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御用监供用库岁泊派黄蜡止八万五千斤，白蜡四千斤，末年黄蜡增至二十余万斤，白蜡不下十万斤。此外复有召买，有折色，视正额不啻三倍。又御用香品旧无征派事例，嘉靖末年，行广东采办，及顺天召商收买，岁办数十万斤。隆庆初，以户部言其扰民始裁省。如嘉靖初年例，诸采办一切停止。
隆庆初，内官监太监李芳言：“本监官属，内自佥书而下，外自左右监丞而下，各有本等俸给，其跟办皂隶冠帽习仪等项银两，系近年增派，宜悉裁减。”得旨：“允行，著为例。”
隆庆初，礼部尚书高仪等言：“唐虞君臣，萃聚一堂，都俞吁咈，情意罔间。上常导下之言也，则曰：‘予违汝弼。’又恐其不尽言也，则曰‘汝无面从’，所以君臣道合，血脉流通，而致盛治。我朝列圣，每接见辅弼延访大臣，或同游咏和，或燕对无时。太平之业，端肇于此。皇上御门朝群臣，已复祖宗之旧。但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诸司奏牍中外事机，岂能一一尽白于圣衷耶？伏望皇上每日罢朝，即御文华殿，除内阁辅臣日侍讲读自宜随朝入供事，其六部、都察院大臣，仍乞皇上不时召见。即将览过题奏，干系大赏罚，大黜陟，大典礼，大刑狱，大军机，大会计，与凡一切大政令，当斟酌详议者，特降清问，许部院官陈述始末。内阁辅臣即拟可否，皇上加以睿断，亲赐裁答。傥有疑难，虽再三商确，然后答旨，亦无不可。科道掌印官，每次各轮二员随进如诸臣。陈述未详议拟未当者，许公同评正。”
隆庆初，户部尚书葛守礼言：“因田制赋，按籍编差，国有常经。今不论籍之上下，惟计田之多寡，故民皆弃田以避役。且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土地硗瘠，岁入甚寡，正赋尚不能给，矧复重之以差役乎？夫工匠佣力自给，以无田而免差；富商大贾，操赀无算，亦以无田而免差。至衤发衤胼胝终岁勤动者，乃更受其困，此所谓舛也。乞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使小民不离南亩，则流移渐复，农事可兴。”
隆庆初，户部请以钱粮文册定式颁行天下。自嘉靖三十六年至四十五年，凡起运京边钱粮完，欠起解追征数目及贫民不能完纳者，备记册中，自州县以达府，自府达布政司，于来岁入观之日，送户部稽考。如有隐漏那移侵欺及不如式者，参治。
隆庆初，诏罢宝坻县等处采取鱼鲜，自今荐新上供，俱令光禄寺备办，毋得奏遣内臣。著为令。
隆庆初，山东布政司参议乔应元，石州人。以州城陷，忧布成疾。因外官无归省例，流乞致仕，辞甚哀切。穆宗怜之，特予给假，不为例。
隆庆初，蓟镇巡抚刘应节言边防五蠹，内言“行边之使，相望于道，所役者边军，所乘者战马，所食者军饷，既不能有益，又从而削之，此迎送之难。武弁类多贪墨，而文法之吏往往绳之太过，其势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干荐达，虽厮养陪台，皆过为款遇，其所供亿，皆出军士，此科敛之难。”此二者深切边弊。
隆庆二年春，穆宗至天寿山，论辅臣曰：“联躬诣祖考陵寝，始知边镇去京切近如此。兹蓟州总督来朝，言近日虏情如何。今边事久坏无为，朕实心厘。理者但逞词说，弄虚文，将来岂不误事？卿等其即以朕意传谕宣、蓟二镇诸臣，令彼知儆。”
隆庆初，诏内承运库太监崔敏，以户部银六万买金一万两进用。尚书马森等言：“皇上初知太仓之积不足以供边饷，故出内库银买金，甚盛心也。第黄金产自云南，所出有限，岁额不过二千，尚多逋者。至于商人，尤难责办。先帝时曾买金二千，日积月累，仅能足数，不能足色，寻诏停止，以此金贮之太仓。今欲于数日之内，即满一万之数，臣等知其不能。请先进见贮太仓者，督云南亟进年例。又祖宗时御札，皆司礼监传之阁臣，转示各部院，无司礼监径传者。更望率由旧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得旨：“银两不必发，取见在金进用。”
隆庆二年夏，有诏：“贪酷为民者，无论考察问革，皆不准封赠；其以他事为民者，非遇大庆覃恩，亦不许。”
种马养在民间，一儿四骒。此祖宗定制，不可轻易。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孳生备用。今备用马已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且言种马之害，变买种马之利。于是，御史谢廷杰言：“当修法以除弊，不当因弊而废法。”兵部亦主其议。议上，不久。竟如金言，每马变买价银十两，征收草料银二两，解太仆寺。今太仆寺马价用尽，而种马亦废国初旧制，皆金之罪也。
