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与女人
我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那次访问，还有那次午餐和晚餐，引发出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男人喝酒，女人喝水？为什么一个性别那样神气活现，而另一个性别却又那样可怜巴巴？贫困对小说有怎样的影响？艺术创作有哪些必要条件？——这样的问题成千上万，不请自来。不过，现在需要的是回答，不是问题。而要得到回答，看来只有去请教那些博学之士和没有偏见的人——他们既不参与口舌之争，也不受日常生活之扰，他们只是思考和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写进书里。他们的书，就放在大英博物馆里；于是我拿起笔记本和铅笔自问：要是我在大英博物馆的书架上也找不到真理，那么哪里还会有真理呢？
有了这样的准备，有了这样的信心和求知欲，我便开始去寻求真理。那天虽然没有下雨，天气却是阴沉沉的，大英博物馆附近的街道上到处是一个个投放煤炭的开口，一袋袋的煤炭正往那里面倾倒；一辆辆四轮马车不断停下，一只只用绳子捆紧的箱子被放到人行道上，我想，那里面装的也许是某个瑞士家庭或者意大利家庭一年四季穿的衣服，这些家庭或许是想碰碰好运，或许是在为了避难，也可能只是出于某种权宜之计，准备在布卢姆斯伯里的出租房里过冬的；一些男人推着手推车在街上缓缓而过，他们的嗓音大多嘶哑，有的在喊叫，有的在唱歌。伦敦就像一个大工场。伦敦就像一台大机器。我们每个人就像一只只穿来穿去的梭子，在那灰沉沉的布面上来来回回地织出一些花纹。大英博物馆也属这个大工场的一部分。推开弹簧门，你就站到了一个高敞的穹顶下，那穹顶就像一个巨大而秃顶的头颅，你在那里面就像头颅里的一缕思想，而那头颅的前额上则缠着一条精美的带子，带子上写满了众多作家的名字。你走到借书柜前；你拿起一张纸；你翻开一卷目录，接着……这六个点的省略号，可表示六分钟的惊异和困惑。
你知道吗，人们在一年的时间里到底写了多少本关于女人的书？你知道吗，其中有多少本是男人写的？你知道吗，女人简直已成了世界上被人谈论得最多的动物？我带着笔记本和铅笔而来，原以为只需要花一个上午的时间，就可以把真理全记在我的笔记本上了；但是，实际上，我想我得变成一群大象和无数蜘蛛才行——我是不得已才提到这两种动物的，因为据说，大象的寿命最长，蜘蛛的眼睛最多。我甚至还需要有一副钢爪和一只铜喙，才能撕开那层外壳。真理就深埋在这么一大堆纸里，我怎样把它们一点一点地找出来呢？我自问，同时绝望地把那一长串书名看了一遍又一遍。即使是这些书名，也足以让我动一番脑筋了。
有人或许以为，只有医生和生物学家才会对性别及其特点感兴趣；但令人吃惊和难以解释的事实却是，那些善于取悦人的小品文作家、那些文笔轻快的小说家、那些刚获得硕士学位的年轻人、那些什么学位也没有的男人，还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几乎一无是处的男人，全都对性别——也就是说，对女人——深感兴趣。有些书一看就知道，是些不正经的肤浅之作；但是，在另一方面，有许多书又过于严肃，太一本正经，满嘴的道德和教诲。只要读一下这些书的书名就知道，曾有无数学究和无数牧师登上讲台和布道坛，专门就这一话题发表过长篇大论，而所用时间之多，真可谓异乎寻常。这一现象真是奇怪之极；我查阅了字母M一栏，而这一栏里的书显然都是男人写的。女人不写关于男人的书——这是个使我不由得感到欣喜的事实，因为，如果我先得把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读一遍、然后还得把女人写的关于男人的书也读一遍的话，那么等我动笔写这篇文章时，很可能一百年才开一次花的芦荟也已经开过两次花了。所以，我干脆随便挑了十来本，把那张写着书名的纸片放在一个金属盘子里，然后就像其他和我一样在此求经觅宝的人那样，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等着。
那么，造成这种古怪差异的原因何在呢？我心里想着，一边信手在那些用英国纳税人的钱买来供读者借书用的纸片上胡乱画着。根据这份书目可以断定，男人对女人，比女人对男人，显然感兴趣得多，这究竟为什么？这是事实，可有点古怪，我不由得开始想象起那些男人的生活来：他们花那么多时间来写关于女人的书——他们是些老年人呢，还是些年轻人？结了婚的呢，还是没结过婚的？长着红鼻子的呢，还是驼着背的？不管怎么样，只要这种兴趣并非全来自身心有残疾的人，作为女人总会因为自己能成为男人感兴趣的对象而沾沾自喜吧——我就这样胡乱地想着，直到一大堆书哗啦啦地倾倒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现在麻烦来了。凡是在牛津或剑桥受过学业训练的学生都不会怀疑，搞研究有时就像放羊，要带着问题到处乱闯，直到撞上答案为止，就像羊群最后进了羊圈。譬如，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学生，他正卖力地在抄一本科学手册。我完全感觉得到，他每隔十几分钟便从粗矿砂里淘出了一点纯金，因为他时不时发出的得意的唔唔声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如果有人不幸没有受过大学训练的话，那么问题就不会像羊那样最终被赶进羊圈，而是像受了惊的羊群，被一大群猎犬追逐着，乱哄哄地到处乱窜。教授也好、学究也好、社会学家也好、牧师也好、小说家也好、小品文作家也好、记者也好，还有那些除了不是女人几乎一无是处的男人也好，他们开始追寻的，无非就是我的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女人可怜巴巴？——只是到了后来，一个问题变成了五十个问题；再到后来，五十个问题又像发疯地纷纷跳进激流，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在我的笔记本里，每一页都记满了笔记。为了让你明白我当时的心情，我不妨念几页给你听听。譬如，有一页上的标题很简单，是用大写字母写的「女人与贫困」，但下面记着的东西呢，却是这样的：
关于中世纪（女人的）状况关于斐济群岛上的（女人的）习性被人当作女神崇拜的（女人）（女人的）道德感较差（女人的）理想倾向（女人）比较谨慎南太平洋群岛上处于青春期的（女人）（女人的）吸引力被当作祭品献祭的（女人）（女人的）脑容量较小（女人有）较深的潜意识（女人）体毛较少（女人的）脑力、道德感和体力都较差（女人）喜欢孩子（女人）寿命较长（女人）肌肉不发达（女人）容易动情（女人）爱虚荣关于（女人的）高等教育莎士比亚（对女人）的看法柏肯海德勋爵（对女人）的看法
英奇教长（对女人）的看法
拉布吕耶尔（对女人）的看法
约翰逊博士（对女人）的看法
奥斯卡·勃朗宁先生（对女人）的看法.
记到这儿，我吸了口气，而且，说实话，还在页边加了一句：为什么塞缪尔·勃特勒说「聪明的男人从不说他们对女人有何想法」？因为事情明摆着，聪明的男人好像除了女人没别的可说了。只是，当我仰坐在椅子上看着那巨大的穹顶时（我在那里面仅是一缕思想而已，不过这思想现在有点困惑），我接着想：真是不幸，聪明的男人对女人的想法从不一样。蒲柏的想法是：
女人大多毫无个性可言。
拉布吕耶尔的想法则是：
女人都很极端；要么比男人更好，要么比男人还坏。
两个同时代的、目光同样敏锐的观察家，对女人的想法却是对立的。那么，女人有没有能力接受教育呢？拿破仑认为她们不能。约翰逊博士认为恰恰相反。女人有没有灵魂呢？有些野蛮人说她们根本没有灵魂。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一直认为女人几乎就是神，并因此而崇拜女人。有些圣贤认为女人没头脑；另一些圣贤则认为女人有更深刻的意识。歌德崇敬女人；墨索里尼鄙视女人。不管你朝哪里看，都能看到男人在想着女人，可想法又各不相同。要把事情彻底弄清楚是不可能的，我这样想着，同时不无妒意地瞥了一眼旁边的那个读者。他也在做笔记，而且做得极其严谨，每一页的上端都清楚地标着字母A、B或者C，可我的笔记呢，却做得潦里潦草，乱糟糟地记着一大堆相互矛盾的语句。真是令人苦恼，令人困惑，令人感到屈辱。真理全从我指缝间漏掉了，一滴也不见了。
我想，我不可能就这样回去，在我那篇有关女性与小说的论文里加上诸如女人的体毛少于男人或者南太平洋群岛上女子青春期年龄是九岁（要不，就是九十岁？）之类的话，以此作为重大研究成果。经过一上午的工作，竟拿不出一点有分量的东西，真是很不光彩。既然我连过去关于W.（为了简便，我将女人一词缩写为W.）的真理也没找到，为何还要去为W.的将来烦心呢？那些专门研究W.的先生虽然研究了W.在各方面的影响——如对政治、对儿童、对工资以及对道德的影响——虽然他们人数众多而且博学多才，但真的去请教他们，则显然是浪费时间。他们的书，你最好翻也不用翻开就丢在一边。
在我本应该像我旁边的那个读者一样写出结论时，我却在沉思默想，而且在漫无头绪和悲观绝望中，无意识地画了一幅画。我画的是一张脸，一个形体。那是冯·X教授的脸和形体，因为就是他，写出了那部书名为《论女性心理、道德与体格之低劣》的名著在我的构想中，他不是个对女人有吸引力的男人，长得粗壮笨重，有一个大下巴，而作为平衡，眼睛却非常小，脸是红彤彤的。他的表情说明他正在激愤地工作，正用他的笔在纸上冲锋，似乎正在追杀某种害人虫，而且，甚至当他杀了它之后，他仍觉得意犹未尽；他要不断杀下去；即使这样，好像还是不足以消除他的怒气。他这样会不会是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我看着画问，会不会是因为他妻子爱上了某个骑兵军官？因为那个骑兵军官相貌堂堂、风度翩翩，还穿着羔羊皮制的军服？要不，按弗洛伊德的理论，是因为他年幼时曾被某个漂亮姑娘嘲笑过？因为我觉得，这位教授在吃奶的时候就不会是个招人喜欢的婴儿。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在我的这幅画里，当这位教授在写他那部论女性心理、道德和体格之低劣的大作时，他显得非常忿恨，又非常丑陋。
用画画来结束一上午徒劳无功的工作，是一种懒散的表现。然而正是在我们的懒散中，在我们的梦中，那被淹没的真理时而会露出头来。当我再看着我的笔记本时，无需用心理分析学的名义来张扬，一种最基本的心理学训练便让我明白，我画这位忿恨的教授同样是出于忿恨。是忿恨趁我在做梦时抓住了我的铅笔。可是，那时怎么会冒出忿恨来呢？在这一上午，我知道——也说得出——自己曾有过一连串情绪变化，先是好奇，接着是困惑，后来是愉悦，最后是厌倦。而在这中间，忿恨——那条黑蛇——是不是一直在暗中潜伏着？是的，我画的那幅画回答说，是有忿恨潜伏着。它明白无误地向我表明，是某本书，某句话，唤醒了我心中的忿恨；那就是这位教授写的那本书的书名——《论女性心理、道德和体格之低劣》。我的心伴评乱跳。我的双颊滚滚发热。我愤怒得满脸通红。这固然有点傻，但一点也不奇怪。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听人说，她生来就比男人低劣，甚至比不上这样一个小男人——我朝旁边的那个年轻学生看了一眼——他戴着一条假领带，气喘吁吁的，脸也有两星期没刮了。任何人总是有些愚蠢的虚荣心的。那不过是人的天性而已，我想着，便开始在这位忿恨的教授脸上胡乱地画圆圈，一直画到他看上去就像一片着了火的灌木丛，或者像一颗裹着火焰的扫帚星——不管像什么，反正是毫无人样的，或者说，毫无人味的。反正这位教授现在已成了汉普斯特德荒原上的一堆熊熊燃烧的柴火而已。虽然我自己的忿恨因得到解释而平息了，但有些事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那些教授的忿恨又作何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忿恨？因为冷静分析他们写的这些书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会发现里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成分。这种火辣辣的成分有多种表现形式；它可以表现为嘲讽，或者感伤，或者惊奇，或者谴责。但是，还有另一种成分，它经常出现，却很难直接辨认。这种成分，就是我说的忿恨。只不过，这种忿恨是潜伏在人心中的，还和其他种种情绪混杂在一起。从其古怪的后果予以判断，这是复杂的、隐蔽的忿恨，而非单纯的、外露的忿恨。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反正我觉得，就我的目的而言，我眼前的这一大堆书是毫无价值的。也就是说，这些书从人性的角度讲还不乏有趣或没趣的东西，还提供了诸如斐济群岛土著习俗之类非常新奇的事实，但在科学上却毫无价值可言。它们是借着情绪的红光、而非在真理的白光照耀下写出来的。因此，只能把它们送到还书柜上，让它们重新回到各自的巢穴里去。
书里的两种女人
也许，我们现在最好还是暂时放弃寻求真理，抛开头脑里那一大堆一大堆如熔岩般炽热、又像洗碗水一样肮脏的所谓见解。我们最好拉上窗帘，撇开胡思乱想，点上灯，缩小搜寻范围，去请教历史学家。因为历史学家记录的是事实，而非见解，所以他们会为我们描述女人过去的生活状况。当然不可能包括所有时代，只要谈谈英国历史上的某个时代就可以了。比如说，伊丽莎白时代。
