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七岁时就会写文章。十三岁时带着他写的字去谒见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看了感叹说“：这孩子前程不可限量。”当时张说贬谪岭南，见到他后对他极好。父亲死，在父丧期间极尽孝道，哀痛至极。后来考中进士，调任校书郎。那时玄宗尚在东宫，亲自策问天下之士，张九龄于伊吕科对策高第，升为左拾遗。后来玄宗即位，未行亲郊之礼，张九龄上疏说：“天，是百神之君，为王者是从天那里受命的。自古以来，继承帝业之主，必定要行郊祀之礼，为的是敬受天命向天报告。不可以因为还未降恩泽于民，年岁还未丰收而缺礼。古代周公郊祀，以后稷祀天，那是因为成王年幼。周公暂时摄政，尚且要行郊礼，表明此礼是不可废的。汉朝的丞相匡衡说：‘帝王的事，没有比郊礼更重要的了。’董仲舒也说：‘不郊祀而去祭山川，违背了祭祀的秩序，于礼不合，所以《春秋》上批评他。’臣认为匡衡、董仲舒，都是古代的懂礼的人，都以为郊祀应放在首位。陛下继承大统，到今日已有五年了，而未行大报之礼。考证之于经传，在义上有所欠缺。
如今百谷茂盛，鸟兽自如，夷狄归附，战争止息，竟然放松敬天之事，恐怕不足以为训。希望能在至日登紫坛，陈采席，定天位，明天道。那圣朝的典则就完备了。”
又说：“背逆王政之气，表现为水旱灾害。
天道虽远，但其反应的却很近。过去东海错杀了孝妇，以致天旱很久。一个官吏不明察，一个普通妇女冤死，天还要昭明她的冤屈。何况天下百姓，其性命都交在县令刺史手中。县令刺史，是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应该是亲近百姓的人。若所用非人，那水旱灾祸之由来，岂只是一个妇人呢？现任的刺史，京辅周围及大的郡县尚能稍加选择，江、淮、陇、蜀、三河几个大府之外，颇有不称职的。由京官出去的人，不是自身有过错，就是政绩不佳，把直接管理百姓的大任，作为斥责处分的办法。也有的是因为依附某人而得高位，及至被依附者势衰，就说该人不称京官之职，将他贬到州里任职。另外，还有武夫、流外(九品以外者)，只要交钱就能得官，不计较其才能之有无。刺史都像这样，县令就更不用说了。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治理根本的职务，竟然遭好为官者所轻视，百姓遭受那些不肖者的侵扰。天子圣明的教化被销蚀。这是因为没有选好恰当的人才造成的。古代刺史入朝可为三公，郎官可以出京管理乡民。现在朝廷上人只能入京而不肯出京。京师是达官贵人集聚之处，只要从容依附，没有业绩也能升迁。由此可见，大利在于朝内而不在京外。即使有才能的人，有欲得利之心，怎肯再出京任刺史县令呢？国家要依赖智能之士才能治好，但却常缺少重视百姓的人。臣认为要治好根本，最要紧的莫过于守令，重视了守令，那有才能者才肯去做。应该制定各官阶的资历：凡没有担任过都督、刺史的人，虽有很高的门第，也不能任侍郎及列卿；凡没有担任过县令的人，即使有好的政绩，也不能任台郎、给、舍；都督、守、令即使是离京都远的，任期也不超过十年。假如不这样来弥补过失，恐怕天下是治理不好的。
“再有，古代选士，看其是否称职，所以士都看重自我修养，从不企图侥幸成功。奸邪欺伪自然消止，官吏的流品不杂。如今天下没有上古治理得那么好，而事务却较以前倍增，这是因为没有正其本而施巧于末的结果，所谓‘末’，就是吏部的条款章程，多到千百条。执刀笔之人，沉溺于文墨，致使巧猾之徒得以逞奸。臣以为当初制造簿本，是为了防备遗忘。如今反倒去追求文章的精美，而忽略了人的才能，真是刻舟求剑之类。
现在提及吏部有才能的，则说是由尉到主簿，由主簿到丞。这是根据记载知道他的官次，却不论他的能干与否，岂不是大错？吏部尚书、侍郎，是因有才干才任他这个职位的，怎能不知人？如真的难以即刻识别，那么从十个人中间选拔五个该可以吧。但如今，死扣条文，据资历配职，以致时人讥诮、官曹不贤。