隆庆时，蓟辽总督谭纶请于蓟昌十路练兵三万人，列为三大营。以遵化、永平游兵二枝，合巡抚标兵一枝，为遵化一营。巡抚都御史刘应节提督之；以建昌游兵一枝，合镇守标兵二枝，为三屯一营。镇守总兵官郭琥提督之；以振武、石匣二营，合总督标兵二枝，为密云一营，练兵总兵都督戚继光提督之。各以兵备监督。其遵化、三屯二营，仍听继光往来总理，而悉受制于总督，不得矛盾同异。当春秋两防之时，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区有警，则遵化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蓟州一区有警，则三屯一营御之，遵化出二哨应之，密云出一哨应之；密云一区有警，则密云一营御之，三屯出二哨应之，遵化出一哨应之。兵皆据墙为战，以拒虏不入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虏溃入，则合三营之兵，并力奋击，务收全捷。
隆庆时，御史马明谟请复屯盐之旧，言：“祖宗时，边备振举，虏不敢深入。富商得以私财募人开垦塞下，输纳盐粮。故当时公私饶裕，不籍内帑而给。今诸边苦虏塞下无可耕之田，乃议发帑，国计所关。以天下供京师其势顺，以内帑供四方其势逆。乞敕重臣分理屯盐之利，使地利尽而商买通，则边饷有裨，国储可裕矣。”
隆庆时，大学士张居正言：“顷年以来，议论太多。如督府等官，初莅地方，即例有条陈一疏，或漫言数事，或更置数官。文藻竞工，览者每为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即曰此人任事。其实临政之始，地方利病，岂尽周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采听于众口耳。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指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即如昨年，皇上以虏贼内犯，特敕廷臣集议防虏之策，当其时众言盈庭，群策毕举。今又将一年矣，其所言者果尽举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实效否乎？又如蓟镇之事，初建议者曰吾欲云云，当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无几何，而将不相能，士哗于伍，异论烦兴，讹言踵至，于是议罢练兵者又纷纷矣。臣切以为事无全利，亦无全害；人有所长，亦有所短。要在权利害之多寡，酌长短之所宜，委任责成，庶克有济。今始则计虑未详，既以人言而行，终则执守靡定，又以人言而止，加之爱恶交攻，意见横出，谗言微中，飞语流传，寻之莫究其端，听者不胜其眩。是以人怀疑二，动见诪张，虚旷岁时，成功难睹。语曰‘多指乱视，多言乱听。’此最当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至当。及计虑已深，即断而行之。如唐宪宗之讨淮蔡，虽百方沮之，而终不为之摇。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乐羊，虽谤书盈箧，而终不为之动。再乞天语叮宁部院等衙门，今后各宜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章奏，务从简切。是非可否，须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宜各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勉修职业，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云：“臣见近年以来，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从委徇。以模棱两可谓之调停，以委曲迁就谓之善处。法之所加，唯在于微贱，而强梗者虽坏法干纪，而莫之谁何；礼之所制，反在于朝廷，而为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风渐成，指臂之势难使，贾谊所谓盐戾者，深可虑也。然人情习玩已久，骤一振之，必将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将曰此务为操切者也。臣请有以解之，夫徇情之与顺情，名虽同而实则异，振作之与操切，事若近而用则殊。盖顺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大学》所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是也。