因为那个时代留下了一个长期令人困惑的问题：当时几乎每两个男人中就有一个能写韵文或者十四行诗，可是就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文学时代，为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女人写过一句诗？对此，我不由得自问，当时女人的生活状况究竟如何？因为，虽说文学创作主要是表现想象，不像科学那样要让一块石头直接落到地上，但文学仍像一张悬在空中的蜘蛛网，它的四个角还是很微妙地挂在什么东西上的，或者说，它还是和生活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往往难以察觉；譬如，乍看之下，莎士比亚戏剧似乎是完全凭空悬在那里的。但是，只要扯动这张网，钩住它的边从中间用力拉，就不难发现，这张网其实并不是自然而然在空中织成的，而是由生活艰辛的人类所创造的——它和生活中的许多具体事物，如健康和金钱，乃至我们居住的房屋，都有着非常微妙的联系。
我于是走到放着历史书的书架前，取下一本最近出版的历史书，即特里维廉教授写的《英格兰史》。我同样在索引中查找「妇女」一词，找到「妇女地位」一栏后，便翻到相关页码。「打老婆，」我在那里读到，「在当时是男人的一种被公认的权利，不论地位�低，凡男人都打老婆，对此无人会觉得羞耻……同样，」这位历史学家接着写道，「女儿若拒绝嫁给父母为她选择的夫婿，就有可能被关在房间里挨打，对此也无人会感到震惊。总之，婚姻在当时和个人感情毫无关系，人们想到的只是通过婚姻为家庭聚财，尤其是在所谓『高雅的』上流社会，情形更是如此……往往是，一对男女还在摇篮里时就由父母做主订了婚，还未成年就成了夫妻。」那时，大致是1470年前后，即乔叟时代刚结束不久。
后面再一次提到妇女地位，大约是两百年后的斯图亚特王朝：「无论是贵族妇女，还是市民阶层的妇女，自己选择丈夫仍属少数例外。丈夫一旦被指定，他就是当然的一家之主，至少当时的法律和习俗是这么认定的。然而，」特里维廉教授接着评论说，「即便如此，在莎士比亚笔下，或者在更为纪实的17世纪的回忆录中，比如在弗尼夫妇和哈钦森夫妇的回忆录中，我们却发现当时的妇女似乎仍然很有个性。」
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设想，莎士比亚笔下的克莱奥佩特拉是个很有个性的女人；也不难推测，麦克白夫人富有心计，还自有主张；
甚至可以断定，罗莎琳德是个会让男人们围着她头头转的姑娘。不过，特里维廉教授这么评论，只是就那个时代而言的，因为他是历史学家。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也就少一点顾忌，所以不妨说，实际上自古以来，所有诗人笔下的妇女形象一直像烈焰般耀眼夺目——在剧作家笔下，有克吕涅丝特拉、安提戈涅、克莱奥佩特拉、麦克白夫人、菲德拉、克瑞茜达、罗莎琳德、苔丝德蒙娜、马尔菲公爵夫人；而在小说家笔下，则有米勒芒特、克拉丽莎、蓓基·夏泼、安娜·卡列尼娜、爱玛·包法利、盖尔芒特夫人——她们的名字在我们脑海里闪闪发光，我们绝对不会认为她们是「缺乏个性」的。说实在的，既然女人历来就这样存在于男人所虚构的文学作品中，有人就会想当然地认为，女人历来备受重视——她们千姿百态：有崇高的，也有卑贱的；有光彩照人的，也有令人沮丧的；有美艳绝伦的，也有丑陋不堪的；她们像男人一样了不起——有人甚至认为，女人比男人还要了不起。然而，这只是虚构的女人而已。实际上，就如特里维廉教授所说，女人往往被关在房间里，甚至还要^挨打。
于是乎，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双面人。在想象中，她极为重要，而在现实中，她又微不足道。她在诗歌里随处可见，但在历史上却无立锥之地。她在虚构世界里主宰着国王和征服者，但在现实生活中，却只要父母把一枚戒指套在她手上，她便只能乖乖地做任何一个男人、甚至一个未成年男孩的奴隶。她在文学作品中思想敏锐、妙语连珠，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却目不识丁、沉默寡言，只是丈夫的一份活的家产而已。
先读历史，再读诗歌，由两者拼凑出来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奇特的怪物——她是长着鹰翅的蠕虫，既是生命的象征、美的精灵，又是厨房里一块待剁的板油。不过，这样的怪物只是想象起来非常有趣，实际上并不存在。若想看到真实的女人，就必须现实地、同时又富有诗意地看待她。既要有活生生的事实——就是说，她是马丁太太，26岁，穿蓝衣服，戴黑帽子，穿棕色鞋；同时又要有诗意的想象——就是说，她就像一个容器，里面有各种精神能量，而这些精神能量，正在不停地运行着，燃烧着。然而，倘若要这样来看待伊丽莎白时代的某个女人，那简直难而又难，因为和她有关的事实少之又少，少得令人望而却步。可以说，有关她的记载没有一件是详尽的、真实的和实质性的。过去的历史著作几乎没有提及她。于是，我又想求助于特里维廉教授，看看历史在他眼里究竟是什么。我看了一下他的历史著作的各章标题，便发现历史在他眼里依然只是——
采邑宅第和公田农业的耕种方法西多会修士与养羊业宗教战争大学下议院百年战争玫瑰战争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修道院的瓦解村社危机及宗教冲突英国海上势力的发端西班牙无敌舰队…………
如此等等。只是偶尔，才提及某个女人，如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人或者一个叫玛丽的女人，一个女王或者一个贵妇人。至于那些除了自己的智力和德性别无他物可供支配的市民阶层的女人，她们是绝无可能参与任何重要的历史事件的，而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见解，恰恰又是以那些历史事件为根据的。所以，我们在历史著作里根本找不到她。在轶事传闻中也很难见到她的身影。她自己从没写过自传，又几乎不记日记，只留下可怜巴巴的几封信；她也没有创作过任何戏剧或者诗歌可供我们对她作出评价；而我们大量需要的，正是有关她的种种信息，如她什么年龄结婚？在一般情况下，她有几个孩子？她住在怎样的房子里？她有自己的房间吗？她下厨吗？她有仆人吗？……如此等等——所以我想，在纽纳姆学院或者格顿学院里，为什么就没有一个聪明的研究者来关心这方面的情况呢？所有这方面的事实，也许就记在教区记事录和账簿里。关于伊丽莎白时代普通女人的生活，肯定都零零星星地散记在某些地方，只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能编成一大本书，而我至今仍没能在书架上找到它。当然，尽管我认为现有的历史著作都有点古怪，都写得不太真实或者说不太平衡，我仍然没有胆量向那些名牌大学的研究者提出建议，要他们重写历史；但我总觉得，他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历史加上一个补遗呢？为什么不可以给那个补遗取一个和其他标题一样的标题，从而让普通女人堂堂正正地出现在历史著作中？这有何不可呢？要知道，她们实际上在一些伟人传记中是经常出现的，只是匆匆而过，很快就消失在背景中了。而这时，我便会想到，她们一定在暗处向我们张望，在笑，或者在伤心地流泪。
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
我在书架上不断寻找，但令人悲哀的是，根本没法找到一本有关18世纪以前英国女性情况的书。没有实例，我也就没有办法就我的问题加以反复思考。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女人没写出一首诗？此外，我也不清楚，当时她们是怎样受教育的，她们会不会书写，有没有自己的房间，或者，她们中间有多少人是在21岁以前就生育孩子的——说得简单点，我只是想知道，每-天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八点，她们通常在做些什么。她们肯定没什么钱，而且，根据特里维廉教授的说法，她们往往还未成年就已嫁人了，大多是在十五六岁，有的甚至更早。倘若上述情况属实，那么我敢说，假如她们当中真有人突然写出一部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剧本来，那倒反而怪了。
此时，我想起了一位老先生——此人现已作古，但我知道他生前还是个主教——他曾宣称，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女人都不可能拥有莎士比亚的天才。他不仅在报纸上发表这一见解，还曾对一位女士解释说，尽管猫或许也有灵魂，但事实上猫是永远进不了天国的。像这样的老先生，曾用了多少心思来拯救我们女人啊！多亏他们，我们总算摆脱了无知！现在我们懂了，猫进不了天国，所以女人写不出莎士比亚戏剧！
然而，不管怎么说，每当我在书架上看到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我仍不得不承认，这位主教的说法至少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要莎士比亚时代的女人写出莎士比亚戏剧来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既然那时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现在难以得知，那就来想象一下吧——假如，莎士比亚有个妹妹，叫朱迪丝，具有惊人的天赋，那情形会怎么样呢？莎士比亚本人可能上过文法学校，因为他母亲继承了一笔遗产，还是有点钱供他读书的。他在学校里可能学过拉丁文，读过奥维德、维吉尔和贺拉斯的诗作，还学会了基本语法和逻辑。他是个顽皮的孩子，这谁都知道，曾偷猎过兔子，可能还射杀过鹿，后来又年纪轻轻就结了婚，而且婚后不到十个月，他的妻子就生下了一个孩子。由于行为不轨，他受乡人鄙视，便不得不到伦敦去谋求出路。他似乎生来就对戏剧有特殊癖好，所以先在剧院门口为人家牵马，但不久便设法在剧院里找到了差使，还上台做过配角演员。他生活在伦敦这个大都市里，各种各样的人都见过，也结识了许多人；他在街上尽情发挥自己的才智，在舞台上不断操练自己的艺术，直至功成名就，最后得以进入女王的宫殿。然而，我们不妨来想想，他的那个具有非凡天赋的妹妹又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她只能待在家里。她虽然像她哥哥一样充满活力、富于想象，而且同样渴望了解世界，但是她既没有被送去上学，也没有机会学会语法和逻辑，更不用说阅读维吉尔与贺拉斯的诗作了。她有时会拿起一本书——也许就是他哥哥曾读过的——但没读上几页，她父亲或者母亲就会走进来，要她去补袜子，或者要她到厨房去看一下炖肉，同时还会告诫她说，女孩子不应该痴迷于书本。他们教训她时的态度当然是既慈祥又严厉的，他们家的境况还不错，做父母的知道爱自己的女儿——很可能，她父亲还把她当作掌上明珠哩。有时，她或许还会躲在堆放苹果的阁楼上偷偷地写上几页，但写好后，不是默默地烧掉，就是秘密地藏起来。不久，到了她十几岁时，她就被许配给了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羊毛商的儿子。她不答应，说她讨厌嫁人。于是，父亲先狠狠地揍她一顿，然后不再惩罚她，而是乞求她，求她不要伤害他，不要在婚事上使家庭蒙受耻辱。他会许诺说，他会给她一串项链或者一条漂亮的裙子作为嫁妆，而且说着说着，他会泪流满面。对此，她还能不听从他吗？她怎么能伤他的心呢？然而，在内心深处，她却怎么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安排。于是，在一个夏天的夜里，她悄悄收拾起属于自己的东西，从窗口挂下一根绳子，逃离了家庭。她连夜赶路，去了伦敦。那时她还不到17岁，但才华出众——论音乐，林中的鸟儿也比不上她；论言词，她和她哥哥不相上下；论想象力，她也是出类拔萃的；而且，和她哥哥一样，也对戏剧情有独钟。于是她来到剧院门口，对他们说，她想当个演员。那些男人一听，便哈哈大笑，尤其是剧院经理，一个胖胖的男人，一边狂笑着，一边对她大声说，女人演戏还不如让卷毛狗来跳舞哩，所以想都别想。他还暗示说——暗示什么，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既然她不可能当演员，还能做什么呢？不就是在酒馆里乞讨，或者半夜里在街头拉客吗？然而，她却是那样地耽于梦想，那样地渴望了解世人的生活，那样地渴望能将自己的天赋化为不朽的艺术。我们知道，她很年轻，容貌又出奇地像她哥哥，长着弯弯的眉毛和大大的棕色眼睛，而这，终于使某个叫尼克·格林的剧团老板对她动了心。她满以为就此可以发挥自己的戏剧才能了，但不久却发现，那个伪君子只是让她怀了孕。接着——接着还会怎样呢？当一个女人的躯体里跳动着一颗诗人的心时，其结果可想而知——她痛苦不堪，最后在一个冬天的夜里自杀了，尸体被埋在城外的某个路口，也许就是今天大象城堡饭店前那个公共汽车站所在的地方。
