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

　　△熙宁二年（己酉，一○六九）

　　１、正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己巳朔。） 乙酉，枢密院进一。（案：此上有脱误。） 减住营尚多，而驱策之方犹少，但如种古之徒已不获自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

　　２、辛卯，知同州赵尚宽、知唐州高赋、知齐州王广渊，条奏置义仓事，上批近诏齐、唐等郡，讲求修复社仓，且图经久之法。知陈留县苏涓亦言：“臣所领邑，最为近畿，谨为天下郡县倡率，劝谕百姓置义仓，以备水旱。条上措置事：户第一等出粟二石，第二等一石，第三等五斗，第四等一斗五升，第五等一斗，麦亦如之。村有社，社有仓，仓置守者，耆为输纳，县为籍记。岁丰则量其数以入，岁凶则量其数以出。停藏久则又为借贷之法，使新陈相登；多寡不一则又为通融之法，使彼此相辅。”上曰：“陈留辅邑，耳目不远，可且听其施行，徐访利害。”涓又言义仓五事，并论臣僚所言未便者十二事，可行者五。诏除一事，每值饥荒，借贷与被灭户种粮未便，除放仍责以二三年限还纳，可令中书更详度外，馀并且依所奏施。又诏曾公亮曰：“近王广渊於齐州创置义仓，已劝粟十万馀石，若渐可成就。今广渊罢去，当得人继守其事，可特诏广渊举知州一人。”（《纪事本末》卷七十三。案：《宋史王广渊传》不载广渊置义仓事，而载乞留本道钱贷贫民事。《食货志》则云河北转运司傒当公事王广廉尝奏於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是乞留钱贷民者广廉，非广渊也。《宋史》无广廉传，盖误合廉、渊二人之事为一。时广渊由齐州改京东转运，三年五月丁巳由京东迁河东，未尝至陕西，至陕西者，广廉。《宋史·食货志》所载犹未尽误。毕沅《通鉴考异》则又以广廉事属广渊，未免沿本传之误。然《东都事略·广渊传》，固未见有贷钱於陕西之说，则置义仓者为广渊，行贷钱法者为广廉，辨见九月丁卯。）

　　１、二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戊戌朔。） 己亥，富弼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初以集禧观使召弼赴阙，（案：《宋史·本纪》：熙宁元年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为集禧观使，诏乘驿赴阙。范忠宣撰富《公行状》：上欲召公为相，先遣中使谕旨曰：“卿今兹无得更辞，当力疾入辅为宗社计。”） 弼既辞不受，更具劄子云云。上乃罢集禧之命，以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纪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熙宁二年春二月，以富弼同平章事。时弼以足疾未能入见，间有於上前言灭异皆天数，非人事所致。弼闻之叹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以无所畏，使谏诤之臣无复施。”即上书数千言，杂引《春秋》、《洪范》及古今传记、人情物理，以明其不然者。未几入见，又言：“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上改容听纳。又言：“今所进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虽可喜，然害政事，坏风俗，恐须进用醇厚笃实之人。”原注：宣王遇旱，侧身修行，欲销去之；成汤祷，必翦其爪，以六事自责。古人於天戒不敢不起畏也。如此，汉时有日食、地震之变，必延郡国贤良之士，以访阙议。祖宗有水旱、蝗虫之灭，皆避正殿，减膳彻乐，或出宫理冤狱，此皆得古帝王用心，宜其享国长久，受天之祐。若灭异之来，一付之天数，则人君之心，果何所畏，而人事亦皆弃而不修。熙宁建议之臣其言及此，真亡国丧家之兆，非富郑公辞而挌之，天下其亦殆矣。案：是时弼自汝州入相。《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谓以足疾未能入，恐误。《富公行状》云：正月，召还京师。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馆大学士，赐甲第一区，皆恳辞不受。复拜左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未陛见，闻有人於上前言灭异皆是时数不由人事者，公遂上章曰：“《春秋》书灭异所以警悟人君，使恐惧修省。董仲舒所谓‘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又孟子对梁惠王曰：‘途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是皆不闻以灭凶归之於时数也。在人之一身，则日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在一家则日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一身一家至小也，馀庆馀殃，尚因人之善恶而致，宁有国家天下之灭祥而反归之於天数，而无事而致，亦未闻推之於天也。陛下万一或时而信，则救灭恤患，答谢天谴之意，有时而怠，亏损陛下之德，不为生灵之福，无甚於此。”）

　　２、壬寅，枢密院言，宗室乞子孙赐名授官。韩绛奏曰：“中书、枢密院尝议定宗室之制，已有旨候亮阴后商度，今合施行。”上曰：“此事甚大，须议，使今可施行。”迺使文彦博等各陈大旨，皆以亲疏当有等降，若非立法，无以为经常久远之计。上曰：“祖宗时皆有近亲，今用常时奉养赐予之例，诚宜裁定。若以诸王嫡长，世为南班官，其馀子孙，授以三班职名可否？”陈升之曰：“须依前代继承之法杀其恩例，六世亲尽，别为经制。”绛曰：“此事乞专委属臣下议论，，须辨别亲疏立法，则不失陛下亲亲之意。”彦博曰“自古宗族犯法，恩有不听者，臣下以义固争是也。”上颔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３、庚子，以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纪事本末》卷五十九、卷六十三、卷六十四。） 先是，安石见上论天下事，上曰：“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设施，必不固辞也。”安石对曰：“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詀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无所知者和之於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於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上曰：“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赖焉！”上曰：“朕仰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设施以何为先？”安石曰：“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者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者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多矣。”上以为然。（《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王安石参知政事，上召对曰：“富弼、曾公亮与卿协力，弼闻卿肯任事亦大喜，然须勿为嫌疑。朕亦欲从容除拜，觉近日人情於卿极有欲造事倾摇者，故急欲卿就职。朕尝以吕晦为忠直，近亦毁卿。赵抃、唐介皆以言捍塞卿进用。朕问曾公亮亦云：‘诚有此。’卿且与朕力变此风，且不知卿设施，以何为先？”对曰：“变风俗，正法度，最方今急务也。”上以为然。初，上问孙固曰：“安石可相否？”固曰：“安石文行甚高，侍从献纳其选也。宰相自有度，安石为人少容，恐不可。”曾公亮荐安石，唐介曰：“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必多变以扰天下。”原注：治平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客问其故，雍曰：“杜鹃，洛阳旧无之，今始至，有所主。”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引南人，专务变更，天下自此多事。”客曰：“闻杜鹃声何以知此？”雍曰：“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将乱，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气至，禽鸟飞类得气之先者也。”《编年备要》云：安石既执政，士大夫素重其名，以太平可立致，虽司马光亦以是望之。吕诲任中丞，将对，光为学士侍讲，亦将趋资政堂，相遇并行，光密问曰：“今日言何事？”诲曰：“袖中弹文乃新参也。”光曰：“介甫之命甫下，众喜得人，奈何论之！”诲正色曰：“君实亦为此言乎？安石好执偏见，喜人佞己，则天下必受其弊。”语未竟，邠门追班。光退，终日思之，不得其说。既而搢绅间有传其疏，光往往疑其太过。又案：诲劾安石，见六月。）

　　４、甲寅，初开讲筵。（《纪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王应麟《玉海》卷二十六：熙宁二年九月戊辰，初开经筵。与此异日月。）

　　５、甲子，命知枢密院陈升之、参知政事王安石取索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别为司名曰制置三司条例。（案：《临川集乞制置三司条例议》云：窃观先王之法，自畿之内，赋入精粗以百里为之准，而畿外邦国，各以所有为贡，又为经用通财之法以懋迁之。其治市之货财，则亡者使有，害者使除；市之不售，货之滞於民用，则吏为敛之，以待不时而买者。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贿之有无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权不可以无术。今天下财用窘急无馀，典领之官拘於弊法，内外不以相知，盈虚不以相补。诸路上供，岁有定额，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不赢；年俭物贵，难於供备，而不敢不足。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三司发运使按簿书、促期会而已，无所可否增损於其间。至遇军国郊祀之大费，则遣使刬刷，殆无馀藏，诸司则用事往为伏匿不敢实言，以备缓急。又忧年计之不足，则多为支移折变，以取之民，纳租税数至或倍其本数。而朝廷所用之物多求於不产，责於非时，富商大贾因时乘公私之急，以擅轻重敛散之权。臣等以谓发运使总六路之赋入，而其职以制置茶盐矾税为事，军储国用，多所仰给，宜假以钱货，继其用之不给，使周知六路财赋之有无而移用之。凡籴买税敛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令在京库藏，年支见在之定数，所当供办者，得以从便变卖，以待上令。稍收轻重散敛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庶几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矣。所有本司合置官属，计令辟举，及有合行事件，令依条例以闻，奏下制置司参议施行。） 先是，上问：“何以得陕西钱重可积边穀？”安石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搉制兼并，均计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於一孔者，以此也。”上曰：“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安石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能者理财，则十人之中容有一二人败事，况所择而使者非一人，岂能无此失！”上曰：“自来有一人败事，则遂废厥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故置条例司，以讲求理财之术焉。安石因请以吕惠卿为制置司检详文字。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卷六十四、卷六十六。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命王安石、陈升之领其事。初，安石言：昔周置泉府之官，以搉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推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学者不能推明先王法意，更以为人主不当与民争利。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又曰：人才难得亦难知。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臣谓尧、舜与并臣共择一人治水，尚不能无败事，况所择而使非一人，岂能无失？要当计利害多少而不为异论所惑。上曰：有一人败事而遂废所图，此所以少成事也。寻以吕惠卿、苏辙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安石多与惠卿谋，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安石欲行青苗法，辙曰：以钱贷民，出纳之际，吏缘为奸，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恐鞭閧必用，州县不胜烦矣。案：苏辙由推官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纪事本末》在三月癸未。辙言青苗，而安石闻言累用，不言青苗，亦不此时。《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二月连类及之，日月均不合，姑依附二月下，以安石请用惠卿自在二月也。又案：徐乾学《通鉴后编》云：设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财，命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安石素与吕惠卿善，乃言於帝曰：“惠卿之贤，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独用者，独惠卿而已。”遂以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事无大小，安石必与惠卿谋之，凡所请建章奏，皆惠卿草也。《太平治迹统类》：二年冬十月甲午，著作郎、编校集贤院书籍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初欲置惠卿讲筵，曾公亮以为京官无例，须换朝官。公亮又曰：“经筵官不得复兼修条例。”王安石以为害乃己。惠卿编校集贤院书籍，在治平四年七月。可考。为中允及置经筵，均不得其日。《纪事本末》亦失载其事，今姑附此，以备参考。）