若徇情，则不顾理之是非，事之可否，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谓整齐严肃悬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也。若操切，则为严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奋乾纲之断，普离照之，明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刑赏予夺，一归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杀号令，必断于宸衷，而母致纷更于浮议。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庶纪纲振而下有法守矣。”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天子之号令，譬之风霆，若风不能动，霆不能击，则造化之机滞，而乾坤之用息矣。臣见近日以来，朝廷诏旨，多废格不行，抄到各部，概从停阁。或已题奉，钦依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从。至于应勘应报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属违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数年不完者，文卷委积，多致沉埋，干证之人，半在鬼录。年月既远，事多失真，遂使漏网终逃，国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赏罚何由而当？伏望敕下部院等衙门，凡大小事务，既奉明旨，须数日之内，即便题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见者，即宜据理剖断，毋但诿之抚按议处，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议勘问奏者，亦要酌量事之缓急，道之远近，严立限期，辄令奏报。该部置立号薄，登记注销，如有违限不行奏报者，从实查参，坐以违制之罪。吏部即以此考其勤惰，以为贤否，然后人思尽职，而事无壅滞也。”
居正疏中又一段言：“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今用人则不然，称人之才，不必试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偾事之时，又未必明正其罪。椎鲁少文者，以无用见讥；而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违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虽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轻忽之；其才本无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礼之；或以一事之善，而终身借之以为资；或以一动之差，而众口訾之以为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大繁，迁转太骤，资格太拘，毁誉失实。且近来又有一种风尚，士大夫务为声称，舍其职业，而出位是思，建白条陈，连编累牍，至核其本等职业，反属茫然。主钱谷者不对出纳之数，司刑名者未谙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何由举？凡此皆所谓名与实爽者也。如此则真才实能之士何由而进？百官有司之职何由而举哉？故臣妄以为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之道。如得其道，则举天下之士，唯上之所欲为，无不应者。臣愿皇上慎重名器，爱惜爵赏，用人必考其终，授人必求其当。有功于国家，即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于国家，虽颦笑之微，敝裤之贱，亦勿轻予。毋徒眩于声名，毋尽拘于资格，毋摇之于毁誉，毋杂于以爱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节。