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研究系被反对党谥为阴谋派，于是汤济武先生遂俨然成为阴谋之魁。在不识先生者，其想象中，必疑之为深沉阴鸷，机诈百出，实则先生和易近人，时时显露书生本色，绝非如外间所云者。先生对党素主由政治结合，进为道义结合，故每接晤党员，辄以修德、励学相助。尝于夜阑人静，与三五同志，纵论古今中外成败得失之林，慨然谓：“吾终日奔走国事、党事，极感疲劳，惟此时始稍稍还我自由，转觉乐趣盎然，精神弥王。”忆当赴美前数夕，先生与嵩生及余谈政治学问题，先生素服膺日本浮田和民博士，时博士方主早稻田大学政治学讲座，兼《太阳》杂志主笔，着有政治学及西洋史等书，先生亟称其议论平正通达，具有特识，足药目下论政者虚桥险僻之病，谈至夜分尚娓娓不倦，此则真一书生矣。
先生每值翌日有演说，辄于临睡时，取常读书数册置枕畔，略事翻阅，即入黑甜。至登坛，则滔滔不竭，言皆有物，听者莫不满意。居恒健谈，然遇有臭味不相投者，辄嘿不作一语，或昏昏欲睡。性不善宗教，当任教育总长时，马相伯老人往谒，商教会学校问题，陈说良久，方讶主人何以不置一词，视之则熟寐座上矣。此固有失待人接物之道，然其纯任天真，毫无缘饰，亦可藉窥一斑。夙持儒家素行之说，谓政治本是艰苦生涯，若不能随遇而安，一事未成，先图享乐，岂足有为？故平日于起居吃着，均不厝意。曾与嵩生因党事乘轮南下，至则舱位已满，而事又不能缓，乃商之船员，借木板支为床，各据其一，嵩生尚铺自携被褥其上，正辗转反侧，苦难成寐，视先生则和衣而卧，鼾声作矣。船中餐无殊草具，嵩生几无可下箸，先生狼吞虎咽，甘之如饴。嵩生尝戏谓济武实至今未脱野蛮生活，先生一笑置之。
先生小事或糊涂，大事则极有分际，与袁、段均曾一度携手，方其合也，不即不离，及其去也，不随不激，始终处之裕如，不贻拖泥带水之诮。于国民党，虽有见仁见智之不同，然一遇国家安危所系，立即释嫌言好，戮力同心，真不失大政治家风度。综观先生生平，与其谓为阴谋家，毋宁谓为本书生气，尚较适当。然天下歪曲之宣传往往胜于事实，感情之判断往往超乎理智，致当时无论国民党与非国民党，殆均视先生为阴谋魁杰，而先生后来之惨遭非命，或即种因乎此。
先生毕业日本法政大学，时作观政欧美之想，自参加段阁下野，在国内政治活动一时既暂呈静止，而国际大战告终，一切方在剧变，允宜乘此时机亲往观察以资参考。乃决取道日本，赴美一游，本约余偕行，余以牵于他务，未能远离，遂改约霍君俪白，实则霍君较余为适，以其娴英语也。先生既抵美，举凡彼邦政制、思潮、社会组织、政党形势、工商业情形，罔不悉心考察，撮要纪存，以备他日返国，编辑成书，藉资国人考镜。未几得党中电促归，归经西雅图，是处华侨商会开会欢迎，会散，众请乘汽车行，先生以寓所密迩，屏不御，与诸人且行且谈，不十数步，至经最狭处，突一人迎面来，枪举弹发，先生应声仆地气绝，凶手亦自诛。其行刺原因何在？由于自动，抑或有人主使？以无口供可鞠，终成疑案。第知凶手业理发，隶某党党籍，以先生平生只有政敌，无私仇，则此案与政治当不无关系，岂反对者过于重视先生（即所谓阴谋之魁），故必欲杀之以为快耶？先生噩耗抵京，全党震悼，尤以余辜先生盛意，未获偕行稍尽将护之责，至今犹时觉疚心。先生归骨后，同人搜其行箧，得残稿一束，皆在美考察时所随录者，以不忍任其湮没，嘱余将文字略加修正，交由北京《晨报》发表，然实不能尽先生所欲言者于万一也。忆先生挽宋教仁先生有“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句，乃相隔不十年，先生竟继宋先生之后，而自成为被坏之长城。“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民国以来，无论何方，均不悟相反相成之理，不互相尊重人才，转互相摧毁人才，此我国所以不振也，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