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威拉德的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长得又高又瘦，脸上残留着天花的疤痕。虽然只有四十五岁，但一种说不清楚的疾病已经把她体内的热情消耗殆尽。她在凌乱破旧的旅店里四处转悠，了无生气，眼睛老盯着退色的墙纸和破地毯。她能走动的时候就干些打杂女工的活儿，收拾肥胖的房客弄脏了的床铺。她丈夫汤姆·威拉德身材修长优雅，肩膀宽厚方正，走路时喜欢迈着军人式的快步，嘴唇上那撮黑胡子修剪得向两边高高翘起。他使劲想忘掉妻子的存在。有这么个高高的幽灵般的身影缓缓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他觉得简直是对自己的侮辱，想起来就恼火，就想骂人。旅店根本不赚钱，永远濒临倒闭，他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让自己从中解脱出来。他把那栋老房子和住在里面的女人看作是失败和无可救药的东西。他原本满怀希望想在其中开始新生活的房子，现在只是勉强维持着旅店的外壳罢了。他衣冠楚楚、正经八百地走在温斯堡的街道上，有时会停下来，迅速回过头，好像害怕旅店和那女人的幽灵跟到街上来。“这该死的生活，该死！”他唾沫飞溅、漫无目标地乱骂一通。
汤姆·威拉德十分热衷村政事务，多年来一直是共和党势力很强的社区中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他常安慰自己说，政治形势有一天会变得对我有利，多年徒劳无益的琐务在论功行赏之日会发挥很大的作用。他梦想进入国会，甚至当州长。有一次，一个年轻党员在政治会议上站起来吹嘘自己竭诚服务，汤姆·威拉德脸都气白了。“闭上嘴，你！”他咆哮道，用愤怒的目光扫视着，“你懂什么叫服务？你还是个孩子，你以为自己是谁？瞧瞧我都做了些什么。温斯堡还把加入民主党当成犯罪的时候，我就是民主党党员了。过去他们几乎是拿着枪来追捕我们。”
伊丽莎白和儿子之间有一种根深蒂固而又无法言传的感情纽带，建立在很久以前就已消失的少女时代的某个梦想的基础上。儿子在身边时她会很拘谨，不大说话。不过有时儿子忙着在城里东奔西跑作采访，她就走进他的房间关上门，在一张小桌边跪下。这小桌是由一张厨房桌改造成的，摆在靠窗的位置。跪在这张小桌旁边，她开始半祈祷半恳求地向上天表达自己的心愿。她渴望在孩子身上再现曾经是她生命的一部分而现在快要被遗忘的某种东西。她祈求的就是这个。“即便我死了，我也将以某种方式保护你不受挫折。”她大声说道，她的决心如此之大，整个身体都抖动起来。她的眼睛灼灼发光，拳头握得紧紧的。“如果我死了，看见他成为一个像我这样庸庸碌碌、枯燥乏味的人，我一定要重新活过来。”她坚定地说，“现在我请求上帝给我这种特权。我需要这个。我愿为此付出代价。上帝可以用拳头来打我。任何落在我身上的打击我都愿意承受，只要允许我的孩子为我们两个有出色表现。”这女人心神不定地停下片刻，眼睛扫视着孩子的房间。“同时也别让他变得精明和不可一世呀。”她又含含糊糊地加了一句。
乔治·威拉德跟他母亲之间的交流，表面上看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生病的日子，她就坐在自己房间的窗边，乔治晚上偶尔进去看看。他们坐在窗口，目光越过一栋矮小木屋的房顶瞭望主街。他们回过头来，从另一扇窗户望出去，沿着主街店铺后面的小巷看向阿布纳·格罗夫面包店的后门。有时他们就这样坐着，一幅乡村生活的画面自然地呈现在他们面前。阿布纳·格罗夫拿着一根棍子或者一只空奶瓶出现在店铺的后门。面包师和药店老板西尔维斯特·韦斯特的那只灰猫简直是世仇。这对母子看着猫溜进面包店又马上被面包师赶出来，面包师嘴里大骂着，狂乱地挥动着手臂。