我想，在莎士比亚时代，要是真有哪个女人和莎士比亚一样有天才的话，那么她的故事大体就是这样。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部分地赞成那位已故主教的看法，那就是：在莎士比亚时代，女人绝对不可能具有像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莎士比亚式的天才是不可能从那些既未受过教育、又整天忙碌供人使役的人当中产生出来的；在当时的英格兰，它不可能产生于撒克逊人和布列吞人中间，而在今天，它也不可能产生于劳工阶层。既然如此，它又怎么可能出现在当时的女人身上呢？要知道，按特里维廉教授的说法，当时的女人尚未成年就要干活了：不仅她们的父母会逼迫她们，法律、习俗和种种社会势力都在逼迫她们就范——她们不可能会有别的生活。女人中间当然会有某种天才，就像在劳工阶层中也有某种天才一样。这样的天才有时还会显露出来，前者如艾米莉·勃朗特，后者如罗伯特·彭斯，他们俩就是明证。但是，这样的天才从未受到重视，这是确凿无疑的。不管怎么说，反正每当我从书上读到某个女巫遭人驱赶、或者某个女人中了邪、或者某个聪明女人竟在卖药草、甚至某个杰出的男人有个平凡的母亲时，我就会想，这些女人也许是会成为小说家的，只是她们迷了路；也许是会成为诗人的，只是她们受到了压制——她们也许就是某个因被人忽视而默默无闻的简·奥斯丁，要不就是某个因有才无处施展而被逼得发了疯的艾米莉·勃朗特，她只能独自在荒野里癫狂，或者在路边朝人做鬼脸。说真的，我可以大胆猜测，为我们留下大量诗歌的远古无名氏多半是个女人。这完全可能，我想，当时有个女性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她编出一首首民歌和民谣并对着自己的孩子吟唱，为的就是在纺纱时解闷，或者借此度过冬天的漫漫长夜。
我这么说，也许是对的，也许是错的——谁说得清呢？但不管怎么说，当我回想起我刚才杜撰那个关于莎士比亚的妹妹的故事时，我总觉得，其中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那就是：出生于16世纪的任何一个天赋出众的女人，最终必然会发疯、自杀，要不就是在荒野茅舍里孤寂地度日，像个女巫，甚或女妖，令人畏惧，又受人嘲笑。
文学与性别
「爱」是不大能谈论的，谈起来总不免会失言。但是，在我们的日常言谈和交往中，爱又无处不在！我们去乘公共汽车，会爱上某个售票员；我们去商店买东西，会觉得某个年轻女售货员可亲可爱——或者，可憎可恶。我们既然在日常生活中会时时额外地滋生出爱或恨来，那么在读书时，当然也是如此。批评家或许应该不动感情地就书论书，但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和书有关的一些东西，如作者的性别、外貌或者人品，却会像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真实事物一样引起我们的爱憎。这种感情尽管莫名其妙，但却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影响我们的看法，而且也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很难用理智去加以分析。
乔治·爱略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据说，她现在的声誉已大不如前了。确实，她的声誉怎么能不受影响呢？她那张难看的马脸、那只难看的长鼻子和那对难看的小眼睛，总是从她的书页后面浮现出来，使男批评家们觉得不快。他们不得不称赞她，却实在没法喜欢她。不管他们怎样严格地、绝对地信奉艺术与艺术家个人无关的原则，当他们在那些评论文章和教科书里证明她的才华、揭示她的意图和表现手法时，他们的语调里仍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这样的感觉——他们并不希望乔治·爱略特来为他们倒茶。另一方面，简·奥斯汀却正在为他们倒茶。他们喜欢她一边从无比贞洁的茶壶里把茶倒进无比精美的杯子里，一边对着他们莞尔一笑，既温文尔雅，又妩媚迷人——这种男性感觉，即便在最严肃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也在所难免。
那么女人又怎么样呢？现在的女人不仅读书，还涂鸦似地写出了自己的见解。既然如此，或许也应该追究一下她们的偏执之处，追究一下她们从书页中引出的个人爱憎，尽管这种本能反应一出现就自我压制了。这里，性的引力和斥力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你甚至能听见它在噼剥作响，使一些平庸之极的周刊也似乎显得趣味盎然了。说得更严重一点，这种非文学的因素就如为虎作伥，既使思想变得更为迅疾，同时也使思想变得更为任性，更为随意。所以，读书前调整好自己的情感状态，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这里，我们首先会想到的一个人就是拜伦。说到拜伦，可以说没有哪个循规蹈矩的正经女人是会喜欢他的。因为在她们看来，拜伦的那种自我中心、虚荣自负的性格，就像是恶棍和巴儿狗的混合物，他那种��在上、藐视一切的孤傲姿态，看上去就像是理发师用来放假发的木桩，而他的那些连篇累牍的感伤话，表面上好像说得娓娓动听，其实不仅单调乏味，甚至令人恶心。然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很喜欢拜伦——这么说并不令人惊异。因为在男人心中，拜伦不仅才华出众、勇敢无畏、魅力十足，而且既富有理想又擅长嘲讽，既平易近人又出类拔萃——总之，他是个英雄好汉，是个女人的征服者；因为男人中的强者自以为自己也是这样，男人中的弱者呢，则对此无比羡慕。所以，要想喜欢拜伦，要想欣赏他的书信和《唐·璜》，首先必须是个男人；反之，换了女人，即使喜欢也必须装得不喜欢。
对济慈就不用这样装了。不错，人们在提到济慈时总带有几分怯意，因为对他这样一个具有人类所有珍贵品质的人——这样一个既有天才又有情感、既有尊严又有智慧的人，倘若我们只知一味称颂而不知其他的话，只会使我们显得低能。不过，如果要说有哪个男人能得到男女一致推崇的话，看来非济慈莫属。在他面前，男男女女的各种个人偏爱都会趋于统一；但这里仍有一点分歧——因为有个范妮·布莱恩，因为济慈曾抱怨范妮·布莱恩在汉姆斯泰德跳舞跳得太多。这位天神般的诗人看来仍有一点那个时代的大丈夫作风，倾向于把自己的情人看作是美丽的天使和鹦鹉，所以有时就不免专横。今天若由一群少女组成一个陪审团来裁定他们谁是谁非，结果一定对范妮·布莱恩有利。不过，济慈也曾照看过自己的妹妹。他不仅给了她最好的教育，还塑造了她的人格。在他妹妹身上，他充分显示出自己「若能委以重任，必有王者风范」。所以，济慈的女读者很容易把自己视为他的姐妹。同样，她们对华兹华斯也会怀有姐妹之情。华兹华斯其实不应该结婚，丁尼生倒是应该娶个妻子。还有夏洛蒂·勃朗特，她根本就不该嫁给那个尼古拉斯先生。
至于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你若想占个有利位置来观察他，就得前后找找。他脾气不好，常常把桌布撕得粉碎。他是个严厉苛刻的人，又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对女人，他很粗暴，但他又真心诚意地崇拜女人。他曾辱骂过施莱尔夫人，而施莱尔夫人又是他最崇拜的女人；还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女人，也曾有幸坐在他膝上；但无论是对施莱尔夫人，还是对那些年轻、漂亮的女人，我们都不必羡慕。她们一个个都诚惶诚恐。倒是有几个既不年轻、又不高雅的卖火柴或者卖苹果的女人，因为她们有自谋生计的勇气而赢得过他的同情和尊敬。还有一些雨夜里站在街头的女人，她们有时也会得到他的青睐而去为他效劳。当然，她们不仅为他洗刷碗碟，.也从他那儿得到了女人所能得到的最大回报。
上面这些例子看来都非常简单：男人不管怎么样总是男人，女人即使在写作也仍然是个女人。他们只不过是直接地、正常地发挥了自己的性别影响罢了。但是，有一类人却不然，他们向来就不受性别影响。弥尔顿可以说是这类人的首领，此外还有兰多、萨福、托马斯·布朗爵士和马韦尔等人。他们可能是女权主义者，也可能是反女权主义者；可能很热情，也可能很冷漠；他们的私生活可能平淡无奇，也可能非常浪漫；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和他们的作品毫不相干。他们的作品是纯粹的、不带杂质的，就像人们所说的天使那样，没有性别之分。当然，我们不能把这类作家和另外一类有同样特点的作家混为一谈。请问，爱默生、马修·阿诺德、哈丽特·马蒂诺、罗斯金和玛丽亚·埃兹华斯，他们的作品属于哪一性别？不过，这个问题在这里并不重要。反正当他们写作时，他们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们只诉诸人类灵魂中那一片无性别的疆域；他们从不煽情；他们只是给人以教诲，使人从善，使人向上；所以不论男女，都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得益，因为那里既没有偏执的性别感情，也没有狂热的同志思想。
然而，我们仍不可避免地要走进闺房，而当我们在帷幕旁边看到几个女人的身影并听到她们谈笑风生时，仍禁不住有点颤抖。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之间的关系依然是那么暧昧不清。干脆在一百年前，事情倒是明了的：那时女人是行星，只有在男人的阳光照耀下才会发亮；一旦没有了男人，女人便陷入一片黑暗——就像男人所说，她们只会相互轻视、相互猜疑和相互妒忌。必须承认，现在的情况至少不再让男人那么得意了。女人也开始表现出了自己的爱憎，所以你不敢再断定，一个女人读了另一个女人写的书后，除了嫉妒肯定不会再有其他感想。因为很可能，爱米莉·勃朗特会唤起她对青春的热望，夏洛蒂·勃朗特会使她由衷地喜爱，而安妮·勃朗特则会给她一种温馨的姐妹情谊。同样，盖斯凯尔夫人很可能会使她的女读者感到母爱的力量，因为她既聪颖又仁慈，读她的书总让人想起可敬可爱的母亲；而乔治·爱略特呢，她虽不是母亲，却是个无与伦比的姑妈——只要你叫她一声「姑妈」，她准会把赫伯特·斯宾塞给她的那些男人的东西统统扔开，并马上沉浸在回忆中，开始滔滔不绝地——当然，是带着乡下口音的——向你讲述她年轻时的种种经历，向你袒露她那既广阔又深邃的内心世界。还有简·奥斯汀，她会使我们一见倾心。但是，她自己并不在乎我们爱不爱她，因为她什么都不在乎。确实，我们对她的爱，只是读她的书时的一种无关紧要的副产品，就像天上不管有没有云雾，月亮自身总是清辉耀人的。至于外国女作家，有人说根本没法喜欢她们。实际情况也许并非如此。要是认真读的话，那么德·塞维尼夫人一定会使我们喜欢不尽。
不过，话得说回来，虽然我们为了和另一个女人心灵相通，在思想和感情上作了种种努力，虽然我们对女作家私心偏爱，但这种偏爱却不能和那些名垂史册的文学大师在我们心中唤起的那种崇高的爱同日而语，就像夏天里的男女调情不能和终生不渝的伟大爱情相比。莎士比亚不必说了，篱笆上和田野里的小鸟、蜥蜴、地鼠和山鼠不必为太阳送来温暖而表示感激；我们也不必感激莎士比亚为我们送来的文学之光。我要说的是另外两个人的名字，虽然他们发出的光要比莎士比亚稍稍差一点。一个是诗人——他爱女人，但在爱的路上布满荆棘。他时而狂呼，时而诅咒；时而凶狠，时而温顺；时而妙语连珠，时而口出秽言。然而，正是他阴沉沉的思想中的有些东西，使我们为之着迷；正是他变化无常的暴躁性格，使我们为之兴奋。从他浓密的荆棘丛中，我们可以窥视到最高的天界，可以领略到那种陷于忘我之境是狂喜和那种无声无息的、真正的宁静。年轻时，他曾用一双中国人似的细长眼睛凝视着这个他既爱又恨的世界；年老后，他双颊塌陷、颧骨突兀，形同骷髅，犹如包在裹尸布里似的痛苦度日，最后死在圣保罗教堂里。但是，无论是他年轻时，还是他年老时，我们都不能不爱这个人——约翰·堂恩。另一个人和约翰·堂恩截然不同——他高大英俊，却生来跛足；他思想单纯，笔快如飞，洋洋洒洒地写了许许多多小说，其中却没有一句脏话和粗话，甚至连一句稍稍出格的话也没有。他是个拥有地产的绅士，特别喜欢哥特式建筑；要是活到今天，他一定会拥护现在英国所实行的那些最令人痛恨的制度和政策。然而，他却是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凡读过他的传记、日记和小说的女人，无不神魂颠倒地爱上他。我说的这个人，就是瓦尔特·司各特。
女性与小说
「女性与小说」其实有两层意思：既可以指女性与女性写的小说，也可以指女性与关于女性的小说。我在这里故意含糊其辞，是因为女性小说常常和一些与小说艺术毫不相干的东西纠缠在一起。所以，在谈论女性小说时，就必须留有余地，必须要有伸缩性——这样才有可能讨论小说以外的那些东西。
只要稍稍留意一下女性写作，就会引出一连串问题。我们随即会问：为什么在18世纪以前几乎没有女性小说？为什么到了18世纪以后，女性不仅开始像男性一样写小说，而且还写出了一部又一部经典之作？为什么女性写作——不论当初，还是今天——都一直以小说作为主要表现形式？
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我们若想自己来回答上面这些问题，那只会是徒劳一场。因为它们的答案一直被锁在一些陈旧的抽屉里，尘封在古人留下的那些破旧的日记里，或者只是残存在一些老人模糊的记忆里，而且很快就要被彻底遗忘了。所以，我们要想得到答案，只能返回到历史的幽深之处，到那些昏暗的过道里，在往日平凡乃至卑微的女性生活中寻找。
女人世世代代生活在昏暗中，只有极少数几个偶尔露一下身影；因此，关于过去普通女性的生活，人们知之甚少。英国的历史，历来就是男性的历史，而不是女性的。我们对于自己的父辈，多多少少总有点了解，特别是他们的非凡之处。他们曾当过步兵，或者曾加入过海军；曾担任过公职，或者曾制定过法律，如此等等。但是，对于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母和我们的曾祖母，我们又知道什么呢？只有一些传说留下来，说她们中的某一个长得很漂亮，某一个是红头发，某一个曾被皇后亲吻过，如此而已。总之，除了她们姓什么叫什么、何时结的婚和生过几个孩子，我们对她们几乎一无所知。
