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
每当威廉·杰佛逊·福斯特和南希·德鲁想家的时候，就会一起听那一首歌。那首歌的调子他们小时候就已经耳熟能详，歌名叫做“王二小”。那首歌里描述的英雄是一个11岁的男孩，在日本入侵期间他住在中国的北部。有一天，日本兵王二小为他们做当地的向导，但男孩把敌人直接引到了埋伏点。共产党的八路军消灭了这些入侵者。王二小在这场战争中死去，但这首歌的歌词使他永垂不朽，千百万中国少年儿童都传唱着它。
在改革开放时期，一个叫迟志强的流行歌手根据新的经济形势重写了这首歌。日本人消失了，战争也不见了；原来的英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来自四川的成年打工者。移民取代了侵略，这首歌也有了一个新名字：“打工十二月”。
一月我离开家乡
叫上我的哥们李志强
两天两夜的坐火车
要去广州闯一闯
二月我俩遇见一老乡
他在一个玩具厂……
第三个月，叙述者听说了一个打工者变成有钱人的事情：
都说那谁谁谁可发了财
想当初他也是这样
第四个月，他和哥们儿李志强失去了联系；第五个月，他在建筑工地干活，顶着大太阳汗流如雨。第六个月，他领到了薪水：
六月我薪水才领上
领钱时候心都在发慌
一个来月挣了有六七百
致富路上看见曙光
七月我写信给爹娘
还寄了几百块钱回家乡
想到了他们该多高兴……
威利和南希离开四川时并没有告诉各自的父母，很长一段时间，他们都没有回家。在取得成功之前，他们都不想回去和长辈碰面；而在王先生的草包学校里，不可能有什么“成功”而言。幸运的是，威利在乐清的第二份工作要比第一份好得多了。乐清是温州的一个卫星城，以发展飞速闻名。威利工作的那家私立学校运作良好，后来学校的管理人员也雇用了南希；每个月，这对年轻人都能把工资的绝大部分积攒下来。不过，远离家乡过上整整一年，仍然有糟糕的地方，特别是到了节日的时候：
八月十五明月挂天上
胖工头送来啤酒一箱
他告诉我们都别想家
说这里就和家一样……
第二年暑假，这对年轻人终于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到了出来工作的第18个月，他们已经积攒了3万多块钱，相当于4000美元。他们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已经提高到约500美元一个月了。这足够赢得南希父母内心的原谅，他们两人耕地的收入一年也不超过200美元。他们热情地欢迎这对年轻人回家，好像他们当初离开家时彼此关系也是如此融洽。
对威利来说，这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农村里的人如此迅速地适应了新的形势。在南希的村里，基本上年轻一代人全都移民到工业区去了，老一辈的人主要靠他们寄回来的工资生活。这里到处可见造了一半的房子：第一层楼盖好了，人也已经住了进去；但上面却立着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的空架子，如一副骨骼一般。如果那些移民的打工者运气好，他们可以一年建起一层楼。如果他们碰上了坏运气，那么，他们的老一辈会在那半个家里耐心地继续等待。
九月我大祸临头上
一块砖头把我手砸伤
没想到胖工头会把我炒
发了点钱就算了账……
过去，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它的地理环境，似乎是专为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波动理论所设计的。四川位于成都盆地的中心，有许多的河流和平原，物产富饶，天生就是有利于人口大量繁衍的地方。（三星堆就位于这个盆地西面的边缘。）不过，四川盘地四面环山，这意味着人口增长一旦超过某个程度，生存环境就会急剧恶化。这块土地先是养育了它的子民，然后又惩罚了他们；成功导致了竞争，随后竞争变得令人绝望。有成千上万的四川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到别的地方去谋生。然而，共产党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限制了个人的迁移，况且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新兴城市。四川的乡下人像其他在中国内陆的人们一样，在贫困中等待着，直到邓小平终于推行了经济开放。
