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存在一夫多妻甚至一妻多夫现象，但一夫一妻制仍然是人类的主流婚配形式，这个局面是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也是人类男女性别比例决定的，更是合作抚养后代的终极博弈结果，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阶梯。
表面看来，婚姻是男人和女人的结合，本质却是精子与卵子的结合。简单的逻辑是，在一年之中，一个男人可以和十个女人生下十个孩子，他们可以从更多的交配中获得更多的遗传回报。而一个女人纵然和十个男人在一起，一年也只能生下一个孩子。她们并不能从过多的交配中获取成比例的回报，所以对更多伴侣的兴趣远不如男人那么明显和迫切。这决定了男人沉迷于风花雪月，总是试图寻找更多的女人，同时确保自己的女人不被别人染指；而女人则相对保守，她们需要得到更为可靠的男人，并用尽心意使他们不再移情别恋。去留之间，男女各施手段，足以让人感觉乱花迷眼，如此不断博弈的结果，最终构成了不同的婚配制度。
无论对于动物还是人类，婚配制度都不是随意碰撞闪现的火花，更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游戏，而是雌雄两性生育状况与自然环境相互制约的结果。
后代抚养难度是制约婚配制度的第一因素。当后代不需要雄性照料时，一夫多妻制尤其适合。比如一只雄海豹可以占有数百妻妾，但它对后代的责任仅仅体现在提供精子，抚育后代的任务完全由雌性完成，但后代的意外死亡率非常高，很多后代都在雌性争风吃醋的打斗中被活活压死。对于雄海豹而言，只要占领足够大的海滩，有足够强的体力赶走竞争者，妻妾当然是多多益善。这时雄海豹的逻辑是：越是花心，后代越多。
当后代需要双亲共同照料时，雄性不得不考虑一夫一妻制。企鹅是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动物，两只企鹅形成的联盟正好可以完成轮流孵蛋及寻找食物的任务，雄企鹅想要多找哪怕一个雌性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它们最好的选择就是老老实实彼此忠诚。雄企鹅的逻辑是：稍不忠诚就意味着断子绝孙。
很多鸟类都在一夫多妻和一夫一妻之间摇摆徘徊：当食物缺乏时，雄鸟就会变得很专一，否则后代就有饿死的可能；而一旦春暖花开，食物丰盛，雌鸟完全可以单独喂养后代时，雄鸟就会毅然决然地离家出走，就算雌鸟哭破了喉咙也无济于事。由此可见，食物是制约婚配制度的第二因素。
另一制约因素是获取食物的方式。如果某种鸟的主要食物是草籽，而草籽不需要在固定场所寻找，特别是在成熟季节，草籽的供应量迅速增加，雄鸟就有理由另寻新欢。但对于吃虫的鸟儿来说，情况则又不一样：虫子不像草籽那样容易找到，而且多大的地盘能产多少虫子基本固定，这时保卫地盘就等于保卫食物，而一只鸟保卫地盘的能力永远比不上两只鸟，所以吃虫的鸟儿大多实行一夫一妻制。由此衍生出制约婚配制度的第四因素——地盘。
在雌鸟看来，一块优质的地盘就等于一只富有的雄鸟。当森林中某类雄鸟之间贫富差异较大时，雌鸟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富鸟的怀抱，而不去管这只富鸟已有几房妻妾。当贫富差异较小时，雌鸟私奔时就需要衡量一下得失，到底是在穷鸟身边做唯一的伴侣，还是投入豪门做众妃之一。
鸟类是这样，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缩小贫富差距的诉求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在没有实现财富平等之前，总有女人愿意做小三，但很少有女人愿意做穷光蛋的小三。做小三的本质是用身体换取物质资源，尽管她们更愿意把那说成是超越世俗的爱情，但从来没有人去和街头的乞丐玩一场这样清新脱俗的游戏。
人类基本遵守动物的婚配原则，并受到相同因素的制约，也没有超越自然选择的掌控，这就是不同地区实行不同婚配制度的原因，都是受到当地自然资源分布情况影响的结果。我们不能说人类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动物，也不能说人类是典型的一夫多妻制动物，事实上，人类实行的是假性一夫一妻制。这种尴尬的地位是由人类的生殖特点决定的，因为男人照料后代的任务介于雄海豹和雄企鹅之间，所以男人的行为也介于忠诚与花心之间：当条件具备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实行一夫多妻制，就像所有的国王和大多数富人那样，这时他们在向雄海豹学习；而当条件不具备时，比如无法挣到足够多的金钱，甚至自己糊口都成为问题时，那他还是做一只谨慎的雄企鹅好了，认真照顾好勉强找到的伴侣和子女，才是他们最现实的任务。具体实行何种婚配制度，当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