正因为这样，我们要想知道某个时期的女人为什么会做这件事而不做那件事，为什么她们不写小说，或者为什么她们会写小说，而且还写出了传世佳作，确实是件很难、很难的事情。不过，假如真有人去查考那些积满灰尘的书信和日记，把往日的历史彻彻底底地翻一遍，并能准确地再现出莎士比亚时代、弥尔顿时代和约翰逊博士时代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情形，那么，我想，他或者她不'
仅能写出一部极为有趣的书来，而且还将为文学评论家提供一件他们迄今尚缺乏的武器。杰出女性是有赖于普通女性的，唯有对普通女性的生活状况有所了解——譬如，她有几个孩子，是否有经济来源，是否有自己的房间，是否独自照料孩子，是否有仆人，是否要承担家务，等等——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考察过普通女性可能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之后，我们才能知道，那些杰出女性——作为小说家——为什么有时会成功，有时却会失败。
在历史上，似乎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在两个女性活跃期之间常有一个女性沉默期。公元前6世纪，在希腊的某个小岛上有萨福和一小群女人在写诗。后来她们沉默了。然后到了公元11世纪，我们发现在日本有个宫廷女子，即紫式部夫人，写了一部篇幅浩瀚而且非常优美的小说。接着，在公元16世纪的英国，男性剧作家和诗人虽然无比活跃，女性却噤若寒蝉——当时正值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可文学却是清一色的男性文学。此后，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同样在英国，我们又看到女性开始写作。这一次不仅写得很多，而且成就卓著。
毫无疑问，女性的这种奇特的间歇性沉默与活跃，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和习俗造成的。如在15世纪，一个女人若不愿嫁给父母为她选中的男人，父母就打她，强迫她出嫁。在这种情况下，简直不可想象她会搞什么艺术创作。又如在斯图亚特王朝，一个女人嫁给哪个男人也不是由她本人决定的，而她一旦嫁给了某个男人，「至少依据法律和习俗」，那个男人便「理所当然」成了她的主人。这样的女人，恐怕也不大可能有时间和勇气去写小说。社会环境和社会导向会对人的心灵产生巨大影响，这在我们这个精神分析时代已开始为人们所认识。此外，从艺术家的回忆录和书信中，我们也开始得知，艺术创作不仅需要有非凡的才能，而且还需要社会的呵护——这一点，只要读一读济慈、卡莱尔和福楼拜等人的传记和书信便可知晓。
所以，很显然，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不寻常地兴起，是以法律、习俗和日常生活中的无数细微变化为前提的。当时的女性已稍有闲暇，还受到某种程度上的教育。中、上等阶层的女性自己选择丈夫，也不再是稀罕事。值得注意的倒是，当时最杰出的四位女作家，即：简·奥斯汀、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和乔治·爱略特，都不曾生育子女，其中有两人还从未结过婚。
那时，不准女性写作的禁令虽然已被解除，但看来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社会压力，使得当时的女性即使要写作，也只能写写小说而已。那四位女作家，她们的天赋和个性其实大相径庭，相互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过任何四个普通女性。简·奥斯汀和乔治·爱略特截然不同；乔治·爱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也毫无相似之处。可是，她们的教养却差不多，所以都从事同一种职业——写作；而且，当她们写作时，都只限于写小说。
小说对于女性来说，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最容易适应的文体。道理很简单，因为写小说不太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和戏剧创作及诗歌创作不同，写小说比较随便，有时间随时可写，没时间随时可放下。乔治·爱略特就曾一边写小说，一边照料她父亲；夏洛蒂·勃朗特也经常为了削土豆而暂时搁笔。女性生活通常局限在起居室里，那里因为有客人来来往往，这才使她有可能观察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人们不同的个性。也就是说，她的生活使她有可能成为小说家，而非诗人。
即便是在19世纪，女性的生活仍仅限于家庭生活，女性的情感也仅限于家庭情感。在这方面，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固然表现得非常出色，但由于当时的女小说家因其性别而被排斥于其他生活领域之外，她们的小说也确有生活经验褊狭的缺憾。毫无疑问，小说家的生活经验对于其写作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假如康拉德不曾当过水手，那么在他的小说中就不可能有那些精彩的海上生活描写；假如托尔斯泰不曾当过兵而且亲身经历过战争，假如他不是那么有钱而且受过良好教育，不曾接触过社会各阶层的人，没有那么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社会阅历，那么《战争与和平》就会变成一大堆空空如也的废话。
然而，对于《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维莱特》和《米德尔马契》的作者来说，除了中产阶级家庭的起居室和客厅外，其他生活领域的每一扇大门都是紧闭着的。她们不可能有战争经验或者航海经验，也不可能有政界经验或者商界经验。不仅如此，就连她们的个人感情生活，还要受到法律和习俗的重重限制。乔治·爱略特由于和刘易斯先生未婚同居，便招来公众舆论的指责，迫使她不得不搬到城外去住，从此闭门隐居。这样的处境，当然不利于写作。乔治·爱略特曾写道，她从不邀请客人上门，除非有人主动来看望她；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个地方，托尔斯泰正活跃于军界，正和来自各阶层的男男女女交往，生活散漫而无节制，却从未受到过公众舆论的指责。而正因为托尔斯泰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小说才会写得那么博大精深。
小说家生活经验的不足当然会影响其作品的质量，但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19世纪英国女性小说而言，还有另一个与小说家性别有关的原因。我们在《米德尔马契》和《简·爱》中能感受到乔治·爱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的个性，就像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能感受到狄更斯的个性一样，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又能感受到一种在狄更斯小说里所没有的东西，即：女性意识——一种因自身受到歧视而感到愤怒、因自身不受重视而想大声呼吁的女性意识。这就使当时的女性小说比一般的男性小说多了一种额外的因素，而这一因素，通常会使小说扭曲，或者说，是这类小说的一大缺陷。小说家一想为自己的切身利益声辩，或者把小说人物当作发泄小说家自身不满情绪的传声筒，无疑会产生一种令人不安的副作用，那就是：读者不能单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小说本身，而必须双重地关注那些与小说无关的问题。
简·奥斯汀和艾米莉·勃朗特则不然，她们既不热衷于这类女性吁求，也不理会男性的蔑视和责难，可谓我行我素。不过，这只能归因于她们不寻常的个性。对于一般女性来说，要想克制自己的愤怒情绪，不仅需要明澈的心境，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女性从事写作，总不免要遭人嘲笑和受人指责，总会有人以种种方式来证明她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就很自然地使她们感到愤愤不平。我们在夏洛蒂·勃朗特的怨恨和乔治·爱略特的隐忍中便可看出这样的反应。至于在一些二流女作家那里，就更容易看到这样的情绪反应了。有时，她们选择的小说题材就是情绪化的；有时，她们极不自然地逞强好胜，而有时，却又极不自然地表示温顺，以至于处处都显得虚伪做作。她们受制于男性权威，想象力不是太男性化，就是太女性化，唯独没有人性的自然本色。所以，她们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因为艺术的根基恰恰在于人性的自然流露。
由此看来，女性写作若要发生什么变化的话，首先应该是写作态度的变化。将来的女作家不应再那样愤愤不平，因为她们已不必再为自己的性别请命，也不必再对男性提什么抗议。这样的时代虽说至今尚未到来，但我们至少正在接近这样的新时代，即：女性写作将极少、甚至完全不受非艺术因素的影响，女作家除了专注于艺术想象，将不再受任何其他事物的干扰。过去唯有那些个性非凡的天才女性才能达到的超然境界，现在对于普通女性来说也不再是不可企及的了。现在的女性小说，较之于一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的女性小说，显然更加名副其实，更加生趣盎然。
然而，即使在今天，一个女人若想自由自在地写作，还是会遇到诸多问题。首先是语言问题。也就是说，现有的语言形式对她来说并不适用。这个问题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其实极为棘手。现有的语言是由历代男性创造的，它们过于规范，过于繁琐，过于沉重，并不适合女性使用。而小说的生活覆盖面又如此之大，小说家非得找到一种自己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语言不可，因为唯有这样，才能轻松自如地把读者从小说的第一页带到最后一页。所以，今天的女性作家不得不自己创造语言，或者说，不得不将现有的语言大大地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女性思想的自然表述，以免现有语言歪曲她的原意，甚至压垮她的思想。
当然，这只是实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要真正实现这一目的，还需要女性作家具有不畏艰难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自信心。小说归根结底是一种关于人、关于自然、关于神、关于大千世界的陈述，是一种力图将不同事物联系在一起的尝试。在任何一部有价值的小说中，各种不同的事物虽然都经小说家的想象而重新获得秩序，但事物的另一种秩序，即生活中的常规秩序，依然不可忽视。由于常规秩序的仲裁者历来是男性，即生活中的一系列价值秩序是由男性制定的，而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赖于生活，所以男性价值观在小说创作中历来占主导地位。但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中，女性的价值观都可能和男性有所不同。于是，女性在写小说时就会觉得有必要更正现行的价值尺度——有些被男性认为毫无价值的事物，她觉得应该认真对待；有些被男性视为价值重大的事物，她却觉得无聊之极。这样一来，她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指责，因为批评家都属另一性别，他们对她试图改变现行价值尺度的做法确实会感到大惑不解，甚至惊恐万状。他们从中看到的不仅仅是一般的见解不同，而是一种和自己的价值观截然相反的女性价值观，于是便一致认定，这样的价值观是非理性的、武断的和混乱的。
尽管如此，女性在这方面却变得越来越有独立见解了。她们不仅开始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她们的小说题材也开始显示出某些变化。她们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往往只注意自己，而是开始更多地关心其他女人了。19世纪初的女性小说大多是自传性的，女性写作的最大愿望就是想倾诉自己的苦难，并借此抒发自己的理想。现在，这一愿望已不再那样迫切了，女作家已开始冷静地反省自己的性别，而且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塑造女性自身的新形象。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直至最近，历代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由男性作家塑造的。