在离四川东面700英里处，浙江省的人们也同样在等待着，但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大不相同。他们的土地大部分很贫瘠，在温州地区，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土地是适合耕种的。那儿的高山阻断了当地人与中国其他地区早期的陆路联系，当地人自然开始从海上谋求出路。好些世纪以来，他们都是成功的商人，很多人到了国外，在其他国家做起了生意。然而1949年以后，共产党终止了他们的私人贸易和海上往来。当局特别担心台湾，台湾离这儿的沿海地区只有200英里。温州成了缓冲地区的一部分；像深圳一样，当局故意让它处于未开发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国有企业。于是，当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温州没有什么产业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而当地的人口总数就像螺旋弹簧一样忽然增长起来。当地人天生的生意头脑已经压抑了近30年。
人们开始做生意时并没有投入很多的钱，政府也没有从来没有像对待深圳这样的城市一样，给予当地什么特别的经济优惠政策。不过在温州，政府优待并不必要，这儿最有价值的资产是人们的直觉和海外关系。1980年代早期，一些家庭开起了小规模的工厂，里面通常只有不到10个工人。他们做一些小东西：鞋子的某个部分，衣服的某个部分，还有小塑料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工厂逐渐扩大规模，不过生产的产品仍然是小的东西。温州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纽扣产地。低电压产品是当地的特色产业。他们做鞋底，也做活塞。他们做打火机，然后继续做更多的打火机。到2000年时，世界上60%到70%的打火机产自温州。
这个城市几乎全是私人经济，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温州和其他的浙江城市一样，都需要劳工、装配线工人、秘书和老师。对此四川省便是绝配，浙江的企业常去涪陵这样的地方招人，便不是什么稀罕事。我最优秀的那一批学生之中，好些都去了东部，他们在异乡首先意识到的事情便是地区差异。我有个叫雪莉的学生去了玉环工作，玉环是浙江省沿海的一个岛屿，她在一封来信中描述了她前往玉环的旅程：
这是我过去的人生中最为漫长的一次旅程。他们告诉我们的是，我们要去一个“发达地区”，去“做开拓性的工作”。按照情理来说，我们是应该非常兴奋的。但我并没有这种感觉。去玉环的一路上，我都是出乎意外的冷静。
我们在7月5日下午坐火车离开了重庆。火车开了快一天之后，我在车上碰到了一个抱着婴儿的父亲。当我第一眼看见他们时，我大吃了一惊。是那个婴儿的缘故——那个如此瘦小的小东西。他的父亲告诉我说，婴儿生下来70天了。我以为他不到10天大。他那么小，黑瘦黑瘦的，我肯定我在小人国家族里就见过这么个小孩。我敢说这就是营养不良的典型……
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引来了人们的好奇和关注。有些热心人向这个手足无措的父亲伸出了援手，想方设法想让婴儿安静下来。不过那些办法都不见效。同时这个孩子引来了人们诸多猜测：“孩子的母亲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的妈妈肯定跑了，留下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有些人猜测是这个父亲和孩子母亲吵嘴了。最后人们认定这个孩子是非法生下来了。火车高速行驶着。人们的猜测和议论还在继续。孩子的哭声回响在火车上。
雪莉的这趟旅程用了3天，坐船、坐火车、再做汽车。在最后一段路上，她遇到了一个年轻的男人，这男人是岛上的本地人。在一封写给亚当（注：作者以前的同事，雪莉的另一位外籍老师）的信中，雪莉描述了她内心的惶恐——惶恐人们把她看作是另一个贫穷的移民打工者：
随后他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没有跟他说实话，因为以前就有人告诉过我，玉环的人对外来者很有偏见。我为我的出身编造了一个故事。我告诉他，我是在玉环出生的，不过童年时在四川长大。我很少回家，所以对浙江并不太熟悉。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相信了！事实上我编造的故事漏洞百出。我甚至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出生在哪条村子？”而且我也不懂得当地的方言。看见我无法解释的样子，他还帮我说：“你住在四川这么多年了。不记得这么多年前的事，也没什么奇怪的。”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玉环的很多东西，也给了我很多建议，告诉我怎样适应玉环的生活，还有怎么在这里工作。
