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比我更不适合谈记性的了。因为我身上毫无迹象表明我有好的记忆力，恐怕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像我这样记性差的人。我有种种卑劣而平庸的品质，但记性差却是与众不同，实属罕见，值得名扬天下。
尽管我的记性不好是与生俱来——柏拉图出于需要，不无道理地把记忆称作有权有势的女神——然而，因为在我家乡，说某某人不聪明，就是说他没有记性，所以，每当我抱怨自己记性不好时，人们就会责怪我，怀疑我，仿佛我在指责自己是个傻瓜。他们把智力和记忆力混为一谈，这使我的情况变得更糟。他们指责我，是在伤害我，因为，恰恰相反，经验告诉我们，良好的记忆力和低弱的判断力是相辅相成的。此外，他们异口同声指责我的毛病，说明他们无情无义，而我向来友善待人，因此，他们这样也是在伤害我。他们说我记性不好得归罪于缺少感觉，把一个天生的缺点当成是意识问题。他们说我忘了这样那样的请求或承诺，忘了朋友们，说我从来不记得为了朋友应该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或者应该隐瞒些什么。诚然，我常常忘事，但是，对于朋友要我做的事，我是不会忽略的。人们可以认为我这是无能，但不要把这种无能当作恶意，因为我生性不会戏弄人。
我为我的记性差感到自慰。首先，这一缺点有助于我克服在我身上可能产生的另一个更为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名利欲望，因为对于热衷社交的人来说，记性差是一个不可忍受的缺点。随着记忆力的衰退，我身上的其他功能可能得到了加强，这一现象，在自然界的发展中不乏其例；假如别人独特的看法得助于记忆而留在我脑海里，那么和大家一样，我的思想和判断力会容易受别人的影响，而不能发挥自己的才干；我记性不好，说话就更简短，因为记忆库一般比想象库的备货充足，假如我的记性好，我就会对我的朋友们喋喋不休而震聋他们的耳朵，就可以借题发挥这一才能，让我的言辞变得热烈而又具吸引力。那就太不幸了。我在我的几个知心朋友那里验证过：他们越是回想出事情的全部细节，他们的叙述就越是冗长拉杂，即使故事精彩，也会因此而变得不精彩；如果故事不精彩，你就要诅咒他们的记性太好或是他们的见解太糟。一旦讲起来是很难把话头收住或中间打断的。一匹马若能干净利落地停住脚步，这就非同寻常了。甚至我看到有些说话不爱拉扯的人，一旦说起来，也是想停也停不下来。他们想找一个适当的时候结束谈话，却又继续拉扯下去，就像快要晕到的人拖沓着脚步。老年人则更可怕，他们还记着遥远的事，但忘了他们不知重复多少遍了。我曾看见，本来很有意思的故事，被一个绅士叙述起来，就变得索然寡味，因为听众无一不听过上百次了。我为我的记性不好感到安慰的第二个原因是，拿一位古人的话来说，我很少记得曾经受到的凌辱，否则，我就得雇一个专门提醒台词的人了，就像波斯国王大流士一样，为了不忘雅典人对他的侮辱，每次吃饭时，都让一个年轻侍从在他耳边唱上三遍：“老爷，勿忘雅典人”；当我重读我读过的书卷，重去我去过的地方，我总会像第一次那样感到新鲜。
有人说，感到自己记性不好的人，休想撒谎，这样说不无道理。我知道，语法学家对说假话和撒谎是作区别的。他们说，说假话是指说不真实的，但却信以为真的事；而撒谎一词源于拉丁语（我们的法语就源于拉丁语），这个词的定义包含违背良智的意思，因此只涉及那些言与心违的人。我谈的就是这种人。然而，这些人要么捏造主要的或者全部，要么将真实的内容掩饰和歪曲。当他们经常在同一件事上掩饰和歪曲，就难保不露马脚，因为事实的真相通过认识的途径已最先印入记忆，根深蒂固，它就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驱逐基石不稳的虚构，而那些最初习得的情节，每次都会潜入我们的脑海，使我们忘记那些曾被我们歪曲过的细节。至于那些纯粹捏造的东西，因为没有相反的印象来戳穿他们的虚假，他们就认为对自己的胡编乱造可以高枕无忧。然而，由于内容空洞乏味，不着边际，很容易连自己也记不清楚。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可笑的是，那些人说话精于随机应变，善于讨上司喜欢。他们想把信义和良智伺服于千变万化的情况，所以他们说话也得随机应变，对于同一件事，他们一会儿说是灰色，一会儿又说成黄色；时而在这个人面前这样说，时而又在另一个人面前那样说。如果他们偶然将他们几次自相矛盾的话当作战利品拿出来作比较，这一杰出的本领会有怎样的命运呢？他们不只是会因一时不慎而常常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要记住对同一事物编造出来的各种形式，该有多好的记性！我看见现时许多人渴望获得谨慎的美名，殊不知即使美名远扬，也会徒有虚名。
