一份结束此次危机事件的正式信函。
庄周：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
4月9日，布什总统说：“外交需要时间。”
中国外交部长说：“美方必须向中国道歉，并采取相关措施，保证此类事件不会再次发生。”
两国的媒体继续用截然不同的方式报道此次事件。中方声称是美国的飞机突然转向，撞向他们的F8战机；而美军官员声称是体型更小一些的中方战机撞向他们的飞机。几个月以来美方都宣称，中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不断靠近他们的侦察机，明显有威胁他们的意图。
中国派出的军用飞机和商用飞机继续在南中国海上搜寻王伟的踪影。
据报道，那封正式信函仍在酝酿之中。
4月10日，杰西·杰克逊牧师主动提出飞往中国，帮助谈判。
这场危机之中，两国政府都没有说出多少实质性的信息，于是两国媒体都是用数据来充实他们的报道。美方进行民意测验，而中方则累计数据。一份由美国广播公司和《华盛顿邮报》赞助的调查提出了以下问题：“美方应该道歉吗？”
%应该 %不应该
男人 33 61
女人 46 47
18岁-30岁 44 54
61岁以上 31 62
据新华社报道，当局出动了115架飞机和1000多艘巡逻舰来搜寻王伟，搜寻的海域超过30万平方公里——这比北京为申奥所油漆翻新的总面积的11倍还要大。
我只知道三个叫Wang Wei的人，一个是艺术家，一个是考古学家，还有一个是书店老板。我应该要认识更多叫Wang Wei的人。那个身为艺术家的Wang Wei认识5个也叫Wang Wei的人，那些Wang Wei每个都大概会认识另外5个Wang Wei。叫Wang Wei的人可能是男的，也可能是女的；可能是城市人，也可能是农村人；可能是有钱人，也可能是穷人。Wei这个汉字可以是“伟”、“为”、“卫”、“未”、“唯”、“威”、“委”、“纬”、“尉”、“韦”、“微”、“炜”、“苇”或者“玮”。
庄周：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4月11日，中美双方终于为那封信函达成协议。236个英文单词花费了将近1周的时间。据报道，这封信有四个版本的草稿；谈判最后一天的结果是，增加了唯一一个副词“非常”。私底下，美方官员把这封信形容成“两个非常抱歉”。
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签署了这封信。它的部分内容如下：
布什总统和鲍威尔国务卿对中国飞行员失踪和飞机坠毁都表示了真诚的遗憾。
请向中国人民和王伟的家属转达，我们对他们的损失感到非常惋惜。
此次事件的完整情形仍不清楚，根据我方的信息，我们有一架严重损毁的飞机依据国际紧急程序，采取了紧急降落。
对于我们的飞机未经中方口头允许就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但机组人员安全着陆，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们感谢中方为妥善安置美方机组人员所做的努力。
对“very sorry”这个短语，美国驻华大使用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中文译法。对于王伟的家属，美方用的是“非常惋惜”；对于进入中国领空，美方用的是程度更重一些的“非常抱歉”。但中国外交部长发布的信却是自己的中文翻译版本。“very sorry”变成了“深表歉意”，意为“深深地表示非常抱歉”。
这封信函发布以后，柯林·鲍威尔告诉记者：“这件事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道歉就表示我们做了错事，我们要承担做错事情的责任。而我们没有错。因此，道歉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二天，《北京晨报》头版的新闻标题是：
“美国终于道歉了。”
美方机组成员乘坐包机飞往关岛之后，大部分的美国报纸都报道说，新总统巧妙地处理了此次事件，反映了他的灵活性。分析家们同时注意到，主导政府的声音似乎来自柯林·鲍威尔，而非国防部长唐纳德·纳姆斯菲尔德。这被看成是一个标志：乔治。布什总统的外交政策将由温和派而非强硬派所主导。
《波士顿环球报》发表了两篇报道，内容是关于一般中国人对此事的反应。第一篇报道由英迪拉·拉克什曼主笔，她是报社亚洲分社的总编，分社总部位于香港，但现在她已经飞往北京报道此次事件。信函发表的当天夜里，她走进了北京城，给人们看官方的信件——美国使馆翻译版本。她有一个中国助手替她翻译人们的回应。拉克拉曼的报道部分内容如下：