感受到他的真诚和热情，我很后悔对这么一个诚实人说了谎。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玉环当地人。从他身上，我看不到之前我所听说的当地人的种种毛病。我记得，以前人们告诉我说，不能相信这儿的人；但事实证明，我才是那个不可相信的人。
随后的几个星期，我忙于其他的事情，也没有空回想这件事。但随后，当我安顿下来，我就想起这件事情，并为此责怪自己。好多回我都想打电话给这个男生，告诉他真相（他给了我他的电话）。不过我从来没有这么做，因为我不够勇敢。我是个胆小鬼。
亚当，这些故事是最让我感到震动，并且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它们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她开始新工作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信：
彼得，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有感觉到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种感觉不太妙。我现在可以理解以前你和亚当跟我们说的话了。你说你是个外国人，这让人们的内心就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于当地人来说，你是个陌生人。这让你感到受伤，因为他们不会把你归入他们的群体里。你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于是想家的感觉自然缠绕着你的心。
在这里，我们听不懂当地人说什么。他们的方言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因为他们的语调和节奏跟我们的方言很不一样。我们只能说普通话，但有些当地人听不懂普通话，特别是老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似乎每个离开家乡的学生都会给我写一封类似的信。适应新生活的困难让他们感到吃惊；他们从未想过，在自己的国家里也会有外国人一样的感觉。然而中国幅员辽阔，人们之间的语言差异，更像是一个大洲而非一个国家才会出现的情况。官方用语是“普通话”，英语里面也叫做“中国官话”（Mandarin）。“中国官话”是北京和北方其他一些地区的人所说的方言，也是学校、政府机关、大部分电视台和电台所使用的官方用语。
然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由出生到长大，都说着和普通话截然不同的语言。中国人管这些不同的语言叫“方言”：通常英语会把这个词翻译为“dialect”（注：dalect强调语法、词汇等语言形式的不同），而准确地说中文“方言”的意思是“某个地方所说的话语”。实际上，方言常常可以算作不同的口语。例如，北京和广东两地的方言，其差别就像英语和德语那么大。语言学家有时候会把中国人口语的多样化和一些主要的罗曼语作比较（注：罗曼语是由拉丁语演变而成的语言， 如法语﹑ 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等）。此外，中国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维吾尔族语、藏语、蒙古族语。
在中国人之中，温州以拥有一些最难懂的方言而著称。在同一个城市里，不同的地区有着截然不同的次方言，而这些次方言没有一点和普通话相似之处。即使像雪莉这样的人——一个很有语言天赋的年轻女子，也只是能掌握当地方言的一点皮毛。在搬去温州半年以后，她的信上写道：
来到浙江好几个月了，我对很多东西都开始习惯了。我可以听懂当地人说的一些简单的句子。去市场买菜时，我基本上可以处理各种问题了。
