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古本《大学》其义何如？”
曰：“大人者，以天下为一人者也；以天下为一人者，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也；古之明明德者，由本以及末而善斯至焉者也。故学大人以明明德以亲民者，其道必在止于至善焉。若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规矩者，方圆之至者也。学者于明亲之至而能知所止焉，则有定向而意诚，不妄动而心正，所处安而身修，由是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可虑之明而得其当矣。一知止而大学之道得焉，是以明德亲民者，必贵知止于至善。然至善之所当知者谓何？物有本末，是意心身为天下国家之本也；事有终始，是齐治平之始于诚正修也。是有物必有则，有事必有式。一定之格而为明德亲民之善之至者也。故知所先后，即知止矣，道其不庶几乎？观夫古人之欲平天下、治国、齐家以明明德于民者，固必先修身、正心、诚意以明明德于己焉。欲人己之间悉得其当者，又贵先明诸心，知所往焉。致所往之知果何在？在于诚意、正心、修身之如何而为本之始，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如何而为末之终。若下文所言‘毋自欺’以至于‘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物皆当其则，事皆合其式，而格之必止于至善之极焉耳。诚格之而知至善之所止焉，则意可诚、心可正、身可修、家可齐、国可治而天下可平矣。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天下国家之本。本乱，则末不能治，何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所厚既薄，无所不薄矣。夫知乱本末者之非善，则知格本末者之为至善。故申之曰：‘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自‘大学之道’至此，凡言知者八，初言‘知止’，次言‘知所先后’，可见知先后即知所止也。次言‘致知在格物’，又次言‘物格而后知至’末则复言‘知本则知至’，然则至善之为本末、而本末之为格物也，又不彰彰著明也哉？所谓诚其意者以后，则皆格物以致其知者也。盖所谓诚其意者，即大学之本之始事也。‘毋自欺’以至历引《淇澳》诸诗、《康诰》诸书而及‘无讼’之说者，皆求夫至善之格者也。”
或曰：“人能诚意则善矣，何必复求合格也哉？”
曰：“程子不云乎：‘用意恳切，固是意诚，然着力把持，反成私意’？是则诚意而出格者也。例之修、齐、治、平，节节为格物致知也明矣。但诚意紧接着知本、知至说来，即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盖学大人者，只患不晓得通天下为一身而其本之重大如此。若晓得如此重大之本在我，则国家天下攒凑将来，虽狭小者志意也着弘大，虽浮泛者志意也着笃实，怠缓者志意也着紧切，自然欺不过。自欺不过便自然已不住，如好色恶臭，又自然满假不得，而谦虚受益、其凝聚一段精神于幽独之中者，又非其势之所必至也哉？幽独者是未接国家之先，慎则是知得本立于此而敬谨言切，即前定之志意之谓也。此言‘君子之孳孳于至善者，惟日不足’，下言‘小人之孳孳于不善者，惟日不足’，但其中既诚则其外必形，如财富者必润其屋、涵养者必润其身。君子明德之意既已诚切，则自然明明德于天下矣。故引《淇澳》、引《烈文》二诗，以见有切磋琢磨之盛德至善则民自不忘。而民不能忘者，正以其盛德之有可贤、可亲、可乐、可利也。是非诚中形外之徵也耶？所以《康诰》、《太甲》、《帝典》皆自明其德不已而及诸民，又不已而通诸天，其明德亲民之必得所止。如文王之仁敬孝慈信之浃洽于父子君臣朋友间也，然总是从知止至善中来，知止至善从知所先后来，知所先后又是从知立本以及其末来。故于意之能诚者而曰：‘大畏民志，此谓知本也。’此段于明明德、亲民、止至善详说备举，然却都是形容学大人者知本以后一段精神。如《易》谓‘拟而后言，议而后动’，拟议以将成乎家国天下之变化者也。正心即接着‘定而后能静’说，盖见已明透，其志已坚定，自然外诱不动，内念不生，又安有所忿懥恐惧忧患好乐而为中心之累也哉？