过去29年里，政府在人民之间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此替代逐渐衰落的共产主义思想。年轻的居民们盲目地吸收了这种由政府煽动的爱国主义情绪。年老的居民们则充满怀念地回忆起新中国创立者毛泽东的统治……吴国英（音译）是一个45岁的下岗工人，他大声怒吼：“看看现在这些懦弱的领导人！先是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被炸了。然后我们的飞机又被撞了。他们能做些什么？如果由我决定，我就把那24个美国机组成员埋到地里，把他们那架间谍机藏起来，美国人来问的时候，我就说：‘什么飞机？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同一天夜里，我做了《波士顿环球报》关于此事的第二篇报道。我独自去了雅宝路那间我常去的饺子馆，叫了晚饭，和那里的人们聊天。我没有把那封美国人写的信带去。我的报道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应该向美国发动进攻。”24岁的餐馆老板高明（音译）听到信函发布的消息后说。
不过，当我问起这样报复的理由是什么时，他的回答就很含糊。不到一分钟，他说话就变得模棱两可了。“这是政府之间的问题。”他耸耸肩：“美国人挺好的，这点就跟中国人一样。但美国政府就很傲慢——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迟才肯道歉？”
很多中国的市民就像高明一样，从国营媒体、网络和人们口中的流言里得到常常矛盾的各种信息，对此次事件做出回应时，人们的疑问就和意见一样多。
人们起初的反应一般都是愤怒而明确的，特别是面对国外媒体记者的时候；但如果花更长一点的时间和他们讨论，就能听出他们的失望和无能为力感……
在此次关于撞机的舌战结束后，我把两篇报道都看了一遍，决定不再写报纸的新闻报道了。
作为一个日报记者，我的表现总是很糟糕。我做事情很慢；我惧怕截稿时间的到来；我没能打点好关系。我只知道三个叫Wang Wei的人。我的报道里引用每个人的话：出租车司机、服务员小姐、朋友；而一个好的记者就不会这么做。我在各种餐馆里花了很多时间。我逃避参加记者招待会。我不喜欢打电话——对一个新手记者来说，这是致命的恐惧症。我尤其讨厌的是深夜里还要强打精神打电话给美国的学者，好让我引用他们的话，让他们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评论几句。我已经知道中国正在发生的事了：普通人正在睡觉。
我没有一个记者的基本装备：没有办公室，没有传真机，没有助手，没有司机，没有剪报员。
我的正式职务是主管《波士顿环球报》北京办事处，不过这办事处其实只存在于几张文件中——假的。我有一张记者证，证上面拼错了我报社的名字（Boston Globe成了Boston Global）；一个官方印章（这个油墨印章用于正式的信函往来），一张办公处的登记卡，卡上宣称的办公地址已经被《华尔街日报》占领了。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朋友借我使用他们报社记者站的一间房，我一周去那儿几次拿我的信。我通常在家以外的地方工作，我的家在菊儿胡同一栋狭小的房子里，我住三楼。
每写一篇报道，我会得到300或400美元的报酬。只有当有新闻事件发生时，我的生活才能过得体面；如果我好好利用游戏规则，我可以根据新闻事件的每次新进展写一篇报道：每一次官方声明，每一个微妙的措词，从“遗憾”到“真诚的遗憾”，从“惋惜”到“抱歉”到“歉意”。但一个人的理智是有价的，我的理智还不只300美元这个价钱；如果我想要做一个专业的解构主义者，我早就应该留在研究院里深造了。
即使我会以某种方式成了一个优秀的日报记者——假设我有一个真正的办公地点，打点好了真正的人脉关系，还学会了爱上电话；但我还是对新闻报道的形式深表怀疑。我不喜欢那种第三者的表达：两个记者目睹了同一件事，而笔下的报道却完全不同，只是都用了那种客观而权威的口吻——这是很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作者几乎从来不会在他们的报道中出现，也不会解释他们做新闻报道的方法。在中国，很多外国记者雇了翻译或“线人”，线人就是他们的助手，帮忙追踪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而这些为报道做出贡献的人却极少会在报道里提到。即使你是独自工作，你的外国人身份还是会影响到中国人的反应，但在一篇第三人称陈述的报道里，这一点很难说清楚。
