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旨十八首

　　易或问〈景祐四年〉

　　或问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说善乎？”曰：“善矣，而未尽也。夫卦者，时也。时有治乱，卦有善恶。然以《彖》、《象》而求卦义，则虽恶卦，圣人君子无不可为之时。至其爻辞，则艰厉悔吝凶咎，虽善卦亦尝不免。是一卦之体而异用也。卦、《彖》、《象》辞常易而明，爻辞常怪而隐。是一卦之言而异体也。知此，然后知《易》矣。夫卦者，时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圣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时无不可为。凡卦及《彖》、《象》，统言一卦之义，为中人以上而设也。爻之为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顺六位，君子小人之杂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顺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顺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辞兼为中人以下而设也。是以论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辞，大义也。大义简而要，故其辞易而明。爻辞，占辞也。占有刚柔进退之理，逆顺失得吉凶之象，而变动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状以为言，所以告人之详也。是故穷极万物以取象，至于臀腓鼠豕，皆不遗其及于怪者，穷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隐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尽万物之理，而为之万事之占也。”

　　或曰：“《易》曰：‘君子顺天休命’又曰：‘自天之，吉无不利。’其《系辞》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易》之为说一本于天乎？其兼于人事乎？’”曰：“止于人事而已矣，天不与也，在诸《否》、《泰》。”“然则天地鬼神之理可以无乎？曰有而不异也，在诸《谦》。知此，然后知《易》矣。《泰》之《彖》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之《彖》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夫君子进，小人不得不退；小人进，君子不得不退。其势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于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乱于否矣。否、泰，君子小人进退之间尔，天何与焉？，”问者曰：“君子小人所以进退者，其不本于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进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则小人进以巧。此人事也，天何与焉？”又曰：“《泰》之《彖》不云乎‘天地交而万物通’，《否》之《彖》不云乎‘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呜呼！圣人之于《易》也，其意深，其言谨。《谦》之《彖》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圣人之于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言出而万世信也。夫日中则昃之，月缺则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见其亏盈于物者矣。物之盛者变而衰落之，下者顺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见其变流于物者矣。贪满者多损，谦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见其祸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则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见其迹之在物者，则据其迹曰亏盈，曰变流，曰害福。若人则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恶。故曰其意深而言谨也。然会而通之，天地神人无以异也。使其不与于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与于人乎，与人之情无以异也，亦修吾人事而已。夫专人事，则天地鬼神之道废；参焉，则人事惑。使人事修则不废天地鬼神之道者，《谦》之《彖》详矣。治乱在人而天不与者，《否》、《泰》之《彖》详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尽矣。”

　　或问曰：“今之所谓《系辞》者，果非圣人之书乎？”曰：“是讲师之传，谓之《大传》，其源盖出于孔子，而相传于易师也。其来也远，其传也多，其间转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圣人之言焉，有非圣人之言焉。其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其‘文王与纣之事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欤？’若此者，圣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见《易》者也。‘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幽赞神明而生蓍’，‘两仪生四象’，若此者，非圣人之言，凡学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后知《易》矣。”

　　石论

　　夫据天道，仍人事，笔则笔而削则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说，攻异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传》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质诸人情，推至隐以探万事之元，垂将来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于《春秋》矣。故杜预以谓经者不刊之书，范宁亦云义以必当为理。然至一经之指，三《传》殊说，是彼非此，学者疑焉。

　　鲁僖之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退飞，过宋都。”《左氏》传之曰：“石陨于宋，星也。六退飞，风也。”《公羊》又曰：“闻其真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故先言石而后言五。视之则，徐而视之则退飞，故先言六而后言。”《谷梁》之意，又谓先后之数者，聚散之辞也，石、犹尽其辞，而况于人乎？《左氏》则辨其物，《公》、《谷》则鉴其意。噫！岂圣人之旨不一邪？将后之学者偏见邪？何纷纷而若是也。