意诚心正则安其身而动，自足以端本善则，与不知立本而徇好恶于伦物之间者万万不同。故其孝则足以事君，其弟则足以事长，其慈则足以使众。是又将仁敬孝慈信而约言之，且引《康诰》以推极于不学而能，见孝弟慈悉出于良心自然。君子立本之功至是愈精而愈微矣，则国之兴仁兴让、天下之兴孝兴弟应之甚速，而至大者又岂不愈神而愈妙也耶？故挈矩以下，即是‘老者思所以安，朋友思所以信，少者思所以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凡用人者，用夫安养之人，行政者，行乎安养之政。孔子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者，不逾此挈矩，而十五所志于学者，志此大学而已矣。是道也，惟尧舜实始之，故曰：‘克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是非明明德于天下也耶？惟孟子实继之，故‘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又曰：‘七十食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黎民不饥不寒。’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诸掌。’是非用人行政以尽挈矩之义也耶？呜呼！孔子一生求仁而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者也’，其心将以仁其身者仁万世人人之身，而恐无凭处，故既竭心思而继以先王之道，于是取夫《六经》之中至善之旨，集为《大学》一章以为修齐治平规矩，所谓格也。其旨趣自孟子以后，知者甚少：宋有晦庵先生，见得当求诸《六经》而未专以孝弟慈为本；明有阳明先生，见得当求诸良心，亦未先以古圣贤为法。某自幼学即有所疑，久久乃稍有见，黾勉家庭已数十年，未敢著之于篇，惟居乡居官常绎诵我高皇帝圣谕，衍为乡约，以作会规，而士民见闻，处处兴起者，辄觉响应。乃知大学之道在我朝果当大明，而高皇帝真是挺生圣神，承尧舜之统、契孔孟之传而开太平于兹天下万世无疆者也。辄述鄙见，以便请正于诸先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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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庸》亦如古本可否？”
曰：“天命之谓性一语，孔子得之五十以后，以自家立命微言而肫肫仁恻以复立生民之命于万万世者也。盖人能默识得此心此身生生化化皆是天机天理发越充周，则一顾是之而明命在我，上帝时时临，无须臾或离，自然其严其慎见于隐、显于微，率达于喜怒，则其静虚而其动直，道可四达而不悖，致之于天下则典要修而化育彰，教可永垂而无敝矣。故《易》曰：‘君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极说命之难知，而所谓‘中庸其至’之‘至’字，正‘至命’之‘至’也。断然说民‘鲜能已久’（似当作‘鲜能久矣’——标点者注），正见其难也。岂惟民哉！斯道费而隐，虽人至于圣，而至命之处亦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亦’字须读得活，盖圣人之于天道有吻合与否，此不知不能即指夷惠伊尹等圣人，徒穷得一端之理，有方有体，而吾圆融生化之性，尚未可率达，而况于穆不已之命之至耶？此后节举圣贤道德之盛，而‘至’字竟未直指。至哀公问政才说‘诚者天之道’，而始继之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此下却多是发挥尽性至命之道，而统总归之仲尼一人。其言尧舜是他祖述，则知他不止是尧舜；文武是他宪章，则知他不止是文武；天地是他上律下袭，则知他不止是天地。盖群圣天地皆有不能尽，有所憾，皆有相害相悖处。若仲尼之敦化川流，此其天地则超绝形象而尤为大也。是以其道则为至圣之道，其德则为至诚之德，而统括之曰：此其仁之肫肫。盖孔氏平生心法也。其深则渊渊，其远则浩浩，夫岂一切群圣之所能知也哉？所以不能知者,以其聪明虽造圣智而其圣智未达乎天德故也。