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位记者写一本关于物种大灭绝的书，得需要很多人的帮助才行。有许多博学、慷慨而又耐心的人将他们的时间和专业知识献给了这一项目。
为了搞明白什么是两栖动物的危机，我求助了埃德加多·格里菲思、海蒂·罗斯（Heidi Ross）、保罗·克伦普、万斯·弗里登堡、戴维·韦克、凯伦·利普斯（Karen Lips）、乔·曼德尔森、埃丽卡·布里·罗森布卢姆（Erica Bree Rosenblum）和阿兰·派西尔（Alan Pessier）。
对于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幕后之旅，我要感谢帕斯卡尔·陶希。对于带我看了大海雀和它们生前生活的地方，我要感谢格维兹门迪尔·格维兹门松、雷聂尔·斯文森、哈尔多尔·阿尔曼森以及马格努斯·伯恩哈德松（Magnus Bernhardsson），是他让埃尔德岩之行成为可能。尼尔·兰德曼慷慨地带我去看了位于新泽西州的白垩纪遗迹，以及他无与伦比的菊石收藏。感谢林迪·埃尔金斯-唐东（Lindy Elkins-Tanton）和安迪·克诺尔（Andy Knoll）与我分享了他们在二叠纪末期大灭绝方面的专业知识。感谢尼克·隆里奇（Nick Longrich）和史蒂夫·东特（Steve D’Hondt）与我分享了他们在白垩纪末期大灭绝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欠简·扎拉斯维奇一个大人情。他不仅仅带我去苏格兰寻找笔石化石，还在最近几年间回答了数不清的问题。我还要感谢丹·康登和伊安·米拉尔让我有了一次值得回忆的，同时也是湿漉漉的探险；并感谢保罗·克鲁岑给我解释了他关于人类世的想法。
海洋酸化是个很棘手的话题。如果没有以下这些人的帮助，我永远也不可能写出相关的文字。他们是：克里斯·兰登、理查德·菲利（Richard Feely）、克里斯·萨拜因、琼妮·克莱帕斯（Joanie Klaypas）、维多利亚·法布里（Victoria Fabry）、乌尔夫·希博塞尔、李·孔普和马克·帕加尼（Mark Pagani）。我特别要感谢杰森·霍尔-斯宾塞在冰冷的海水中领着我游到了阿拉贡堡的近海，并在此后耐心地回答了我的很多问题。还要多谢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布亚安排了那一次的行程。
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向肯·卡尔代拉寻求帮助，以图理解在气候科学和海洋化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得到了他以及他妻子莉莉安巨大的帮助。当然也要感谢我在独树岛上遇到的科考队全体成员：杰克·西尔弗曼、肯尼·施耐德、丹耶·里夫林（Tanya Rivlin）、珍·赖费尔（Jen Reiffel），还有独一无二的罗素·格拉汉姆。还要谢谢戴维·克兰（Davey Kline）、布拉德·奥普代克（Brad Opdyke）、塞利娜·沃德和欧夫·霍格-古尔德贝格。
迈尔斯·西尔曼是世界上一个非同寻常之地的非同寻常的向导。他与我分享了大把的时间和大量的知识，让我如何感谢他都不为过。我还要向他的两位博士生表示敬意：威廉·法范·里奥斯和卡琳娜·加西亚·卡布雷拉（Karina Garcia Cabrera）。还要多谢克里斯·托马斯。
如果没有汤姆·洛夫乔伊的帮助，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就我所知，他的慷慨与耐心是无界的。我要深深地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马里奥·科恩-哈夫特既是一位亚马孙雨林方面的专家，又是一位很有幽默感的出色向导。我还想要感谢丽塔·梅斯基塔、若泽·路易斯·卡马戈（José Luís Camargo）、古斯塔夫·丰塞卡（Gustav Fonseca）和维尔吉利奥·维亚纳（Virgilio Viana）。
斯科特·达林和阿尔·希克斯是最早意识到白鼻综合征严重性的一批人之一。他们总是第一时间与我分享了他们获知的情况，并给予我巨大的帮助。瑞安·史密斯、苏西·冯·厄廷根、阿莉莎·贝内特（Alyssa Benntt）非常友好地一次又一次带我前往风神洞。乔·罗曼（Joe Roman）慷慨地花费时间阅读了书中关于入侵物种的章节，并提出了意见。
特里·罗思和克里斯·约翰逊帮助我了解了过去和现在的巨兽。特别要感谢约翰·阿尔罗伊对于灭绝速率的计算。同样要感谢安东尼·巴诺斯基。
斯万特·帕博花了很多个小时的时间向我概要性地解释了古遗传学的复杂性，特别是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的困难之处。我想要谢谢他。还要感谢香农·麦克费伦，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费拉西；谢谢艾德·格林，他总是愿意回答我没完没了的最后一个问题。
玛利斯·霍克、奥利弗·赖德（Olive Ryder）、芭芭拉·达兰特和珍妮·梅洛（Jenny Mehlow）在我访问圣迭戈期间给了我非常热情的接待。
我要感谢威廉斯大学负责文献管理的图书馆员，他们帮我找到了几乎不可能找到的书籍和论文。还要谢谢杰伊·帕萨科夫（Jay Pasachoff），他把关于白垩纪末期大灭绝的资料好心借给了我。
2010年，我幸运地得到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一笔资助。如果没有这笔钱，我将无法前往这么多地方。这本书的写作还间接得到了“兰南文学奖金”以及“海因茨家族基金会”的支持。
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最初发表于《纽约客》。为了他们在本书写作中所给予我的建议、支持和耐心，我要深深地感谢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和多萝西·威肯登（Dorothy Wickenden）。我要谢谢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给予我的睿智建议。还有一些章节曾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和耶鲁大学的e360环保网站上。我想要感谢罗布·孔齐希（Rob Kunzig）、杰米·施里夫（Jamie Shreeve）和罗杰·科恩（Roger Cohn）的帮助，以及他们提出的想法。还要多谢史蒂文·巴克利（Steven Barclay）和伊丽莎·费希尔（Eliza Fischer）持续不懈的帮助。
感谢劳拉·维斯（Laura Wyss）、梅里尔·莱瓦维（Meryl Levavi）、卡罗琳·赞坎（Caroline Zancan）和维基·海尔（Vicki Haire）把手稿整理成书。
当你撰写这样一本书时，吉利恩·布莱克（Gillian Blake）是你能指望遇到的最好的编辑。她聪慧，善于追问，并且淡定。无论何时，当事情快要偏离轨道的时候，她都能冷静地让一切回归正轨。凯茜·罗宾斯（Kathy Robbins）像以往一样无与伦比。她的忠告和见解是无价之宝，满满的正能量简直取之不尽。
我的许多亲友也为这项长达数年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帮助，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可能对此全然不知。感谢吉姆和凯伦·谢泼德、安德烈·巴雷特、苏珊·格林菲尔德、托德·珀德姆、南希·皮克、劳伦斯·道格拉斯和斯图尔特·阿德尔森，还有马琳、杰拉尔德和丹·科尔伯特。特别要感谢巴里·戈尔茨坦。还要感谢内德·克莱纳，他帮我理清了书中最后一部分的思路。感谢阿龙和马修·克莱纳，他们从未责怪他们的妈妈没能去看他们踢足球赛。
最后，我想要谢谢我的丈夫约翰·克莱纳，他又一次给予了我各方面的帮助，远超过他所需要做的。我在他的陪伴下写了这本书，并把这本书献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