浙江和四川都是中国的大省。不过它们在很多方面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吃”上面。浙江离东海很近，人们喜欢吃海鲜。他们觉得海鲜很新鲜。我不喜欢吃海产的食物，尽管我知道海产食物营养价值很高。我觉得海鲜味道很怪。这儿的人不喜欢吃辣，所以我经常吃我们自己做的饭。
这儿的人和我们这些内地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很多人觉得钱要比教育重要得多。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实事求是地说，浙江的经济是比四川发达很多。但他们常常为此觉得骄傲，还在我们面前故意卖弄。我为此很气愤，但我也必须承认，我们四川的经济是比较落后的。
在进行自由市场经济改革以前，普通中国人很少有出门旅游的，也很少人有亲身的个人经历，能体验这个国家的多样性。中国是个统一的国家，汉族人应该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这些看起来都是基本的事实。然而当人们有了流动的空间，他们就开始体验到国家统一表象之下的种种不同。对于威廉·杰佛逊·福斯特来说，每次回四川的旅程都是艰难的，因为他要体验到温州和家乡之间种种的不平等和偏见。有一年，在寒假过后，他的信上写道：
春节期间我回了四川。春节后返回学校的旅途，让我十分伤感。头几天我几乎都睡不着觉，现在我仍然在回想着那段旅程。在船上，很多的四川人都往沿海城市去，有些人要睡在厕所里。在火车站，四川人看起来就像是难民和乞丐。大冷天，他们就睡在地上。不管去哪里，那儿的人都会多要我的钱。在江西，汽车司机把我们载到一家路边小店，小店的老板用警棍赶我们下车。他强迫我们花40块买了份猪食一样的快餐。两个年轻的四川男人被打得躺倒在地上，只因为他们没有钱买东西。司机说，如果你敢跟那些人吵架，他们会把你打死。
很多的出外打工者很快就忍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并且相信他们的这种新生活只是暂时的状态。他们做苦工——工地的民工，工厂装配线上的工人；如果你设想下半生都在一个语言不通的地方干着这些活儿，那也未免太凄惨了。沿海和内地的经济差异很大，足够让你心存希望：在沿海地区赚些钱，然后回到家乡慢慢花。几乎所有人都打算起初工作几个年头，然后就回家去；人们谈论着回到乡下附近的城市开店或开餐馆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而言，这种情况和很多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相似，他们非法移民去了美国，但自己的家庭和家人仍然留在祖国。他们在一种经济环境里工作，然后在另一种经济环境里花他们所赚来的钱。
而威利的父母和威利的哥哥们一起住，他的哥哥们在当地的建筑业中小有成就，为他们人口渐增的大家庭盖了一座两层住房的大院子。威利不需要给家里寄钱，他和南希以后就定居在东部也是可行的。威利感到了两种相反力量的较量：浙江的发达经济情况，四川熟悉的文化风俗。有一天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但同时他会宁愿自己都不属于这两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学着去说温州话——不可能学得会，而且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了在学英语和听“美国之音”上。反而威利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到第二年工作的时候，他的普通话已经听不出来四川的口音了。当人们问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常常会说谎，告诉他们他来自江苏附近某个经济发达的城市。不过，当他和南希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谎就不太好圆了。南希说话仍然有四川的口音，而且她拒绝让威利帮助她提高普通话水平。在她看来，威利是在装腔作势。
但对威利来说，这关乎自尊。他在浙江的第一个老板，那位糟糕透顶的王先生，常常和威利说起他在1980年代去四川北部的事情。那趟旅程让王先生开了眼界：四川北部的贫穷状况让他受到了很大震动，以至落下了眼泪。很多年以后，他说起那趟旅程，还是常常会表现出很感动的样子；他喜欢利用这个机会，让威利为自己能逃脱这种糟糕的处境而对他心存感激。威利讨厌王先生的诸多方面：他的中山装、他的吝啬、他麻烦的妻子等等；而其中威利最讨厌的就是他的同情心。