　　且《春秋》载二百年之行事，阴阳之所变见，灾异之所著闻，究其所终，各有条理。且《左氏》以石为星者，庄公七年“星陨如雨”，若以所陨者是星，则当星陨而为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陨石乎？夫大水、大雪，为异必书。若以小风而自退，非由风之力也。若大风而退之，则众鸟皆退，岂独退乎？成王之风有拔木之力，亦未闻退飞鸟也。若风能退，则是过成王之风矣，而独经不书曰大风退乎？以《公羊》之意，谓数石、视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间，去僖公五世矣，当石陨、飞之际，是宋人次于旧史，则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数世修经，又焉及亲数石而视乎？《谷梁》以谓石后言五、先言六者，石、微物，圣人尚不差先后，以谨记其数，则于人之褒贬可知矣。若乃“西狩获麟”不书几麟，“鸲鹆来巢”不书几鸲鹆，岂独谨记于石、，而忽于麟、鸲鹆乎？如此，则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圣人纪灾异，著劝戒而已矣，又何区区于谨数乎？必曰谨物察数，人皆能之，非独仲尼而后可也。

　　噫！三者之说，一无是矣。而周内史叔兴又以谓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阳，地动阴，有阴陵阳则曰蚀，阳胜阴则岁旱。阴阳之变，出为灾祥，国之兴亡，由是而作。既曰阴阳之事，孰谓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传》，以记诸国之语，其记柯陵之会曰：“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而步高，且告鲁成公以晋必有祸乱。成公问之曰：‘天道乎？人事也？’单子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见晋侯之容矣。’又曰：‘观其容，知其心。’后卒如单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书以传后世也！若单子之言然，则夫单子者，未得为笃论君子也，幸其言与事会而已。不然，丘明从后书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

　　何以论之？观其容，虽圣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祸福也。夫礼之为物也，圣人之所以饰人之情而闲其邪僻之具也。其文为制度，皆因民以为节，而为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为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乐和声，为制金石丝竹以道之；体安尊严，为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惧其佚而过制也，因为之节。其登车也，有和銮之节；其行步也，有佩玉之节；其环拜也，有钟鼓之节。其升降周旋，莫不有节。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则外闲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视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节，不过不中礼而已，天之祸福于人也，岂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乐之动乎中，必见乎外，推是而言犹近之。单子则不然，乃以绝义弃德因其视瞻行步以观之，又以谓不必天道止于是，而祸福于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谓非笃论君子，而其言幸与事会者也。

　　《书》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与心，其异如此。故曰观其容，虽圣人不能知其心。尧、舜之无后，颜回之短命，虽圣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祸败，则其可乎？

　　三年无改问　　或问：“传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则未也。凡子之事其亲，莫不尽其心焉尔。君子之心正，正则公。尽正心而事其亲，大舜之孝是也，盖尝不告而娶矣，岂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则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亲者，孝乎？非孝也。故事亲有三年无改者，有终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礼，哭泣之节，哀思之心，所谓三年而无改也。世其世，奉其遗体，守其宗庙，遵其教诏，虽终身不可改也。国家之利，社稷之大计，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尧、舜之业，启嗣之，无改焉可也。武王继文之业，成王嗣之，无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鲧之恶，曰俟三年而后改，可乎？不可也。凡为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为其父，无改也，虽过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鲧为其父者，虽生焉犹将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纣，其死也，武王不待毕丧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鲁隐让桓，欲成父志，身终以弑，《春秋》讥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亲者，尽其心焉尔。心贵正，正则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曰：“然则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门弟子记其言，门弟子死，而书写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尽夫子之言乎哉？”　　诗解统序

　　五经之书，世人号为难通者，《易》与《春秋》。夫岂然乎？经皆圣人之言，固无难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浅。今考于《诗》，其难亦不让二经，然世人反不难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则人人皆明，而经无不通矣。　　大抵谓《诗》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书也，曰淫繁之辞也，曰猥细之记也。若然，孔子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习之，考于先儒亦无几人。是果不足通欤？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是明圣人本意乎！《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习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是果于其成乎！故二《南》牵于圣贤，《国风》惑于先后，《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此一经大概之体，皆所未正者。先儒既无所取舍，后人因不得其详，由是难易之说兴焉。毛、郑二学，其说炽辞辩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谬妄。盖《诗》载《关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间，君臣得失、风俗善恶之事阔广{宀遂}邈，有不失者鲜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经，故先明其统要十篇，庶不为之芜泥云尔。