“臣认为选部的法则，其弊病在于不变。如今若在刺史、县令中详细核查，在管内每年当选者，另考核其才能品德，可入流品的，送到台里再加选择，以所用人的多少来评定州县的好坏，那州县就会慎重对待所荐举的人。可任官的人才多了，吏部也可顺利完成任务，不会有那么多的庸人了。如今每年考选有几万人，京师的粮食用品耗费甚大，难道是人才多吗？实在是滥竽充数的太多了。现在只用一首诗就可定其才或庸，这样会使真正的人才漏掉。天下虽大，朝廷官员虽多，但若毁誉相乱，那事情也就不可能办好了。假如了解人的才能，各有品级等第，每有一官缺额，就可依次任用。如各司的要职，以下一等的递进，那就无所谓人的高下，只是机会的得与不得罢了。
所以平日的议论没有了，个人的名节不修了。高洁之士坚守其志而不肯媚时，中等人才追求进身就很容易了。若朝廷能以好名声鼓励人，士也以修名来得利，利之所出，是众人之所求。若不这样，从小处说，只求苟得，进而只知谋私；从大处说，以义做交易，进而结为朋党。所以说，用人不可以不排列其才能的高下。
才能分出了等级，就不会盲目用人，那天下之士定会刻意进修自守，刑政自然清正，这是有关国家兴衰的大事。”
不久，升任左补阙。张九龄颇能鉴别人才，吏部考试时，张九龄常与右拾遗赵冬曦一同参与评定，当时称他们考核为“详平”。后改任司勋员外郎。那时，张说为宰相，十分看重他，且与他通谱系为同宗，常说张九龄是“后出词人之首位”。张九龄又升任中书舍人内供奉，封爵曲江男，进而为中书舍人。皇帝去封泰山，张说挑选了两省的录事主书及他所亲近的人随从登山，将这些人越级升为五品。张九龄负责草拟诏书，对张说说“：官职爵位，是天下的公器，首先要看人的德行声望，然后再看他的劳绩年限。
现在登山封禅成功，是千载的大典，一些有声望之人被排在殊恩之外，而一些胥吏却得以升官，我担心这样的制书一出，四方都会失望的。现在刚刚送上草稿，还可以改动，望公仔细考虑衡量。”张说说“：事情已经决定了，那些牢骚话不足为虑。”后来，果然受到批评。御史中丞宇文融正在拟定田税法，有所报告，张说都建议改变。宇文融心中十分不平，张九龄替他申说，张说不听。不久，张说受到宇文融等人的痛加诋毁，几乎不能免死。张九龄也改任太常少卿，出京为冀州刺史。因为母亲不肯离开乡里，所以上表请改为浩州都督。后调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
当初，张说主管集贤院，曾推荐张九龄可任顾问。张说死，天子想起张说说的话，召张九龄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主管集贤院的工作。那时要赐渤海诏书，而能写这样诏书的人找不到，于是召张九龄起草，渤海之事也就办成了。
升张九龄为工部侍郎，管理草拟制诰事。
张九龄多次要求辞职，回去奉养母亲，均未得允许。因其弟弟张九皋、张九章是岭南刺史，就每年给假给驿马，让他们回去看望母亲。张九龄任中书侍郎时，因母丧而解职。丧期十分尽孝哀痛，居然在他坐席旁生出灵芝来，还有白鸠、白雀在他家树上建窠。这一年，皇帝要夺哀起复(不待丧期结束而任用)他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张九龄坚持辞谢，皇帝不许。第二年，任中书令。以前他曾建议在河南开水屯，于是要他兼河南稻田使。上疏建议废除凭资格任官的办法，再次设置十道采访使。
李林甫学问不大，见张九龄因文雅而受到皇帝的赏识，心中十分忌恨。那时范阳节度使张守皀因斩杀可突干有功，皇帝打算任张守皀为侍中。张九龄劝谏“：宰相是代替天来治理天下的，有了当宰相的人才后，才能任职，不能用它来奖赏功劳。难道说国家的败亡，不是由官员的不称职和奸邪所致的吗？”皇帝说“：只给一个空名可以吗？”张九龄说：“名器，是不可以假借的。假如有人平定了东北二虏，那陛下加他们什么官呢？”