即使威利到了乐清，做了一份更好的工作，但一些只言片语的评论还是会让他感到困扰。在乐清，有些人偶尔会偷了下水道的井盖，然后当废铁卖掉；这时居民们晚上出行时就要格外小心。有一次，威利和一个也是做老师的同事在街上走，经过了一个空的下水道口，那同事厌恶地摇了摇头。“那些四川来的人把井盖偷了。”他说。威利没有回答，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同事说的话。威利也注意到，乐清当地的父母骂小孩时，会用那些外来移民的故事吓唬他们。威利小的时候，他村子里的成年人常常会跟小孩说，如果他们表现不好，外国人会来把他们吃掉。但在乐清，不再由外国人充当吓唬人的角色。父母们会说：“如果你还哭的话，从江西或四川来的人会来把你给带走。”
【我完全能理解你在中国遭到别人不同对待时的感受。很明显，其他地方的人对四川人区别对待，因为四川的贫穷和落后可是出了名的。在这儿人们也是如此。当地人总是看不起四川人和江西人。我对此不是很在意，我知道中国不只是他们的中国。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听到你写作的对象是中国的普通人，我感到特别高兴；这真好。在我看来，你会像总是亲近普通人的威廉·莎士比亚一样获得成功，在有生之年迎来文学上的巅峰。
事实上，我觉得人最最难做到的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中国总是说自己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中国总能正确地、完美地对待一切事物；这一点美国有时也像中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说美国是世界警察；而美国会说中国是个问题百出的国家。】
在1980年代，政府标榜和表扬了“温州模式”的发展。这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模式天生就是自力更生型的，自然就讨官员的喜欢；他们愿意什么都不用投资，就看着这些家族企业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工厂。然而事实上是，很少有地方能够复制这种模式，甚至在温州本地，这种发展模式也会有限制。成功的工厂进行扩张，然而人们从制造纽扣、打火机、鞋底、低电压产品上获得的利润也就这么多了。这些产品获利很低，很难去为企业创造一个有价值的品牌，也很难去通过研发为产品增值。按理来说，这些企业下一步的发展大概应该是转换到高科技产品或者跨国投资上面，这是像深圳这样的地方普遍的发展策略。
但温州人的某种心态导致他们宁愿让事物保持在简单的状态。在教育领域里也出现了相同的状况；对于改革开放，温州当地的教育反应迅速。到了1990年代末，温州的私立教育机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名列前茅。这座城市里将近30%的高中生和大约五分之一的大学生，都在私立学校里就读。
在乐清这座城市，威利和南希在“育才学校”任教（这所学校和他们俩最初工作的学校——那家草包“百才学校”名字有点像，不过这纯属巧合）。在乐清，这所新学校有将近两千名学生，年级分布从幼儿园一直到八年级，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寄宿。在中国，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所有学校的课程都是标准化的，并且有严格的制约。有部分课程和教材是强制性的，所有的学生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时都必须参加一次统一的标准考试。私立学校可以雇佣自己的授课教师，并且从开放的市场上招收学生，但它们也必须教授和学习共产党的相关理论。
育才学校创办以后，为突显优势，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教授英语课程，而其他学校一般都是三年级才开始上英语课。当地的公立学校后来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一年级就开始上英语课，但私立学校还是占了先机。私立学校更早地开设英语课，并且尽可能地延长授课时间。育才学校招生的其中一个卖点就是，即将参加升学考试的学生每天都要上课，包括周日。八年级的学生一周上75节课，这几乎是公立学校每周课时数的一倍（公立学校的周课时数为45节）。从本质来说，人们是把“温州模式”用在了教育上：这相当于在智力的领域从低获利商品中榨取利润。这些学校没有去创新课程或改进教材，它们只是用更多的时间教同样的东西。