　　１、三月戊辰朔，命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苏颂与流内铨，主判官试验，选人自言书判。初，议差吕公著等，上问执政试判故事，因曰：“此何足以见人材？”对曰：“诚然先朝有与京官者，实可惜。”上以为然。又因论近日改京官者多，对曰：“真宗以前，引见选人，或与循资，出於临时。”上曰：“如此，则是有幸有不幸，须别更讲求立法。今入仕之路多，如科场亦宜裁节人数。既已多取之而扼其进用，令人困穷亦不为有理，今欲裁官，当并科举议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日录》此事系於三月二十五日，且云安石止欲与试判循资。曾公亮言：“先朝与京官。”富弼言：“今改先朝故事甚多，此亦不必用先朝例。”上以为然。《元祐实录》载此事於三月一日，事与《实录略同》，但无富弼所言。窃疑富弼所言未必在此时也。弼以初十日方入见，初一日安得已言事上前？《实录》既系之初一日，宜加删削。朱本亦从墨本也。）

　　２、丙子。（《长编》卷二百二十二：熙宁四年四月癸酉，诏天下军器除三路缘边已差官阅视外，其他路令转运司於逐州选官相验。原注：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二年三月九日可考。案：原文已佚。）

　　３、丁丑，富弼入见。（《纪事本末》卷六十七。原注：弼以初十日入见。案：是月戊寅朔，初十日丁丑。）

　　４、戊寅，上曰：“近阅内藏库奏，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因言衙前伤农，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纪事本末》卷六十六、卷七十。案：《东都事略·王安石传》：古者，百姓出力，以供在上之役。安石以为百姓苦差役破产，不惮增税，乃请据家赀高下，令各出钱雇人充役。蔊者役人皆上等户得之，其下等、单丁、女户及品官、僧道本来无役，安石乃使之一概出钱。）