下则复言圣智君子必如何而天德，乃可入而达之也耶。盖天道维玄、维默、维于穆，则的然文著者，斯与天下相似矣。故闇然之闇字从‘门’从‘暗’，乃室中之一无所见者。复状之以淡，淡则白水未和而了无滋味者也；状之以简，简则竹简方素而莹无点画者也；状之以温，温则丝茧方寻而浑无端绪者也。君子于此而独不厌，文且理焉，则知远本诸近，风出诸自，微秘乎显，而于穆玄默之天不潜入而靡间也哉。何谓微之显？潜伏而入，所不见者是也。何谓风之自？敬信不待言动者是也。何谓远之近，民劝民威而不事赏且怒者是也。如此而后，其德始闇然不显，天下自日章而平矣。遂形容之极以及于天载之无声无臭，乃确然叹曰：此即所以为圣之至，为诚之至矣夫！岂寻常群圣之可得而与、可得而知也哉！究竟《中庸》一篇是孔子以生平自仁其身者以仁天下万世，字字句句皆从‘五十知天命’中发出，奈何群圣言堙，学者往往滞于事理之末，而鲜达乎性命之源。以想度为探求，而欲至乎不思而得之微；以方所为操持，而欲造乎不勉而中之妙。是皆拟圣太高，觅道太远，而谓必如何而清，如何而任，如何而和，如何而多学而识，如何而克伐怨欲不行，如何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而后圣可学也。顾不知仁不远人，道不下带，至圣优域不出跬步间也。故是书极言至命之难，而首发以‘中庸其至’一句，盖曰：圣人尽性以至天命，乃中庸以至之也。中庸者，民生日用而良知良能者也，故不虑而知，即所以为不思而得也；不学而能，即所以为不勉而中也。不虑、不学、不思、不勉则即无声臭而闇然以淡简温矣。大哉中庸，斯其至矣夫！”
问：“《大学》一书，吾人入道之功，最当急于讲求者也。其宗旨何如？”
曰：“孔门之学，在于求仁，而《大学》便是孔门求仁全书也。盖‘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明道语——标点者注），故大人联属家国天下以成其身。今看‘明明德’而必曰‘于天下’，则通天下皆在吾明德中也。其精神血脉何等相亲？说‘欲明明德于天下’而必曰‘古之人’，则我之明德亲民考之帝王而不缪（‘缪’原字如此，通‘谬’——标点者注）也。其本末先后尚何患其不至善也哉？细玩，首尾只此一意，故此书一明，不惟学者可身游圣神堂奥，而天下万世真可使之物物各得其所也。大哉仁乎，斯其至矣！”
问：“《大学》明德、亲民还易训解，惟至善之止则解者纷纷，竟未能惬人意，何也？”
曰：“规矩者，方圆之至也；圣人者，人伦之至也。只识得古圣为明亲之善之至而明德、亲民者所必法焉，则《大学》一书，从首贯尾，自然简易条直而不费言说也已。”
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可即是至善否？”
曰：“此古者的有所指，即尧舜是也。故曰：‘克明峻德，以亲睦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此即是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物之本末，事之终始，知所先后，而不乱者也。是为明明德亲民之至善，足为万世之格则，而万世诚、正、修、齐、治、平之所必法者也。”
论《大学》无分经、传
问：“格致之传不必再补，果然否？”
曰：“《大学》原只是一章书，无所谓经，无所谓传也。亦无所从缺，无所从补也。盖其书从头至尾只是反复详明以显大人之学。其初说明明德、亲民当止诸至善，如一破题相似，却即接连说。但能知至善所当止，则其意自定，其心自静，其身自安，以虑天下家国天下而自得其平矣。此即一个承题相似，却亦只是反说，以见明亲当止至善也。于是又申明如何是当止之至善。盖明、亲这个物事，其末终贯彻天下，而其本初却根诸身心，此是一定格则。先知得停当，然后做得停当。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能如是焉。所以身心家国无不停当而为明、亲之善之至也。又决言自上至下既皆以身为本而后停当。若本乱且薄，则决无停当之理。所以必知本乃谓知至善也。此却如小讲相似，亦不过将明、亲、止至善衍说一遍。至所谓‘诚其意者’以下，则如一大讲，逐件物事详细条陈一段格则，而格则最妥当处则俱指示以《淇澳》等诗、《帝典》等书，又即是以古之明明德于天下者为至善也。推之如所谓正心、修身，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直至‘此谓国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也’，总是每件物事与他一个至善格子，而为学者所当知者也。则一章书首尾原自相应，亦自完全，何容补凑！”