这里，女作家又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因为从总体上讲，女性不像男性那样容易观察。女性的日常生活过于平淡，很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可以说，她们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不留痕迹地消失得无影无踪。煮好的饭菜被吃掉了；养大的子女离家走了。有什么引人注目的地方呢？有什么事情可让小说家大做文章呢？几乎没有。她们生来默默无闻，就如一些隐姓埋名的人，简直让你无从寻找。而现在，女作家首次要在小说中探访的，就是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国度。此外，由于现代女性已开始涉足某些社会职业，女作家还要关注这一新的动向，观察它对女性思想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她需要观察女性生活是如何从地下冒出来的，同时需要观察，女性暴露于外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如此等等。
所以，如果有人想总结一下当前女性小说的基本特征的话，那么不管此人属哪一性别，都会说这些小说是大胆的、真诚的，是和现代女性的所感所知息息相关的。它们不再愤愤不平，也不再一味强调自己的女性风格，但它们的写法，又确实和男性小说大不一样。这样的写法，如今在女性写作中已相当普及。因此，即便是现在的一些二流乃至三流的女性小说，也不无价值，也同样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至少是真诚的，坦率的。
关于当代女性小说，除了上述优点，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也值得进一步探讨。英国女性过去一直生活在一种不可名状的昏暗中，现在她们已成为合法选民、有薪俸的雇员和有责任感的公民。这一变化无疑会使她们的生活和艺术都趋于非个人化。她们的人际交往不再仅限于个人情感，而更多地渗入了知识成分，甚至政治因素。以往，她们只能通过丈夫或者兄弟的眼睛模模糊糊地了解世事和表示疑问，如今她们不再诉求于他人了，而是在为自己的实际利益直接采取行动。既然如此，她们的注意力势必要从以往唯一可关注的个人生活转向非个人的社会问题，她们的小说自然也就更多地倾向于社会批评而不再那么具有个人色彩了。
「牛虻」的角色过去一直由男性扮演，但我们可以料想，女性不久也将扮演这一角色。她们的小说除了揭露社会弊端，还将提出整治之法。她们笔下的男男女女将不再单纯地纠缠于个人情感，还将直接卷人种种社会争端、阶级冲突和种族矛盾。这是一方面的重要变化。但对于那些不太喜欢「牛虻」而更喜欢「蝴蝶」、也就是不太喜欢批评家而更喜欢艺术家的人来说，另一方面的变化也许更让他们感兴趣。那就是，迄今为止女性小说中最薄弱的一面——即缺乏诗意——将随着女性生活的日益非个人化而大为改观，因为非个人化的生活更有助于诗性的培养。女作家将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注重事实，不会再满足于准确地描述自己偶然观察到的一些生活细节。她们会越过琐碎的个人生活和乏味的政治活动，会把目光远远地投向诗人的领地，去关注过去唯有诗人予以关注的大问题，即：人类的命运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
当然，诗性的培养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物质生活的富裕。要有闲暇，要有一小笔钱，要有超越个人得失而静思万物的可能。有了一点钱和足够的闲暇，女性自然会比以往更加超脱，更加用心于笔墨。她们会更加自信、更加精妙地写作。她们的技巧也会更加娴熟、更具创意。
以往的女性小说，若有长处，大凡也属天籁自发，就如山鸟或画眉的鸣叫，不是学来的，而是生来就有的。不过，这样的鸣叫有时也过于随意，过于冗长——往往只是在纸上饶舌，把一些只言片语连在一起罢了。将来的女性，若有时间和书籍，若能在家里有一小块属于她们自己的空间，那么文学对于她们来说，就像对于男性一样，也会成为一种可以研习的艺术。女性的天赋将得到培养，而且将发挥得更好。那时，女性小说将不再是倾倒个人私情的场地；女性小说的地位将大大高于今天，将成为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受人重视的艺术品，而且其历史和现状也将得到充分研究。
由此只需再往前走一小步，女性就踏人了至今还极少涉足的精深写作领域——即散文、批评、历史和传记的写作。就小说来说，女性涉足这些领域肯定是有益的。这样不仅有助于提高女性小说自身的质量，还能把那些本不想写小说、只因为写小说容易才写小说的女性疏散开，而当那些多余的历史遗留物一旦清除后，女性小说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鱼龙混杂了。
所以，我们或许可以预言，将来女性小说的数量会有所减少，但质量却会更好；将来的女性不仅写小说，同时也会写诗歌、批评和历史。当然，这一预言还隐含着女性对一个美好时代的向往：到那时，她们将拥有长期以来一直所被剥夺的东西——闲�、一小笔钱和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
为何女人写的书总有局限
在18世纪中期，有数百个女人翻译或者撰写了许许多多的蹩脚小说，她们以此增加私房钱，或者在紧急时刻救助家庭。那些小说现在已没有人再提起了，但是在查林十字架路的廉价书摊上仍可偶然发现。在18世纪后半叶，女人们的头脑变得极其活跃——她们谈话、聚会、撰写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翻译经典作品，等等——而使她们头脑活跃起来的原因，就是那个不争的事实：女人也可以靠写作来挣钱了。
钱可以使本来微不足道的事情显得似乎很有尊严。人们或许有理由嘲笑那些「一心想涂鸦的女学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她们毕竟把钱放进了自己的腰包。正因为这样，到18世纪末，就发生了一大变化——要是历史能重写的话，我认为这一变化比十字军东征或者玫瑰战争更加重要，应该予以详尽记述。那就是，市民阶层的女性也开始写作了。如果说，不仅《傲慢与偏见》很重要，《米德尔马契》《维莱特》和《呼啸山庄》也很重要；如果说，当时不仅在乡间大院里有一些身边总有一大堆书和一大堆恭维者的贵妇人在写作，而且普通女性也开始写作了，那么，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便不是用个把小时就能讲清楚的了。反正，如果没有马洛，就不可能有莎士比亚；如果没有乔叟，就不可能有马洛；而如果没有那些最初把粗野的英语加以驯化的早期诗人，那么连乔叟也不可能会有；同样，如果没有那些最初敢于拿起笔的女人，如果没有那些先行者，那么无论是简·奥斯汀，还是勃朗特姐妹和乔治·爱略特，都不可能写作。要知道，一部文学杰作是不可能孤零零地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许多人经过多年的努力才会产生。在每一个作家的背后，总有别人的经验。所以，简·奥斯汀应该到范妮·伯尼的墓上去敬献花圈；乔治·爱略特应该感谢伊莱莎·卡特的在天之灵——这个勇敢的女人，为了一大早起床背诵希腊文，曾把一只铃系在自己的床架上；而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带着鲜花去谒拜阿弗拉·贝恩的陵墓——她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墓地里，当初有人觉得她不配，现在看来她当之无愧，因为是她最初为女性赢得了表达思想的权利。也许她过于多情，身世也有点可疑，然而正是有了她，我今天才敢对女人们说：「凭你们的聪明才智，你们每年也能挣到五百镑！」
我们发现，到了19世纪前半叶，女人写的书已占据了书架的好几层。但是，每当我浏览这些书的时候，总要自问：为什么几乎全是小说？因为我们知道，最原始的创作冲动是想写诗，真正的「诗歌之父」就是某个女人。所以，无论在法国，还是在英国，都是先有女诗人，然后才有女小说家的。此外，当我看到那四个响亮的名字时，我又想：乔治·爱略特和艾米莉·勃朗特，她们两人有哪一点相像？夏洛蒂·勃朗特和简·奥斯汀，她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除了她们四个人都没有孩子这一点相同；可以说任何一个房间里的任何四个人都要比她们相像——要是她们四个人在一起谈话，那情景可真古怪极了。然而，不知出于什么缘故，当她们四个人写作时，却不约而同地写的都是小说。于是我又自问：这会不会和她们都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有关？会不会像艾米莉·戴维斯小姐在她们去世后不久便证明的那样，因为在19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家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因为一个女人要写作，如果不得不到全家共用的起居室里去写的话，那她总要受到干扰而不得不中断的，就像南丁格尔曾抱怨的那样，「女人从来就没法说有半个小时是属于她自己的」。不过，说得说回来，在起居室写散文或者写小说，总比写诗或者写戏要容易一点，因为不需要那么集中精力。简·奥斯汀一直到死都是这么写作的。「她能这么做真是令人惊讶，」她的侄子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她没有自己的书房，大多数时间只能在共用的起居室里写作，而那里不断会有各种各样的干扰。此外，她还得小心翼翼地不让佣人或者客人，还有家里的其他人，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总是把小说稿藏起来，倘若正在写的时候有人进来，她就赶快用吸墨纸把稿子盖住。还有，在19世纪早期，一个女人所能获得的文学经验，大凡还只能靠她自己去观察他人的举止，分析他人的个性。而几百年来，女人的情感一直受家庭起居室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在家庭起居室内培养起来的。他人的行为举止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在她们眼前出现的，往往是人们的个人交往。所以，当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女人开始写作时，便很自然地写起了小说。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四个有名的女人，其中至少有两个其实从本性上说并不适宜于写小说——艾米莉·勃朗特理应写诗剧；乔治·爱略特理应在历史写作或者传记写作方面施展才华——但她们最后还是成了小说家。
我从书架上取下《傲慢与偏见》，心里想：女人不仅写了小说，还写出了优秀的小说。我说《傲慢与偏见》是本好书——这大概算不上是在吹捧女人吧，男人没理由觉得不舒服。不管怎么说，简·奥斯汀在写《傲慢与偏见》时若偶然被人发觉，是本不应该感到羞愧的。然而，她却为起居室的门会嘎嘎作响而�兴，因为她可以在别人进来前把手稿藏起来。在她看来，写《傲慢与偏见》有点不光彩；而我想知道的是，假如她当初并不觉得有必要把手稿藏起来的话，《傲慢与偏见》会不会写得更精彩呢？
为了证实一下，我读了一两页，却没有发现任何迹象可以表明，当初的写作条件对她的作品产生了不利影响。也许，这就是《傲慢与偏见》的令人惊异之处。竟然有这样一个女人，她在1800年前后就能心平气和地写作，不怨恨，不哀诉，不恐惧，不愤怒，也不说教。我看看《安东尼与克莱奥佩特拉》，心里想：莎士比亚也是这样写作的；而人们常把简·奥斯汀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人都不固执，没有任何想不通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不了解简·奥斯汀，也就无法了解莎士比亚；正因为这样，简·奥斯汀就在她所写的每一个字里，莎士比亚也同样如此。如果说简·奥斯汀因环境影响而有什么局限的话，那就是她过的是一种非常闭塞的生活。那时女人要想单独出门都是不可能的。她从不外出旅行。她从未到伦敦乘过公共马车，也从未一个人在饭店里吃过一顿饭。不过，这是简·奥斯汀的天性也说不定，也许她生来就不喜欢新鲜事物。她的天性正好和她的环境完全协调。
但是，我怀疑夏洛蒂·勃朗特是否也这样——我这么说，同时翻开《简·爱》，把它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
我翻到第十二章，一眼就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无论谁，想责怪我就责怪我。」我想，他们责怪夏洛蒂·勃朗特什么呢？于是我读到了简·爱时常趁菲尔费克斯太太做果冻时爬到屋顶上去，在那儿眺望远处的田野。因为她有一种渴望——他们就是为此而责怪她的——「这时，我渴望有一种能超出极限的眼力，让我看到我听说过的、但从未见过的那些城镇和街区，那繁华的世界。这时，我希望自己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比现在更多地和自己同类的人交往，而且比在这里更多地结识各种性格的人。我珍视菲尔费克斯太太的善良，珍视阿黛勒的善良；但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还有更多、更善良的人和事，而且希望亲眼看看我所相信的东西。
