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邦奇记得三年前一个星期五早上的情景：正在刨木棚里干活的几个工人抬起头来，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那儿观望。他们不知道他站在那儿多久了，他看上去像个流浪汉，但仔细看来又不像。他的鞋沾满尘土，裤子也弄脏了，但裤子却是哔叽料子缝的，裤缝笔挺；衬衣脏了，但原是件白衬衣。他结着一条领带，一顶还挺新的硬边草帽歪斜地戴在头上，面部毫无表情，显得既傲慢又邪恶。尽管他一身流浪汉的打扮，却不像个地道的流浪汉；他的神态清楚表明，他无根无基，行踪靡定，任何城镇都不是他的家园，没有一条街、一堵墙、一寸土地是他的家。而且他总是像打旗号似的显示他十分明白自己既无根又无基，带着一种严峻而又冷漠的、几乎是孤傲的神情。正像人们后来说的那样：“他好像刚走了霉运，既不打算倒霉下去，又懒得去管应该如何爬起来。”他年轻。拜伦瞧他站在那儿，两眼盯着大汗淋漓、工装湿透的工人，嘴角叼着根香烟，面部晦暗阴沉，鄙夷不屑，略微歪斜着避开纸烟冒出的烟气。过了一会儿，他连手也不抬便将叼在嘴上的纸烟一口吐掉，转身往工厂办公室走去；身穿又脏又旧的工装的工人都带着困惑不解的愤懑神情望着他的背影。“咱们应该把他推进刨床去，”工头说，“说不定那会刨掉他脸上那股子神气。”
拜伦轮流地打量着两人的面孔，问道：“真的吗？他们真那么干吗？”
“唔，你总算平生第一次讲了真话，”穆尼说，“就是说，讲了一半的真话。你要不要我凑近你耳朵对你说出另一半？”
这就是人们在刨木厂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情形。拜伦现在知道了也记得那辆新车（很快就有一两块挡泥板给撞弯了）在城里漫无目的地不停乱转，布朗懒洋洋地扶着方向盘，那副吊儿郎当、自鸣得意、无所事事的神气并不显得很高明。偶尔克里斯默斯会坐在他旁边，但不多见。现在他们在干什么勾当已经不再是秘密了。年轻人甚至小孩子都知道，只要碰见布朗，多半就能买上威士忌。镇里的人等着有一天看到他被人抓住，等着他伸手从雨衣下掏出酒来卖给密探。可是人们还不能断定克里斯默斯是不是与这事有关，不过没人相信布朗有能力单枪匹马地赚钱，即使是搞贩私酒这一行；而且有人知道布朗和克里斯默斯一块儿住在伯顿那儿的小木屋里。但即便是这些人也不清楚伯顿小姐是不是知道贩酒的事，就算是清楚也不会告诉她。她是个中年女人，独自住在那幢大屋子里。虽然她有生以来一直住在那儿，却仍然是个陌生人，一位外乡人，她的先辈是在南北战争后的南方重建时期从北方迁来的。她是个北方佬，一个宠爱黑人的北方人，迄今镇上还有人谈论她与镇里镇外的黑人之间稀奇古怪的往来关系，尽管现在离她祖父和哥哥遇害已经六十个年头了——一个从前的奴隶主在广场上把他们杀了，因为他们支持黑人参加州政府的选举活动。可是时至今日，往昔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和她的住处：一种令人感到阴森可怕的怪异的阴影，虽然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只不过是曾经被镇里人的先辈颇有理由地（或者他们自认为有理由）憎恨和惧怕过的人的后代。往日的影响至今犹存：双方都是前辈的后代，都跟彼此先人的鬼魂有关系，他们之间还耸立着当初流血牺牲的幽灵，还游弋着往日的憎恶、愤怒和恐惧。
如果曾经有过爱情，无论女人男人都会说，拜伦·邦奇已经把她忘了；或者更像是这么回事：她（指爱情）把他忘了。这个矮小的男人已经满了三十岁，在这家刨木厂干了七个年头，往刨床里喂木料，每星期工作六天。星期六下午他仍然留下，独自在厂里干活，而别的工人都穿上礼服、系上领带进城去恣意玩耍，毫无目的地自由自在地享受劳动者的闲暇。
“也许谁去了？”
“两个名叫乔的人，住在那个方向的某个地方。乔·克里斯默斯和乔·布朗。”
女人坐在麻布袋上，听得津津有味，安详极了。他俩的情景像是那种在安息日的下午，穿节日礼服、坐在乡村农舍前的绿油油的草地上的藤椅里聊天的人。“他那伙伴的名字也叫乔？”
她注视着他，面孔仍然沉静，但此刻变得很严肃，目光炯炯，全神贯注。“他在和另一个人干些啥？”
“我说的不是克里斯默斯。”
他不敢抬头望她。来不及挽救了，他坐在木板堆上，恨不得早把舌头咬成了两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