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夫字类与句读，古书中无论及者，故字类与字在句读所居先后之处，古亦未有其名。夫名不正则言不顺，语曰：‘必也正名乎。’是书所论者三：首正名，次字类，次句读。
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书迭见者，有他书互见者，大量宜博引旁证，互相比拟，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而后着为典则，义训昭然。但其间不无得失，所望后之同志，匡其不逮，俾臻美备。
此书在泰西名为葛郎玛。葛郎玛者，音原希腊，训曰字式，犹云学文之程序也。各国皆有本国之葛郎玛，大皆相似，所异者音韵与字形耳。童蒙入塾，先学切音，而后授以葛郎玛，凡字之分类与所以配用成句之式具在。明于此，无不文从字顺，而后进学格致数度，旁及舆图史乘，绰有余力，未及弱冠，已斐然在成矣。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后先次序，皆有定程。观是书者，稍一凌一，必至无从领悟。如能自始至终，循序渐进，将逐条详加体味，不惟执笔学中国古文词即有左宜右有之妙，其于学泰西古今之一切文字，以视自来西文者，盖事半功倍矣。
构文之道，不外虚实两字，实字其体骨，虚字其神情也。而经传中实字易训，虚字难释。颜氏家训有音辞篇，于古训罕有发明。独一尔雅说文二书，解说经传之词气，最为近似，然亦时有结一为病者。至以虚实之字措诸句读间，凡操笔为文者，皆知其当然盎其当然之所以然，虽经师通儒亦有所不知。间尝谓孟子‘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两句中「之」「其」两字，皆指象言，何以不能相易？论语‘须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两句之法相似，何为「之」「焉」二字变用而不得相通？‘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两句之法亦要同，「矣」「也」二字何亦不能互变？凡此之类，会以叩攻小学者，则皆知其如是，不卒不知其所以如是。是书为之曲证分解，辨析毫厘，务令壹者知所曲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若未得其真解，必将穷年累月伊吾不辍，执笔之下，犹且一耳谋，与口谋，方能一其取舍。劳逸难易，迥殊霄壤。
此书为古今来特创之书。凡事属创见者，未可徒托空言，必确有凭证而后能见信于人。为文之道，古人远胜今人，则时运升降为之也。古文之运有三变焉：春秋之世，文运以神；论语之神淡，一辞之神化，左传之神一，一弓之神疏，庄周之神逸。周秦以后，文运以气；国语之气朴，国策之气劲，史记之气鬰，汉书之气凝，而孟子则独得浩然之气。下此则韩愈氏之文，较诸以上之运神运气者，愈为仅知文理而已。今所取为凭证者，至韩愈氏而止；先乎韩文而非以上所数者，如公羊谷梁荀子管子，亦间取焉。惟排偶声律者，等之‘自郐以下’耳。凡所引书，皆取善本以是正焉。
书中正文，只叙义例，不参引书句，则大旨易明。正文内各句有须引书为证者，则从十三经注疏体，皆低一格写，示与正文有别。
引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公羊谷梁，只举论、孟、学、庸、公、谷一字以冠引书之首。国语国策只举语策之国名冠之。公谷之后缀以某年；引左氏则不称左，单标公名与其年；庄子只称篇名；史记只称「某某本纪」「某某世家、列传」，八书亦如之；前汉只称「某帝」「某传」「某志」；若引他史必称史名，如后汉、三国、晋书之类；韩文单举篇名，且删其可省者。
诸所引书，实文章不祧之祖，故可取证为法。其工如法者，则非其祖之所出，非文也。古今文词经史百家，姚姬传氏之所类篡，会文正之所杂钞，旁至诗赋词曲，下至八股时文，盖无有能外其法者。凡引书句，易与上下文牵合误读。今于所引书句，俱用小字（居中）印；于所引书名篇名之旁以线志之，以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