「谁责怪我呢？毫无疑问，一定有很多人；他们会说我不知足。我没办法；我生来就不能安静；有时候，这使我很苦恼……
「说人们应该对平安无事感到满足，这是徒然的；人们总得有行动；即使找不到行动，也得创造行动。千百万人被注定了要处在比我的更加死气沉沉的困境中，千百万人在默默地反抗自己的命运。谁也不知道，在充斥世界的芸芸众生中，除了政治反抗，还有多少其他的反抗。女人总被认为是静心寡欲的，可是女人也有和男人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发挥自己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她们受到过于严厉的束缚、过于绝对的控制，也会感到痛苦，正如男人感到的一样；而她们那些享有更多特权的同类，也未免太苛刻了，说她们应该安心于做做布丁，织织袜子，弹弹钢琴，绣绣荷包。要是她们超出习俗规定的范围，去做更多的事，去学更多的东西，他们就来指责她们，嘲笑她们，那也未免太无理了。
「但是，当我这样一个人的时候，却老是听到格莱斯·普尔在笑……」
这干扰真恼人！我想，突然跑出一个格莱斯·普尔来，真是令人不快！思绪全被打乱了。我把这本书放在《傲慢与偏见》旁边，接着想：有人可能会说，写出这几段文字的女人要比简·奥斯汀更有才华；但是，如果他把这几段文字仔细读一遍的话，就会注意到其中有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而就是这种情绪，使她永远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才华彻底表现出来。她的书是扭曲的，变了形的。她本该平静地写作，现在却在愤怒中写作。她本该明智地写作，现在却在冲动中写作。她本该写她笔下的人物，现在却在写她自己。她在和自己的命运搏斗。这样一个女人，除了精神抑郁、内心苦闷和早早地去世，结果还能怎样呢？
不妨设想，假如夏洛蒂·勃朗特——这个以1500英镑的低价卖掉自己小说版权的「愚蠢的女人」——每年有300英镑的收人，事情会怎么样呢？假如她真的能了解「那些城镇和街区，那繁华的世界」，真的有「比现在更多的人生经验」，真能「比现在更多地和自己同类的人交往，而且比在这里更多地结识各种性格的人」，那么事情又会怎么样呢？她这么说，其实不仅明确指出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局限，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当时所有女人的局限。她自己比谁都清楚，假如她不是那样只能孤独地「眺望远方的田野」，假如她有更多的生活经验、能更多地外出旅行、与人交往的话，那么她的才华将会变得更为出众。然而，人们不仅没有让她如愿，甚至拒不给她任何机会。
这是事实，我们只能接受。那些优秀小说——《维莱特》《呼�[山庄》和《米德尔马契》——是女人写的，然而她们的生活经历确实很有限，仅限于一个可敬的牧师家庭里的生活。她们在嘈杂的起居室里写《呼啸山庄》或者《简·爱》，而且又很穷，甚至连多买一些稿纸的钱也没有。固然，她们当中有一个——乔治·爱略特——她左冲右突、历经磨难而终于逃了出来，但最后也只是逃进了圣约翰树林里的一座荒凉的小屋而已。她静静地住在那里，却仍然逃不过世人的责难。「我希望得到人们的理解，」她曾这样写道，「但要是他们不愿意，我也不会乞求他们。」人们为什么要责难她呢？难道就因为她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并和他生活在一起？难道她看一眼某个史密斯太太，她的目光就会使那个史密斯太太失去贞操吗？她没办法，在社会习俗面前她只能忍气吞声，只能「自我禁闭」；而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另一边，却有个叫托尔斯泰的年轻人正在军队里服役，他自由自在地一会儿找这个吉普赛姑娘玩玩，一会儿找那个贵族小姐谈谈，没有任何人妨碍他在多姿多彩的生活中积累丰富的人生经验。而这样的人生经验，后来就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珍贵的素材。反之，假如他和某个有夫之妇隐居在某个小修道院里「自我禁闭」的话，我想，不管他的道德多么�尚，思想多么深刻，他也很难写得出《战争与和平》。
女性写作与「人生的冒险」
如今，女人写的书几乎和男人一样多了。这样说当然并不完全正确，著书立说至今主要还是男人的事，但我们至少可以说，现在女人写的书已不再仅限于小说了。譬如，我们有简·哈里森女士写的希腊考古学著作、薇尔农·李女士写的美学著作、格特鲁德·贝尔女士写的关于波斯的论著，如此等等——这类著述，就在几十年前还不是女人所能涉足的——还有女人写的诗集、剧本和评论集；女人写的史书、传记和游记，以及其他类似的学术著作；甚至还有几部女人写的哲学著作、自然科学著作和经济学著作。尽管女人写的书依然以小说为主，但由于女性小说和其他方面的著述有了联系，其自身很可能也发生了变化。那种以自然、纯朴作为女性写作特点的原始时代，也许已经过去。通过阅读和批评，她们的视野已有所拓展，思想已变得较为精深起来。过去想写自传的那种冲动，现在也许不再那么强烈了。她们很可能已开始把写作当作一种艺术看待，而不仅仅是一种自我表白的手段。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只要读一读现在的新小说就可以得到回答。
我随便挑出其中的一本。就是放在书架末端的那一本，书名叫《人生的冒险》，作者是玛丽·卡米盖尔，而且是本月出版的。我想，这大概是这位作者的第一本书，但我们必须把它看作一系列书的最后一本。也就是说，是我们所读过的那一系列书的一种继续——或者说，是温奇尔希夫人的诗集、阿弗拉·贝恩的剧作和四大女小说家作品的一个续本。要知道，我们虽然习惯分门别类地讨论书，但各种各样的书其实是相互有联系的，所以我完全可以把玛丽·卡米盖尔——这个不出名的女人——看作是那些已出了名的女人的后裔。对于所有这些女人，我一直都很留意。现在我要看看，她从她们那里到底继承了哪些特点，有哪些共同的局限。为此，我拿着笔记本和铅笔坐下来读玛丽·卡米盖尔的第一部小说《人生的冒险》，看看从中能了解到什么。但我随即叹了口气，因为我知道，小说往往只是麻醉剂而非解毒剂，·要想麻痹自己，使自己陷入昏睡，可以读读小说，而要想使自己清醒，使自己振作起来，读小说大概是不行的。
我打算先一目十行地把这部小说匆匆浏览一遍。因为我必须先读懂作者写的词句，然后才能记住蓝色眼睛或棕色眼睛之类的东西，以及在主人公切萝依和罗杰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先得认定作者手里拿的是钢笔还是铁镐，然后才能知道她究竟会干什么。所以，我就很快地读了几句。但马上发现有点不对劲：词句与词句之间的衔接都被打断了。有的地方完全断裂，有的地方像接没接；用词闪闪烁烁，像火花似地在我眼前一闪一闪，吃不准是什么意思。看来，她是像一出老戏里所说的，「要想写得自由自在」；但我想，她更像在划一根受了潮的火柴，只见火花，就是烧不起来。为什么就不能写得像简·奥斯汀那样流畅呢？——我问玛丽·卡米盖尔，好像她就在面前似的。为什么要��弃简·奥斯汀的文风呢？难道就因为爱玛和伍德豪斯先生死了？事情若是这样，那我只好叹息说，真是令人痛心！要知道，简·奥斯汀写出来的句子，就像莫扎特写出来的乐曲一样和谐，而读这本书，却像乘一只没有舵的小船出海，忽上忽下，不知东西。若说这是为了「简洁扼要」，那或许是因为她心存恐惧，害怕有人说她「无端伤感」；或者，是因为她常听人说，女性小说的通病就是写得过于柔和，于是便毫无必要地放进了许多荆棘。反正当我粗略地读完一章之后，还没有弄清楚她究竟想干什么。但是，当我细心地往下读时，却又觉得：不管怎么说，她还是很重视生活的，只是人物和情节堆积得太多。像这样篇幅的作品（这本书的篇幅大约只有《简·爱》的一半），其实只要有一半的人物和情节就足够了。然而，她却想方设法把各种各样的人物——罗杰、切萝依、奥莉维娅、托尼，还有比格姆先生，等等——统统装在这只独木舟里，还要拼命地把它往激流里推……后来呢，请等一下——我伸伸懒腰说——等我把这本书仔细读完后再说。
我读着，不由得对自己说：玛丽·卡米盖尔好像有意要捉弄人似的。我的感觉是，好像坐着火车在「之」字形路轨上爬坡，当你以为火车要往下开时，它却一个急转弯往上开了。玛丽·卡米盖尔就是这样，不断打乱预期秩序。她先打乱词句秩序，现在又打乱了情节秩序。我想：好吧，打乱就打乱，她有权这样做，只要她的目的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创造。但问题是，她究竟是在破坏还是在创造，要看她直接面对某一场景时才能确定。我说，她可以选择任何场景，这是她的自由——只要她愿意，她完全可以用废铜烂铁来制造她想要的东西——但她必须使我相信，那确实是个场景，而且她自己也不回避，敢于面对这一场景。她必须这么做。所以我决定，只要她对我尽到作者的责任，我对她也将尽到读者的责任。于是我翻到下一页，读起来……对不起，请稍等一下！我先得问一问：这里有没有男人？那边的窗帘后面有没有躲着一个查特里斯·拜伦爵士？你们能保证，这里全是女人？好，那我就告诉你们吧！我读到的是——「切萝依很喜欢奥莉维娅……」不要惊慌！不要脸红！我们女人在私下里完全可以承认，这样的事情是经常有的——女人有时确实会喜欢女人。
所以，当我读到「切萝依迷恋上了奥莉维娅……」后，便突然想到：这真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化！这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也许是第一次，写到一个女主人公很喜欢自己情人的妻子。克莱奥佩特拉是决不会喜欢屋大维娅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安东尼与克莱奥佩特拉》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克莱奥佩特拉对屋大维娅只会心怀嫉妒——难道她的身材比我还苗条吗？但她的头发梳得像什么样子？——除此之外，整部剧作也许就不需要别的东西了。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女人的关系写得更复杂一点，不是更有意思吗？我一边快速回想历代小说中的著名女性人物，一边想：过去人们把女性人物之间的关系确实处理得过于简单了——有许多东西被忽略了，未被表现出来。我尽力回想我读过的书，看看有没有把两个女人写成既是情敌又是朋友的先例。小说好像只有在《十字路口的黛安娜》里有过这样的尝试。戏剧呢，在拉辛的悲剧和古希腊悲剧里有写两个女人是知己朋友的，偶尔甚至是母亲和女儿。但除了这些之外，几乎全都是写女人和男人的。不妨想一想，在简·奥斯汀之前，英国小说里所有的女性人物是不是全都由男人来解释的？而且，这种解释是不是还只限于女人和男人的关系？可是，和男人的关系只是女人生活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即使是这一小部分，透过男人鼻子上带有性偏见的黑色眼镜或玫瑰色眼镜看，也是极不真实的。所以，这就决定了为什么历代小说里出现的女人总显得那么奇特——不是美得惊人，就是丑得可怕；不是善得像天使，就是恶得像魔鬼——因为她们只是男情人眼中的女人，她们的美丑和善恶，完全是根据他们的爱情成败而定的。当然，19世纪的小说家并不完全这样写。在19世纪小说里，女人要多样一点，也要复杂一点。实际上，也许正是为了写女人，男人才逐渐放弃写诗剧而改为写小说的。因为诗剧太男性化，可以写到女人的地方甚少，而小说显然比诗剧更适合写女人。不过，即使如此，我们甚至在普鲁斯特的小说里仍然可以看出，无论是男人对女人，还是女人对男人，他们的相互认识不仅非常有限，还充满了偏见。
我低头再读这一页，接着发现，女人其实和男人一样，除了关心家庭生活，也有其他兴趣。「切萝依很喜欢奥莉维娅，她们合用一个实验室……」——我往下读，读到这两个年轻女人在切猪肝，目的好像是想用猪肝来做实验，看看它能不能治疗贫血症。她们两人中一个已结了婚，还有两个孩子——确实这样，我肯定没有弄错——当然，把这些都删掉的话，其实也没多大关系。只是这样一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就会一下子变得空空如也，什么也不是了。不妨想一想，假如在莎士比亚戏剧里男人只被表现为女人的情人，而从不被表现为朋友、军人、思想家或梦想家，那么男人在那里还会有多少活动余地呢？我们顶多只能看到大半个安东尼和半个奥赛罗，而决不会有凯撒、布鲁特斯、哈姆雷特、李尔王和贾克斯等男性形象。假如这样的话，莎士比亚戏剧不是一下子就变得极其贫乏了吗？那么女人呢——说真的，由于她们长期被关在男人的房间里，这使文学蒙受的损失之大，实在难以估计。由于她们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违心地嫁给男人，并就此被关在男人的屋子里——戏剧家又怎么能把她们的形象完整、生动或者真实地表现出来呢？唯一可以表现的，就是她们对男人的「爱情」。诗人若不故意「仇视女人」，常常会对女人充满幻想，甚至倾诉衷肠，但他之所以这样，多半也是因为他还没能得到他想要的女人。