《大学》与“礼”的关系
问：“《大学》篇名现存《礼记》，不知此篇与礼何关？”
曰：“礼有经有曲，世人辄指一事一时言礼者，皆曲而非经也。若论经礼，则真是天之经、地之义，纲纪乎人物，弥纶乎造化，必如《大学》规模广大，矩度森列而血脉精神周流贯彻，乃始足以当之。其间字字句句虽笔之孔子而非始于孔子，改孔子一生要仁天下、仁万世，既竭心思，于是必继之以先王之道，而仁始足以覆天下万世矣。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经皆是此意。而大学独曰善之至、曰物之格者，则尤是六经之精髓，而为礼之大经、仁之全体也。学者漫谓本心自足，而辄以意见仿佛为之，家国天下得其平焉者寡矣！”
“至善”何以要求诸古圣？
问：“古圣至善，亦只是父子兄弟足法则。孩提爱亲、敬长，恐人人原自具足，何必切切谓当求诸古圣也哉？”
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夫至本中庸，即愚夫愚妇可以与知与能者也。至久鲜能，却是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而必俟聪明圣智达天德者也。故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夫！’此中庸之至能于下愚而又神于天载，神于天载而亦能于下愚。（此中疑与脱漏——标点者注）则此时心体，果是四端现在。然非圣修作，则便终扩充不去。守规矩而为方圆，夫岂不易简也哉？若只徒求书中陈迹，而不以知能之良培植根苗，则支离无成，与径信本心者，其弊固无殊也已。”
问：“《中庸》比之《大学》似更深奥？”
曰：“先贤亦云：‘《大学》为入道之门’，但以鄙见臆度，则义理勿论，而其次序则当先《中庸》而后《大学》。”
时座中有一习《礼记》者愕然曰：“先生岂尝细观《礼》经篇目耶？盖二书虽宋时选出，而现存篇次则果《中庸》先而《大学》后也。”
问者曰：“《大学》系曾子所作，《中庸》系子思所作，何得世次亦无序耶？”
曰：“二书所作，果相传如是。但窃意孟子每谓‘愿学孔子’，而七篇之言多宗《学》、《庸》，则此书信非孔圣亲作不能。（以《大学》、《中庸》为孔子所著，罗近溪的老师颜钧力主是说，近溪此说盖有渊源所自也——标点者注）而孔圣若非五十以后，或亦难着笔也。盖他分明自说‘五十而知天命’。今观《中庸》首尾浑全是尽性至命，而《大学》则铺张命世规模，以毕大圣人能事也。故《中庸》以至诚至圣结尾，而《大学》以至善起头，其脉络似彰彰明甚。自揣鄙见或亦千虑一得，而非敢枣空杜撰也，试共思之。”
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
问：“《大学》自有先后之序，如何必先《中庸》？”
曰：“吾人此身与天下万世原是一个，其料理自身处，便是料理天下万世处。故圣贤最初用功，便须在日用常行。日用常行，只是性情喜怒，我可以通于人，人可以通于物，一家可通于天下，天下可通于万世。故曰：‘人情者，圣王之田也。’此平正田地，百千万人所资生活，却被孟子一口道破，说人性皆善。若不先认得日用皆是性，人性皆是善，荡荡平平，了无差别，则自己工夫已先无着落处，又如何去通得人，通得物，通得家国，而成大学于天下万世也哉？”
问：“《中庸》虽说性，然亦未尝明言性善。”
曰：“只天命一句，便彻底道破。盖吾人终日视听言动、食息起居，总是此性，而不知此性总是天之命也。若知性是天命，则天本莫之为而为，命本莫之致而至，天命本体物而不遗，本于穆而不已，则吾人终日视听言动、起居食息，更无可方所，无能穷尽，而浑然怡然，静与天俱，动与天游矣。率之身而为道，同诸人而为教也，又岂非不期然而然也耶？故天命之性便直贯天载之神，真平地而登天也已。”
说“恐惧”
问：“戒谨恐惧说是敬慎工夫，但‘恐惧’二字，似太着重也。”
曰：“汝不闻《论语》所谓‘畏天命’乎？凡人奉君父之命犹然悚息不宁，况吾人此性即是天命，则帝天之威莫之能测，明命昭察，谁可隐藏？故虽不睹不闻，而实莫见莫显。其几愈幽独，其照愈精明；其照愈精明，则其畏愈兢惕，又按敢顷刻放逸也耶？盖由所见既已亲切，则为念自不可已，固非作而致其情也。”