　　二南为正风解

　　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不得有《风》，《风》之生，天下无王矣。故曰诸侯无正《风》。然则《周》、《召》可为正乎？曰：可与不可，非圣人不能断其疑。当文王与纣之时，可疑也。二《南》之诗，正、变之间可疑也。可疑之际，天下虽恶纣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尔，亦曰服事于纣焉。则二《南》之诗作于事纣之时，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尔，岂所谓周室衰而《关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别之，二十五篇之诗，在商不得为正，在周不得为变焉。上无明天子，号令由己出，其可谓之正乎？二《南》起王业，文王正天下，其可谓之变乎？此不得不疑而轻其与夺也。学《诗》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变不分焉。以治乱本之二《南》之诗，在商为变，而在周为正乎。或曰：未谕。曰：推治乱而迹之，当不诬矣。

　　周召分圣贤解

　　圣人之治无异也，一也。统天下而言之，有异焉者，非圣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浅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岂异乎？然孔子以《周》、《召》为别者，盖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文王之心则一也，无异也。而说者以为由周、召圣贤之异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浅，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召公能行圣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系于《雅》、《颂》，何也？”曰：“谓其本诸侯之诗也。”又曰：“不统于变《风》何也？”曰：“谓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颂》，则终始之道混矣；杂于变《风》，则文王之迹殆矣。《雅》、《颂》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将略而不具乎，圣人所以虑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圣贤之异而别其称号尔。盖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诗切。感之薄者亦犹其深，故其心浅；心之浅者，故其诗略。是以有异焉。非圣人私于天下，而浅深厚薄殊矣。”

　　“二《南》之作，当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谓受命之前则太姒不得有后妃之号。夫后妃之号非诗人之言，先儒序之云尔。考于其诗，惑于其序，是以异同之论争起，而圣人之意不明矣。”

　　王国风解　　六经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与不正，然后圣人者出，而六经之书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终之以平、桓，平、桓而后，不复支矣。故《书》止《文侯之命》而不复录，《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诗》自《黍离》之什而降于《风》。绝于《文侯之命》，谓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谓正朔不足加也；降于《黍离》之什，谓《雅》、《颂》不足兴也。教令不行，天下无王矣；正朔不加，礼乐遍出矣；《雅》、《颂》不兴，王者之迹息矣。

　　《诗》、《书》贬其失，《春秋》悯其微，无异焉尔。然则诗处于《卫》后而不次于二《南》，恶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体不加周姓而存王号，嫌其混于诸侯而无王也。近正则贬之不著矣，无王则绝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诗也，次于至正之诗，是不得贬其微弱而无异二《南》之诗尔。若然，岂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书王以加正月，言王人虽微必尊于上，周室虽弱不绝其王。苟绝而不与，岂尊周乎！故曰：王号之存，黜诸侯也；次《卫》之下，别正、变也。桓王而后，虽欲其正风，不可得也。《诗》不降于厉、幽之年，亦犹《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尔。《春秋》之作，伤典、诰之绝也；《黍离》之降，悯《雅》、《颂》之不复也。幽、平而后，有如宣王者出，则礼乐征伐不自诸侯，而《雅》、《颂》未可知矣，奈何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乎！

　　十五国次解　　《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而明《诗》者，多泥于疏说而不通。或者又以为圣人之意，不在于先后之次。是皆不足为训法者。　　大抵《国风》之次以两而合之，分其次以为比，则贤善者著而丑恶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谓之比乎？”曰：《周》、《召》以浅深比也，《卫》、《王》以世爵比也，《郑》、《齐》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陈》《秦》以祖裔比也，《桧》、《曹》以美恶比也。《豳》能终之以正，故居末焉。浅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世爵云者，卫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周幽东迁，无异是也。加卫于先，明幽、纣之恶同，而不得近于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异姓者为后。郑先于齐，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为尧封。以舜先尧，明晋之乱非魏褊俭之等也。祖裔云者，陈不能兴舜，而襄公能大于秦，子孙之功，陈不如矣。

　　穆姜卜而遇《艮》之《随》，乃引《文言》之辞以为卦说。夫穆姜始筮时，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尔，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为诞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则季札观乐之次，明白可验而不足为疑矣。夫《黍离》已下，皆平王东迁、桓王失信之诗，是以列于《国风》，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无道，则周之乐工敢以周王之诗降同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为法者。昔孔子大圣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辞，然犹不公传于人，第口受而已，况一乐工而敢明白彰显其君之恶哉？此又可验孔子分定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为无据云。

