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主中原以后，一些死抱“华夷之辨”的士大夫，在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清廷、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康熙时期的浙江“东海夫子”吕留良即是其中之一。
湖南永兴人曾静原是县学生员，因考试劣等被革退，于是放弃举业在本地教书，失意无聊之中常杂记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对吕留良宁可削发为僧也不赴清之荐举的事迹深为敬仰，于是在其著《知几录》、《知新录》中多有抒发愤懑的“悖逆”文字。
曾静还将思想付诸行动。雍正五年(1728年)，曾静派学生张熙到吕留良家乡去访书。此时吕留良已过世。张熙于途中听到手握三省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已上书指责雍正帝(实无此事)。这使希望“变天”的曾静产生了将要“变天”的感觉。他决定以岳钟琪为策反对象。
雍正六年，曾静与张熙商拟策反信，派张熙前往投呈。九月二十六日傍晚，张熙在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拦住正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岳钟琪接过书函，见封面所写收件人名号是“天吏元帅”，不由十分诧异，当即把投书人带进署中交巡捕看守，自己连忙拆读书函。原来，“天吏元帅”是写信人对岳钟琪的敬称，写信人自称“南海无主游民夏靓遣徒张倬上书”。信中对雍正帝极尽责骂之词;又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劝他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宋、明二朝复仇。
岳钟琪是雍正帝破例重用的汉大臣，早就遭到部分满洲贵族的忌恨和猜疑;但雍正帝仍对他格外信任，当然会令他感恩图报。然而，“张倬”心存警戒，无论是套供还是动用大刑，均不肯实说。次日，岳钟琪单独见“张倬”，假意与之盟誓，表示愿意聘请“夏靓”同谋举事。“张倬”信以为真，于是将实情通通说了出来。
案情弄清之后，雍正帝在震惊之余，一面作朱批赞扬岳钟琪，一面传谕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和曾静、诸“同谋”及各家亲属。雍正六年十一月，雍正帝又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经过一番攻心战，曾静当场痛哭流涕，俯首认罪;后来又照清廷的安排写了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雍正七年，所有在押人犯被解到京师等待最后处理。成竹在胸的雍正帝得意地向宠臣田文镜、鄂尔泰说：“遇此种怪物，不得不有一番出奇料理，倾耳以听可也。”雍正帝的处理方式真可谓奇特：
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反面材料”，其中最触目惊心的是曾静列举雍正帝谋父、逼母、游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侫的“十大罪状”。按理说，这类材料应该严格保密，可雍正帝却有意公开。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让大量“反面材料”公开成书。
雍正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理由是：岳钟琪已与张熙盟过誓，岳是股肱大臣，不能使他失信;曾静遣徒投书，使朝廷得以顺藤摸瓜，查出谤言的制造者。这样说来，曾静当“有功”。
《大义觉迷录》刊印后，雍正帝下令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张熙到陕西各地去宣传这部奇书，为雍正帝作宣传。
然而，雍正帝驾崩仅两个月，雍正十三年十月，已经继位尚未改元的乾隆帝即违背父训，公开翻案，于十二月下旨把曾静、张熙二人凌迟处死。当初雍正帝的宽容，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而乾隆帝这样做，说明他极不赞成雍正帝对此案的处理。本来，禁毁谤书才是封建统治者的一贯立场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