我更有耐心去写报纸的专栏，专栏报道比较详细。我为《波士顿环球杂志》写了赵老先生四合院的故事，杂志给了那个报道充分的篇幅。但即使是长篇的专栏，也会被美国新闻业的一些特定价值观所限制，这些价值观在美国海外没有得到很好的传达。在涪陵做老师时，我就看到这一类的信息是如何反向作用的。我的学生们用一本叫《美国调查》的教科书，里面有一章是关于“社会问题”的：
1981年，加州大学校园里的抢劫率和强奸率增加了150%。在华盛顿地区的一所教会学校，一名女学生独自在教室自习时，一名歹徒持猎刀强奸了她，并抢去了她身上的财物。在加州的一所大学里，一名足球教练在校园里被一个持枪的人抢劫。据说，在南卡莱罗纳州大学，一伙流氓专以女学生、女教师和教职员工的妻子为强奸目标，引起了人们的恐慌。
很难拿着这么一本教科书上课。书里的细节很可能是真实的：当然，南卡莱罗纳州有一些流氓；不过对于一个偏远小城的学生，这种信息很难说得上是一个有用的学习起点。这些学生需要的是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非一些琐碎的细节；一堆零碎的事实只能让他们感到困惑。
那本教科书上的信息很可能是摘录自美国的报纸，而记者传达这些信息其实是有目的的。在美国，记者在一个社区里工作，而他们报道的故事能促进社区的改变。这是报业最高尚的一面，也是最让人颂扬的一面。任何一个美国记者都知道“水门事件”的经过：锲而不舍的记者们如何为腐败政府的垮台助上一臂之力。这就是一名优秀记者的典范：如果你的社区里有什么流氓问题，你就揭露它，即使这流氓是美国的总统。
在大报社里，出色的记者成了派驻外国的通讯记者，他们把其工作模式带到了海外。通常，他们会到处搜寻那些充满戏剧性的、还没解决的问题；如果他们不会说当地的语言，就会雇用一些翻译或者线人。有时，他们的报道会带来改变。在非洲国家，报道了饥荒和集体屠杀的记者可以促使国际机构介入这些事件。因为当地的社区已经遭受破坏，记者可以在国际社区里起到作用。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个国家接受一些国际援助，这些援助大部分都是以借贷的形式，但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通过中国人的努力和决心建设起来的。过去，对于中国侵犯人权的情况，美国政府的回应是时不时就威胁要经济制裁中国；但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贸易已经变得太重要了。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已经超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局限。尽管这个国家有一些问题，但它已经能够稳定、独立、有效运作，且实力不断增强。当美国人望向太平洋彼岸的时候，关键问题不是他们如何去改变中国。理解这个国家，以及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民，才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然而绝大多数的外国记者仍然停留在以前的思维定势里，一如那个旧档案柜：
民主 （Democracy）
民主党 （Democracy Party）
游行 （Demonstration）
残疾 （Disabled）
灾难 （Disasters）
异见分子 （Dissidents）
在一个典型的外国驻中国记者站里，中国助手们会帮忙搜集当地报纸上的新闻，发掘有新闻价值的故事，也从一些心怀不满的市民里获取信息。如果外国记者注意到某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他就继续展开调查：甘肃的贩卖儿童事件、广西的妇女绝育事件、山东监狱里的劳工维权人士等。这些新闻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而那些报纸的读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了解这些新闻的背景。这就像那本涪陵的教科书：有时你获得了更多的消息，知道的却越少。甚至尽管这些新闻是出于最为良善的目的，却只变成了满足人们窥探隐私的东西而已。
我不想写这样的专栏，这些专栏意味着在报社工作的主要吸引力就只是新闻而已。而新闻在中国似乎毫无意义：这个国家每年都在改变，然而步伐稳健，变化微妙。这儿没有什么卓越的领袖，像“撞机舌战”这种看似重要的大事会迅速被人遗忘，就像惊涛骇浪的大海上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泡沫。我们有故意遗忘的历史；新闻不再重要。勇敢的新世界。
在我的电脑里，我翻找出以前的信件，稍稍修改了一下：
亲爱的新闻参赞：