在京各衙门佐贰官，须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则使之讲究职业，替佐长官，如长官有缺，即以佐贰代之，不必另索其属官。有谙练政事尽心官守者，九年任满，亦照吏部升授京职，高者即转本衙门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级相同者，不必更相调补。各处巡抚官果于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迁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参议久者即可升参政，佥事久者即可升副使，不必为小转之法，互迁数易，以滋劳扰。如此则人有专职，事可责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
隆庆时，户部覆南京户部尚书刘体乾条陈四事，皆琐屑无甚关系。得旨：“今后各衙门琐屑诸务，可径行者，不必一一渎奏。”
隆庆时，户部覆给事中刘继文便商事宜，内一段言：“诸司书办诸役，需索无厌，宜令部臣科道查数厘革。其商人纳粮领银，自本部及监收两道之外，凡各衙门点卯挂号，一切停止。”从之。
隆庆时，蓟、辽总督谭纶陈言，内一款言：“今民贫吏慢，而蠲征之令太数。夫良民奉法，而供赋以为常；敝民梗化，而逋赋亦以为常。在上者概议蠲免，是朝廷旷荡之恩，不足以劝善，而反以惠奸也。请自今地方非有重灾，不得议免。其悖顽多逋者，有司严法绳之，不得宽贷。则良民不致独累，而敝民亦知畏法矣。”
纶疏内又一款言：“国家众建卫所。棋列中外，除锦衣等卫，其在外卫所，通计额军三百一十三万八千三百名，而武官之数不与焉。其始军无缺伍，粮有定额，而食常足；今中外马步官军大约止可八十四万五千有奇，而粮饷积欠，兵益少而饷益乏。乞敕户部，清查原设卫所官军粮饷登耗之数，及会算原额起运存留钱粮造册，与抚按官查理，则天下之额饷可清矣。”
隆庆时，礼部覆礼科奏诸臣疏中言语：“字画务求便于省览。”穆宗曰：“今后诸司章奏，务词语简明、字画楷大如嘉靖初年式。”
隆庆时，穆宗问户部九边年例军饷太仓岁发及各省办纳之数。尚书刘体乾言：“国家边制，祖宗朝止辽东、大同、宣府、延绥四镇，继以宁夏、甘肃、蓟州为七，又继以固原、山西为九，今密云、昌平、永平、易州俱列戍矣。其防守士马，各镇原自有主兵，一镇之兵，足以守一镇之地。后主兵不可守，增以募兵募兵不已，增以客兵。调集多于往时，而坐食者愈众矣。其合用刍粮，各镇原自有屯田，一军之田，足以赡一军之用。后屯粮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加以盐粮，盐粮不足，加以京运。馈饷溢于常额，而横费者滋甚矣。府库空而国计日诎，田野耗而民力不支。今日缺乏之故，供边之费固其大者。因以元年至三年太仓及各省岁发兵饷与本镇屯粮之数备呈上览。”穆宗责以岁发银数甚多，臣下全不为国体恤。
隆庆时，湖广抚按上所属府州县官积谷不如数者，穆宗曰：“积谷备赈，屡有明旨。有司不以实举行，俱降调如例。今后抚按官宜严核分数参奏，勿徇私宽假。”
隆庆时，陕西总督都御史王崇古言：“迩者户部议边费，谓嘉靖初年止五十九万，后二十八加至二百十一万，又十年至二百四十余万，又五年至二百五十一万，而岁入不给。臣惟各边之增费，大都在蓟镇十七；在宣大、辽东、山西十二；而陕西四镇独延绥因选兵入卫，稍增十一。其甘、宁、固岁额京运，视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减。今甘肃五万一千有奇，宁夏四万五千，固原九万，延绥一十九万七千有奇。通计四镇岁额，止当蓟镇之半。陕西三边，东自延绥黄甫川，西抵甘肃嘉峪关，西南抵洮岷；远接四川松茂，延长数千里，各镇兵马总计兵二十余万，马十余万匹，以分守纡远之边，无所不寡。南番北虏，四时戒备。一岁刍粮数百万计除京运外，皆取足民屯盐粮，视他镇半请帑银者不同。今当于其费之多者查议节省，不宜复于少者而仍计减削以重苦之也。”
隆庆时礼部侍郎王希烈言：“三皇继天立极，功在万世。讵止一医，国家既祀于历代帝王庙，又祀于文华东室，乃又祀于景惠殿，杂以医师之流，亦渎且亵矣。况配以勾芒、祝融、风牧、力后，安取义乎？宜存其祠宇，栽其渎祀，于名义为得。”报罢。
