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想不到的遇合，我不知道在这屯垦区的总头目K君原是十年前的旧同学。我为调查情形的便利上起见，拿了介绍函到他的衙门中求见。我想至多他们派个秘书与我谈谈，给我一点文字的帮助，此外我并不想格外有什么奢望。幸得这位久惯于军人生活的K君他一见我的名片，没曾忘了在校时的友谊。我由他的副官领导与他握手之下，才由他的面目上记起了我们在很年轻时的友情。原来他在中学校时比我早两年，廿岁后他就投考军校，经过几次剧烈的苦战，东渡日本专习炮科，他又不用原名，所以我竟一点消息也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复杂，十六七岁时候同住在一个学校内，同在一个球场闹着种种的把戏，同在一个教室里顽皮地又是很糊涂地读着浅薄的书籍。但时光的轮转辗破了当时见惯的青春，各个人盲目似地在人生的急流中乱撞，真的，若干年后的重逢，彼此知道各各受了社会的另一种的熏陶，有自己的理想与所寻求的目的。无论如何的欢洽高兴，终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了！当我同这位身躯高瘦，面皮微黄，留了上唇的短须的军人在他的办公桌前第一次握手的时候，大约我们彼此都会记得到大明湖边上那时我们的生活。他的眼不大，然而刚毅的光却时时向四周流露。从他的态度与言语上看来，这十五年的训练使他完全成了一个新的军人了。他问过我过去的种种生活，又坚恳地请我到他的公馆里住宿。因为有些他的部下等待与他会面，我便走出了那一带矮矮的土围墙的公署。
我彳亍于修长的马路中，迎着过午的冷风颇是欢喜！这位老朋友自己能够找寻他的道路，他能在这个穷荒地方从新开创一切，足以见出他的识见来。我更欣幸我此行不虚，可以更详细知道这一带的详情。
便这样，我在他家里住了三宵。除却我往葛根庙旅行与白天的参观一切之外，他每晚上同我在他的收拾得颇雅洁的小客室中谈话，直到十点。我们所谈的范围很广，往日的同学生活中间的各个人的变幻，政治，日本情形，专门的军事知识，十年前的文化运动，国民革命，山海关前的苦战，炮，日俄的情势，兴安屯垦区的历史尤其是谈话的中心。他更高兴谈说教育，而十分疑惑与愤愤地诉说人才的关系，道德与知识的奇怪问题。他是军人，他也是专门家——当他说起他学习炮术的经过与日本中国在军事中之炮的比较，我真不能赞一词，只好静静地领会。这完全是“耳食”的识见，然而他不但不是旧军人的空虚与浮躁，他对于普通的事都有他的颇高明的见解。也因为经验的关系。对于地理，开矿，内蒙古的种种民情，习惯，他的确知道的很多。我在这边第一次见这样的新军人，他的知识与经历，以及公正的议论，诚恳的态度，很有吸收一个人的视听的力量。每当我们谈话时，照例他养的一只意大利种的小毛狗卧在圈藤椅子的旁边打着鼾睡，他时时立起来在砖地上踱着，那一只拿着香烟的右手常常在空中画出半圆的圈，仿佛表示他的兴奋。
一个性格较坚定的人，无论如何不容易使他失望。我这位老友虽然僻陋孤寂地在这片冰雪荒原中筹划着一切，他不缺乏的是未来的希望。他以为由洮安起向里面去连接着黑龙江省的大部边境，这些曾经蒙古健儿在昔年驰骋过的土地，有多少的宝藏，大的树林，已经查勘出的煤矿苗，将来可变为肥沃的荒地，现在在他手下监督着修的洮索路已经有大半段通车，再几个月或者可以修成，有了交通的工具，自然一切事业便容易着手。他们想着当铁路到达索伦之后，如有可能，便从事从索伦延长直通满洲里。以后无论是平时的商务，战时的军事，运输，都可避开南满、中东两道直达胪滨。如此，从北平起可以不乘日俄的火车能到极东北的边地。而且兴安区中愈往上去，气候虽较冷而颇有调剂，植物繁生。呼伦贝尔多的是鱼盐之利，索伦山周围一千余里之内荒地，开垦过的怕连百分之几还不到。
