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法国酷似保罗·布尔热先生的这本《门徒》，后者向我们讲述了门徒的悲惨故事，这个门徒曾经投身于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门下，这使他深感痛苦。然而，读者却更多地将之归罪于当时的政府而不是小说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因为西克斯特先生的课程仅仅适用于某些思想精深的人，可以假定，这些人有能力证明他们老师的学说中的长短是非。然而，“没有上帝的学校”出来的大部分学生却丝毫没有“哲学头脑”；他们只能接受人们灌输给他们的各种没有经过检验的理性，这些理性即使没有使他们绝望，至少也让他们只寄希望于一种人世间的幸福，并且因此喜欢选举甚于祈祷，喜欢炸药甚于选举。不信教的教育难道注定会是无神论教育吗？不选择上帝和灵魂的教育，就整体而言，难道就是最坏的选择吗？据说，“大家只是没有兴致谈论这些事情。”这恰恰就是唯物主义。不信教的国家取代信教的国家丝毫不会令人吃惊。人们只会惊讶地看到，否定一种宗教往往与宗教本身一样，会带来同样的不宽容和迫害的狂热。目前在公共领域强势的激进派利用他们在政府中的信徒，或他们在更有温和派倾向的人身上引起恐惧，对宗教施行各种形式的迫害。也许，人们会告诉他们，如果唯物主义是正确的（几个世纪以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大哲学家达成的默契是十足的谎言），如果不相信他小说中的现实的那个人今天构想出一种人类生活的理论，如果富于仁慈幻想的人在接受这种理论的同时立即顺应天意，不再通过暴力，而是通过他们优美高贵的作品，他们永恒的福报安享人伦之乐，那么国家也就不必委托这个足智多谋而又令人信服的诗人去治愈我们的苦难，这些苦难首先包括一个伦理结论，比如社会主义。由此可见，这种关于生活和幸福的理论是存在的，它长期以来被人接受而且名正言顺；可以说，它就像真理那样确凿，《不妥协者》和《灯笼》（在哲学界却不具备权威！）的编辑们一口咬定这种理论没人赏识。法国在学习这种理论的过程中壮大成长，勇气倍增，无私公允，光荣体面。法国在实践和思辨领域最纯正的杰作应当归功于因为基督教而被提高到自身之上的某些思想。如今，法国传教士将文明推向东方，这个时期最大胆的哲学家可以满怀虔诚去冒犯街头巷尾的唯物主义杂货商。他遵从的宗教法规并没有妨碍笛卡尔和帕斯卡尔，而这样的宗教法规对于某些市府顾问恣意放纵的才智似乎是一个阻碍。正因为如此，法国才得到了“解脱”。可怜的解脱！人们在解脱了一种义务之后反而不那么自由了，人们遭受着自己恶习的束缚。刺杀皇帝只是向俾斯麦亲王宣告“文明斗争”的悲惨结局。但愿社会主义的进展能够引起政府的恐惧，告诫政府如今存在着比教会的巨大势力更加可怕的东西，如果人们不能严肃认真地批驳像奥梅先生那样虚妄的哲学，那么事实上它就会在实践中扩展其后果，就像所有愚人的哲学那样，成为一种带有破坏性和走向灭亡的学说。
洛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