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弘景传》云：“迁给事中。驸马都尉刘士泾赂权近，擢太仆卿。弘景上还诏书，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亲者。弘景固执。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今案《刘士泾传》云：“迁太仆卿。给事中韦弘景等封还制书，以士泾交通近幸，不当居九卿。宪宗曰：‘昌有功于边，士泾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馀年，制书宜下’。弘景等乃奉诏。”此二传一以为穆宗，一以为宪宗，一则云弘景固执帝怒，使宣慰安南，一则云弘景等乃奉诏。二说殊不同，未知其孰是。且又《士泾传》云：“弘景等即不知馀人为谁”此皆舛误之甚者也。
《魏谟传》云：“大中十五年，以平章事领剑南西川节度使。”今案《宣宗纪》，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谟罢。又《宰相表》云：“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谟为检校戸部尚书、平章事、西川节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传以为十五年者误欤？
《李诉传》云：“于时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师夜起，黎明雪止。诉入驻元济外宅，蔡吏惊曰：‘城陷矣’。元济请罪，梯而下，槛送京师。”今案《宪宗纪》，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韩愈《平蔡碑》云：“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师。十月壬申，诉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然则《宪宗纪》《新书》正得其实，而《诉传》以为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则大误矣。
《阎立本传》云：“咸亨元年，官复旧名，改中书令，卒。”【立本初以总章元年为右相，本中书令也。】今案《宰相表》，则咸亨二年立本方为中书令，未知孰是。
《杨贵妃传》云：“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今案《玄宗纪》：“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废皇太子瑛及卾王瑶、光王琚为庶人，皆杀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又案《惠妃传》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后薨。既瑛等皆二十五年死，则妃之薨无由却在二十四年，其理甚明。然则《杨贵妃传》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传》云：“开元九年，帝幸东都，诏留守京师。京兆人权梁山妄称襄王子谋反。”今案《玄宗纪》，开元九年并无幸东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东都。九月，京兆人权梁山反，伏诛。志愔传所云九年者，误也。
《王求礼传》云：“久视二年三月，大雨雪。”今案《本纪》，久视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改元长安，则是久视无二年三月矣。且又案《本纪》及《五行志》，长安元年三月亦无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视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礼传》所云即此事，而误以元年为二年尔。
《张柬之传》云：“长安中，武后谓狄仁杰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今案《本纪》及《狄仁杰传》，仁杰以圣历三年九月薨，是年岁在庚子，【即久视元年也。】而长安元年岁在辛丑。由是言之，《柬之传》云长安中，必误也。
《岑羲传》云：“迁秘书少监，进吏部侍郎。帝崩，诏擢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立，罢为陕州刺史，再迁戸部尚书。景云初，复召同三品。”今案《睿宗纪》云：“景云元年六月壬午，韦皇后弑中宗，矫诏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同中书门下三品；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即无中宗崩，而羲以右常侍为同三品之事。六月甲辰，睿宗即位。至七月丁巳，羲罢为右散骑常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戸部尚书始同三品，盖自景云元年【即景龙四年庚戌岁也】六月温王即位，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己巳大赦，改元景云。至二年【辛亥】，先天元年【壬子】正月，羲始为同三品。然则非景云初，乃先天初也。纪及表又云“羲曾为中书侍郎”，而本传无之，亦脱漏也。
