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荣即将出版他与学生间的“师生答问”，来信嘱我作序。翻看书稿，我多少感到为难：与学生交流这些青春、友谊、爱情、理想的话题好像非我所长，这不是说这些工作不重要，而是我根本就不了解目前90后大学生的心理状态。为了完成这篇“序”，我只能老老实实地阅读这些文字。读着读着，我好像也融入了那种亲切平等的朋友对话的氛围，并联想起了我自己人生成长中的一点故事。
20余年前，从北京毕业的我刚到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虽然重庆是我的家乡，但在我从事的工作圈里几乎没有一位“熟人”，每天在大学校园里爬坡上坎，在光线灰暗的书斋里埋首读书，自得其乐也难掩种种的孤独寂寞。
有一天，我偶然随中文系几位老师到“文联”参加会议，遇到了当时作为文联领导的蓝锡麟先生。本来，对于“领导”，尤其对位居“高端”又习惯装腔作势的“领导”，我素来敬而远之。没有想到，那天蓝先生却丝毫没有“领导”的姿态。他发言质朴、犀利，对重庆文学现状的分析入木三分，没有官腔，没有伪饰，更像是一位思想开放、素养深厚的文艺批评家。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在会议休息的间隙，蓝先生专门走到我面前，热情地伸出手来：“李怡，我读过你在《文学评论》上的文章！”的确，我刚刚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新诗的论文。在偏离文化中心的山城，在偏离学院派学术殿堂的机关会议室里，竟然还有关注我论文的人，我真是意外至极！当然，我内心还是充满疑惑：“这是一位善为领导者的客套？”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身材瘦小但精神奕奕的蓝先生，其实与官场的“客套”最远，与重庆人的真率本性最近。以后，不断有朋友转述，在某次某次，蓝先生又以赞赏的口吻谈起我的某篇文章，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褒扬；某次某次，蓝先生担心重庆的工作环境“留不住我”……直到我真的离开重庆，我还仿佛听到来自他的慨叹和唏嘘……
我是一个不愿意在有职位的长者面前倾吐内心的人，所以直到今天，也从来没有机会当面向蓝先生表达我多年以来的深深的感激。当年，在一个陌生的工作单位，在一个人际环境并不十分理想的所在，这些不时传来的关切无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勇气。之所以谈到这些陈年旧事，乃是因为在阅读保荣的师生问答之时，我忽然意识到，对于一个人生正在转折的年轻人而言，有朋友的关注，有师长的鼓励，该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如同我当年刚刚走出校门，独立于陌生的工作环境一样，这些刚刚离开家庭、步入高等院校的孩子们分明也有种种的不适，当然也就渴望有保荣这样的师长耐心地讲述人生的得失，指点追求的迷津。
想到这些，我觉得保荣的弟子们真是幸运的。当今，“市场经济”思维弥漫，师生关系慢慢蜕变，在某些若明若暗的“功利”现实中，学生能够获得这一份亲切的关怀，多么不易，又多么值得珍惜！
我愿意向大学生推荐保荣的这番问答，愿意更多的读者能够从中受益，而年轻的朋友更可以由此获得人生的智慧和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怡
2014年7月2日于北京师范大学励耘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