育才学校蓬勃发展，直到1998年当地政府建了一所新的公立学校。创办之初，公立学校的校长就公开地说，他要逼育才学校倒闭掉。他提出了这样的挑战以后，第一个策略就是高薪聘请最好的老师。他在这片地区到处物色富有经验的授课老师，这些老师都是被教育局认定为“一级教师”的。这些老师带着奖状和资格证走马上任，然后一败涂地。英语老师不会说英语，数学老师不会教数学。学生学习情况糟糕，家长们大发雷霆。很多人怀疑这些老师的奖状和资格证是假的；到处都可以买到那些东西。不管怎么说，在中国，一切事物都变化飞快，所谓经验的价值相当于零。一年以后，这所新的公立学校开除了这批老师，开始只聘用年轻的老师。
两所学校之间的竞争每年都变得更为激烈。在备考这一块尤为如此，其中牵涉到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第一种策略立足于一个简单的信念之上：通过系统、有效、勤奋的学习，学生在考试中成功的机率自然会提高。不过，如果他们提前知道试卷的问题，成功就更有把握了。这就是第二条竞争策略，当威利和南希来到育才任教时，这条竞争策略已经发展很完善了。每一年，老师和学校行政人员都要和手握大权的人们打好关系，这些人可能会透露一些考试的信息。
有一个温州教育局的官员，以“巧妙的暗示”而闻名。这个地区的各个学校都邀请他去给老师们做讲座，而他只接受那些他认为有足够实惠的邀请。威利和其他的英语老师每年都要去温州市中心，听那个人说话。有一次，威利描述了那样的场景：
“我们的校长邀请了那个人来做讲座，来给我们那些所谓的中考信息。他的讲话模棱两可。老师们都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用的信息，但有时他只是以沉默作为回答。讲座有两个小时，我们一直尝试着问些问题。我们问他考试里会有些什么题目。他只是说，可能会有这个，可能会涉及到那个。比如说，他说今年填空题可能会要学生们填两个词，把句子补充完整；而不是往年的一个词。”
“讲座结束以后，我们学校就请他去了温州的红太阳酒店。那是一家很高级的酒店，有大概15个老师陪他吃饭。吃完饭后，学校就给他两千块钱。随后，就请他去卡拉OK唱歌，叫一个小姐陪他。我认为那个小姐就是妓女。还给他们一间双人房——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尽可以想象。我认为这人就是个色鬼。他今年50岁了，其中一个儿子出了国，在美国。”
这人常常给公立学校一些准确的考试信息，但他的讲座对威利和同事们来说却从来没有什么帮助。但不管如何，育才学校仍然每年都如此行事。我问威利，为什么他们还要为这种毫无用处的信息买单，他说：“要是哪一年他说对了呢？”
每年六月是考试开始的时节。那年我收到了威利的来信，言辞间满是厌恶：
在乐清，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学校提前收到了中考的信息。我们学校只得到了一点二手或甚至是三手的信息。这注定了我们学生考试的失败。那个教育局的混蛋又一次泄露了英语考试的题目。
这种欺诈活动让威利感到苦恼，但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这也是一个移民的新环境因素：当你离开了家乡，道德的基本准则就会有所改变。有时候，威利对此应付自如，例如在对待婚姻传统的转变上。威利和南希在浙江已经两年了，但还没有正式结婚。正式结婚似乎没什么意义，他们俩的所有家人和朋友都还在四川。威利留意到，很多乐清的外来者好些年后才会举行结婚典礼，因为他们要存钱和建立他们在当地的人际关系。他参加过好些婚礼，新人的小孩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
对威利来说，这么做合情合理：实用主义战胜了传统观念。每次他和南希讨论起结婚和要小孩的可能，话题总是转到了“钱”上面。终于，南希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数目。当他们至少存够10万元（也就是超过1万2千美元）时，她就同意要小孩。他们在乐清过了一年半，一起存下来的钱有2万5千元。他们已经有四分之一的婴儿在银行里了。