　　定风雅颂解

　　《诗》之息久矣，天子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诗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国焉，有神明焉。观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体一国而成者，众不得而违也；会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违焉，《风》一矣；不欺焉，《颂》明矣。然则《风》生于文王，而《雅》、《颂》杂于武王之间。《风》之变，自夷、懿始；《雅》之变，自厉、幽始。霸者兴，变《风》息焉；王道废，《诗》不作焉。秦、汉而后，何其灭然也？王通谓“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颂，国史不明变，非民之不作也。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职诗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几于圣人之心矣。或问：“成王、周公之际，《风》有变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则变而不能复乎！《豳》之去《雅》，一息焉，盖周公之心也，故能终之以正。　　鲁颂解　　或问：“诸侯无正风，而鲁有《颂》，何也？”曰：“非《颂》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体，不免变《风》之例尔，何《颂》乎！《颂》惟一章，而《鲁颂》章句不等；《颂》无颂字之号，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离乎强也。《颂》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访于众人，众人可之，犹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访于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后作之无疑矣。僖公之政，国人犹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贬尚不能逃，未知其《颂》何从而兴乎！《颂》之美者不过文、武，文、武之《颂》，非当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与文、武，而曰有《颂》乎！先儒谓名生于不足，宜矣。然圣人所以列为《颂》者，其说有二：贬鲁之强，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请于天子，其非强乎？特取于鲁，其非劝乎？”或曰：“何谓劝？”曰：“僖公之善不过复土宇、修宫室、大牧养之法尔，圣人犹不敢遗之，使当时诸侯有过于僖公之善者，圣人忍绝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劝尔。而郑氏谓之备三《颂》，何哉？大抵不列于《风》而与其为《颂》者，所谓悯周之失、贬鲁之强是矣，岂郑氏之云乎？”

　　商颂解

　　古《诗》三百始终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颂》，岂多记而广录者哉？圣人之意，存一《颂》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纣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谓大商祖之德？曰：《颂》具矣。曷谓予纣之不憾？曰：悯废矣。曷谓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纪》称武王伐纣，下车而封武庚于宋，以为商后。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继之。是圣人之意，虽恶纣之暴，而不忘汤之德，故始终不绝其为后焉。或曰：《商颂》之存，岂异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汤之德微，毒纣之恶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谓存一《颂》而有三益焉者，岂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无厉王之诗，著其恶之甚也。而郑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为当刺厉王，又妄指毛公为诂训时移其篇第，因引前后之诗以为据。其说有三：一曰《节》刺师尹不平，此不当讥皇父擅恣。予谓非大乱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专，不然李斯、赵高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恶褒姒减周，此不当疾。艳妻之说出于郑氏，非史传所闻。况褒姒之恶，天下万世皆同疾而共丑者，二篇讥之，殆岂过哉？其三曰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此不当云番惟司徒。予谓《史记》所载，郑桓公在幽王八年方为司徒尔，岂止桓公哉？是三说皆不合于经，不可按法。为郑氏者独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无正》已下三篇之诗，又其乱说归向，皆无刺厉王之文，不知郑氏之说何从而为据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诗》乎？　　本末论

　　《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太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棠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一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以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

　　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美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

　　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唐、豳之《风》，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汩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汩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也，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也。　　时世论

　　按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之采地，使施先公太王、王季之教于己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其为说者又自相牾。

　　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所施太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つ木》、《螽斯》、《桃夭》、《兔》、《苡》，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太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之德化之应。《草虫》、《采苹》、《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В有梅》、《江有汜》、《野有死》，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太姒之事，其余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考诗义，皆不能合者也。

　　《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太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太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太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

　　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太王、王季。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牾矣。

　　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述，一太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余篇，所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以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说也。

　　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类。盖尝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盛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太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太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盛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曰“哀而不伤”，谓此也。司马迁之于学也，杂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

　　昔吴季札闻鲁乐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二，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而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辩者，以去诗时世远，茫昧而难明也。

　　余于《周南》、《召南》，辩其不合，而《关雎》之作，取其近似者焉，盖其说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辩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予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不辩，辩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