　　５、癸未，前权大名府留守推官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检详文字。先是，辙奏疏曰：（案：此疏《纪事》删节，略存数语，今据《栾城集》拾补之。《集》中《上神宗书》云：臣官至疏贱，朝廷之事，非所得言。然窃自惟虽其势不当进言，至於报国之义，犹有可得言者。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臣以不识忌讳，得罪於有司。仁宗哀其狂愚，力排群议，使臣得不遂弃於世，臣之感激思有以报，为日久矣。今者，陛下以圣德临御天下，将大有为以济斯世。而臣材力驽下，无以自效，窃听之道路，得其一二，思致之左右，苟惩创前事，不复以闻，则其思报之诚，没世而不能自达，是以辄发其狂言而不知止。臣闻善为国者，必有先后之次。自其所当先者为之，则其后必举；自其所当后者为之，则先后并废。《书》曰：“欲升高，必自下；欲陟遐，必自迩。”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不自近而能远者。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厌其近，务先从事於高远，不知其不可得也。《诗》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无思远人，劳心忉忉。”以为田甫田而力不给，则田茀而不治，不若不田也；思远人而德不足，则心劳而无获，不若不思也。欲田甫田，则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馀，则甫田可启矣。欲来远人，则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远人自至矣。苟由其道，其势可以自得；苟不由其道，虽彊求而不获也。臣愚不肖，盖尝试妄论今世先后之宜，而窃观陛下设施之万一，以为所当先者，失在於不为；而所当后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为信然，特其所见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似而为陛下深言之。伏惟陛下即位以来，躬亲庶政，聪明睿智，博达宏辩，文足以经治，武足以制断，重之以勤劳，加之以恭俭，凡古之帝王旷世而不能有一焉者，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纵之资，济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无为而不成，无欲而不遂。今也为国历年於兹，而治不加进，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适治之路。灭变横生，川原震裂，江河涌沸，人民流离，灭火继作，历月移时，而其变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晓，疑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夫今世之患，莫急於无财而已。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昔赵充国论备边之计，以为湟中穀斛八钱，籴三百万斛，羌人不敢动矣。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继，屡出无功。由是观之，苟无其财，虽有圣贤，不能自致於跬步；苟有其财，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陛下顷以西夏不臣，赫然发愤，建用兵之策，招来横山之民，将夺其险阻，破坏其国而后已。方是之时，夏人残虐失众，横山之民，厌苦思汉，而又乘其荐饥，苟加之以兵，此非计之失者也。然而沿边无数月之粮，关中无终岁之储，而所兴之役，有莫大之费。陛下方且泰然不以为忧，以为万举而有万全之功。既而边臣失律，先事轻发，亦既入践其国，系虏其民矣。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获其人而不敢臣，虽有成功，而不能继也，其终卒致於废黜谋臣而讲议和好。夫陛下谋之於期年之前，而罢之於既发之后，岂以为是失当而悔之哉？诚无财以善其后尔！且夫财之不足，是为国之先务也，至於鞭笞四夷，臣服异类，是极治之馀功而太平之粉饰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今者，陛下惩前事之失，出秘府之财，徙内郡之租赋，督转漕之吏使，备沿边三岁之蓄，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财矣，然犹以为未也。何者？秘府之财不可多取，而内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纾目前之患而未可以为长久之计，此臣所以求效其区区而不能自已也。盖善为国者不然，知财之最急而万物赖焉。故常使财胜其事，而事不胜财，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财者，车马也；事者，其所载物也。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车轻其物，马有馀力，车有馀量，然后可以涉途泥而车不偾，登坂险而马不踬。今也，四方之财莫不尽取，民力屈矣，而上用不足；平居惴惴，仅能以自完，而事变之生，复不可料。譬如弊车羸马而引邱山之载，幸而无虞，犹恐不能胜，不幸而有阴雨之变，陵谷之险，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极虑，以为方今之计，莫如丰财而已。） “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案：《栾城集》“臣”字上有“然”字。下又有云：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得也。故臣谨为陛下言。） 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案：《栾城集》此下有云冗吏之说曰：请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有是民也，而后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后有是吏，量民而置官，量官而求吏，其本凡以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县之职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属缺，而取之於郡县，出以为守令，入以为卿相，出入相受，中外相贯，一人去之，一人补之，其势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来，取人不由其官，士之来者无穷，而官有限极，於是兼、守、判、知之法生，而官法始坏，浸淫分散，不复其旧。是以吏多於上，士多於下，上下相窒。譬如决水於不流之泽，前者未尽，来者已至，填咽充满，一陷於其中而不能出。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下慕其上，后慕其前，不愧诈伪，不耻争夺，礼义消亡，风俗败坏，势之穷极，遂至於此。夫人情纾则乐易，乐易则有所不为。窘则懑乱，懑乱则无所不至。今使众人相与皆出於隘，足履相蹑，肩肘相逮，傍徨而不得进，又将禁其奔走而争先者。苟将禁之，则莫如止来者而挌其隘。今也，驱市人而纳之不胜其多也，设险於中途而艰难之，是以法愈设而争愈甚。惟陛下以时救之，下哀痛之书，明告天下，以吏多之故，与之更立三法：其一，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其额不增，累举多者无推恩。其说曰，凡今之所以至於不可胜数者，以其取之之多也。古之人，其择吏也甚精，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故不敢轻为士，为士者，皆其修洁之人也。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於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僣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於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士之多不及於今世，而功则过，无足怪者，取之至少，则人不敢轻为士，其所取者，皆州郡之选人也。故为是法，使人知上意之所向，十年之后，无实之士不黜而自减。且夫设科以待天下之士，盖将使其才者得之，不才者不可得也。吾则取之，而彼则不能得，犹曰虽不能得，而累举多者，必取无弃，则是以官徇人也。且累举之士，类非少年矣，耳目昏塞，筋力疲倦，而后得之，数日而计之，知其不能有所及也。则其为政，无所赖矣！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既取其壮者，又取其老者，取其壮者曰吾取其力也，取其老者曰吾怜其老也。如怜其老也，则曷为以累牛羊哉！苟诚以为有遗才焉者，今所谓遗逸之书，有以收之矣。其二，使官至於任子者，任其子之为后者，世世禄仕於朝，袭簪绂而守祭祀，可以无憾矣！然而为是法也，则必始於二府，法行於贱而屈於贵，天下将不服，天下不服，而求法之行不可得也。盖矫失以救患者，必有所过而后济。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齿庶官也。其三，使百司各损其职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其说曰，百司，臣不得而尽详也，请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三司之吏，世以为多，而不可损。何也？国计重而簿书众也。臣以为不然，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以简自处，而以繁寄人。以简自处，心不可乱，心不可乱，则利至而必知，害至而必察；以繁寄人，则事有所分，事有所分，则毫末不遗，而情伪必见。今则不然，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於三司，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案牍既积，则吏不得不多，案牍积而吏多，则欺之者众，虽有大利害，不能察也。夫天下之财，下自郡县，而至於转运，转相钩较，足以为不失矣。然世常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故必至於三司而后已。夫苟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则三司未有不责成於吏者，岂三司之吏则重於转运使欤？故臣以为天下之财，其详可分於转运使，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又可颇损其吏，以绝乱法之弊。苟三司犹可损，而百司可见矣。然此三法者，皆世之谓拂世戾俗，召怨而速谤者也。今且将行之，臣非敢犯众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以为有可行之道焉。何者？自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而仁宗之世则损之；三载而考绩，无罪者迁其官，自唐以来，亦未始有变者也，而英宗之世则增之。此二者，夫岂便於世俗哉？然而莫敢怨者，以为吏多而欲损者，天下之公议；其不欲者，天下之私计也。以私计而怨公议，其为怨也不直矣。是以善为国者，循理而不恤怨，非不恤怨，知其无能为也。且今此三法者，固未尝行也，然而天下亦不免於怨，何者？士之出身为吏者，捐其生业，弃其田里，以尽力於王事。而今也以吏多之故，故积劳者久而不得迁，去官者久而不得调，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减罢其举官，破坏其次第，使之穷窘无聊，求进而不遂，此其为怨，岂减於布衣之士哉！均之二怨，皆将不免，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国力匮竭而不能支，十年之后，其患必有不可胜言，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苟日增之吏，渐於衰少，则臣又将有以治其旧吏，使诸道职司，每岁终任其所部郡守监郡各任其属日。自今以前，未有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二者皆自上钧其轻重而裁之，已而以他事发，则与之同罪，虽去官与赦不降也。夫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其为恶也著矣。而上不察，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故虽与同罪而不过。今世之法，任人者，任其终身，苟其有罪，终身钧坐之。夫任人之终身，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任人之终岁而无过，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臣请得以较之，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虽圣人有所不能；任其已然之可知者，虽众人能之，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既不敢辞矣，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顾不可哉！且按察之吏，则亦不患其不知也，患其知而未必，皆按曰，“是无损於我，而徒以为怨”云尔。今使其罪及之，其势将无所不问。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行之，陛下自厉精而察之，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则其以私罪至某，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非复过误，适陷於深文者也。苟遂放归，终身不齿，使奸吏有所惩，则冗吏之弊可去矣。冗兵之说曰：臣闻国朝创业之初，四方割据，中国地狭，兵革至少。其后荡灭诸国，拓地既广，兵亦随众。雍熙之间，天下之兵仅三十万，方此之时，屯戍征讨，百役并作，而兵力不屈，未尝有兵少之患也。自咸平、景德以来，契丹内侵，继迁叛逆，每有警急，将帅不问得失，辄请益兵，於是召募日增，而兵额之多，遂倍前世。其后宝元、庆历之间，元昊窃发，复使诸道皆点民为兵，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虽复近岁无事，而关中之兵至於二十八万，举雍熙天下之众，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兵多之甚，於此见矣。然臣闻方今宿迁之兵，分隶堡障，战兵统於将师者，其实无几。每一见贼，贼兵常多，我兵常少，众寡不敌，每战辄败。往者将帅失利，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夫祖宗之兵至少而常若有馀，今世之兵至多而常患於不足，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兵法有之曰：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於道路者七十万家，而爱爵禄、百金不能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故三军之事，莫亲於间，赏莫重於间，间者，三军之司命也。臣窃惟祖宗用兵至於以少为多，而今世用兵至於以多为少，得失之原，皆出於此。何以言之？臣闻太祖用李汉超、马仁瑀、韩令坤、贺惟忠、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用郭进、武守琪、李谦溥、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用赵赞、姚内斌、董遵诲、王彦升、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饶之以金帛之赐，其家属之在京师者，仰给於县官，贸易之在道路者，不问其商税。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馀，其视弃财弃粪土，赒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力之士，贪其金钱，捐躯命，冒患难，深入敌国，刺其秘计而效之。至於饮食动静，无不毕见，每有入寇，辄先知之。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是以当此之时，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少者五六千人，以天下之大，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今则不然，一钱以上，皆籍於三司，有敢擅用，谓之自盗。而所谓公使钱，多者不过数千缗，百须在焉，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至於用间，则曰官给茶采。夫百饼之茶，数束之采，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是以今之为间者皆不足恃，听传闻之言，采疑似之事，其行不过於出境，而所问不过於熟户，得有藉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敌之至情不可得而知，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以百万之众而常患於不足，由此故也。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夫关市之征比於茶采则多，而三十万之奉比於百万则约，众人知目前之害而不知岁月之病，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至於百万，则恬然而不知怪。昔太祖起於布衣，百战以定天下，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其计之也熟矣！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择任将帅而厚之以财，使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耳目既明，虽有彊敌，而不敢辄近，则虽雍熙之兵，可以足用於今世。陛下诚重难之，臣请陈其可减之实。何者？今世之彊兵，莫如沿边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内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廪愈厚，其廪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边用兵，禁军不堪其役，死者不可胜计。羌人每出，闻多禁军，辄举手相贺，闻多土兵，辄相戒不敢轻犯。以实较之，盖由土兵一人，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而禁军一人，其廪给足以赡土兵三人。使禁军万人在边，其用不能当三千人，而常耗三万人之畜，边郡之储，比於内郡，其价不啻数倍。以此权之，则土兵可益而禁军可损，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陛下诚听臣之谋，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勿复以戍边，因其老死与亡而勿复补，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去之以渐，而行之以十年，而冗兵之弊可以去矣。冗费之说曰：世之冗费，不可胜计也。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而陛下以类推之。臣闻事有所必至，恩有所必穷。事至而后谋，则害於事；恩穷而后迁，则伤於恩。昔者太祖、太宗，敦睦九族，以先天下。方此之时，宗室之众无几也，是以合族於京师，久而不别。世历五圣，而太平百年矣，宗室之盛，未有过於此时者也。禄廪之费，多於百官，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无亲疏之差，无贵贱之等，自生齿以上，皆养於县官，长而爵之，嫁娶丧葬，无不仰给於上。日引月长，未有知其所止者，此亦事之所必至，而恩之所必穷者也。然而未闻所以谋而迁之。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而七，以人子之爱其亲，推而上之，至於其祖，由祖而上，至於百世，宜无所不爱，则宜无所不庙。苟推其无穷之心，则百世之祖皆庙而后为称也。圣人知其不可，故为之制，七庙之外，非有功德则迭毁，春秋之祭不与。莫贵於天子，莫尊於天子之祖，而庙不加於七，何者？恩之所不能及也，何独至於宗室而不然并臣闻三代之间，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於庶人者。两汉之法，帝之子为王，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自侯以降，则庶子无复爵土，盖有去而为民者，有自为民而复仕於朝者。至唐亦然。故臣以为凡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以次出之，使得从仕，比於异姓，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凡其禄秩之数，迁叙之等，黜陟之制，任子之令，与异姓均。临之以按察，持之以寮吏，威之以刑禁，以时察之，使其不才者不至於害民，其贤者有以自效。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於近郡，官为庐舍而廪给之，使得占田治生，与士庶比。今聚而养之，厚之以不訾之禄，尊之以莫贵之爵，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不贤者居处隘陋戚戚而无以为乐，甚非计之得也。昔唐武德之初，封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疑其不便，以问大臣，封德彝曰：“爵命崇则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至公之法也。”於是疏属王者降为公。夫自王而为公，非人情之所乐也，而犹且行之，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虽有内外之异，宜无有怨者。然臣观朝廷之议，未尝敢有及此，何者？以宗室之亲而布之於四方，惧其启奸人之心而生意外之变也。臣窃以为不然。古之帝王，好疑而多防，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幽囚禁锢，齿於匹夫者，莫如秦、魏。然秦、魏皆数世而亡，其所以亡者，刘氏、项氏与司马氏，而非其宗室也。故为国者苟失其道，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苟无其衅，虽宗室谁敢觊者！惟陛下荡然与之无疑，使得以次居外，如汉、唐之故，此亦去冗费之端也。臣闻汉、唐以来，重兵分於四方，虽有末大之忧，而馈运之劳不至於太甚。祖宗受命，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敛重兵而聚之京师，根本既彊，天下承命而服，然而转漕之费遂倍於古。凡今东南之米，每岁并汴而上，以石计者，五六百万，山林之木尽於舟楫，州郡之卒敝於道路，月廪岁给之奉不可胜计，往返数千里，饥寒困迫，每每侵盗，杂以他物，米之至京师者，皆非完物矣。由此观之，今世之法，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计其患，非法之良者也。臣愿更为之法，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其二即用旧法，官出船与兵而漕之，凡皆如旧。其一，募六道之富人，使以其船及人漕之，而所过免其商税，能以若干至京师而无所欺盗败失者，以今三司军大将之赏与之。方今滨江之民，以其船为官运者，不求官直，盖取官之所入而不覆核者，得甚赢以自润，而富民之欲仕者，往往求为军大将，以此，宜有召募者。其一，官自置场，而买之京师，京师之兵当得米而不愿者，计其直以钱偿之。夫物有常数，取之於南，则不足於北，荙之於东，则有馀於西，此数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今官欲买之，其始不免於贵，贵甚则东南之民倾而赴之，赴之者众，则将反於贱，致贱必以贵，致贵必以贱，此亦必然之数也。故臣愿为此二者与旧法皆立，试其利害而较其可否必将有可用者，然后举而从之，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闻富国有道，无所不恤者，富之端也，不足恤者，贫之源也。从其可恤而收之，无所不收，则其所存者广矣；从其无足恤而弃之，无所不弃，则其所亡者多矣。然而世人之议者则不然，以为天下之富而顾区区之用，此有司之职而非帝王之事也。此说之行於天下，数百年於兹矣，故天下之费，其可已者，常多於旧。臣不敢远引前世，请言近岁之事。自嘉祐以来，圣人迭兴，而天下之吏，京秩以上，再迁其官，天下郡守职司，再补其亲戚。自治平京师之大水，与去岁河朔之大震，百役兹作，国有至急之费，而郊祀之赏不废於百官。自横山用兵，供亿之未足，与京西流民劳徕之未息，官私乏困，日不暇给，而宗室之丧，不候岁月而葬。臣以此观之，知朝廷有无足恤之义，臣诚知事之既往无可为者。然苟自今从其可恤而救之，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臣不胜拳拳私忧过计，为是三冗之说以献。伏惟陛下思深谋远，听断详尽，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瞩，臣之所陈，何足言者！然臣愚以为，苟三冗未去，要之十年之后，天下将益衰耗，难以复治。陛下何不讲求其原而定其方略，择任贤俊，而授之以成法，使皆久於其官，而后责其成绩。方今天下之官，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侍从之臣逾年而不得代，则皇皇而不乐。今虽不能使之尽久，然至於诸道之职司，三司之官吏，沿边之将佐，此皆与天子共成事者也。天下之事将责成之而不久其任，开其源者不见其流，发其谋者不见其成功，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陛下诚择人而用之，使与二府皆久於其官，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长久之计，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然而为此犹有所患，何者？今世之士大夫恶同而好冗，疾成而喜败，事苟不出己，小有龃龉不合，则群起而排之。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属吏，岁终无过，此其势必将无所不按，得罪者必多於其旧，然则天下之口纷然非之矣。不幸而有一不当，众将群指以罪，法一不当不能动，不幸而至於再三，虽上之人，亦将不免於惑。众人非之於下，而朝廷疑之於上，攻之者众，而持之者不坚，则法从此败矣。盖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杀人，或者因以耕田为可废。夫杀人之可诛，与耕田之不可废，此二事，安得以彼而害此哉！夫按人而不以其实者，罪之可也，而法之是非，则不在此。苟陛下诚以为可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议，使良法不废於中道，如此而后，三冗之敝可去也。三冗既去，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百姓充足，府库盈溢，陛下所为而无不成，所欲而无不如意。举天下之众，惟所用之，以攻则取，以守则固，虽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国，宥之则为汉文帝，不宥则为唐太宗，伸缩进退，无不在我。今陛下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此臣所以大惑也。臣不胜愤懑，越次言事，雷霆之谴，无所逃避。臣辙诚恐惶恐，稽首顿首。谨书。） 疏入，上批付中书曰：“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於下僚，无所申布，诚亦可惜。”召对而有是命。（《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栾城集》颍川遗老传云：辙年十九举进士，释褐，二十三举直言，仁宗亲策之於廷。时上春秋高，始於倦勤，辙因所问极言得失。策入，辙自谓必见黜。然考官司马君实第以三等，范景仁难之。蔡君谟曰：“吾三司使也，司会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胡武平以为不逊，力请黜之。上不许，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谓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除商州军事。知制诰王介甫意其右宰相专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肯撰词。宰相韩魏公哂曰：“此人策语，谓宰相不足用，欲得娄师德、郝处俊而用之，尚以谷永未疑之乎！”知制诰沈文通亦考官也，知其不然，故文通当制有爱君之言。谏官杨乐道见上，言：“辙，臣所荐，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盛德之事，乞宣付史馆。”上悦，从之。是时先君被命修《礼书》，而兄子瞻出签书凤翔判官，傍无侍子，乃奏乞养亲。三年，子瞻解还，辙始求为大名府推官。逾年，先君捐馆舍。及除丧，神宗嗣位既三年矣，求治甚急，辙以书言事，即日召对延和殿。时王介甫新得幸，以执政领三司条例，上以辙为之属，不敢辞。）