但还有些问题，像欺诈活动和对外来者的偏见，就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这些年来，威利从未征询过父母的建议；他觉得在这种新的大环境中，父母没法给他什么指导。虽然他现在仍然考虑着将来回四川的可能性，但他从心底里知道，他其实是永远不会再回家乡了。对他来说，那个世界已经远去；不是因为它像北京的四合院一样被毁掉，而是因为农村的变化过于缓慢。在一个蓬勃发展中的国家，年轻人没有任何理由留在跟不上时代节奏的边远地区。每次威利回到10号村，就看见那个地方像是被废弃的一样。有一次回家后，他写道：
我回到家，什么都没有改变，路还是高低不平，人们变得更老了。我找不到少年时相熟的人和朋友，这让我感到伤心。有时候，我觉得这种生活——离开家乡来到沿海地区、没有一个稳定的家，是世界上最令人伤心和最让人感到压力的事情。
每次回家都让他心灰意冷。而回到乐清以后，他会发现自己不断想着那条逐渐走向衰亡的村庄，虽然他明知这没有任何意义。那些时候，他会在学习英语中获得安慰。这门语言成了一种分散精神的事物，而他还相信英语材料会为改革开放带来的新环境提供最好的指引。他仔细留意着国外新闻机构网站的更新，并阅读英语的任何指导性专栏。有一次他打电话去“美国之音”北京站的一个热线电话节目，询问如何处理鼻窦炎的问题。还有一回，“美国之音”广播了一个节目，内容是关于美国国内的家庭学校教育（注：孩子在家接受教育的上学方式），威利在他的日记里记下了详细的笔记。另一个教育系统的存在，并不会对公立学校产生威胁；这个观点是让威利最为感兴趣的：
50个州？ 150个儿童在家上学
父母就是他们的老师
和去学校上学的孩子一样优秀
家庭稳定
1997年 50000美元
理由：保持互动
满足孩子需要
防止学生受到暴力、性方面等的影响
教育的相关问题
公立学校为家庭提供帮助：图书馆课程
自从毕业以后，威利已经弄散了三本英语字典。他仍然把那些旧字典摆在他的书架上，如同一名优秀的内野手，从来不会扔掉那些磨破的手套。在空余时间里，威利不断地翻译和整合着各种信息：“美国之音”的广播节目，报纸上的新闻故事，还有单词表。他常常打电话问我问题，那些问题通常是关于某个词或某个难懂的语法特征。有时他的问题是关于世界大事的。2000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情况不明朗，两位候选人中没有明显的获胜者，那段时间威利几乎每晚都打电话给我，问我关于选举团的各种问题。
他对世界上不符合规则的事物特别敏感。在温州，政府赞助了一个保护水资源的运动，运动口号中英文都有。英文的翻译版本是这样的：
停止浪费水资源 （STOP TO WASTE THE WATER RESOURCE）
威利认为这句话译得不对，问我的意见。每次他打电话来，我都尽力回答他的所有问题，不过我常常会好奇，他要怎么去处理所有这些英语的资源。我问起威利他的日记的事，他告诉我，他只是想把所有东西都记录下来。他说，他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编一本英语字典，里面要涵盖这门语言里的所有词汇。
酩酊——喝醉 boozy-drunk
粗野的 boorish
书报摊 bookstall
书柜 bookrack
书签 bookmark
末名奖 booby-prize
1998年，比尔·克林顿和莫尼可·莱温斯基有外遇，导致了一段空前的——利物浦和伦敦暴动（1981）。在1980年代早期，街头暴动回到英国，与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情况相似；而这是首次由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而引起的暴动。
在2000年的国庆节之间，威利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防犯罪集会。在中国的很多城市，这是一年一度的大事；违反法律的人会在直播的电视节目中受到审判，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威慑国庆期间的犯罪活动。过去，这种仪式通常在运动场上举行，有时行刑也是公开化的。不过如今只有审判过程是由电视播送的了。
威利看着那些罪犯们一个接一个地往前走：上着手铐，剃得光光的脑袋，蓝白相间的监狱服。一个法官念出了每个人的名字、籍贯、罪行和判决。电视机前，威利不禁拿起笔来记录。后来，他告诉我这件事，他说他是在“统计数据”。
“每当法官说到一个人的姓名和籍贯的时候，我就把它记下来，”他解释道：“来自江西省、四川省和湖北省的人最多。最后我发现有百分之四十的罪犯是来自四川的。这是最高的比例。我感到很羞愧。”
另一个夜晚，威利和南希迟迟没有按时睡觉，他们一遍遍地放着那首流行歌，直到把“打工十二月”从头到尾翻译成了英文：
十二月我返回家乡