此议就作罢。另一次准备把凉州都督牛仙客提拔为尚书。张九龄坚持说“：不可以。尚书一职，是古代的纳言官，唐家多用旧相担任，或者用历任内外高职且德高望重的人担任。牛仙客，只是河、湟的一个使典罢了，让他身任常伯，天下人将会怎么说？”又准备赐牛仙客实封户，张九龄说“：汉朝的法令，不是有功之人不封。唐遵汉法，是太宗定下的制度。边将要储粮食布帛，修缮器械，实封户正是适应这种需要定下的，陛下要赏赐牛仙客，可赏钱财，不能封地给他。”皇帝生气了，说：“你是因为牛仙客是个寒士而轻视他，是吧！你难道是生来就有门阀的吗？”张九龄叩头谢罪说“：臣生于荒野之处，陛下错爱，以文学用臣。牛仙客升任胥吏，不读诗书。韩信，只不过是淮阴一壮士，尚羞与周勃灌婴同列。陛下若一定要用牛仙客，臣以与他同列为耻。”皇帝很不高兴。第二天，李林甫进言：“牛仙客，有宰相之才，难道还不能担任一个尚书吗？张九龄是个文官，拘泥于古义，以致失大体。”皇帝因此决定要用牛仙客。张九龄既已违逆皇帝的旨意，内心恐惧，担心被李林甫陷害，就借皇帝赐他一把白羽扇，献赋致谢，且自我表白。赋的末尾说：“只要能有效力的地方，即使杀身也心甘情愿。”还说：“纵然秋气来临，不再用我，也始终感恩，安心地居于箧中。”皇帝虽然依旧很宽容地优待他，但终于以尚书右丞相罢了他的政事而用牛仙客。从此，朝廷大夫都只干拿俸禄，养尊处优了。张九龄曾推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周子谅检举揭发牛仙客，语言中援用了谶书。皇帝很生气，在朝堂上杖责周子谅，流放到氵襄州，死在半路上。张九龄因荐举不称职的人而犯罪，贬为荆州长史。他虽因恪守正直之道而被黜，并不忧戚地寄盼复官的期望，每日只以文史自娱，朝廷中都嘉许他为上品之人。很久以后，封爵始兴县伯，上表请求回家乡扫墓，回去后病死，终年六十八岁。追赠荆州大都督，赐谥为“文献”。
张九龄一向体弱，但很有风姿。以往的习惯，公卿都把笏插在衣带里，然后骑马。张九龄则常让别人代他拿着，特制一个笏袋。以后，朝臣们的笏也都装在笏袋里了。以后皇帝每用一新人，都要问：“他的风度能与九龄相比吗？”当初，千秋节(帝王生日)时，公、王都要献宝镜，张九龄独独献《千秋金鉴录》十章，用以借古证今。张九龄与严挺之、袁仁敬、梁升卿、卢怡等人友善。世人都称道他们的交往能始终如一。到他任相位时，能不避权贵而直言，保持大臣的节度。当时，皇帝已在位久，对国政渐有懈怠，所以张九龄有所议论时，必认真剖析得失，所推举引荐的都是正人君子。武惠妃阴谋陷害太子瑛，张九龄执意认为不可以。惠妃秘密派宦奴牛贵儿去对张九龄说“：有废就有兴。公若肯援助，宰相之位可以长处了。”张九龄怒叱道“：宫闱怎能干预朝廷之事？”并立刻奏报皇帝，皇帝也为之感动。所以，张九龄在相位时，太子一直无事。安禄山最初以范阳偏校的身份入朝奏事，态度颇骄慢。
张九龄对裴光庭说：“将来扰乱幽州的，必定是这个胡儿。”及至讨伐奚及契丹失败，张守王圭把安禄山执送京师。张九龄在文件上批道：“过去穰苴出师，斩杀误期的庄贾，孙武训练士兵，斩杀不听令的宫嫔。张守王圭行令军中，安禄山不宜免死。”皇帝不同意，竟赦了安禄山。张九龄说“：安禄山狼子野心，貌有反相，应即刻斩杀，以绝后患。”皇帝说：“你不要以王衍识石勒的事枉害忠良。”终于不用张九龄的意见。皇帝后来避难到蜀，思念到张九龄的忠心，为之落泪。派使到韶州祭扫张九龄的墓，还赠厚礼抚慰其家属。开元以后，天下都称张九龄为曲江公而不称其名。建中元年，德宗赞扬其志操风烈，追赠司徒。
张九龄的儿子张拯，在父丧期间，有节行，后来任伊阙令。安禄山侵占河、洛，张拯未能离开，但始终不肯任伪官。
安乱平，升任太子赞善大夫。其弟弟张九皋，也有名，最后任岭南节度使。其曾孙为张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