　　６、乙酉，陈升之、王安石等言：“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於本司陈述。”於是，诏令三司判官及发运转运使、副、判官，及提举辇运使、籴粜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诏曰：“朕以理财之臣失於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於制置三司条例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条例司。”（《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东都事略》：二年三月己酉，诏曰：“朕以为欲致治於天下者，必富之而后可教。今县官之费不给，而民财大屈，故特诏辅臣置司於内，以革其大弊。夫事专於所习，则能明乎得失之原。今将权天下之财而资之於有司，能习知其事者焉，则其所得必精，所言必通，聚而求之，固足以成吾富民之术。若夫苛刻之论，务欲朘削在下而敛怨於上者，斯亦朕之所不取。宜令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限受诏后两月，各具财用利害闻奏。”）

　　７、戊子，夏国主秉常进誓表，请给还绥州，即归塞门、安远二寨。乃以誓诏答之，候交割二寨，始还绥州。（《纪事本末》卷八十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三月，册秉常为夏国主。案：《宋史·夏国传》：二年二月，遣河南监牧刘航等册秉常为夏国主。三月，夏人入秦州，陷刘沟堡，杀范愿。既而进誓诏，及请以安远、塞门二砦易绥州。初，朝议欲官爵夏之首领，计分其势，郭逵以为彼必不受诏，且彼既恭顺，宜布以大信，不当诱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诏，遣都罗重进来言曰：“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国之臣叛其君哉！”乃赐誓诏，而绥州待收二砦迺还。夏主受册而二砦不归，且欲先得绥州，遣罔萌讹以誓诏来言。及赵卨往交地，萌讹对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约。卨曰：“若然，安远、塞门二墙墟耳，安用之！”遂罢，诏城绥州。是《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册秉常在三月。《宋史·夏国传》在二月，日月有异。《宋文鉴》卷三十二：王珪《立夏国主册文》：“维熙宁二年，岁次己酉，三月，皇帝若曰：‘於戏！昔尧合万邦而民风和，周建列土而王业楙，若古申命，盖国家之成法。咨尔秉常，迪性纯一，持躬靖虔。生禀山川之灵，旧传弓钺之赐。抚西夏尊於本朝，知事君必尽其节，知守国当保其众。乃内发诚素，外孚誓言，质之天地而不欺，要之日月而不昧。朕用稽酌故典，表显徵实，锡尔茅土之封，不为不宠；加尔以车服之数，不为不荣。涓辰既良，备物既渥，诞举丕册，以华一方。今遣朝奉郎、守尚书司封郎中、上轻车都尉、赐紫金鱼袋刘航，文思副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刘怤持节，册命尔为夏国主，为宋藩辅。夫履谦顺者靡不膺长福，怀骄肆者靡不蹈后虞。率身和民，时乃之绩。往钦哉！予一人之彝训，可不慎欤！”）

　　８、两府奏事，上即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司如何，安石曰：“已检讨文字，略无伦叙，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於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先验国体，有先后缓急。”上颔之。（《纪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所载与此文同，惟系之壬辰二十五日。《纪事本末》系戊子，乃二十一日也。）

　　９、壬辰，上问措置宗室事，富弼曰：“此事诚当出於陛下，外人谋之，则为疏间亲。”公亮曰：“此亦当自外裁定。”弼曰：“为之当以渐，恐致纷纭。”安石曰：“此事但欲於恩义间无伤，使被者可安而已，不论渐不渐也。今欲裁恩泽，何能免其纷纭！但陛下不为恤，则事可为也。”上又问裁定亲疏之宜，公亮以为当从上身为亲疏。上曰：“当以祖宗为限断。”安石曰：“以上身即是以祖宗为限断也。”（《纪事本末》卷六十七。）

　　１０、是月，知渭州蔡挺改陕西转运副使。（《长编》卷一百九十六：嘉祐七年二月辛巳，挺措置盐弊。原注：云：熙宁二年三月丙寅，改陕副。案：二年三月戊辰朔，无丙寅日，原注有误，姑附月末。）

　　１、四月丁酉朔，并臣拜表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诏答不允，曰：“今灭变屡出，可亟罢此议，虽加虚名，实以浼余。”先是，上谓执政曰：“尊号於朕无益加损，纵有百字亦何益，然受否於人情孰安？”曾公亮曰：“人情固愿陛下受之。”富弼曰：“陆贽劝德宗不受尊号，顾其时与今异。”上曰：“其时在播迁之中。”安石曰：“陛下受尊号，人固以为宜，即缘变异多，谦屈而不受，亦自为美，然受与不受，於理皆可也。陛下能察受与不受，无加损之理，则此事在陛下裁度。”上曰：“三尺童子亦知无加有损也。”遂降此诏。（《纪事本末》卷八十一。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群臣请上尊号及作乐，上以久旱不许。并臣固请作乐，富弼言：“故事，有灭变皆彻乐，恐以同天节辽使当上寿，故未断其请。臣以为此盛德事，正当以示夷狄，乞并罢上寿。”从之。即日而雨。考《宋史·本纪》，四月壬寅，辽遣耶律昌等来贺同天节。《东都事略》载四月甲辰诏云：方夏大旱，麦将槁。朕惟灭变之来，盖不虚发，岂朕政令未孚，听纳靡中，以致厥咎？与其罢同天节上寿，公卿大夫其勉修厥职，以图修复。）

　　２、戊戌，权知开封府滕甫知瀛州，甫以父讳，辞改知郓州。知瀛州李肃之为天章阁待制、知开封府。先是，知定州孙长卿岁满，上欲令甫与长卿易任，富弼、曾公亮未对，王安石独以为宜，弼请徐议之。既退，富弼、曾公亮曰：“甫奸人，宜在外。”他日进见，上又欲令肃之代长卿，弼极称其才。公亮曰：“肃之不如长卿。”安石曰：“长卿细密，然两人皆可试府事也。”於是命肃之代甫，而长卿再任知定州。甫性疏达，在上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膈。上待甫甚厚，时遣小黄门，持短封御札问事，甫往往滉示於人。或见御札用字有误者，因谗甫以为扬上之短，上由是疏焉。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故极力排出之。甫入辞，言於上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党人，愿陛下少回当日之眷，无使臣为党人所快，则天下知事君为得，而事党人为无益矣！”上为改容。（《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卷五十八。案：《东都事略》於《滕元发传》所载，治平四年，以知制诰除知开封府，迁御史中丞。熙宁元年，京师郡国地震，上疏指陈灭由，出知秦州。神宗留不遣。河朔地大震，命为安抚使、知开封府。王安石立新法，恐有言而上信之，因以事出之於外，以翰林侍读学士知定州。然此谓甫知郓州而长卿再任定州，是甫非即知定州也。《东都事略》与此异文。《宋史滕元发传》云：因事以翰林学士出郓州，徙定州。《孙长卿传》：加龙图阁直学、知定州。熙宁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仓庾皆隤，长卿尽力补缮。神宗知其能，转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据此，则甫先知郓州，至长卿卒，乃代之知定州。甫知郓州时，长卿殆尚未卒也，后言新法时，则已在定州。）

