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维峻既以抗疏请归政，革职，遣戍张家口。朝命既下，安直声震天下。大侠王五身护之往，车驮资皆其所赠，则当时安为国人推重可知。然余肄业北京大学分科时，见安先生人极谨愿，已无复有昔日刚劲之气。至观安劾李文忠一疏，语多牵强附会，顾亦为清流所传诵，于此可见当时朝臣风气之锢塞，国民对外意识之暗陋也。疏云：“奏为疆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
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
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当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我既不能激励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未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伎俩。其士卒横被克加，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臣实痛之。
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监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钺，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奏上，奉旨革职，发往军台。时恭王再起秉政，适于是日请假，次日知之，斥同辈曰：”此等奏摺，入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诸公欲成安之名耶？“众无言，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