　　豳问　　或问：“《七月》，《豳风》也，而郑氏分为《雅》、《颂》。其诗八章，以其一章、二章为《风》，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为《颂》。一篇之诗别为三体，而一章之言半为《雅》而半为《颂》，诗人之意果若是乎？”应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气节、农桑之候、勤生事、男女耕织衣食之本，以见太王居豳兴起王业艰难之事，此诗之本义，毛、郑得之矣。其为《风》、为《雅》、为《颂》，吾所不知也。所谓《七月》之本义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有所难知者，阙之可也，虽然，吾知郑氏之说，自相牾者矣。今《诗》之经，毛、郑所学之经也。经以为《风》，而郑氏以为《雅》、《颂》，岂不戾哉？夫一国之事谓之《风》，天下之政谓之《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谓之《颂》，此毛、郑之说也。然则《风》，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今所谓《七月》者，谓之《风》可矣。谓之《雅》、《颂》，则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于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风》、《雅》、《颂》之为名未必，然则于其所自为说，有不能通也。”

　　问者又曰：“郑氏所以分为《雅》、《颂》者，岂非以《周礼》章之职，有吹豳《诗》、《雅》、《颂》之说乎？”应之曰：“今之所谓《周礼》者，不完之书也。其礼乐制度，盖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于事，则繁杂而难行者多。故自汉兴，六经复出，而《周礼》独不为诸儒所取，至以为黩乱不验之书，独郑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风》为《雅》、《颂》，以合其事也。”

　　问者又曰：“今《豳诗》七篇，自《鸱》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独《七月》一篇，岂足以自为一国之《风》？然则《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风》耳，豳其自有诗乎？《周礼》所谓《豳雅》、《豳颂》者，岂不为《七月》，而自有《豳诗》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尝亡矣，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之。由是言之，豳诗其犹有亡者乎？”应之曰：“经有其文，犹有不可知者；经无其事，吾可逆意而为然乎？”

　　鲁问

　　或问：《鲁诗》之颂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蛮貊，莫不从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臣，在泮献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景彼淮夷，来献其琛。”《宫》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又曰：“淮夷来同，鲁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诗所陈，五霸不及也。然鲁在春秋时，常为弱国，其与诸侯会盟、征伐见于《春秋》、《史记》者，可数也，皆无诗文所颂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见于《春秋》者，又皆与《颂》不合者何也？

　　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败莒、灭项者各一，此鲁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陈，六年伐郑，是时齐桓公方称霸，主兵率诸侯之师，而鲁亦与焉耳。二十八年，围许，是文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而鲁亦与焉耳。十五年，楚伐徐，鲁救徐，而徐败。十八年，宋伐齐，鲁救齐，而齐败。二十六年，齐人侵伐鲁鄙，鲁乞师于楚，楚为伐齐，取谷。《春秋》所记僖公之兵，止于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项，皆小国，虽能减项，反见执于齐。其所伐大国，皆齐、晋主兵。其有所救者，又力不能胜而辄败。由是言之，鲁非强国可知也，焉有诗人所颂威武之功乎？

　　其所侵伐小国，《春秋》必书，焉有所谓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会齐侯于淮尔。是会也，淮夷侵曾阝，齐侯来会，谋救曾阝尔。由是言之，淮夷未尝服于鲁也。　　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郑氏以谓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齐桓二十七年也。齐桓十七年伐山戎，远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戎，鲁又不与。郑氏之说既谬，而诗所谓“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说，岂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时，楚方强盛，非鲁所能制。僖之四年，从齐桓伐楚，而齐以楚强不敢速进，乃次于陉，而楚遂与齐盟于召陵，此岂鲁僖得以为功哉？六年，楚伐许，又从齐桓救许，而力不能胜，许男卒面缚衔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从齐桓救徐，而力又不能胜，楚卒败徐，取其娄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尝与鲁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见尔，盖舒为徐取之矣。然则郑氏谓僖公与齐桓南艾荆及群舒者，亦谬矣。由是言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皆与《春秋》不合矣。

　　楚之伐徐，取娄林，齐人、徐人伐英氏以报之。盖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鲁而求助于齐以报之，以此见徐非鲁之与国也，则所谓“遂荒徐宅”者，亦不见于《春秋》矣。

　　《诗》，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诗》之言不妄，则《春秋》疏谬矣；《春秋》可信，则《诗》妄作也。其将奈何？应之曰：吾固言之矣，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是也。惟阙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问

　　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其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

　　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自圣人殁，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久之三家之学既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绝。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舍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与今考《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隋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类多，吾固已论之矣，学者可以察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