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罗森菲尔德（Allan Rosenfield），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并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镇长大，父亲是波士顿颇负盛名的妇产科医生。他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曾被美国空军指派到韩国服务。在韩国期间，他每周末去地方医院做志愿者。病房里的所见所闻令他大为震惊：韩国的乡村妇女在生育时承受了很大痛苦，其严重性是美国人无法想象的。回到美国后，艾伦还是无法忘怀那些默默受苦的人。
韩国的经验使得艾伦对于贫穷国家的医疗需求问题深感兴趣。他后来听说尼日利亚的拉各斯（Lagos）有一所医学院有职缺，就提出了申请。1966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克莱尔到达拉各斯，夫妻俩在那里开始了新生活。尼日利亚的情况，尤其是生育计划及孕产妇护理方面的情况，让艾伦大为惊讶，也疑虑重重。
“我开始觉得我们给予的护理模式不适合尼日利亚，”他回忆道。那次在非洲的亲身经历，开启了他对公共卫生领域的终身兴趣。他开始致力于预防疾病，而不只是等着病人上门。在西方，我们往往认为疾病和死亡是医生的领域；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全球健康方面，进展最大的是公共卫生专家。公共卫生的解决模式包括天花接种计划，拯救腹泻婴儿的口服葡萄糖电解质液治疗法（ORT），以及鼓励车辆安装安全带与气囊的推广运动。如果真的有心要降低孕产妇死亡率，也同样要考虑到公共卫生的观点——减少意外怀孕及提供产前护理，好减少紧急医疗危机事件。
有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可能跟医疗完全无关。比如说，一个不落窠臼减少怀孕的方式，就是为女生提供校服，这样她们就会在学校待得久一点——也就是说她们会延迟结婚和怀孕，直到她们更有能力生育。一项南非的研究发现，每18个月给女孩发一次价值六美元的制服，能够提升她们继续上学的可能性，因此也会大幅降低她们怀孕的次数。
艾伦·罗森菲尔德努力把实务医学与这种公共卫生观点结合起来，成为孕产妇健康领域的社会企业家。艾伦原本只打算把他在尼日利亚的服务作为人生的一段插曲，就好像加入“和平部队”（Peace Corps）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一样。但面对周遭的强烈需要，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他申请了一份泰国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 in Thailand）的工作。夫妇俩在泰国待了六年，组建家庭、学习泰语，并全心爱上了这个国家。然而，泰国海滩之美跟孕产妇病房的恐怖有如天壤之别。此外，子宫内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药丸只有医生开了处方才能拿到，这表示99%的民众无法采用最有效的避孕方式。于是艾伦与卫生部共同研拟了一项具有革命性的方案：让受过训练的助产士也有权开处方。首先，他列出一份问题清单，让助产士在询问妇女时有个参考，能够迅速开出处方；不好判断的，则转诊医生。很快，该方案在全泰国3000个地方正式实施，最后助产士也有权帮妇女安装子宫内避孕器了。今天，我们很难体会这个方法的颠覆性。但是在以前，内科医师严加守护他们的特权，如果谁把医疗责任托付给微不足道的助产士，那简直是异端。
艾伦·罗森菲尔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
（拍摄：坦尼亚·布拉甘蒂）
“这个方法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如果在今天，要审核这样一个方案一定很麻烦，”艾伦说。“但是当时我单枪匹马，反而可以这么做。”他的事业轨道已经定型，即致力于妇女生育安全的公共卫生工作。1975年，艾伦搬到纽约，成为哥伦比亚大学人口及家庭健康中心（Center for Population and Family Health）的主任。他发展了该领域的全球同盟网络，并在1985年与同事德博拉·梅因（Deborah Maine）联合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文章，这篇文章刊登于全球卫生议题方面处于最前线的英国期刊《柳叶刀》上。文章里提出：
让人费解的是，健康专业人士、决策者和政客们对孕产妇死亡的关注太少了。全世界的产科医生在这方面尤其玩忽职守。大部分产科医生疏于呼吁人们重视这个问题，也没有游说相关机构推行重要计划、调整先后顺序，而是把焦点放在强调高科技的次专科上。