“兹证明彼得·海耶斯先生是一个完全符合资格的记者，他的经验与外国记者的工作要求相称……《纽约客》全力支持海斯勒先生任职我们杂志的驻京记者。我们感谢您考虑此份申请。
我更适合为杂志工作。杂志的故事更长；你可以用第一人称写作；编辑并不太关心时效性。杂志的文章按字数付稿酬，与报纸专栏作家只能拿固定稿酬相比，这可好多了。杂志社报销工作的开销。因为杂志运作更慢，我有时采访调查就可以不需要用电话。
“过去的20年，中国的经济开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译者注：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作者为《波士顿环球报》工作之初曾经以报社记者名义向新闻参赞递交过一封同样的信件）
这就像那些题刻的甲骨文一样仪式化：同样的陈词滥调，同样的信和文件。《纽约客》从来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派驻一个全职的记者，于是我自己造了一个《纽约客》官方的驻华记者站，它恰巧和《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站在同一个地方，又恰巧和《华尔街日报》记者站也在同一个地方。那些申请文件堆在一起，但外交部里似乎没有一个人在乎。
申请进展顺利，直到进展到了翻译那一步。外交部宣称，杂志的中文名应该“纽约人”，这是New Yorker的直译。我的名片上将要这么写着：
纽约人
彼得·海斯勒
每次我把这张名片给中国朋友看，他都会禁不住大笑起来。在香港、台湾和美国一些说中文的社区，人们已经管这本杂志叫《纽约客》了。“ 纽约客”是一种音译，听起来和英文原名有差异，但比翻译成什么“纽约人”可好太多了。
我把这个问题告诉了孙苏菲，她是《华尔街日报》里的中国助手。苏菲自告奋勇要帮我。她觉得由一个本国人和外交部打交道，事情会好办些；但打了一通电话以后，她就气得话也几乎说不出来了。她告诉我这问题没办法解决；那些人就是典型的官老爷们，头脑顽固。
最后，我自己给那个负责官员打电话。他的名字叫石江涛（音译），声音听起来很年轻；但我做了自我介绍以后，他的声音就变得冷淡起来。我们用中文通话。
“我和外交部的其他人讨论过了，”他说。“我们觉得‘纽约人’译得更好。更准确。”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方法见一面吗？”我说。“你去哪里方便？我都可以去。我觉得我们当面谈一下会好一些。”
外交部在二环路。主建筑楼外墙镶着灰色玻璃，往外凸出，就好像这地方堆积了太多假的文件，快要炸开了一样。石江涛的声音没有变化。
“今天不行，这周应该都不行。”他说。“可能下周会有时间吧，但我不确定。不过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做。”
“嗯，这个名称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它是一个更多人知道的名字，这会让我的工作更容易一些。”
他告诉我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本杂志以前就没往中国派驻过记者。
“这不对。”我说。“1940年代这里有他们的记者。”
“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没有人会记得。”
“我看到很多网站和出版物都用‘纽约客’这个名字。”我说。“海外华人也用这个名字。”
“大陆以外的人用什么名称，我们管不着。”他说。“他们在美国的中文社区里做什么，或者在其他别的地方做什么，这都不重要。这件事由我们决定。”
“我不是这意思。”我说。“‘纽约客’的翻译并不是从台湾或别的什么地方来的。”
这人迅速回应：“谁提到台湾了？我没说什么台湾。”
“我只是想说，在海外的中国人社区，纽约客是更为标准的译法。我没有说这跟台湾问题有什么关系。”
“这当然跟台湾问题没有关系。”他生气地说。“怎么会有关系呢？”
最终，这是他们的语言，由他们做决定。我尝试着达观一些：“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我拿到了我的新签证、新记者证、新办公处登记卡和新图章。图章印出鲜亮的红色墨水字：
美国纽约人（“American New York Person”）
每次我往一份官方文件上盖章，我都告诉我自己，这上面写的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仍然是个骄傲的密苏里人，这些鲜红的字体永远也不能改变我的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