关内人多地少，连年战争，村落破坏，许多农民争着跑到东北去，而这一带地方因从前少人经营，移来的垦民并没有多少。总之，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实业的计划上，这位军人都热诚地同我谈过。我觉得他在这地方两年以来的经营颇可赞美，像我们什么事不能干，藉了口与笔在社会中虚浮的度日，终日里嚷着，想着些微细的事物，琐碎的构图，或者披览，整理，复述些新旧书籍，这些乏味的动作，究竟于人的本分上能尽许多？能否补益，有助于我们的兄弟？我们诚实的回想，至少我自己真觉得黯然！我没想到在这片穷荒中，亲眼看到老朋友领导着一些人胼手胝足地作这样新生活的开创，同时感到所谓文人的空虚可愧！相形之下，我们何尝及得上一个筑路的工人，与收获的农夫。
K君尤其关切的是日本人在东北的威胁，他曾告诉我在东京炮兵专科学校中的经验。
“本来我是以营副的资格去的，这不比士官学校，凡是持着一个师长的派遣公函，无论资格如何便能入校。即在日本这专门的陆军学校也是为中下级的军官预备的。那时中国学生在这校内的只有三五个人，有几个现在已是南方的军部的重要人物了。现代的军事教育，高深点的都是专门的科学的训练，尤其是炮科。这并不是体力的比试，在近代战争中还是居第一位的利器，说来实在复杂。三年的时间，使我明了一切需要科学的重要。你不要以为军人，军人一提到你们的笔下——尤其是联想到二十年来国内军人的混战，便无好感。即偶尔说几句公道话，也无非从温情的人道上称许我们这些玩弄枪弹的人的反省——本来这没有什么可诧异，你们的经历与想象也只能这样诉说你们的情感——你注意，我是说你们的呀！哈哈！……战争是人类的罪恶，不错，可是这一个大错不能加在现代的军人身上！还得找哲学家，人类学家追究追究人类的本性的问题。是一种事业，就应分有人来干。你想我们这一行，不能算职业吧？可也难说……仍然还在戴上面具要互相吞食残杀的世界中，我们不敢自称是征服反对正义的武士——其实又有多少人敢自己这样说——然而在我却以为要放下屠刀，便可使世界断杀，那是卑弱的自欺的话。等到人家用手打在你的右颊上时，难道便从容地将左颊献给他么！这些话不必提，无论如何，现在立国不能丢开军事。我们这衰老的国家，既然要列于近代的国家之中，不论其他的一切是否科学化，就军队的组织与军器的设备与应用……我们的军队真的还没有脱离开十八世纪的范围。有的是人，吃苦，跑路，受冻，只这样成么？人家首先要同你作科学的比试，一个炮弹的制造，装置，搬运，预备射放的程序，射放的方法——测量力量等等，这不用说，找一位非洲的人或乡下佬来要白看，即是受过军事教育的普通兵，他也无可奈何这科学方法的机巧……”
“日本人预备战争久了，自从日俄在我们这一带拼过生死之后，他们一步都不肯放松。欧战期间尤其是他们发展一切的机会……满洲问题是他们的中心对象，这里说不到什么公理，正义，世界上原是由人的解释不同而生出的差别，到现在还不是只有利害而无确定的是非么！人家实地的争利害，我们那些纸片上的公理哪能弄来吓鬼！……话说回来，讲军事的科学化，朋友，且不必拿日本有四十二生的大炮与中国比——从实说，中国最好的炮队人才，战器，还是东北多些——就说这一尊大炮照例的要将近一连的炮兵侍奉它，到了危急的时候它方能施展施展它的力量。要携带随时安置的小铁道，运送炮弹要用电力，将大的炮弹装入钢管……那些手续说来，诚属麻烦，的确放射起来没有小炮的省事，然而你明白，这一弹的力量要毁灭多少的建筑与人的生命！至于飞机战，壕沟战……哪一时在战场能离开科学。我不是说发明摧毁一切的科学器具便算是人类的功绩，但相比之下，像我们只能肉搏，只能靠热血去争公理的，究竟哪一分更可恃？……”
他随手从小书架上将种种在日本所得的军事练习的照片取下来指给我看，骑马的姿式，操演的行列，这都不奇，惟有日本最重的炮位使人看了觉得悚然。他又说：
“你不是说在南满路左近所见的种种情形可以付之一叹么！啊！老是一叹不好干什么用的，我们干这一行的也常常计划——因为中国只是空喊着收回旅大，收回旅大，到底只是呐喊而已。其实喊的人力气已竭，怕他们早将这片土地给换了颜色。日本人图谋中国的野心，早晚须有一战的决定！……”
“果然是需要一战，依你看应该在哪一年？”我不禁地追问。