　　３、丁未，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曾公亮因荐之，参知政事唐介曰：“安石恐难大任。”上曰：“卿谓文学为不可任耶？经术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谓此也。安石好学而泥古，议论迂阔，若使为政，恐多所变更，必扰天下。”退至中书，谓公亮等曰：“今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扰，诸公当自知之耳！”时执政进除目，上久之不决，既数日，乃曰：“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介曰：“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於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安石既执政，奏言：“中书处分事用劄子，皆言奉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上愕然。介曰：“太宗时寇准用劄子迁冯拯等官不当，拯诉之，太宗曰：‘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乃权臣藉此以威福天下。太祖朝赵普为相，堂牒重於敕命，寻令削去。今复置劄子，何异堂牒？’张洎因言：‘劄子乃中书行遣小事，若废之，则别无公式’太宗曰：‘大事则降敕，其当用劄子，亦须奏裁。’此所以称圣旨也。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政？”上曰：“太宗制置此事极当。”（案：劄子卒从王安石，故绍圣间章惇乃以藉口。） 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案：事见元年。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介曰：“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独曾公亮、王安石以为可首。”安石曰：“以为不可首者皆朋党耳。”安石强辨，上主其语。介不胜愤闷，居顷之，疽发背而卒。（《纪事本末》卷五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唐介薨，上临其丧，谥曰质肃。《编年备要》云：介疾，上临问，为之出涕，至是躬临其丧。徐乾学《通鉴后编》云：介病亟，帝临问流涕，既卒，幸其第哭，以画像不类，取禁旧藏本赐其家。盖介为谏议大夫时，仁宗密令图其像，置温成阁中，御题曰“右正言唐介”，外廷不知也，至是人始知之。时安石锐意变更，帝信任益专，介既死，同列无一人敢与之抗者。曾公亮屡请老，富弼称疾不视事，赵抃力不胜，遇一事变，更称苦者数十，故当时谓“中书有生老病死苦”，盖言安石生，公亮老，富弼病，唐介死，赵抃苦也。）

　　４、己酉，富弼言先朝稍逐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纪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云：此四月十三日事。）

　　５、丁巳，条例司乞选官分行天下。（《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四年十月壬子，颁募役。原注：条例司乞选官分行天下，《实录》在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於是遣八人者出使。案：《编年备要：遣使察农田水利赋役，从三司请也。八人为刘彝、谢卿材、王广廉、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亢。《太平治迹统类》：苏辙》初为检详文字，朝廷数召刘彝等八人遣之四方，辙因求见，宰相陈升之问：“君何来也？”对曰：“有疑欲问耳。近日诏八使遣往诸路，不审公知利害所在，而使案实之耶？未知漫遣出使外罗诸事耶？”升之曰：“君意谓何？”曰：“昔嘉祐遣使宽恤，既还奏，例多难行，为天下笑。今何以异！”升之曰：“吾昔奉诏看详宽恤事，如范尧夫所言多中理。”辙曰：“公知不便，而特遣使者之不行，若之何？”）

　　６、是月，司门郎中王浃知嘉州，驾部郎中高良佐知蜀州。（《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辛巳，诏劾嘉、蜀二州违朝旨不报提举常平仓罪。原注：知嘉州、司门郎中王浃，二年四月到任；知蜀州、驾部郎中高良佐，四月到任。案：原文已佚。浃与良佐受命，不得其时，姑依原注附月末。）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四月，河决，地震，旱，避殿减膳。案：河决在元年六月七月，地震在元年七月八月，此於“河”字上脱“以”字。又案：《宋史本纪》：二月乙巳，帝以灭变避正殿，减膳彻乐。三月丙戌，命宰臣祷雨。乙未，以旱虑囚。四月甲子，御殿复膳。据《十朝纲要》、《编年备要》，均云四月甲辰，诏以大河决溢、地震相仍，方夏大旱，自乙巳避殿、减膳、撤乐，罢同天节上寿，令群臣勉修厥职，以图修复。《太平治迹统类》云：上忧旱甚，言当避正殿，又恐妨同天节宴人使。富弼曰：“此但係陛下至诚，亦不须避殿。”上曰：“避殿亦是文饰。”弼曰：“阴阳不和，皆臣等燮理无状所致。然臣等微眇，不足动天，陛下以至诚感，则天必应也。”四月罢同天节，是日雨。富弼言：“陛下避殿、减膳、撤乐，三大事诚合典礼，诞日特罢称觞，最为深切，所以动天地。当日得雨，幽灵大效，如在目前。伏愿陛下毋以今日雨泽为善，当以屡见灭变为惧。盖修德致雨，其应如此，万一有损，其灭应岂有缓耶！”上亲答书曰：“义忠言亲，理正文直。苟非意笃爱君，志在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铭诸肺腑，终老是戒。更愿公不替今日之志，则天灭不难弭，太平可立俟也。”神宗同天节，四月十日。是年四月丁酉朔，十日为丙午，其前一日则初九日乙巳。今考诸书所载，均以避殿、减膳在四月乙巳，非二月乙巳。《宋史本纪》与此异月，恐误。况《宋史五行行》志四：熙宁二年三月旱甚。则《本纪》二月避殿、减膳已与《志》不合。避减专因旱甚，若因河决地震，似当元年已应避减，不应在二年二月始下诏也。

　　１、五月（案：钱大昕《四史朔闰考》：是月丙寅朔。） 丁卯，上论谋杀自首事，王安石因具论其故，又论律非中材一人之所能具，然亦不尽理。死刑之次，即是流刑，但居作而不杖。此自唐以来，即守此律不得，如此类亦甚多。上曰：“汉文帝废肉刑是否？富弼曰：“极是。”安石曰：“当时虽废肉刑，而人多笞死，即如折人两肢，或瞎人两目，今乃流三千里而已，此何足以报其罪！又强盗五百贯即死，若有肉刑，此但刖而已。”弼曰：“此非通论。刑者不可复宁，虽欲自新，其路无由，除肉刑乃所以开人自新耳。”上曰：“然入肉刑者，皆有已甚之罪故也。”（《纪事本末》卷七十五。）

　　２、壬午，议置嘉祐编敕局。（《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庚戌，诏中书门下看详《嘉祐编敕》。原注：初议置局在二年五月十七日。又《长编》卷二百十六：三年十月丙子，详定编敕所言，乞自今应删官每月各备十条。原注：二年五月十七日可考。案：原文已佚，就原注辑数字备参考。《玉海》卷六十六：熙宁二年三月壬寅，命蔡延庆、孙永修嘉祐编敕。又云：五月，以审官为东院。七年十二月，编敕二卷成，上之。）

