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叔易言：“王荆公得东坡《表忠观碑》本，顾坐客曰；‘似何人之文？’自又曰：‘似司马迁。’自又曰：‘似迁何等文？’自又曰：‘《三王世家》也。’”予以为不然。司马迁死，其书亡《景帝》、《武帝》二《纪》、《礼书》、《乐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龟策传》、《三王世家》。至元成间，褚先生者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传》，当时以其言鄙陋，失迁本意。荆公岂不知此，而以今《三王世家》为迁之书邪？如议者多以司马迁怒武帝，故于《本纪》，但著绝海求神仙，大宛取马，用兵祠祭等事，以为谤者，非也。

　　子由云：“子瞻读书，有与人言者，有不与人言者。不与人言者，与辙言之，而谓辙知之。”世称苏氏之文出于《檀弓》，不诬矣。

　　柳子厚云：“以淮、济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为病，然而万一离娄子而眇然睨之，不若无者之快也。”予谓文章英发，前无古人者，益当兼佩斯言矣。柳子厚云：“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以妙语起其可游者，读之令人然有出世外之意。然子厚别云：“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似。仆闷则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疣。”子厚前所记黄溪、西山、钴铒潭、袁家渴果可乐乎？何言之不同也？东坡《江行唱和集·序》云：“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草木之有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虽欲无有，其可得邪？故予为文至多，未尝敢有作之之意。”时东坡年方冠，尚未第，其有发于文章已如此。故黄门论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也。”

　　欧阳公谓曾子固云：“王介甫之文，更令开廊，勿造语，及模拟前人。”又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谓梅圣俞云：“读苏轼之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又曰：“轼所言乐，乃修所得深者尔，不意后生达斯理也。”欧阳公初接二公之意已不同矣。

　　退之于文，不全用《诗》、《书》之言。如《田弘正先庙碑》曰：“昔者鲁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实命其史臣克作为《》、《必》、《泮》、《》之诗，使声于其庙，以假鲁灵。”其用诗之法如此。如曰《前进士上宰相书》，解释《菁菁者莪》二百余字，盖少作也。

　　柳子厚记其先友于父墓碑，意欲著其父虽不显，其交游皆天下伟人善士，列其姓名官爵，因附见其所长者可矣。反从而讥病之不少贷，何也？是时，子厚贬永州，又丧母，自伤其葬而不得归也。其穷厄可谓甚矣，而轻侮好讥议尚如此。则为尚书郎时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贵重”者，盖其资如此云。

　　柳子厚书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选老蹙者一人持马，至郭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头来矣。”宋景文修《新书》曰“吾戴头来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吾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曾子固之文，可以名家矣。然欧阳公谓：广文曾生者，在礼部奏名之前已为门下士矣。公示吴孝宗诗，有云：“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疏决以道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是子固于文，遇欧阳公方知所归也。而于固《祭欧阳公文》自云：“戆直不敏，早蒙振祓，言徭公诲，行徭公率”也。子开于欧阳公下世之后，作子固行述。乃云：“宋兴八十余年，海内无事，异材间出。欧阳文忠公赫然特起，为学者宗师。公稍后出，遂与文忠公齐名。”予以为过美。张籍《哭韩退之》诗云：“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退之曰，籍、辈者，学者曰韩门弟子，不曰韩、张也。苏东坡曰：“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庶所归，散而自贤。我是用惧，日登师门。”有以也夫！曾子开论其兄子固之文曰：“上下驰骋，愈出而愈新，读者不必能知，知者不必能言。盖天材独至，若非人力所能，学备精思，莫能到也。”又曰：“言近指远，虽《诗》、《书》之作未能远过也。”苏子由论其兄子瞻之文曰：“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又曰：“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子开之言类夸大，子由之言务谦下，后世当以东坡、南丰之文辨之。文用助字，柳子厚论当否，不论重复。《檀弓》曰：“南宫纟舀之妻之姑之丧。”退之亦曰：“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近时六一、文安、东坡三先生知之。愚溪惜杨诲之用《庄子》太多，反累正气。东坡早得文章之法于《庄子》，故于诗文多用其语。