“这倒不能确定，日本人自然也不是敢轻言与中国宣战，不过他们对于满蒙的企图一天厉害起一天。时势的迫促，往往比预定的时间还要快，到了时候也或者能远过了他们的预定期。中国呢，可以一战——你明白这一场可怕的纠纷，不是如此终无了结之期——这须要中国将海岸线的口岸抛弃，诱敌作陆上战争，以中国兵民的力量避免正面的大战，作袭击与不定形的争斗，确能胜任，可是相当的牺牲自不能免。政府最好往四川移，在中原地方与之相持，若能坚忍到一年半以上，即使没有别的国家的干涉（其实这是一定有的事），日本也就毫无力气了。而且他们国内必有革命的爆发。但现在吗，怕还不容易，这是要全国人一致的团结，虽有苦痛不容返顾的重大牺牲！……前年中东战事梁旅的抵抗力想来都听说过了，后方还曾有援兵么？军器，军需的接济么？可怜！那些兵就是那样甘心拼命，在雪地里埋了尸骨，战事又哪是儿戏的事？……”
在香烟气味弥满的客厅中，我听他说了这些所谓“语重心长”的话，颇觉得人类的前途茫茫，而多难的中国究竟要走到什么地步？像这些问题严重地想起来，我真不能说什么，他也低着头来回走着似有无穷的感动。一会他止住脚步，又道：
“我当初同了×军长到这边来，一切的规划几乎全是我主持的。为开发利源，为创造新生活，都是，可是我在关外十几年亲受的帝国主义者的威迫，决心来干这类一些人不愿干的事，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切预备，都是从根本上着想。论我的知识与个人的习惯，我还是觉得干我的炮兵生活痛快得多，然而走不脱，便只好耐心作下去……”
我们对于这一方面谈的话自然还多。他又告诉我开始经营时第一年的军垦的失败，原想照永久的屯田方法，而为剿服剽掠的土匪起见，兵士们不能常常用火犁耕地，和土建屋，一年之中倒有半年须预备与那些勇敢的土匪拼命。所以现在只好暂将这一条计划收起。完全希望关内的移民来此开垦。上年曾有一部分的河南山东的难民来，由大连起，车船的招待，好容易到了，分别的安置下。说气候的不适还是小节，最重要的却是他们的老小无生产力者太多，壮年的男女本来可以奋勉的工作，然而那些坐食的老弱却分了他们的勇力。这是一点经验，在努力于创始的时期最好是年青人的勇敢与不缺乏的热力。所以对于以后的移民办法也有重行改定的必要了。
像东北的边防，交通事业，出产，行军的方法，在静静的春宵中他说得太多了。我没有更灵活的笔墨写得出来。总之，他有多方面的经验，而脑子中又不是一个欠少较高远的理想的人。他用铁一般的意志咬着牙干下去，领导着多少专门的人才，（他将他的公署的职员表给我看，十分之七都是习农林，测绘，陆军，工业的人去担任各部分的工作。）沉默地在这冷僻地方努力，几年之后我盼望他们有丰富的收获，其实每件事情的进行之中随时的困难自然相伴发生，他也曾愤慨地说过多少新青年——方出学校的专凭意气的青年的误事，以及只有知识的教育却没有品格的修养的人，很容易腐化，他举过他们这边的几件事，恕我在此不必记下了。
几年来我没曾听过这么时间久的切实的谈话，因为一切都是计划实行，不是空虚的嗟叹，不是夸饰，更不是广博精奥的眩耀。他是那样的人——像是努力于力之挥发，与按步实行的人。从谈话中我知道他的精神所在了，虽然我不能完全与他的思想相同。在这边他是忍受着孤寂的，除了他的夫人之外，他家中只有几个勤务兵与一个副官。因为他颇为严厉的关系，我在那里住了三天，没见他的一个属员到他公馆里去，没有牌声，没有酒香，他常吃素食看书。喂了一只灰鹤，一只小狗，下班后他的生活就消磨在这些事上，这似乎不是沉溺于现代都会生活中的人所能忍受的。所以这老朋友的会谈，使我的精神上快慰不少，而且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无论照哪面走，应分是这样活泼、有力，才不会感到空虚与失望。
这不是专为一个人写照，我认为在中国的各地方中很需要这样咬着牙硬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