事实上，撒谎是一种应该诅咒的恶习。我们全靠语言来维持相互间的关系。如果我们对撒谎的危害和丑恶有足够的认识，对它就会比对其他罪恶更不留情。我发现，人们通常会因为孩子们无辜而不合时宜的过错而惩罚他们，会因为他们冒失的，但不会造成任何印象和后果的行为而折磨他们。我认为，惟有撒谎和稍为次要的固执，才是我们时刻要防止萌芽和滋长的缺点。这两种缺点随孩子们的成长而发展。令人吃惊的是，一旦撒了谎，要想摆脱就不可能了。因此，我们常常看见，一些其实是很诚实的人，一旦撒了谎，就会一撒到底，再也摆脱不了。我有一位很称职的裁缝伙计，我从没听到过他说实话，即使说实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也不说。
假如谎言和真理一样，只有一副面孔，我们还可以同它相处得好一些；因为那样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从反面理解撒谎者的话。可是，谎言却有千百副面孔，无法确定其范围。
毕达哥拉斯派[1]的善恶观认为，善是有限的和可定的，恶是无限的和不定的。千条路都背离目标，只有一条通往那里。当然，如果用无耻的一本正经的谎言来避开一个明显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我无法保证自己能坚持到底。
有一位神父说过，宁愿同熟悉的狗相伴，也不要与操不同语言的人为伍。“因此，陌生人经常不被人当人相待[2]。”在社交中，谎言比沉默更难令人接受。
“弗朗索瓦一世抱着临终前的达芬奇”——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弗朗索瓦一世[3]可以夸耀自己曾把米兰公爵的使者，能言善辩的弗朗西斯克·塔韦纳驳得张口结舌，走投无路。塔韦纳是受其主子米兰公爵的派遣，因一件后果严重的事来向法国国王道歉的。事情是这样的：弗朗索瓦一世不久前被逐出意大利，但他想同意大利，甚至同米兰公爵领地继续保持和睦关系，因此，决定派一绅士，实质上的使节到公爵身边，但表面上装作不是因公，而是有私事要处理。米兰公爵弗朗索瓦·斯福扎和查理五世皇帝[4]的侄女，丹麦国王的女儿，享有亡夫遗产的洛林寡妇签了婚约，因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查理五世；为了不使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他不能让皇帝觉察到他跟法国人有任何接触和来往。法国国王把这一使命交给了王家马厩总管，米兰人梅维伊。此人带着秘密国书以及作掩护用的给公爵的引荐信来到了米兰。可是，他在公爵身边呆的时间太久，查理五世有所察觉，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公爵制造谋杀的假象，深夜派人砍了使者的头，并在两天内了结此案。法国国王向所有基督徒国王和米兰公爵本人发函询问缘由，为此，弗朗西斯克·塔韦纳阁下早已准备好了一份与事实相反的长篇推理。他在国王早朝时叙述了很多似乎令人信服的理由，来作为使者被杀的根据。他说，他的主人从来只把我们这位使者当作来米兰办理私事的绅士，那人也从未以其他身份出现过；米兰公爵甚至不承认知道那人是否为国王效劳，是否认识国王，因此，谈不上把他当作使节看待。弗朗索瓦一世向他提出很多疑问和异议，步步紧逼，最后逼他回答是不是在晚上偷偷将法国使节处死的。这时，弗朗西斯克狼狈不堪，只好如实回答说，出于对国王陛下的尊敬，公爵不敢让这样的极刑在白天进行。大家可以想象，他在法国国王鼻子底下不能自圆其说，是如何被驳得体无完肤的。
尤里乌斯二世教皇为了煽动英国国王反对弗朗索瓦一世[5]，给他派去了一名特使。当使者陈述完使命后，英王在答辞中提到，要同如此强大的国王作战，准备工作是很难做的，他还提出了几条理由。使者回答英王说，他自己也考虑过这些困难，并对教皇说过。这一失当的回答，与他促使英王立即对法作战的使命是背道而驰的。这一来，倒让英王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使者本人倾向法国。他将此事通告教皇，于是使者的财产全部充公，差一点丧失性命。
[1] 毕达哥拉斯派为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所创立的学派。产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其影响直到文艺复兴时代仍未消失。
[2] 原文为拉丁语。普林尼语。
[3]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515-1547)，曾与查理一世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惨遭失败。后又为争夺意大利领土，与查理一世进行四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
[4] 查理五世(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20-1556)。
[5] 应为路易十二。作者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