　　读司马子长之文，茫然若与其事相背戾。如言“人民乐业，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何属于《律书》也？《伯夷传》首曰：“余登箕山，其上有许由冢云。”意果何在？下用“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等语。殊不类，其所以为闳深高古者欤！视他人拘拘窘束，一步武不敢外其事者，胆智甚薄也，唯杜子美之于诗似之。鲁直以晁载之《闵吾庐赋》问东坡何如？东坡报云：“晁君骚辞，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邪！然有少意，欲鲁直以渐箴之。凡人为文，宜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奇怪，盖出于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尔，非为之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可耳。”予谓此文章妙诀，学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东坡中制科，王荆公问吕申公：“见苏轼制策否？”申公称之。荆公曰：“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后修《英宗实录》，谓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云。老苏公云：“学者于文用引证，犹讼事之用引证也。既引一人得其事，则止矣。或一人未能尽，方可他引。”

　　宋玉《招魂》以东南西北四方之外，其恶俱不可以托，欲屈大夫近入修门耳。时大夫尚无恙也。韩退之《罗池词》云：“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时柳仪曹已死，若曰国中于侯，或是或非，公言未出，不如远即罗池之人，千万年奉尝不忘也。嗟夫，退之之悲仪曹，甚于宋玉之悲大夫也。《英宗实录》：“苏洵卒，其子轼辞所赐银绢，求赠官，故赠洵光禄寺丞”，与欧阳公之《志》“天子闻而哀之，特赠光禄寺丞”不同。或云《实录》，王荆公书也。又书洵机论衡策文甚美，然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也。盖明允时，荆公名已盛，明允独不见，作《辩奸》以刺之，故荆公不乐云。

　　《楚词）文章，屈原一入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友之过矣。如晁无咎所集《续离骚》，皆非是。

　　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欧阳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苏公之文，英气多，和气少。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

　　予客长安，蓝田水坏一墓，得退之自书《薛助教志》石。校印本，殊不同。印本“挟一矢”，石本乃“指一矢”，为妙语。又城中有发地得小狭青石，刻《瘗破砚铭》，长安又得退之《李元宾墓铭》，段季展书，校印本，无“友人博陵崔弘礼卖马葬国东门之外七里”之事。又印本《铭》云“已乎元宾，文高乎当世，行过乎古人，竟何为哉”！石本乃“意何为哉”。益叹石本之语妙。欧阳公以下，好韩氏学者，皆未见之也。

　　李汉于韩退之，不日子婿，曰门人。云：“退之诗文，汉所类也。”如《革华传》，类本无之。赵《因话录》云：“《才命论》称张燕公，《革华传》称韩文公，《老牛歌》称白侍郎，《佛骨诗》称郑司徒，皆后人所诬，其辞至鄙浅，则《革华传》非退之作明甚。”予谓凡李汉所不录，今日《昌黎外集》者，皆可疑。如柳子厚云：退之寓书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又刘梦得云：韩愈谓柳子厚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云云。又云，柳子厚死，退之以书来吊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尝评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今其说其书皆不传，则汉之所失亦多矣。

　　司马迁父名谈，故《史记》无“谈”字，改“赵谈”为“赵同”。范晔父名泰，改“郭泰”、“郑泰”为“太”。杜甫父名闲，故诗中无“闲”字，其曰“邻家闲不违”者，古本“问不违”；“曾闪朱旗北斗闲”者，古本“北斗殷”。李翱父名楚今，故所为文，皆以“今”为“兹”。独韩退之因李贺作《讳辩》，持言征之说，退之父名仲卿，于文不讳也。曹志为植之子，其奏云“干不植强”，不讳其父名也。吕岱为吴臣，其书云“功以权成”，不讳其君名也。

　　樊宗师之文怪矣，退之但取其不相袭而已，曰《魁纪公》三十卷，曰《樊子》三十卷，曰《春秋集传》十五卷，表、笺、状、策、书、序、传、纪、记、志、说、论、赞、铭二百九十一篇，道路所遇，及器物门里杂铭二百二十，赋十，诗七百有十九。其评曰：“多乎哉，古未有也。”又曰：“然而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难也。”又曰：“绍述于斯术，可谓至于斯极者矣。”曰“未有”曰“难’’曰“极”，特取其不相袭耳，不直以为美也。故其《铭》曰：“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后皆指前公相袭，从汉迄今用一律。”盖斥班固而下相袭者，退之于文，吝许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