隆庆时，御史刘翾言：臣顷见延绥下班军士，颠连憔悴，泣而诉曰：行粮月粮，朝廷所以养吾辈者非不厚也；年例新增，兵部所以请给发者非不时也；本色折色，督抚所以凭册报者非不足也。然而下情不通，胥至困毙者，一遏于仓攒之常例，而支放愆期；再渔于将领之使用，而扣克无度；三蚀于家丁之抑勒，而额外取嬴；四害于主兵之好逸，而分摆于极冲无暇之地；五迫于修边之太急，而督责以紧关难竣之工；六苦于撒放之太迟，而跋履于暑雨怨咨之日。枵腹以称戈，裂指以荷锸，故困踣至此“推之他镇，无不皆然。宜乘此撒防之日，亟为议处”。按此六弊，在今日尤甚。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请于兵部添设右侍郎二员，同额设侍郎，协理部事。平日则练习本部政务，或欲巡阅边务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烦于假借。或遇边方总督员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发夕至，又不费于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阅历既深，次第推调尚书员缺，如此而犹称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专门之学，非人人皆可能，宜豫养以待用，而法当自兵部司属始。盖兵部司属，皆与闻军旅之事，而乃不择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迁为他官，非惟无以备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当者矣。今宜特高其选，而以有智谋才力者充之，使其专官于此，练习事务，不复他迁。而又议其升格，如边方兵备缺，即以兵部司属补；边方巡抚缺，即以边方兵备补；边方总督缺，即以边方巡抚补。而总督与在部侍郎，时出时入，以候尚书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文才能知兵事者，又闻取一二，以补不足。如此而称犹乏用，必不然也。
隆庆时，山西巡抚都御史靳学颜言：“今虏视边兵易与耳，然边兵则犹有战时，而以杀人为乐盗马斩级之事，接踵见焉。不独边兵，虽边民亦有奋死而一跃者，何者？彼固习见而数尝之。是以边兵则易腹兵，腹兵则易京兵，京兵则易南兵，谓其终世皆不尝寇，不足恃也。臣每见海内有寇，其将非阴医杂职，则职丞贰判簿；其兵非乡夫里保，则义勇快壮，而额设之兵，固不可用。往时流贼起霸州，无几竖子耳，几举中原之卫所而不能当，至不免于边军之调。嘉靖中年，倭寇发海上，五十余人耳，转掠十余府，至应天门外。而四十八卫者，无一人出撄其锋，卒见夷于淮扬民兵之手。此其明验也。然臣非谓尽去腹内之兵，谓既名以兵当责以实，欲责以实，当试以战，欲试以战，当限以轮番戍守之法。彼其或远而不可使，或弱而不愿戍，则优其身以自便，而移其食以解边。有事则按籍而征之，而馈饷一出于官；无事则任其自便，而耕商无异于民。要之，无事时多，有事时少也，而名籍屯政住居部署固在也。”
学颜疏中又言：“社仓即义仓也。唐时义仓之开，每岁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积独多。宋则准各民正税之数，于二十分而取其一，以为社。盖富者必田多，田多则税多，税多则社入多，亦唐意也。要之其出也，则中歉赈极贫；大歉赈中户；又大歉焉，乃沾及于富室。所谓恩泽之加，自无告始也。今之言官仓者，今年曰库无银焉；明年曰库无银焉。如是除八分纸赎乏外，无几耳。言社仓者，此曰官户当优免我也；彼曰役占我、科扰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愿赈于后，亦不愿出于今也。如是不过贫民下户之输，无几耳。是二法终不可行，而中原之空虚如故也。臣请下之各省，以唐、宋敛谷之法为则，而就土俗，合人情，限明春以里，尽报各府已前见贮之数，以品其虚盈；于明年冬末通计一岁二仓新收之谷，以验其功能。著而为令，岁岁修之，在官仓者时其丰歉而歉散之，利归于官。若民有大饥，则以赈之。在民仓者，时其丰歉而歉散之，利归于民。虽官有大役，亦不许借，此藏富于民，即藏富于官也。”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言：京师商人之累，非朝廷亏商，乃商费太冗耳。如供辩百金即有六七十金之费，少亦四五十金，是私费与官价常相半也。乃官价不以时给，则又有称贷之费，有求托吏胥之费，比及领价，所得不能偿其所失。故派及一家，即倾一家，人心汹汹，恶得而宁居也。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使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缓急亦可有赖。祖宗取天下富室填实京师，盖为此也。独奈何使凋敝至此乎！先朝供用钱粮，召商买办，国用不诎，而商人得利。今估价给商，比之先朝，非节缩加少也，而民不沾惠，反凋敝若此。乞今后凡商人办纳钱粮，必估给价值，即银两不敷，亦必那移处给，无得后时。更须痛厘宿弊，凡公私费用，悉为禁止。则庶乎商困少苏，而京邑之民，可有宁居之望也。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言：“近来章奏，日趋浮泛，铺缀连牍，徒烦圣览。且言多意晦，端绪难寻，翻可窜匿事情，支调假饰，人臣奏对之礼，不当如此，请严加禁约。令内外诸司，凡有章奏，务在直陈其事，意尽而止；不得仍前铺缀，违者听该部科官参治。庶存恭肃之体，且还简实之风。”穆宗曰：“近来章奏，信多繁词。且语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对之体。所司通行严禁，违者部院及科臣劾治之。”
