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我到这里居然成了“书家”。
实在别人有比我用过写字工夫的，不过他们轻易不肯动笔，又因为我以前写过几篇文字，以为必定写得好。一迭迭的纸送来，说：敬求法书，在初时我想到这终天被黄风追围的地方写斗方，世间有这样无聊的事没有！但拒绝不了，后来我索性开玩笑了。为清理案头起见，几乎一次写几张大纸，与作文一样，偶而写写倒未尝没意思，若是非写不能生活，实是世间的第一苦趣。我们不能拿黑铁的锤子，不能弄力大的机器，又不会用尺，用剪子找饭吃，却借了笔墨作工人。即不甚劳苦，实在算不得什么神圣事业。但比起我这“木居士”来还好得多，因为这是绝无报酬而人家却逼你献丑的事，与其多费唇舌，还是不把洁白的玉版宣拿回，我只可用手去挥发我的抑郁。
天是常常淡得如黄土筛成的布幔一样。风是如魔鬼的叫喊，蒙古的惊砂从多少空间吹来此地，打在脸上如小锥子的锋利。两旧玻璃窗还挡不住北国的风劲，土直往口牙里塞。你想这能写什么字？
于是我感到无可排除的苦闷，本想及时他去，但还找不到能脱身的机会。
“你看，又有活干了”。畏萌用左手指按住绿绒铺的公事桌上。
我接过来看是一件公文，下面照例的时……分……拟稿时……分核定，时……分缮写，校对，监印。打开里页，起首便是为令知事；……四月×日为植树节，仰……照章办理植树事宜；并将植树情形妥为详报云云。末后却印着篆文的××委员会的大印。
我一瞥之后便坐在大安乐椅上道：“这与我什么相干？”
畏萌将右手向空中一挥，他健强的右脚向前踏了一步，即时墙上闪动一个魁伟的高大身影。
“嗯！明天我们植树，今晚上就写标语，写大字，白布买来了，要写比斗大的字，写十五六个，是标明植树、要照像片用的……这事要劳动你……”
这时我吸了半枝香烟，心里纳闷得很！
“朱先生大字写得不坏，请他吧！”
“不，还有标语，已经去裁去了，自然不是你自己写。”
我也不再问了，世间还是玩笑的态度好吧！我今晚上算是第一次来写这样大字。
墨汁，大的砚台，要大笔，顶大号的没有，想用鬃子束一枝也没有作料，末后还是第几寝室中间学生借了一枝细杆鼓肚的破棕笔；其实就是刷子。于是庶务先生取了若干白布条来，是预备写标语用的。听差另外将两丈长的白竹布打开，迭上方格，字数一共十五个。末后的六个字自然是“植树典礼纪念”。
于是为了玩笑，我在五十支光的电灯下面，用破刷子作了横冲逆撞的武器。他们说：愈大愈好，字体无妨奇怪，刚写了末后的礼字，他便喝彩；写到植字说，这个字太好了。我也得意，因为忙了这半天，还有明日排队，照像，种树，就为的是这个字！能以碰着写好点，自然是体面攸关。
其实我仿佛出了一身冷汗，不是怕写得不佳，也不是弯着身子累的，因为写到最先那两个字“东”与“北”，恰是各有两把横插入的刀剑，我遵从他们的话自然也要怪气些写，于是真似两把尖锋了。这不是有点象征吗？就是这么样的“东北”便完成了。
我可算苦工已完，放下刷子抬头看光华四照的电灯似在我头上冷笑。他们细细看去，我又吸了一枝香烟。
“哈哈！这倒像老长的挽联。”我的意思似在嘲笑。
“哈哈，你太会说笑话了。”
一会朱先生带着笑脸走进来，“干吗？哟！好大的字！”他的北平话十分老到。
“来来，给朱先生研墨。”
于是这位好写爨龙颜的先生起始他分写的标语，但他却没有“词”。畏萌头目一边来回在大厅中走着郑重的脚步，一边说着许多切题，希望，教训的句子。于是我们的朱先生便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下挥。写到后来，只余下一对灰色纸的联，畏萌一看便发话道：
“这怎么能行！墨写在灰纸上太不分明了。”
“可不一定照不出来？”庶务先生搔着头发道：“原来应该用粉子写，显明得多。”
“不成，不成！刚才恕君说是挽联，再用粉写在灰纸上那才真是挽联的样子，要不得，要不得！”
于是写的与旁观的人都附和上几声欢笑。我正在大椅子上看一本《畏卢诗存》也禁不住笑容满面。
结果是另写一对联，将这带有灰暗色的便丢在一边。
第二天，从清早上又照例地吹起吱吱如鬼叫的风声，沙土直向人们牙齿，鼻孔中投人。起初听说由某局子要的树栽子没有到，一般人以为这真没有方法了，典礼或在明天补行。及至九点，忽然在风声中听见凄响的铃声，我的住室的听差推开门探进半个身子来道：
“先生，开会咧。”
“唉！”我方在看一本《挪威小说集》里的一篇《生之喊叫》，虽然答应了这么一个不明白的音，却仍然往下看去。
小说看完之后，想该去看看这单调的光景了。从斜逆的风中好容易挣扎着到礼堂前面。却见两位照像师在院子中支三角架。一些无枝无叶的青杨棍子放在干硬的土地上面。我真怕到礼堂，便一个人又转到写字的大厅中去，刚一开门，却看见庶务先生拍掌道：“你也来取暖了，看，真冷，我这回又披上大衣了。”
还有位杨先生在椅子上看报，他从容地道：“你从礼堂中来吗？头目还在说？”
“没去。”我微笑了。
“他才不去哩。”庶务先生仿佛早知道我由哪里来似的。
半点钟过了，风吹得更冷，我坐一会，又翻几页《良友画报》，看它的封面上的“美人”脸子。一会望望窗外的劲风，忽然记起原来今天便是清明，清明就这样的过去，于是联想到许多事，低头看着四方缝出神。不久铃声又响一次，便有许多先生们呵着手由礼堂中跑过来，口里嚷着“好冷，好冷”的声音。
在礼堂前面照例的按着高矮，排成几排，大大小小的青年们站齐了，手指上的金戒与漆亮的皮鞋给这风沙漠漠的地方上添了不少的光彩，最前的一行，却将昨晚我写的二丈长的白布横列的拿着，每个字都很清显，这是预备照在像片上的。
于是我们也被塞进这些大大小小的青年中间去，地位是不高又不低。一声号令“脱帽！”大家的毛发便与冷风在空中战斗。
费了一刻多钟的时间，照像师的底板还没弄上。风太大了，黑布披在他的肩上，一会便将红里反罩在像机上面；一会又须扶住架子，末后照像师情愿将黑呢礼帽被风吹去方得拍成。
这是一大段落，像成，人散，风更威严了。沙土又似将每个人眼障住，天空中如一片黄纱。几位先生好容易将这大字的白布迭起，据说是留着又不知有什么用。
我心中有点难过的骄傲，因为我这书法还得映在像片上，这真是想不到的光荣。但向礼堂的上面看去，朱先生的标语却如门联般的整齐分贴在窗的两侧。
直到过午，那些青杨棍子还静静地安躺在干硬的土地上。我看它们没枝没叶的孤独样儿，令人想到植树的意义。这在乡村中，或人家的田边陌上，不是有根有枝的小树吗？但它们现今却在大大小小青年们的足下，或手中，呻吟着“生之叫喊”的低声，无疑，这悲惨的风是给它们送葬歌了。
忽然记起昨晚的挽联的话，我就用力的向它们中的一条蹴了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