这篇文章引发了全球孕产妇健康的倡议运动，同时艾伦也被任命为哥伦比亚大学梅尔曼公共卫生学院（Mailm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院长。1999年，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提供了5000万美元的资助，艾伦利用这笔钱成立了“孕产妇死亡残疾防范组织”（Averting Maternal Death and Disability, AMDD），成为推动全球生育安全的先锋。
渐渐地，艾伦不只把孕产妇死亡当成公共卫生的焦点议题，也把它当成人权议题来处理。“光靠技术来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是不够的。”艾伦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作为基本人权，孕妇应能安全生产并得到悉心护理。我们必须利用人权‘体制’，亦即法律、政策和习俗，约束美国各州根据条约履行义务。”
最早前往国外时，艾伦算是开路先锋，但是目前这个领域的其他人已经赶上来了。“在我那个年代，我们连全球健康护理是什么都不知道，”他回忆道。“我那时是特立独行，但是今天有很多年轻人想要投身这个领域。”在今天的医学院里，全球公共卫生是个热门议题。在哈佛医学院里，像保罗·法默这样把精力主要投注在经营海地和卢旺达的医院，而不是位于波士顿那间办公室里的医生们，都很受学生崇拜。
艾伦的人生在2005年发生了悲剧性的转变。他被诊断出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及重症肌无力，这两种疾病都会影响运动神经。他原本是体育健将，热爱户外活动，但是现在他发现自己越来越瘦弱。他体重下降，走路及呼吸都有困难，后来医生建议他坐了轮椅。他担心成为家人的负担，但还是每天工作，甚至参加国际会议。2008年1月，在出席“国际妇女健康联盟”宴会时，他几乎动不了了，但仍然是众人瞩目的焦点，深得世界各地景仰者的尊崇。2008年10月，他撒手人寰。
孕产妇死亡残疾防范组织目前在50个贫穷国家拯救生命。我们顺路造访尼日尔东部津德尔地区的一家诊所时，就亲眼目睹了该组织带来的影响。尼日尔是世界上孕产妇死亡率终身风险最高的国家，整个国家只有10名妇产科医生，而在乡村地区能找到任何一种内科医生就很幸运了。看到来了两个美国人，津德尔诊所的医护人员又惊又喜。他们开心地带我们参观，甚至还带我们去看了怀胎十月的孕妇拉玛多·伊索弗。她躺在担架上，大口喘着气，身体抽搐着。她抱怨自己快看不见了。
诊所里唯一的医生是尼日利亚籍的欧本德·卡约德（Obende Kayode），他因尼日利亚对外援助计划而被派到该诊所驻诊（如果尼日利亚可以把医生送到国外作为一项国外救援，美国也行）。卡约德医生说，拉玛多可能患有子痫前症。在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怀孕并发症每年让约5万名妇女丧命。拉玛多需要剖宫产，一旦婴儿出世，痉挛也会停止。
拉玛多37岁，育有六名子女，在这家小医院的等候室里她的生命日渐消逝。“我们刚才打电话给她先生，”卡约德医生说，“等他提供医药和手术材料，我们就能手术。”
原来，这家诊所是联合国人口基金会（UNFPA）和孕产妇死亡残疾防范组织为了根除孕产妇死亡而在尼日尔安排的试验性计划。因此，剖宫产所需的全部材料被收藏在密封塑料袋里，只有支付42美元才能使用。这已算改善不少了。之前家属要跑遍整个城镇，这里买绷带，那里买纱布，还得买手术刀，加起来花的钱更多。不过，要是凑不出42美元呢？
那她可能会死掉。“要是家人说他们没钱，那事情就严重了，”卡约德医生承认。“有时候你会帮忙，期望他们将来还钱。一开始我帮了很多人，但是后来他们没还。”他耸耸肩说，“这要看心情。如果医护人员觉得没办法帮了，那你就只好静观其变。有时候孕妇就这么死了。”
即便如此，诊所的医护人员还是不希望拉玛多在我们面前死去。护士们把她推进手术室，擦洗她的腹部，然后一名护士给她打脊髓麻醉。拉玛多躺在轮床上，呼吸沉重不均，全身动也不动，看来是昏迷了。卡约德医生走了进来，快速切开拉玛多的腹部，举起一个有点像篮球的大器官，那就是她的子宫。他小心地把子宫切开，捧出一名男婴，交到护士手上。男婴相当安静，没办法立刻辨认是否活着。卡约德医生缝合完子宫，又把它放回腹部缝好。整个过程中，拉玛多一直昏迷。20分钟之后，拉玛多醒了，虽然看起来憔悴无比，但是已不再痉挛或呼吸困难了。
“我很好，”她挤出这几个字。护士把男婴抱过来——现在他正在尖声哭号，充满了生命力。拉玛多面露喜色，伸手把宝宝接了过去。这一幕真像个奇迹，也再一次表明如果我们把孕产妇健康列为首要之务，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性。在尼日尔沙漠中央一间设备不佳的手术房里，一名医生和几名护士让一个妇女起死回生，也拯救了她的婴儿。艾伦·罗森菲尔德遗留人间的公共卫生组织与精神，又多拯救了两条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