　　３、癸未，郑獬知杭州，（案：长编卷二百十二：熙宁三年七月庚戌。原注：云：獬自翰林出守杭州。） 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於上曰：“獬极险，不宜使在内。”故事，两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侍臣者，盖近於尊，实陛帘隆峻之级也，进之以礼，退之以礼，乃君臣之分，邦国之体也。”宣徽使王拱辰言：“陛下执政之初，还其旧官，委寄北都，召入供职，不闻有过，迁谪在外，臣不知陛下用何人荐论而召之，因何人訾毁而黜之。翰林学士郑獬，在三班院皆称公当，权府亦甚平允，不闻闤旷，遽然外补。外传闻见禁罪人喻兴与妻阿牛，谋杀妇人阿李公事，獬不肯用新法理断，将欲论列，故有是逐，虽转官得郡，实夺其权也。知制诰钱公辅先因营救滕甫遂罢谏院，今又被逐，盖甫与王安石素所不足，今无罪被黜，甚伤公议。龙图阁直学士韩贽代还未及两月，亟除知江宁府，复又何名。臣不惜四人之去，所惜朝廷之体，无俾权臣盗弄其柄。以臣言是，乞追四敕；以臣为非，愿并臣斥逐。”又奏曰：“近除陆诜知成都府，就移吴中复知成德军，数日之间，差除特异，况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传云御批付出，臣窃疑焉。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不应有加膝堕渊之意。如从执政进拟，则是自外制中，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上出诲奏示执政曰：“王拱辰等出，外间纷纭知否？”赵抃、王安石曰：“不知。”上曰：“除拱辰宣徽使自为再任，岂是拔擢？”又谓安石曰：“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媿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４、先是，吕诲劾安石疏曰：（案：《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录诲此疏於六月诲知邓州下，虽係追述之例，然前后究嫌失次，且安石求去云云，谕使视事诏文，亦录於六月。而前仅云诏使视事，不录诏文，盖纪事体则宜，然究非编年体。今移晦疏於丙戌日上，而以诏文属丙戌日下，复文均删去不取，惟上疏不得其日，增“先是”二字。） “臣窃以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唯其用舍，系国休戚也。如少正卯之才，行僻而坚，言伪而辨，顺非而泽，强记而博，非大圣人孰能去之？唐卢杞，天下谓之奸雄，唯德宗不知，终成大患。所以知人之难，尧、舜犹病。陛下即位之初，起王安石知江宁府，未几，召为学士，搢绅皆庆陛下得人，及参机务，命论未允。臣谨案：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众所共知。今略疏十事。（案：《编年备要》载诲劾安石十事云：嘉祐间，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不当，御史催促谢罪，傲倨不从，一也。安石每迁小官，逊避不已；及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志；陛下即位，则有金銮侍从之乐。见利忘义，好名嗜进，二也。安石在经筵，力请坐讲，将屈万乘之重，自处师氏之尊，不识君臣上下之分，三也。安石自居政府，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出下塞人言，是则掠美於己，非则敛怨於君，四也。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案减等科罪。挟情坏法，徇利报怨，五也。安石入翰林，未闻荐士，首率同僚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定文卷不优，遂罹中伤。卖弄威福，无所不至，六也。宰相不视朝，旬日差除，专罢逐近臣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作威作福，耸动朝庙，七也。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务守大体，不能口舌胜，愤懑发疽而死。奏对强辨，凌轹同列，八也。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有旨送中书正罪，安石坚拒不从，九也。制置三司条例兼领兵财，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臣未见具利，先见其害，十也。） 臣指陈猥琐，烦渎高明，诚恐陛下之悦其才辩，久於倚异，情伪不得知，邪正无复辨，大奸得路，群阴勷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无远略，惟务改作，立异於人，徒文言而饰非，将罔上而欺下。臣窃忧之，误天下苍生，必是人也。陛下图治之宜，当稽於众。方今天灭屡见，人情未和，惟在澄清，不宜挠浊，如安石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日。臣所以沥情而言，不虞濒祸。况陛下志在刚断，察於隐伏，当质於士论，然后知臣言中否。然诋讦大臣之罪，不敢苟逭孤危，若寄职分难安，当复露章请避怨敌。”疏奏，丙戌，安石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案：《临川集》安石《乞罢政事表》云：私怀恳挚，已具布闻，圣训丁宁，未蒙开纳。敢冒崇高之听，再输悃愊之情。臣闻任贤之方，要其有陈方之义，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罹於疹疾，岂容叼据，以累明扬。伏念臣猥以孤生，亲逢圣世，昧於量己，志欲补於休明；失在信书，事浸成於迂阔。每烦众论，上淆圣聪。久知素愿之难谐，继积疴而自困。辞而去位，庶逃窃食之诛；勉以就功，重荷包荒之德。虽贪顺命，终惧妨功。伏惟皇帝陛下闳度并容，大明俯烛，俾垂矜允，得遂退藏。如此则孤进之身，获生全於末路；具瞻之地，得致命於时材。） 乃赐安石诏曰：“昨日已曾面谕朕意，谓悉谅也。今得来奏，甚骇朕怀。今还卿来奏。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一二，而事事如此，奚政之为也！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纪事本末》卷五十八、卷六十三。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宫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术，类如故。吕诲中丞弹章故曰：“外示朴野，中怀狡诈。”又案：邵博《闻见后录》云：熙宁中，王介甫初参大政，神宗方厉精图治。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毕，日刻既晏，例隔言事官於中庑，须臾，上更衣复出，以次赞引。时吕献可为御史中丞，司马文正公为翰林学士，侍读迩英殿，将趋经筵，相遇於庭中。文正公密问曰：“今请见，言何事邪？”献可举手曰：“袖中参文，乃新参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於得人，奈何遽言之？”献可正色曰：“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於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文正公曰：“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不善之迹，似伤恩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献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唯恐不及，顾可缓耶！”语未竟，邠门吏抗声追班，遂趋而出。文正公退，终日思，不得其说。既而搢绅间浸有传其章疏者，往往偶语窃议，讥其太过。未几，闻中书置三司条例司，介甫以平日谄谀躁进之士，悉辟召为属吏，朝夕相与为谋议。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务变更祖宗法，敛民财以足国用，妄引古书，蔽其诛剥之实；辅弼大臣，异议不可回；台谏从官，力争不能夺；郡县监司，奉行微忤其意，则谴诎随之，於是百姓骚然矣。然后前日之议者叹服，以为不可及，而献可终缘兹事，出知邓州。呜呼！行辟而坚，言伪而辨，记詀而博，顺非而泽，唯孔子能识之，虽子贡之智，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从，其学行声名，暴著於天下，士大夫识与不识，皆谓介甫不用则已，用之必能兴起太平，献可独以不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

　　５、丁亥，安石具表谢上，又使中使抚谕趣入，安石又称疾乞告，上再令中使趣入。（《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６、甲午，安石乃入见，上谓安石曰：“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上又谓安石曰：“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傅说，亦岂须他人为助？”安石曰：“高宗用傅说，起於匹夫，版筑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故也。”上曰：“近臣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放。”安石曰：“富弼在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案：邵伯温《闻见前录》云：介甫平生待晦叔甚恭，尝简晦叔曰：“京师二年，疵吝积於心，每不自胜，一诣长者，即废然而反。夫所谓德人之容，使人意消者，於晦叔得之矣。以安石之不肖，不得久从左右，以求於心而稍近於道。”又曰：“师友之义，实有望於晦叔。”故介甫作相，荐晦叔为中丞，晦叔迫於天下公议，反言新法不便，介甫始不悦，谓晦叔有驩兜、共工之〈女于〉矣。） 岂兄弟为比，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恃以久安，难望以致治。”上亦患之。（《纪事本末》卷五十八。）

　　考课院言：“准定到考较知县县令课法：在任断狱平允，民无怨滥，赋税及时了办，不须追扰，及差役均平，并无论诉之人，及虽有论诉而无不当之理，在任能屏除盗贼，理民安居，劝课力田，使野无旷土；又能赈恤困穷，不致流离，虽有流离之人，而多方招诱，复令归业，一任之中，主客户比旧籍稍有增衍，在任架阁库书簿务令整齐，经提刑、转运点检，别无散失；及兴修水利，疏导积水，以利民田，能劝诱人户种植桑枣。天下州军委知州、通判，每岁取索辖下得替知县县令前三条课绩，兼依旧法四善：德义、清谨、公平、恪勤，采逐人有上项事实，即参详分为上、中、下三等，申本路转运、提点刑狱司，逐司类聚齐足，同共将一路所供三条课绩、四善事实，再行审定。上、中、下三等内有绩状尤异，出於上等之外，则定为优等。如政事昬缪，出於下等之下者，即定为劣等，即不得将合在三等政事。定优或劣，其奏状并限次年春季申奏到，送考课院看详。如所奏委得允当，即本院保明申奏其知县县令，依下项赏罚；若所奏徇情，功过不实，及虚奖权要，固抑孤寒，其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及知州、通判，并科违制之罪。京朝官系优等人，到院日与升在院人名次之上，仍令指射家便地差遣，及令中书记录其姓名；其劣等人并降入监当。选人系优等，如到铨合该磨勘，判成过铨日，令铨司与不依名次入申引见，改转合入京朝官，近地差遣；其未该磨勘者，如已系职官，并与循资；若系令、录，即与两使职官，如系试衔知县，即令通判、司簿定到。武臣、知县为上下等之人，即乞比类上项赏罚施行。”诏并从之。（《纪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五月，定县令考绩法，分上、中、下三等。上尝曰：“朕思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一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纪事》原文不系日，据《十朝纲要》系甲午日下。又案：《太平治迹统类》：上御资政殿，彦博等赐茶毕，上曰：“便坐，欲从容论也。”上语及选任知州未得善否，曰：“祖宗百战得天下，今以上州生灵付一庸人，常痛心疾首。卿等以为何如则可？”彦博奏：“以责在监司，宜得至公之人，委任按察。”公弼曰：“朝廷常择诸路长官，十八路监司无不济矣！”《续宋编年通鉴》节录之，附此。）