隆庆时，户部尚书张守直言：“自嘉靖十八年被虏以来，边臣曰请增兵，本兵日请给饷。盖自五十九万而增至二百八十余万，士马岂尽皆实数，刍饷岂尽皆实用耶？臣不敢远举，第以近年一二镇言之：如宣府之主兵一也，在嘉靖四十二年发银二万，后三年止一万，乃今至十二万矣；大同之主兵一也，在嘉靖三十六年发银二十二万，次年二十三万，乃今至二十七万，又以加兵复费十一万矣。举主兵而客兵可知，举二镇而九边可知。天下焉得不困乎？今即不能如国初故额，亦宜考嘉靖十八年以前近规，而汰其浮甚者。且九边去虏有远近，兵事有缓急，岂必尽烦内帑然后足用？宜令廷臣酌议减省，不得过岁入常数之外。臣亦移文督府，俾以岁用实数报部。臣具籍以进。”按此事至今益为滥费，必不可不一查核者。
隆庆时，都给事中光懋言：“近来陈乞纷然，非述讲读，则叙军功，不明功伐，则辩心迹。虽屡经参寝，而来者不止。请自后陈乞不由抚按者，一切寝阁。如再三渎奏及背理违法者，量惩一二，以儆其余。”
隆庆时，御史汪文辉疏论治体，内一段言：“祖宗立法，至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患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条陈，皆因噎废食，锐意更张，部臣重拂其情，迁就题覆。及其法立弊生，又议复旧，非惟民无画一之守，而该部题覆，且日亦不足矣。自今宜求任事之人，勿重于违言官轻于变祖法。一切琐碎迂阔之说，悉格不行，此纷更当戒也。”
文辉疏中又一段言：“古之大臣坐事退者，皆征其词以养廉耻而存国体。今或掇其已往，揣其未形，以疑似影响，争相诟病，如市井喧闹，为众虽笑，是人已两失之也。至于方面重臣，苟非大奸极恶，亦宜弃短取长，为人才惜。今或搜其小疵，指为大蠹，极言丑诋，使决于引去，以此求人，国家安得全才而用之？此苛刻当戒也。”
隆庆五年春，令巡视五城御史缉治四方游民潜住京师者。
隆庆时，大学士高拱以款贡事竣，请赐敕一道，戒谕边臣。此后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风力科道官二三员，分投阅视，要见钱粮比上年积下若干，险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马比上年添补若干，器械比上年备造若干，其他屯田盐法以及诸事，俱比上年拓广若干，明白开报。若果著有劳绩，当与擒斩同功；若果仍袭故常，当与失机同罪。
隆庆时，吏部因户部参罚征赋不及格官员当降调，乃疏言：“地方有素称难处，各官恐其为累，亦有愿离地方以别就功名者，于是政拙催科，心甘降调，则本以示惩，适遂私计。若乃前官积逋数多，后官所征，止作前数，而见年之额，又称逋负俱非事理所安。此后宜以见年为正征，当年即完，以前负为带征，升续补足。总计分数若干，议定降格。其当降者，止降一级，仍在地方视事，俟完足之日，始复原官。复官之日，始计俸考秩，行取升迁。至于地方凋敝殊甚，虽尽力催征而亦不能完者，当令抚按官核实定限，许其从容征补。如资俸已深，限期未蒲而额有半完者，亦得升迁行取。”
隆庆时，南京户部主事张振选违抗堂官，尚书曹邦辅以为言，史部覆言：“上下之分定，而后纲纪正，政令行。迩来属官不受堂官约束，以语言相构，少不快意，辄排陷之。于是堂官不敢行其约束，而属官益得恣其胸臆，以违拗堂官为得计，自称风裁，而安意承行者鲜矣。其在外巡按御史，往往以进士推官知县有科道之望，引为私人，阴授以廉访之柄，二司贤否，悉出唇吻，少有不悦，遂成萋菲。二司畏惧，奉承之不暇，而何暇问其政事之得失乎？体统既乖，法度尽废，害政莫甚于此。”于是革振选职，仍通行内外属官，敢有抗违上官者，如振选例。上司有自降礼体款曲属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纠治者，以不职论。巡按有庇护属官引为私人者，听吏部都察院参治。
穆宗尝食驴肠而甘，左右请诏，光禄曰：“若然，则光禄当日杀一驴以备宣索，吾不忍也。”乃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