“喜怒哀乐”与“已发”、“未发”
问：“‘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阳明谓从涵养后始然。而先儒又谓须善观未发以前气象。其意何如？”
曰：“二说俱大有益于学人，但本旨却尚有说。盖《中庸》名篇，原是平常而可通达者也。今论人情性之平常应用者，是喜怒哀乐，而其最平常者，则又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也。”
曰：“先儒谓心虽（‘虽’恐有误——标点者注）寂静之时，方是未发，难说平常即是也。”
曰：“《中庸》原先说定喜怒哀乐而后分未发与发，岂不明白有两段时候也耶？况细观吾人终日喜怒哀乐，必待物感乃发，而其不发时则更多也。感物则欲动情胜，将或不免，而未发时则任天之便更多也。《中庸》欲学者得见天命性真以为中正平常的极则，而恐其不知吃紧帖体也，乃指着喜怒哀乐未发处，使其反观而自得之。则此段性情便可中正平常，便可平常中正，亦便可立大本而其出无穷，达大道而其应无方矣。”
曰：“人之情欲多端，虽喜怒哀乐未发而憧憧往来亦多，安能即许以反观自得耶？”
曰：“汝于上下文意欠理会。盖其初‘道不可离’，是见道已微，其次‘戒谨恐惧’，是卫道已严，再加喜怒哀乐一无所感，此时天性浑然，大可想见。不于此处觅中，更从何处觅中耶？予每尝于此重叹圣人苦心，亦尝于此而深感圣人厚恩也。”
问："中以立本，和以达道矣，如何却又要致？"
曰："致字是致物与人之致。推开一步说，虽义兼极致，而实在天地万物上着力也。盖圣人作《中庸》是五十学《易》之后，直见乾坤之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有亲可久，有功可大，认定天命流行，人性皆善，无反无侧，荡荡平平，故从喜怒哀乐未发处指出为天下之大本，从喜怒哀乐中节处指出为天下之达道。夫中和既大同乎天下，则圣人必天地万物皆中其中，方是立其大中，必天地万物皆和其和，方是达其大和。故德曰达德，道曰达道，统之以三重，率之以九经。品节斯，斯之谓礼；鼓舞斯，斯之谓乐；相安相忘斯，斯之大顺大化。而至诚至圣之所以尽己之性，以尽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也。"
尊德性与道问学
问：“尊德性而道问学议论不一，何如？”
曰：“前在京中会说此条全章，诸老皆以为然，请为诸君诵之：‘大哉圣人之道’，不作空说，即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也。‘发育峻极’，是说圣人位育的功化，‘礼仪威仪’，即致中和的实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优优充足，盖经礼曲礼周详备密，更无欠缺，使万物各得其所，所以能发育如是也。即此便是圣人至道。然圣人却从何处得来？盖盛德之至，自然动容周旋中礼也。人若苟无圣人至德，而徒慕圣人至道，则‘人而不仁，如礼何’？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至道终不为我凝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当尊也。尊之之功，则必学于古训，问于师友。如德性本自广大，则用学问以致之而不失其广大也。德性本自精微，则用学问以尽之，而不失其精微也。德性本自高明中庸，则用学问以极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庸也。以上皆谓之温故，故温则德性之知日新，而于三千三百体察无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敦，而于礼仪威仪忠信无所不贯。礼岂有不崇而道岂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见许多工夫皆为崇礼而言也。礼既能崇，则居上时礼以居上，安得而骄？为下时礼以为下，安得而倍？语以礼语，默以礼默，又安得不兴而不容耶？故明哲保身之诗，其斯温故知新之明保吾动容周旋中礼之身也，而天地万物皆吾度内矣。圣人之道之大也，固如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