《窦懐贞传》云：“俄与李日知、郭元振、张说皆罢为左御史大夫，逾年复同中书门下三品。”今案《睿宗纪》，景云二年【辛亥】十月，窦懐贞罢。先天元年【壬子】正月乙未，左御史台大夫窦懐贞同中书门下三品。则是止三数月耳，非逾年也。或曰，史家止谓改岁则为逾年，非谓过一期也。愚曰：唯《新书》之例不然，故不得不疑而辨之。案《杜元颖传》谓穆宗即位不阅岁，而元颖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即位，次年长庆元年二月元颖入相，斯亦可谓逾年矣。而本传以为不阅岁，又云“甫再期，出为西川节度使”，葢谓仅及二周，而元颖以长庆元年二月为相，至三年十月罢，凡二周岁，馀八月，而本传以为“甫再期”今窦懐贞自罢相至复同三品，虽曰“改岁”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为逾年哉？
《常山王承乾传》云：“贞观十七年，废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今案《本纪》，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与本传差一年。
《宪宗纪》元和四年闰三月：“丁卯，立邓王宁为皇太子。”【即恵昭太子也】；六年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今案《穆宗纪》云：“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昭太子传》云：“李绛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以宁为皇太子。册礼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礼。明年薨，年十九。”以是推之，《宪宗纪》，惠昭以元和四年立，六年十二月薨，而《穆宗纪》云“元和七年薨”，已为舛错。今《惠昭本传》又云“冬十月，克行礼，明年薨”，则是元和四年受册成礼，而五年薨，愈见乖异，不知何者为是。然要之，李绛尝上言曰：“陛下受命四年，而冡子未建，于是乃立太子。”则是元和四年立之无疑。但薨年则纪传交互，为难考尔。
《孝敬皇帝传》云：“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年二十四。”又《高宗纪》：“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五月戊申，追号皇太子为孝敬皇帝。今案《燕王忠传》云：“王皇后废武后子弘，甫三岁。”又《髙宗纪》：“永徽六年十月己酉，废皇后为庶人”。是岁乙卯，而弘三岁，则是以癸丑生，至上元二年岁在乙亥，薧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懐太子传》云：“上元元年，复名贤。”是时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贤为太子。今案《髙宗纪》及《三宗诸子传》并云皇太子以上元二年薨，独此传以为元年，盖误也。
《十一宗诸子传》云：“奉天皇帝琮······天宝元年，改节河东。十载薨······”【琮本封庆王】今案《玄宗纪》云：“天宝十一载，五月戊申，庆王琮薨。”恐本传之误也。
《张浚传》云：“迁左仆射致仕，居洛长水墅。王师范起兵青州，欲取浚为谋主，不克。全忠胁帝东迁，浚闻曰：‘乘舆卜洛，则大事去矣’。盖知其将篡也。全忠畏浚，构它镇兵，使张全义遣牙将如盗者，夜围墅，杀之，屠其家”，实天复二年十二月【是岁壬戌】。今案《昭宗纪》，天复元年【辛酉】十月，朱全忠犯京师。十一月壬子，昭宗如鳯翔。戊辰，全忠犯鳯翔。自是全忠围鳯翔至天复三年【癸亥】正月，王师范取兖州。甲子，昭宗幸全忠军。己巳，昭宗至自鳯翔。十二月丙申，朱全忠杀尚书左仆射致仕张浚。由此观之，则天复二年十二月，昭宗尚在岐下，为全忠所围未出，亦未有卜洛之事，王师范亦未起兵。然则《本纪》所书三年十二月丙申杀浚，为得其实，而本传云二年十二月者，误也。且又浚以三年既死，而昭宗以四年迁洛。今观《浚传》所书，则似迁洛之后，浚方被杀，此盖传中文。
《肃王详传》云：“建中二年薨。”今案《德宗纪》：“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肃王详薨。”与传差一年。
《武攸暨传》云：“天授巾，自千乘郡王进封定王。长安中，降王寿春。中宗时，拜司徒，复王定。”今案《武承嗣传》云：“中宗复位，侍中敬晖等言诸武不当王，帝柔昏不断，才降封一级。三思王德静郡攸暨寿春。”然则攸暨之降王寿春，乃中宗神龙时事也。而传以为长安中，则误矣。
《儒学啖助传》赞云：“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今案孔子以鲁哀公十六年壬戌岁卒，距嘉祐五年庚子进新书之岁，止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案啖助以大历五年庚戌岁卒，止距孔子之卒，才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没数千年，无乃误欤？