既然切萝依很喜欢奥莉维娅，而且两人还合用一个实验室，那么应该说，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不仅有了新的内容，而且一定会非常持久，因为这样的友谊不再那么牵涉个人私情了。如果玛丽·卡米盖尔知道如何写出这种友谊，并能使我对她的风格有所欣赏；如果她有自己的房间——对此我还不太清楚，如果她每年有500英镑可供自己支配——这当然还有待证实；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切萝依很喜欢奥莉维娅，而玛丽·卡米盖尔又知道如何将此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她无疑像在一个从来没人住过的大房间里点起了明亮的火把。因为那个大房间本像一个幽深的洞穴，光线昏暗，黑影重重，要是只有摇曳的烛光，那准会迷失方向。
我继续读她的这本书。我读到，切萝依一边看着奥莉维娅把一个罐子放到架子上，一边对她说，应该回家去看看孩子。这样的情景，我敢说，是有史以来从未在小说中出现过的。于是，我惊异地睁大了眼睛。因为我想看看，玛丽·卡米盖尔到底是怎样来写这种从未有人写过的举动和对话的——要知道，这是两个女人单独相处时出现的举动和对话，而且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男性之光的照耀，所以很可能像天花板上的飞蛾影子一样难以捉摸。我读着，心里想：要是她真这样做的话，我一定会喘不过气来的；因为女人不仅多疑，从不相信别人会毫无自私动机地对她们感兴趣，而且还诡秘得很，只要别人多看她们一眼，她们便避闪不及。所以，我对玛丽·卡米盖尔说（好像她就在那里似的）：我想，你要这样做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朝窗外看一会儿，谈谈其他什么事情，然后就开始记——不是用铅笔在笔记本上记，而是用最快的速记法、用几乎没有音节的词语，把奥莉维嫌——这个一百万年来一直住在阴暗的岩石下的生物——在感到有阳光照下来、并看到有一些陌生的食物——知识、历险、艺术——出现在她面前时所发生一切统统记下来。我想（同时再次把目光从书页上抬起来），她会扑向那些食物，而且一定会在她体内构成某种全新的能量组合。由于她原先出于其他原因而在体内蓄积的能量已高度发达，所以当新能量被吸人旧能量时，极其微妙的整体平衡并不会被打乱。
可是，哦，我做了自己决不想做的事。我稀里糊涂地赞美起自己的性别来了。「高度发达」、「极其微妙」——这当然是赞美话，而赞美自己的性别，总是不可信的，往往还是愚蠢的；再说，在这种情况下，又有谁能证明呢？你总不能走到地图前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而哥伦布是个女人；或者拿起一个苹果说，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而牛顿也是个女人；或者眼望着天空说，在我们头顶上飞来飞去的那些飞机，是女人发明的。墙上并没有划着一条线，可以精确测量所有女人的高矮；也没有统一的尺码，可以用来一寸一分地来衡量某个母亲是否慈祥，某个女儿是否孝顺，某个姐妹是否忠实，或者某个主妇是否能干。即使在今天，能进大学的女人还是寥寥无几；不少重要的职业，如陆军、海军、商业、政治和外交，基本上是不容许女人去试一试的。她们直到今日几乎还分不出类别。反之，如果我想了解某个男人的情况，譬如霍利·巴茨爵士，只要翻开柏克编的《联合王国贵族系谱》和德布雷特编的《贵族名鉴》就行了。我会看到，他有过怎样的爵位；有一座私人府邸；有一个直系继承人；曾任某某委员会秘书；出任过英国驻加拿大公使；还获得过哪些学位、官职和奖章，以及为表彰他的功绩而授予他的其他荣誉称号，如此等等。总之，关于霍利·巴茨爵士的情况，那里全都有，如果还想了解什么，那就要去问上帝了。
然而，当我说女人「高度发达」和「极其微妙」时，却无论是惠特克编的《名人录》、德布雷特编的《名鉴》，还是各大学的毕业生名册，都帮不了我的忙——它们没法证明我说的话。遇到这种尴尬事情，我怎么办呢？我只好再次把目光转向书架。那里有约翰逊博士、歌德、卡莱尔、斯特恩、库珀、雪莱、伏尔泰和勃朗宁等人的传记。我开始想到这些名人，想到他们当中有的曾崇拜过女人，有的曾寻找过女人，有的曾和女人一起生活过，有的曾向女人倾诉衷肠，有的曾真心向女人求过爱，有的曾描写过女人，有的曾信任过女人……虽然可能出于不同的缘由，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他们都曾对某个女人有过某种需要，或者说，曾依赖过某个女人。他们和女人的关系是不是都纯属崇高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我不敢肯定，而且即使我肯定，威廉·希克斯爵士大概也会马上予以否定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说，这些名人想从女人身上得到的不过是一点宽慰、一点娇媚和一点肉体上的快感，此外什么也没有了，那也是大大地冤枉了他们。他们显然从女人身上得到过他们那个性别所没有的东西，那就是女性的天赋——对此我们用不着引用诗人夸张的语言，只要冷静思考一下便会承认，他们曾得到过女性天赋的激发，从而获得了创作灵感。不妨想一想，当一个男人推开客厅或者育儿室的门时，他也许会发现，有个女人正和孩子们在一起，或者有个女人正在静静地刺绣——这似乎很简单，但不管怎么说，不管生活有多复杂，女人做的事总是生活的根本。那个男人，他自己的世界可能是法庭或者下议院，而当他看到眼前的这个女人世界和他自己的那个世界适成对照时，他无疑会觉得精神一振，心灵仿佛又获得了元气，而这之后，即使在最平常的谈话中，他也会感到自己的头脑好像不再那么迟钝了，各种各样的想法就像刚施过肥的种子一样不断萌生。再说，看到女人用一种和他自己全然不同的方式充实着生活，也会极大地激励男人的创造力，使他日趋贫瘠的头脑再度获得生机——他很可能会突然想出一句妙语或者构思好某个场景，而在这之前，在他还未戴上帽子去看望某个女人之前，是怎么也想不出来的。每一个约翰逊博士都有自己的施莱尔女士，而且都会和他一样仰慕她，依赖她。施莱尔女士后来嫁给了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约翰逊博士为此烦躁、痛苦得几乎发疯，因为一旦没有了斯特里罕的那些美好的夜晚，他的生命之火便「像熄灭了一样」，暗淡无光。
其实，不用说约翰逊博士、歌德、卡莱尔或者伏尔泰这样的非凡之人，普通人——尽管感觉远不如他们敏锐——也同样能领悟到女人身上那种极其微妙的天赋和高度发达的创造力。就说一个人走进房间吧，这太简单了——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要她说出自己走进一个房间时的感受，不仅英语词汇需要大大增加，还需要打破常规，让词语像鸟一样自由飞翔，自由着陆。房间和房间是大不一样的；有的安静，有的热闹；有的面对大海，有的正相反，通往一个小庭院；有的挂满要洗的衣物，林林总总；有的饰有丝绸帷幔，生趣盎然；有的像马鬃一样粗硬，有的像羽毛一样细软——总之，只要你随便走进哪一条街上的哪一个房间，马上就能感受到那种复杂、微妙之极的女性天赋。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因为数百万年来蛰居室内的是女人，所以到了今天，房间里的每一堵墙上都浸透了她们的创造力；确实，这种女性创造力现在已非家庭的砖墙所能承受了，所以它必须寻找新的领地——那就是写作、绘画、商业和政治。尽管女性创造力和男性创造力大不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轻视或者浪费这种创造力，那实在愚蠢之极，因为这是女人经过几百年最严酷的磨难才获得的，是任何其他东西无法取代的；反之，假如女人和男人一样生活，一样写作，甚至长得也像男人一样，那也同样愚蠢，因为只要考虑到世界之大和事物之多，我们就会明白，没有两性各有的优势，单靠一种性别能对付得了吗？教育的目的难道不就是要使人与人之间区别凸显出来吗？总不见得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弄得差不多吧？事实上，我们所有的人本来就是差不多的；所以，如果真有探险家能带回消息说，某地有和我们截然不同的两种性别的人，他们蹲在和我们这儿截然不同的树枝上望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天空，那么这位探险家倒真是对全人类做出大贡献了；而且，还可让我们额外地开心一阵，看看某教授听到这消息后怎样气急败坏地自量身高，并以此来证明他要比那些人「高一等」。
我坐直着身体，依然停留在那一页上，心里想：玛丽·卡米盖尔只要作为一个观察者便可完成自己的作品。当然，我也有点担心，怕她会受到诱惑，会成为那种我觉得没多大趣味的自然主义小说家，而不是那种思想深沉的小说家。对她来说，有那么多新事物可以观察。她将不必再限于那些体面的中上层家庭。她将不再好像是自降身价，而是完全以伙伴的态度走进那些洒过香水的房间，那里正坐着交际花、妓女和抱着哈巴狗的女人。她们穿着俗里俗气的现成服装坐在那儿，若是个男作家进来，当然只能拍拍她们的肩膀；但玛丽·卡米盖尔却可以拿出自己的剪刀，把她们的服装修剪得处处合身。而当这些女人显露出她们本来的样子时，那情景一定会令人惊讶——但我们必须稍等一下，因为玛丽·卡米盖尔仍可能抱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仍可能会在我们野蛮的性传统所认为的「罪恶」面前停下来。她仍可能戴着那副古老而丑陋的等级脚镣。
然而，大多数女人既不是妓女，也不是交际花；她们在夏天也不会呆坐一个下午，还把一只哈巴狗抱在自己脏兮兮的丝绒胸衣上。那么，她们在做什么呢？我脑子里立即出现了河南岸的某个地方，那里有一条条长长的街道，有无数排房子，住着无数的人。在我的想象中，我看见有个很老很老的女人和一个中年女人——大概是她的女儿——手挽着手穿过街道。她们穿着靴子和毛皮大衣，很得体，看来那天下午她们一定非常隆重地把自己打扮了一番，身上的毛皮大衣是每年夏天收放在柜子里的，所以现在还散发着樟脑味。她们穿过街道时，路灯亮了（因为她们喜欢黄昏），这时她们必出来散步，而且年复一年永不改变。那个年老的女人将近80岁了；但是你若问她这一辈子什么事最有意思，她会说，她记得巴拉克拉瓦战役胜利时，街上到处都点着灯；或者说，爱德华七世出生时，她听到人们在海德公园里放礼炮。然而，要是你正好知道这两件事的准确日期，接着问她：那么在1868年4月5日或者1875年11月2日，你在做什么？她一定会露出一副茫然的神色，说她根本就不记得了。因为她每天做的事都一样，做饭、洗杯碟、送孩子上学，最后把孩子养大成人。她所做的一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关于她，没有哪一本传记或者史书会提一词；历代的小说呢，虽非本意，却又不得不说谎。
所以，我对玛丽·卡米盖尔说——仿佛她在我面前似的——关于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确实还没有人真实地记录过。而当我沿着伦敦的这条街继续思考下去时，我在想象中感觉到了这种默默无闻生活的巨大分量，感觉到一种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或许来自那些正双手叉着腰站在街上的女人，她们大多长得肥胖臃肿，手指上戴着廉价的戒指，说起话来手舞足蹈，仿佛在念莎士比亚的台词；或许来自那些正在叫卖紫罗兰花的女孩，那些卖火柴的女孩，还有那些枯坐在屋门前的、瘦弱的老女人；或许来自那些正在逛街的年轻姑娘，她们脸上的表情就像多云天气里的波浪一样瞬息万变，看到男人一个样，看到女人一个样，看到橱窗里的灯光，又是一个样。所有这一切，我对玛丽·卡米盖尔说，就等着你举起火把去查看。特别是，你还必须照亮自己灵魂的深邃之处和浅显之处、虚妄之处和仁爱之处；必须说出，你美貌动人或者相貌平平，对你意味着什么；以及，你和这个到处是坛坛罐罐、充满了琐碎杂物和古怪气味、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变化着的世界，究竟有何关系。因为在我的想象中，我这时正好走进了一家商店。那里不仅有各种手套和鞋子，还有各种布料，甚至还可闻到从药水瓶里发出来的淡淡的药水味，大理石地板是黑白相间的，墙上挂满五颜六色的彩带，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我想，假如玛丽·卡米盖尔走过那里，应该仔细看看，因为那里的景象和安第斯山的雪峰或者峡谷一样值得一写。还有柜台后面的那个姑娘——既然人们已经写出第一百五十种拿破仑传记，既然有关济慈及其对弥尔顿式倒装句用法的论著已有六十九种，而像Z教授之类的人还在写第七十种，那么我想，也应该有人来写写她的生活经历了。我这么想着，踮起脚小心翼翼地朝前走（我非常胆怯，生怕有人再朝我背上抽一鞭子），边走边默默地说，玛丽·卡米盖尔还应该懂得怎样不带嫉恨地嘲笑男性的虚荣心——或者说，他们的怪癖吧，这听上去会舒服一点。因为一个人的后脑勺上若有一块硬币大小的斑点，这个人自己是永远也看不见的，而男女之间可以相互做到一件好事，就是能相互指出对方后脑勺上的那块硬币大小的斑点。请想一想，尤文纳尔对女性的评论，还有斯特林堡对女性的批评，已使多少女人受益匪浅？请想一想，自古以来，男人曾有多少次凭着他们的仁爱之心和聪明才智，为女人指出过，她们的后脑勺上有块黑乎乎的东西！所以，如果玛丽·卡米盖尔既有勇气又很坦诚的话，就应该走到男人背后去，然后告诉我们，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要把男人的形象完完全全地、真实地描绘出来是不可能的，除非有女人把他们后脑勺上的那块斑点也描绘出来。伍德豪斯先生和卡苏朋先生的后脑勺上就有这么大小的一块斑点，因为他们的肖像就是由两个女人——简·奥斯汀和乔治·爱略特——先后描绘出来的。当然，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怂恿女人去恶意讥诮和嘲弄男人；文学也一样，凡抱着这种想法写出来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出于真诚——就如人们所说——嘲讽才有发聋振聩的作用，才有丰富的喜剧性，才能不断发现新的事实。