　　７、是月，并臣准诏议学校贡举，（案：《十朝纲要》：四月戊午，诏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寮共议贡举法。） 多欲变改旧法，独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苏轼云云。（案：《东坡集》载此议，作熙宁四年正月具议状。马端临《文献通考》、《宋史全文通鉴》、《玉海》、毕沅《通鉴》均同此，作二年五月。《宋史》本传、薛应旂《通鉴》，则依《集》作四年。然据《十朝纲要》、《玉海》，诏议在二年四月，具议自应在二年五月，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去下诏日几及二年始具议；况《长编》四年原书俱存无阙，正月并未及此议状。考王宗稷《东坡年谱》云：四年辛亥，先生三十六，任判官告院兼判尚书祠部。王荆公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具议。先生献三言，荆公之党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有奏《罢买浙灯疏》，知杂事诬告先生过失，未尝以一言辨之，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然《谏买浙灯疏》，《纪事》亦系二年十二月，而四年《长编》无文，《年谱》所载核以《长编》，歧异殊甚。据《长编》卷二百十四熙宁三年八月癸亥有云：“诏江淮、湖北转运司体量殿中丞、直史馆苏轼居丧，服除，往复贾贩，及令李师中供析照验，见轼妄冒差借兵卒事以闻。”谢景温奏劾故也。景温与安石连姻，安石实使之穷治，卒无所得。轼不敢自明，久之，乞外补。上批出与知州差遣，中书不可，拟令通判颍州。上批出与判杭州。注云：轼通判杭州，不得其时。又云：轼自此留京师几一年。明年夏末秋初及出都，由陈州赴杭州。轼有与其兄书云：“六月，除杭州。”乃明年。今因谢景温劾奏遂附见。景温劾轼疏已附注三月丁酉。又《长编》卷二百十三注引林希《野史》云：王安石恨怒苏轼，欲害之，未有以发。会诏近侍举谏官，谢景温建言，凡被举官移台考核，所举非其人，即坐举者。人固疑其意有所在也。范镇荐轼，景温即劾轼向丁父忧归蜀，往还多乘舟，载物货卖私盐等事。安石大喜，以三年八月五日奏上，六日事下八路，案问水行及陆所历州县，令具所差借兵夫及柁工，询问卖盐，卒无其实。据此，则劾奏诬告，乃在三年非四年也。窃疑《年谱》之误，盖由苏子由所撰《东坡墓志铭》。有云：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对，且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府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之。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然以此求之“四”字恐误。《墓志铭》此段上有云：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寘官告院。下接“四年介甫欲变科举”云云，“四”字疑当作“是”字。“是年”承上“时熙宁二年也”句为文，盖二年五月议贡举，后为开封》推官。十二月上《谏买浙灯》疏。三年三月谢景温劾奏诬告。八月癸亥诏体量供析。乙丑因有语司马光“轼非佳士”言，乃令判杭。四年六月赴杭》。自《墓志铭》作四年，而编《年谱》者漫不加察，遂滋轇轕。考东坡丁父忧在治平三年四月，见欧阳修《老苏墓志铭》，则服除当在熙宁元年八九月，至京为官告院必在二年二三月。至四年正月，几及二载，不应一无奏劄，可疑一。谢景温劾奏诬告在三年八月五日，诏体量供析在三年八月六日，《长编》所载日月可考。似《贡举议》及《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不应在有旨体量供析后，可疑二。《宋史全文资治通鉴》於二年九月载神宗言“轼有文学，为人平静”，至三年八月乙丑，《长编载神宗语》司马光谓“苏轼非佳士，卿误知之。”若在四年，则安石、景温於三年已诬告，神宗已谓非佳士，何以得议而喜？又何必以轼为人何如问安石乎？可疑三。《集》中《再上神宗书》有云：自去岁以来，所行新法皆不与治同道。立条例司，遣青苗，敛助役钱，行均输法云云，皆二年事，此书上於三年，故云去岁。此书在《议贡举》、《谏买浙灯疏》、《上神宗书》后，若依《年谱》，则《再上神宗书》既在《议贡举》诸奏后，“去岁”二字，殊未合，可疑四。诏议贡举，据《玉海》、《纲要》，在二年四月戊午，上议似不应隔二年始奏。司马温公《传家集《议贡举状》注云熙宁二年五月上，东坡尤不应迟至四年正月，可疑五。若“四年”二字作“是年”，则诸书所载事迹，日月无不？合。《集》中於《议贡举状》以下诸奏，均不作“四年”，恐係浅人又据《年谱臆改之，不得其月，乃以臆断为正月也。《纪事》於议状不载其文，今依《集》中录置附注，以备考据。《集中》云：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才，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於学校贡举乎！虽因今之法，臣以为有馀。使君相无知人之才，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之法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方其所安，虽暴君不能废；及其既厌，虽圣人不能复。故风俗之变，法制随之。譬如江河之徙移，顺其所欲行而治之，则易为功；强其所不欲而复之，则难为力。使三代圣人复生於今，其选举养才亦必有道矣，何必由学！且天下固尝立学矣。庆历之间，以为太平可待，至於今日，惟有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於是，军旅谋於是，又当以时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则无乃徒为纷乱以苦天下耶！若乃无大变改而望有益於时，则与庆历之际何异！故臣以谓今之学校，可因循旧制，使先王之旧物不废於吾世足矣。至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视祖宗之世，贡举之法与今为孰精？言语文章与今为孰优？所得文武长才与今为孰多？天下之事与今为孰办？较此四者，而长短之议决矣。今议者所欲变改，不过数端：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室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罢经生朴学而考大义，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臣请历言之。夫欲兴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孟子所谓“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之所向，天下趋焉。”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无所不至矣。德行之弊，一至於此。且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岂独吾祖宗，自古尧、舜亦然。《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自古尧、舜以来，进人何尝不以言，试人何尝不以功乎！议者必欲以策论定贤愚能否，臣请有以质之。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於政事之间乎？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於天下而必欲废之！近世士人，纂类经史，缀缉时务，谓之策括。待问条目，搜抉略尽，临时剽窃，易首尾以眩有司，有司莫能辨也。且其为文也，无规矩准绳，故学之易成；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以易学之士，付难考之吏，其弊有甚於诗赋者矣。唐之通榜，故是弊法，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讬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懽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於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论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材，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区区之法，何预焉！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陵夷，以至南渡；王搢好佛，荙人事而修异教，大惓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子贡不得而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哉！今士大夫以佛、老为圣人，鬻书於市者，非《庄》、《老子》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於放而乐於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励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世之风，则天下幸甚。） 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他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於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喻，故召问卿。’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何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以静应之於后，乃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於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於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事，不知出此，而圣人为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欲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临川集》安石《乞改科条制劄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学校，故道德一於上，而习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於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於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於天下，庶几可复古矣。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仍於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於南省所添进士奏名，仍具别作一项，止取上件京东等五路应举人并府监诸路曾应诸科改应进士人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进诸科蔊习进士科业。如允所奏，乞降敕命施行。《传家集》：司马温公二年五月《议贡举状》云：臣准御史台牒，准敕节文：“天下学校贡举之法，宜令两府、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各限一月，具议状闻奏者。”臣闻《诗》云：“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言欲立强於天下者，无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则四方斯顺之矣。臣窃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无不以德为本，而未尝专贵文辞也。汉世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者，策试以治道，然后官之。故其风俗，敦尚名节。降及末世，虽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术素加奖励故也。魏晋以降，贵通才而贱守节，习尚浮华，旧俗益败。然所举秀、孝，犹以经术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动之失，或终身为累，士犹竞竞不敢自放。隋始置进士，唐益以明经等科，而秀、孝遂绝，止有进士、明经二科，皆自投牒求试，不复使人察举矣。进士初但试策，及长安神龙之际，加试诗赋。於是进士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而明经止於诵书，不识义理。至於德行，则不复谁何。自是以来，儒雅之风，日益颓坏。为士者狂躁险薄，无所不为，积日既久，不胜其弊。於是又设誊录封弥之法，盖朝廷苦其难制，而有司急於自营也。夫欲搜罗海内之贤俊，而掩其姓名以考之，虽有颜、闵之德，苟不能为赋、诗、论、策，则不免於遭摈弃，为穷人，虽有跖蹻之行，苟善为赋、诗、论、策，则不害於取高弟，为美官。臣故曰“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非虚言也。今幸遇陛下圣明，心知贡举之极弊，慨然发愤，深诏群臣，使得博议利病，更立新规，是千载一时也。议者或曰：“古人乡举里选，今欲知士之德行，宜委知州、知县者采察其实，保而荐之。”臣独以为不然，古者分地建国，自卿大夫士，皆以其国人为之，犹患处士之德行不可得而详也。故又择其乡之贤者，使为闾胥、比长，自幼及长，朝夕察其所为，然后士之德行美恶，莫得而隐也。今夫知州、知县杂四海九州之人，远者三岁而更，近者数月而更，或初到官即遇科场，遽责之知所部士人之德行，诚亦难矣。又应开封府举者，常不减数千人，而开封府狱讼之繁，知府者自旦至暮耳不暇听，目不暇视，又有馀裕可使之察数千人之德行乎！议者又曰：“宜去封弥誊录，委有司考其文辞，参以行实而取之。”臣独以为不然。夫士之德行，知州县者尚不能知，而有司居京师，一旦集天下之士，独以何术知之？其术不过以众人之毁誉决之。孔子曰：“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夫众之毁誉，庸讵足以尽其实乎！必如是行之，臣见其爱憎互起，毁誉交作，请讬公行，贿赂上流，谤讟并兴，狱讼不息，将纷然淆乱，朝廷必厌苦之而复用封弥誊录矣。夫封弥誊录，固为此数者而设之也。譬犹筑防以鄣洚水也，今不绝其源而徒去其防，则横流之患愈不可救矣。臣虽至愚，平生固尝竭其思虑，欲以少救其弊，今敢试陈二策，乞陛下俯加裁择。臣闻上之所为，下之所归也。国家从来以赋、诗、论、策取人，不问德行，故士之求仕进者，日夜孜孜，专以习赋、诗、论、策为事，惟恐不能胜人。父教其子，兄勉其弟，不是过也。今若更以德行取人，则士之力於德行，亦犹是也。诚风化清浊之原，历代讹谬而不悟，必待圣朝然后正之者也。夫德行修之於心，藏之於身，虽家人有所不知，况於乡党，况於州县，况於朝廷，将何从知之？故必待明哲公正之臣知而举之，然后四海之士皆可得而官使也。然举荐之法既行，则于求属请诚所不能无也。要在所举非其人者，国家以严法绳之，勿加恩贷，则苟且徇私之人皆知惧矣。且国家以德行取士，则彼贪猾轻躁之人，依附权要枉道求进者，皆为清议所贬，见弃於时，虽有举者，必不多矣。臣愚欲乞今后应係举人，令升朝官以上岁举一人，提点刑狱以上差遣者岁举二人，谏议大夫或待制以上岁举三人。不以所部非所部，乡里非乡里，除自己亲戚及曾犯真刑，或私罪情理重曾经罚赎，及不孝不友、盗窃淫乱明有迹状者不得举外，其馀皆得举之。仍於举状内明言“臣今保举某州某科某人有学术节行，乞赐召试。”若举状既上之后，卻有前后诸般违碍事发，其举主并依律文贡举非其人分故失，从公私罪定断。受赃而举者，以枉法论。其举状，逐时送下礼部贡院，置簿记录。若应举人而不举者，岁终委贡院勘会姓名闻奏，乞严加朝典。每遇三年一开贡举，委贡院截自诏下之日勘会。选择举主最多者从上取之，举主数同，则以举状到省月日先后为次，其举主曾有赃罪，及见停闲身亡，或在合参人数外者，并不准。倍於每次科场南省之奏名人数，具姓名闻奏，乞下本贯发遣赴阙。其本贯更不考试，即具申状解送赴贡院，仍出公凭给付逐人，令赴贡院照会。限十一月内取齐，十二月内引见，正月内考试。其试官或朝廷临时添差。进士试经义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更不试赋、诗及论。明经及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及《论语》、《孝经》大义，共四十道，明经加试时务策三道，其帖经、墨义一切皆不试。对策及大义，但取义理优长，不取文辞华巧。唯所对经史乖僻，时务疏阔者，即行黜落。其奏名人数，并依科场旧制。若合格者少，即不满旧数，亦听。至御试时，进士、明经各试时务策一道，九经等诸科，试本经大义十道，所有名字高下，并只以举主多者为上。举主数同者，则以举状到省月日先后为次。其举人所纳家状，及授官后吏部所给告身，并须开坐原初举主人数、姓名。若及第后犯私罪、情理重及赃罪，其举主并减一等坐之；未及第者减三等。皆不以去官及赦原。如此，则并臣不敢挟私妄举，士人皆崇尚经术，重惜操履，风俗丕变矣。朝廷若不能行此保举之法，其次莫若修学校之法以取之。臣伏见自庆历以来，天下诸州虽立学校，大抵多取丁忧及停间官员以为师长，藉其供给，以展私惠，聚在仕官员及市井豪民子弟十数人，游戏其间，坐耗粮食，未尝讲习，修谨之士多耻而不入。间有二千石自谓能兴学者，不过盛修室屋，增置庄产，广积粮储，多聚生徒，以邀虚名。师长之人自谓能立教者，不过谨其出入，节其游戏，教以钞节经史，剽窃时文，以夜继昼，习赋、诗、论、策，以取科名而已。此岂先王立学之意邪！於以修明圣道，长育人材，化民成俗，固已疏矣。臣欲乞自今天下州学，只许置教授一人，委本州长吏於本处命官中选择无过犯、有节行、能讲说、为众所服者，举奏补充。若本州无人，则奏乞下铨司选差，委铨司於见在铨选人内拣选进士、明经诸科出身人，历任无赃私罪、能讲说经书者奏，补充逐州教授。仍令国子监试讲说经书。应举人初入学者，并为外舍生，唯赴听讲及公试外，不得於学中宿食。其教授每日讲书毕，取在学诸生姓名，书於垽上，杂置筩中，抽取三人，问以听过书中疑义三条。使对众解说。通者置簿记录，粗者不问，否则有罚。每月中两次公试，各试所习举业，委教授考校，定优劣等第，具姓名出榜，示讫亦置簿记录。其有过犯者，小过则罚钱，中过则降等，大过则斥出学，亦置簿记录。每遇春秋释奠毕，委教授选择外舍生到学及半年以上，自前次释奠以来说书多通，公试多在优等，过犯情轻数少，即升入内舍，为初等生，始听於学中宿食。又选择初等生升为中等生，中等生升为高等生，皆如外舍生之法。其有二人已上比较难决者，即特令说书及试所业以决之。皆须具状申本州，委知州、通判更加审覆，委得公当，然后给牒补之；如后来有过降等者，其牒即行抽取毁抹。其教授选择、纠举、升降等第若有不公，委知州、通判觉察取勘闻奏，乞行訩替。其开封举人，旧无府学，并令寓教於国子监。其国子监举人，须实是品官子弟，方得条入学。其教试选升之法，并与外州同。以直讲比教授，判监、同判监比知州、通判。凡国子监、开封府及诸州军内舍高等生额，并用本处解额之半。其中等倍高等，初等倍中等。若人数未足，则阙之，不得溢额补入。若遇诏下开贡举，委本处判监、同判监、知州、通判截自其日，勘会高等生补及半年以上者，具姓名结罪保明闻奏。仍给予公凭，许令免解直就省试。其高等生占不尽解额，方许本处其馀举人取解。其中等、初等生於取解时仍别立号，常比其馀举人多取分数。所有高等生至省试时，亦别立号，每七人中取一人奏名。如此，则举人亦稍蔊经术，敦行义矣。夫经术深浅，非程试所能知；行义美恶，非朝夕所能察。今使之处於学校，经二三年累经选择升至高等，又占解额，妨众人进取之路，若其行义少有过差，必不为众人所容矣。由此观之，其高等生经术则讲说常通，文艺则屡入高等，过犯则全然轻少，行义则为众所服，比之糊名誊录，考其一日所试诗、赋、论、策，偶有所长而取之者，相去远矣。况近年举人或一无行能，横遇恩泽、幸得免解者，不可胜数。今高等生行能如此，裁免一解，岂足惜哉！此学校之法也。若朝廷又不能如此，只於旧条之中毛举数事，微有更张，则於取士之道？无所益，徒更烦苛，不若悉循旧贯之为愈也。《文献通考》卷三十一：神宗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王安石以为古之取士俱本於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罢，取元解明经人数增进士。直史馆苏轼上议，上以问安石，安石曰：“若谓此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其后，乃卒如安石议。《玉海》卷百十六：熙宁二年四月戊午，诏执经艺者专诵数，趋乡举者狃文辞，并臣详议，别为新规。翰林学士韩维议，请罢诗赋，各习一大经，问大义十道。集贤学士苏颂议，先士行而后文艺，去封弥誊录之法，先行之州县，使有司专考察，庶几存乡举里选之遗范。程颢言：“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请修学校，尊师儒。县令每岁与学之师以乡饮之礼，会其乡老学者，众推经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学，以观其实。郡守又岁与学之师行乡饮酒之礼，大会群士，以经义、性行、材能三物宾兴其士於大学，大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於朝，谓之选士。朝廷问之经，以考其言；试之职，以观其材，然后辨论差等而命之职。”四年二月丁巳朔，罢明经科，进士罢诗、赋、帖经、墨义。）