《懿德太子重润传》云：“大足中，张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谮重润与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婿窃议，后怒，杖杀之，年十九。”今案《重润传》首云：“重润生，髙宗喜甚，乳月满，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岁在士午。大足止有元年，岁在辛丑，则是重润年二十，谓之十九，则误也。
《上官昭容传》云：“西台侍郎仪之孙，父廷芝，与仪死武后时。”今案《上官仪传》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死，子廷芝亦被杀。”又《本纪》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杀上官仪。”《武后传》云：“麟德初，后召方士为蛊，宦人发之。帝怒，召上官仪草诏废后。后讽许敬宗构仪杀之。”然则武后以麟德元年造蛊，是年杀仪。方是时，髙宗尚亲政，武后止居中宫，后二十年方有临朝称制事，则当麟德初，不得谓之“武后时”也。
《江夏王道宗传》：“高宗永徽初，房遗爱以反诛。长孙无忌、禇遂良与道宗有宿怨，诬与遗爱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今案道宗本传云：“裴寂与刘武周战度索原，寂败，贼逼河东，道宗年十七，从秦王讨贼。”且裴寂与刘武周度索原之战，即武德二年九月介州姜宝谊死之之战是也。【此战见于《裴寂》《姜宝谊》《刘武周传》《髙祖本纪》武德二年中】，是年岁在己卯，时道宗年十七，则是生于隋仁寿三年癸亥岁也。而房遗爱之诛，在永徽四年癸丑岁，自癸亥至癸丑，正五十一年尔，不得云年五十四也。
《突厥传》云：“武德四年，颉利率万骑与苑君璋合，冦雁门，执我使者。帝亦囚其使与相当。由是冦代州，败行军总管永安王孝基。”今案《永安王孝基传》云：“武德二年，刘武周冦太原，夏人吕崇茂以县应贼，诏孝基为行军总管攻之，工部尚书独孤懐恩、内史侍郎唐俭、陕州总管于筠隶焉······会尉迟敬德至，与崇茂夹官师，遂大败。孝基及筠等皆执于贼，谋亡归，为贼所害······晋阳平，购尸不获。”又案《本纪》武德二年十月：“壬戌，刘武周冦晋州，永安王孝基及工部尚书独孤懐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讨之。是月，夏县人吕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刘武周战于下邽，败绩【此乃“战于夏县”，而误作“下邽”，已有说见别篇。又孝基及于筠等四人被执，正在此战，而纪漏书，亦见别篇。】······三年二月甲寅，独孤懐恩谋反，伏诛。【案《懐恩传》：“懐恩初谋反，而敕令讨武周，既而四人败，被执。俄而秦王破武周于美良川，怀思逃归，而谋反事败，遂伏诛。”】四月壬戍，秦王世民及刘武周战于洺州，败之。武周亡入于突厥，克并州。”由是言之，永安王孝基在武德三年四月，刘武周未破败之前已被害矣，何縁四年犹为行军总管，而与突厥战乎？此盖误也。
《太宗纪》云：“武德元年，薛举冦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七月，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八月，太宗疾间，复屯于髙墌城，相持六十馀日。已而举死，其子仁杲率其众求战，太宗按军不动。久之，仁杲粮尽，太宗曰：‘可矣’乃遣总管梁实栅浅水原，仁杲将宗罗睺击实，太宗率兵出其后，罗睺败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杲乃出降。”今案《髙祖纪》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举冦泾州，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七月壬子，刘文静及薛举战于泾州，败绩。八月辛巳，薛举卒。己丑，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以讨薛仁杲。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败，薛仁杲，执之。”然则薛举以六月癸未冦泾州，至八月辛巳卒，共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举败刘文静后，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纪》乃云“八月，太宗疾间，复屯于髙墌城，相持六十馀日，已而举死。”参较《髙纪》前后，无复有与举相持可及六十馀日之处。
《吐谷浑传》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赵德楷，贞观九年，诏李靖等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击之。”今案《本纪》，其吐谷浑执赵德楷，及命李靖等六总管伐之，皆贞观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