不过，现在应该回到玛丽·卡米盖尔的书上来了。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去猜测她会怎么写，或者建议她怎么写，而应该看看她实际上是怎么写的。所以，我接着往下读。我还记得，我在前面对她说过几句表示不满的话。我说她的句子写得断断续续，不像简·奥斯汀那么流畅，所以读起来好像很刺耳，不合我的口味。现在，我不得不承认，她们两人其实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既然如此，那么还说「是啊，是啊，这很好，但和简·奥斯汀不能比」之类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又说她不合常规地打乱情节秩序——也就是说，不按一般的预期顺序来叙述情节。现在看来，她这么做也许是无意识的——既然她是个女人，就会像女人那样写作，而女人的叙事顺序往往就是事物的自然顺序，所以她只不过是还事物的本来面目罢了。但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却总让人觉得乏味；人们既看.不到�潮的涌动，也看不到危机的预兆，就会感到失望。所以，我就不敢（因为我是女人）自夸感觉敏锐，或者说，我对人心的奥秘了如指掌。因为，每当我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某些普普通通的感觉——譬如关于爱、关于死的感觉时，冥冥中好像总有一个人（大概就是我的「女性」吧！）会把我稍稍拉开一点，好像「她」总使我差那么一点，不让我去把握「重点」。这么一来，我就不可能去高谈阔论，大谈什么「基本情感」、「普遍人性」或者「人心深度」之类的东西了。这类东西使一般人相信，人在表面上虽然那么轻浮，内心还是很严肃、很深沉和很有人性的。然而，「她」却使我觉得，人其实并不是严肃的、深沉的和有人性的，或许仅仅是生性懒惰的和因循守旧的也说不定——当然，这种感觉未免大煞风景。
但我继续读着，而且注意到了其他一些事实。玛丽·卡米盖尔决非「天才」——这是显而易见的。她并不像她的前辈温奇尔希夫人、夏洛蒂·勃朗特、艾米莉·勃朗特、简·奥斯汀和乔治·爱略特那样热爱自然，那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激越的感情、横溢的才华和深沉的智慧；她也不像多萝西·奥斯本那样能把作品写得既庄重又富有音乐之美——说实在的，她至多只是个聪明的年轻女人。她写的书，十年后肯定都会被出版商们打成纸浆；但不管怎么说，她仍具有某些优点。这些优点，如在五十年前，就是在那些比她更有天赋的女人身上也是找不到的。因为对她来说，男人已不再是「对立面」了；她不必浪费时间去抱怨他们；她不必爬到房顶上去了，也不必再因为别人反对而不惜毁掉自己平静的心境，为的只是能外出旅行、体验一下生活和多了解一点世界。在处理异性人物时，几乎可以说她已完全没有了那种敌意和恐惧感，即便有一点痕迹，那也只是在渲染女性自由的欢畅时才稍稍显露出来，而且倾向于挖苦和嘲讽，而非抗争与反叛。毫无疑问，作为小说家，她本质上就具有某些高层次的优点。她有一种非常广泛、同时又非常专注和非常自由的感受能力。凭借这种感受能力，她就像新生植物那样，对周围空气中偶尔出现的一点点变化都很敏感，对几乎不可察觉轻微触动都会作出反应，而具还非常奇妙地把触角伸向未知的或者未曾记录过的事物。她不仅能注意到一些小事，而且还能使人相信，小事的意义也许并不小；她不仅能把被人遗忘的东西重新发掘出来，而且还能使人反省，人们为什么要把它们遗忘。她虽然写得很笨拙，而且也没有那种天生的大家遗风，如像萨克雷或者兰姆那样妙笔生花，但我还是认为，她已经学到了重要的第一课。她是个女人，但在写作时却能忘记自己是个女人，所以在她笔下处处显示出那种奇妙的、只有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女性时才会显示出来的女性味。
这些当然都很好，但问题是，她还要能用自己的感性材料营造出一座经久不倒的大厦，否则的话，那些飘忽不定的个人材料再多、再细腻，也是没用的。我已说过，我要等着看到她直接面对「某一场景」。我的意思就是，要看她如何召唤和吸引读者，并以此证明她并不仅仅是个只看表面的人，而是朝下看到了深度。现在是时候了——到了某一时刻她应该对自己说，我不用大肆渲染，也可以把这一切的意义揭示出来。于是——她便应该马上开始召唤读者——没错，是这么快！于是，前面的章节里那些快要被人遗忘的、也许非常琐碎的事情便再次呈现在读者的记忆中了。她要尽可能自然地让它们呈现出来，就如某人在做针线活或者某人在抽烟斗一样；而且，随着她往下写，要让人觉得自己好像被带到了世界的顶端，正俯视着下面大片大片的土地。
不管怎么说，她正在做这样的尝试。而当我看着她专心做着这个实验时，我又看到——但愿她自己没有看到——那些主教和教长、博士和教授，还有家长和教师，正在对她大喊大叫——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该那样做！那块草地只有专家学者才能进去！没有介绍信，女士不得人内！�雅的女小说家们，请这边走！——他们这样朝她喊着，就像人们看赛马时围在栅栏边上大声喊叫，而关键还在于，她到底能不能一往直前，越过那道障碍。我对她说：要是你停下来和他们吵，你就输定了！要是你停下来笑，你也输定了！要是你犹犹豫豫，那就全完了！什么也别想，只管往前跳！——我在求她，好像我把钱全都押在她身上了。而她，果真像鸟一样飞过了那道障碍。可是，前面还有一道障碍；再前面，又有一道障碍……她有没有这样的耐力呢？我有点怀疑。因为我知道，掌声和喊声都会使人神经疲劳。不过，她已经尽力了。因为她并不是什么天才，而只是个不出名的年轻女人。她既没有多少钱，又没有多少空闲时间，竟能在一个既是起居室又是卧室的房间里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想，这已相当不错了。
我读到最后一章——这时有人把客厅的窗帘拉开了，我看到天上的星星，也看到了人们的鼻子和赤裸的肩膀——我最后得出结论说：若再给她一百年时间，若她有自己的房间和每年500英镑的收人，若能让她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而把她现在写的东西删掉一半，这样的话，她总有一天会写出一本更好的书来的。再过一百年，她一定会成为一个诗人——我这么说着，把玛丽·卡米盖尔的《人生的冒险》放回了书架。
勃朗宁先生如是说
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曾是剑桥大学的大人物，对格顿学院和纽纳姆学院男女学生的考试，通常由他负责。他常说，当他看过试卷后，不管给分多少，总的印象是：即便最优秀的女学生，其智力也不及最劣等的男学生。
现在让我们设想，如果有一位父亲，他出于真正的爱心不愿让女儿离家去当作家、画家或者学者，他就会对女儿说：「你看，奥斯卡·勃朗宁先生是怎么说的？」其实，不仅仅是勃朗宁先生如是说，还有《星期六评论》，还有格雷格先生，还有许许多多男士，都有类似见解，都认为女人在智力上远不及男人——特别是格雷格先生，他甚至认为「女人在本质上是靠男人赡养的，因而总为男人所支配」。
这样的见解，即使在19世纪也无需做父亲的为女儿大声宣读，因为做女儿的自己早就读到过了。而若她接受这样的见解的话，一定会灰心丧气，做什么事都不再有自信心了。不论在什么时代，总会有人一本正经地断言，女人不适合做这个、没能力做那个——就像在任何时代都有病菌一样。也许，对于女人写小说，这种病菌现在已没什么威力了，因为已经有了那么多杰出的女小说家；不过，对于女人想当画家，这种病菌还有相当大的作用，而对于女人想成为作曲家，我想这种病菌至今仍具有极大的毒性，所以现在说女作曲家，就像莎士比亚时代说女演员一样，是件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这又使我想起了我曾编造的那个有关莎士比亚妹妹的故事，也使我想起，尼克·格林曾说过，看女人演戏，还不如看狗跳舞。在这之后两百年，约翰逊博士在说到女人当牧师时，也说了类似的话。现在，就在我们这个体面的1928年，我同样在一本关于音乐的书里看到，作者对要想成为作曲家的女人又重复了约翰逊博士的话：「关于吉曼娜·泰勒菲尔小姐，我们完全可以套用约翰逊博士就女人传教所说的那句名言，只需把其中的『传教』一词改成『作曲』就可以了——『先生，女人作曲就像狗站起来用后腿走路。这是不行的，但令你吃惊的是，它竟然这样做了。』」历史就这样不断重复，而且是何等相似啊。
就这样，当我合上那本奥斯卡·勃朗宁先生的传记并把其他一些书也推到一边时，我心里就已认定：显而易见，即使在19世纪，一个女人要想成为艺术家，也是得不到鼓励的。恰恰相反，她会遭到冷落、非难和训斥。由于她需要克服重重障碍，她的心理必定十分紧张，她的精力必定大打折扣。在此，我们又涉及到那种非常有趣、非常隐晦的男性情结——就是这种情结，极大地妨碍着女人的行动。这是男人内心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总希望女人低他一等，或者说，总希望自己高女人一等。正因为这样，他便处处作梗——不仅挡在艺术面前不让女人靠近，而且还要堵死女人的从政之路，尽管要想从政的女人既谦卑又热忱，对他本人也毫无威胁，他还是耿耿于怀。这使我想起了贝斯鲍洛女士，即便像她这样富有政见的女人，也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写信给格兰维尔·莱维森-高尔勋爵说：「……我虽然热心于政治，而且就那件事情说了这么多话，但我完全赞成您阁下的意见，即：女人确实不应该过多地卷人政治，或者过问那些严肃的大事，至多只能说说自己的看法（那也要在有人要她这么做的时候才合适）。」唯有这样，她才能继续就那件非常严肃的大事——即格兰维尔勋爵在下议院的首次演讲——倾注她的热情，才不至于遇到阻碍。我想，这样的情形实在太古怪了。男人反对女性解放的历史，说起来可能比女性解放的历史本身还要有趣。
[1] 伦敦一街区。
[2]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著名律师和演说家。
[3]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新教神学家。
[4] 17世纪法国著名作家。
[5] 英国史学家
[6] 撒克逊人和布列吞人在外族入侵英国时曾被迫沦为贱民。
[7] 19世纪英国翻译家，以翻译11世纪波斯诗人奥马尔·海亚姆的《鲁拜集》闻名。
[8] 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人。
[9] 济慈的未婚妻。
[10] 19世纪初英国浪漫派诗人。
[11] 19世纪中期英国诗人。
[12] 17世纪英国著名清教诗人，以长诗《失乐园》和《复乐园》闻名。
[13] 这四人中萨福是古希腊诗人，其他均为英国诗人和作家。
[14] 均为英美作家。
[15] 英国哲学家，社会进化论倡导者。
[16] 法国女作家。
[17] 17世纪英国玄言派诗人。
[18] 古希腊女诗人。
[19] 11世纪日本女作家，其作品《源氏物语》被认为是全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
[20] 19世纪英国女作家乔治·爱略特的作品。
[21] 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作品。
[22] 19世纪英国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作品。
[23] 18世纪英国著名女学者。
[24] 17世纪英国女诗人和女小说家，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写作为生的女人。
[25] 此书和作者均系伍尔芙杜撰。
[26] 简·奥斯汀小说《爱玛》中的人物。
[27] 安东尼之妻。
[28] 19世纪英国小说家梅瑞狄斯的作品。
[29] 17世纪法国悲剧作家。
[30] 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小说家，以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而闻名。
[31] 约翰逊博士的亲密女友。
[32] 古罗马作家。
[33] 19世纪末瑞典剧作家。
[34] 音乐理论家，曾以轻视女性而著称。
[35] 16世纪英国「大学才子派」剧作家。
[36] 引自塞希尔·格雷格《当代音乐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