　　１、六月（案：钱大昕《朔闰考》：六月丙申朔。癸卯，添差弓手，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罢参照。《长编》卷二百十六：熙宁三年冬十月乙酉，诏罢弓手。原注：添差弓手当考。其始二年六月八日，富弼、曾公亮不肯，即罢参照。案：原文已佚，据原注辑此。）

　　２、辛亥，赵国公守巽长子世清坐争袭封不当，自茂防降左武卫大将军、郢州防奭使。（《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王珪等言承袭。原注。）

　　３、丁未，翰林学士吕公著言：“颍川人常秩，道德修於乡里，名实著於海内，欲乞召置台阁”。诏本州长吏敦遣赴阙。（《纪事本末》卷六十五。案：诏秩赴阙，初诏在治平四年十月癸丑，可考。）

　　４、丁巳，诏右谏议大夫、御史中丞吕诲落中丞，以本官知邓州。（《纪事本末》卷五十八。案：《太平治迹统类》云：诲论安石，上使谕解诲，诲执愈坚。又奏曰：“臣受国恩，家有忠范，惟知死节，以图报效。窃以我国朝开基一百馀年，四方无事，前事固未闻，然太平之久，事固有係於圣虑者。以是思之，尤当谨於措置，谋谟在得人，安危在委任，图维旧德，推广恩信，以至万务。讲求利病，在乎沈几默运，不当形迹。因事制宜，去弊补废，上应天灭，务以安静，乃今日之事。王安石者，本以文章进用，竟遽为辅弼，逢迎上意，张皇一时之事。祖宗法度，首议变更，天下利源，皆欲摇动；斥逐近侍，盗弄权柄，倾危老成，欲速相位，人情甚郁，公议不容。独陛下未悟，倚任安石，与之议求治道之要，进退天下之事。臣恐无益於盛时，徒有累於知人。”於是安石求去，上还其奏，安石乃具谢起视事。安石既视事，益自信，以经纶天下为己任，尽变祖宗旧法，专务聚敛，造出条目，颁於四方，州县吏奉行，微忤其意则责逐之，所用皆浮薄少年，天下骚然。於是昔之疑诲太过者，媿仰叹服，以为不及，而诲亦力求外补，遂得罪。）

　　５、是月，薛向除江淮等路发运使。（《长编卷》二百十三：熙宁三年七月辛丑，向请运铜陕西铸钱。原注：云：向二年六月乃除发运。案：《纪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宁初，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不系年月，而《长编》原注有年月而不系日，今依附六月末。薛《通鉴》在四月丁未，与《长编》异日月。范忠宣《奏议》云：臣前来累言，薛向在陕西，违条罔上，罪状显明，不当曲加恩贷，仍蒙奖用。及张靖不当先於罪人责降，皆是朝廷赏罚之失。将使奸邪得志，尽谓宪典可欺。中人之性易移，悉以张靖为计，遇事皆希旨，蔽惑人主聪明，盖自中书不合差除，致累陛下圣政。臣虽累曾陈奏，不蒙听纳施行。今又委以六路生灵，使之专治财赋，则薛向奸诈，必更甚於陕西。缘陕西有都转运使、诸路帅臣、走马承受，皆是朝廷信臣，不为向所统属，又有非时使命往还访察。若是臣寮善恶，朝廷易为得闻，而向以巧能弥缝，尚敢肆为欺惑。今来东南六路官吏，皆是向所统摄，又无非时使命采访，加以吏民懦弱，被苦不能伸陈，即向奸欺，足以自恣。又闻东南诸郡民力多困穷，近复连被水灭，正要朝廷优恤。陛下当遣宽厚仁爱之使，惟令抚养疮痍，俾得渐就富完，以厚根本，岂宜更令纤巧刻薄之吏别肆诛求？或致民心困穷，亦必别生事变，则於治乱所系非轻。臣居谏垣，岂敢缄默！陛下度臣於向素无嫌隙，又非强愎欲遂己言，何必区区频黩天听，盖以朝廷赏罚为重，六路生民可忧，复遇陛下圣明，其言不可不进。惟望早垂睿断，勿惮改为，从谏黜邪，二美兼举，使天下风俗一变，奸人革心，岂不盛哉！如或以掩美嫉能，其言无取，则乞宣示外廷，早行责降。）

　　６、左屯卫大将军克端卒，赠登州防奭使、东牟侯。（《长编》卷二百二十八：熙宁四年十一月乙丑，诏毋得乞为继嗣。原注。）

　　仁和张大昌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