爸爸妈妈哭了一场
一家人吃了顿包饺子
那味道可真叫个香
亲爱的彼得，
你在北京怎么样？……我很想改变自己在这里的现状。南希和我都扔掉了铁饭碗，来到这里碰运气。这儿的环境要比我那个落后而“牙刷”（注：牙刷在四川话里是骂人的话）的家乡四川好得多。然而，我看不到什么希望，即使是做一个发了小财的男人这样的小目标，想不断塑造和提升自我，看起来也不切实际。南希和我都想在这儿买一套住房。但这只是一个梦想罢了。每套房子都在30万到40万之间，我们买不起。到我们有能力买得起一套新房的时候，我们俩已经一只脚跨入坟墓里了。这是真的。我长久以来的希望就是，当我们两个都存够钱的时候，我们就回到家乡，然后为南希找份稳定的工作。我可以做除了教师以外的职业……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奥运会的召开，我希望到时我会有好运气。
2000年秋天，威利参加了一个英语教学比赛。在全国各地，这种类型的比赛正在中国教育界里迅速流行。在温州，每个比赛者都要面对满满一个教室的学生，而评判们就坐在教室的后面。这些官员会根据参赛者的教案和学生们的反应对参赛者进行评估。
在这样的场合，威利从来不会紧张。在他经历了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后，这种比赛就是易如反掌：规则是明确的，而且所有参加比赛的人都要遵守。裁判过程看起来是公平的，虽然学生是独立的部分，但不可能骗过孩子们的自然反应。
温州的英语教学竞赛开始时由500个教师参加，很快就淘汰剩了16个人。威利是其中一个。决赛的时候，所有参赛者都要到温州市中心去。其他的参赛者带去了手提电脑、投影屏、还有用专业的教学软件准备的教案。威利是唯一一个没有带电脑去的参赛者。他的材料是他亲手做的：几幅对话的图解，几十个小小的红苹果。还有一瓶水，他在上面用英文写了“毒药”这个词。
“当我教他们‘危险’这个词时，我就说我手里的这瓶水是毒药，还叫一个学生把它喝了。学生们觉得很好玩。然后我叫他们学习一段对话，并且让他们之间充满了竞争的气氛，因为他们都想得到我带去的小红苹果。我问他们问题，如果他们答对了，就可以得到一个苹果。我站在一张凳子上，大声喊着我的问题。我就像个司令官一样，他们觉得这样也很好玩。”
在竞赛之中创造了另一个竞赛，这是天才之举。威利拿到了第一名。比赛组织者奖励了他1000元，这相当于他半个月的工资。不过威利说钱并不重要。他的学校为他感到骄傲，而威利认为，他赢得比赛的原因，是其他的比赛者都没有他那么在乎英语。在威利看来，是他写下的所有单词表，他记录的那些电台节目内容，那些晦涩的单词和特殊的短语，让他获得了比赛的胜利。“这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威利说。“我想是我的疯狂作风让我赢了。”
在双龙镇10号村第3生产队，第一个出外打工的人叫做刘成民（音）。他读完了小学五年级，这让他成了当时第3生产队最有文化的人。1980年代初，他去了黑龙江。他在那儿的一家鞋厂装配线上干活，过了好些年，又回到了他的村子里。
在村子里，人们公认刘成民是个很有智慧的人，都很尊敬他。人们也知道出外打工的经历多少改变了他。他从未结过婚，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1990年代中期，当地政府征收过高的农业税，他拒绝缴付。他说他是个单身汉，理应得到优待：他没有老婆孩子，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他的理由清晰而富有逻辑，政府在此之前也没碰过先例。
时不时地，村子里就会传出一阵流言：官员们正计划要拘留刘成民，殴打他，直到他同意缴付农业税为止。对于那些极端的顽固分子，这是常用的处理方式；但流言传说的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当地的政府官员似乎被这人的不可预料吓住了。
在刘成民出外打工期间，他写了好些关于在外见闻的诗歌。威利小时候很喜欢读那些诗句；而多年以后，当这个男孩自己也成了一个出外打工的人，他仍然记得刘成民那些诗句的内容。
诗歌采用了毛诗的风格形式，常常有自然风景的描绘。有一句诗赞美了长江的力量。还有一首诗描述的是蜗牛河，那是家乡当地的一条河流，就在胜利桥下流过；威利还记得那首诗的最后一个对句：
吾乡河宁静，吾心波未平。
（The river in my hometown is peaceful, but my heart is n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