他的眼睛又小又红，黑头发和胡子上沾满面粉。有时候即便猫已经跑掉了，他气得还在扔棍子和玻璃碎片，甚至他干活的工具。有一次他打碎了辛宁五金店后门的玻璃窗。猫就躲藏在小巷里的几只桶后面，桶里装着废纸和破瓶子，上面黑乎乎的一团苍蝇在飞舞。有一次，只有伊丽莎白·威拉德自己一个人，看到面包师徒劳地发完一通脾气后，她头靠在细长苍白的手上哭了。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朝小巷张望了，而是极力想忘掉那个小胡子男人和猫之间的斗争。这情景就好像是她自己的生活的一种再现，生动得令人害怕。
晚上，儿子和母亲坐在房间里时，沉默的气氛令双方都觉得不自在。黑暗降临，夜间列车开进车站。楼下街道上人来人往，沉重的脚步踩在木板人行道上。夜间列车出站后，车站广场一片沉寂。也许速运代理人斯金纳·利森正推着一辆货车穿过月台。主街那边传来一个男子的笑声。速运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乔治·威拉德起身穿过房间摸索着找到门把。有时他会撞着一把椅子，撞得椅子从地板上擦过去。这个生病的女人坐在窗边无精打采，一动不动。她那双修长的手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垂在椅子扶手的两边。“我想你最好出去跟小伙子们多待一会儿。你在房间里待得太久了。”她说，努力减轻告别时的不自然。“我想还是去散会儿步。”乔治·威拉德回答道，他觉得既别扭又烦乱。
七月的一天晚上，新威拉德旅店临时居住的客人很少，走廊上只点着煤油灯，灯光调得很暗，走廊笼罩在幽暗中，伊丽莎白·威拉德干了一件冒险的事儿。她已经病了好几天，儿子没来探视。她开始警觉起来。体内微弱的生命火苗被她的焦灼扇成了烈焰。她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沿着过道匆匆朝儿子房间走去，极度的恐惧让她浑身战栗。她往前走时需要借助手来稳住自己。她轻手轻脚地傍着大厅糊了纸的墙壁往前走，感到呼吸困难。从她齿缝中呼出的气息嘘嘘作响。焦急地往前走时，她心想自己简直太愚蠢了。“他关心的事儿全都那么幼稚，”她对自己说，“也许他现在已经开始跟女孩子在夜晚散步了呢。”
伊丽莎白·威拉德怕被旅店里的客人撞见。这家旅店从前是她父亲的，县法院注册的所有人仍然是她。由于太破旧，旅店始终处于亏损状态，她觉得连自己都破破烂烂的。她自己的房间窝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她觉得自己能干活时就收拾收拾床铺，干些乘客人出去跟温斯堡的商人谈生意的工夫就能做完的活儿。
母亲跪在儿子房间门口听着里面的声音。她听见了孩子的走动声，他在低声说着什么，这时她唇间才露出了笑意。乔治·威拉德有自言自语的习惯，每当听到他这样，母亲就会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快慰。她觉得他的这种习惯强化了他们之间的秘密联系。她经常自言自语地念叨这事儿。“他正在摸索，想发现自己独特的地方。”她想，“他可不是个糊涂蛋。口才好，人又机灵。他内心深处某种隐秘的东西正在努力成长。这种东西正好就是我内心被扼杀掉的。”
在儿子房门外的过道的黑暗中，这个有病在身的女人掉头朝自己房间走去。她担心门一打开会撞上孩子。她走到一个安全的距离，正要拐过一个拐角走进另一条过道时停了下来，用手撑住墙壁等着突然袭来的虚弱的战栗过去。孩子在房间让她很高兴。她孤零零地躺在床上那漫长的几个小时里，在她心中盘桓的小小恐惧渐渐变成了巨人。此时此刻，这一切全部销声匿迹。“我回自己房间后就可以睡觉了。”她感激地喃喃自语。
但是伊丽莎白·威拉德并没有回去睡觉。当她站在黑暗中哆嗦不已时，儿子房间的门打开了，他父亲汤姆·威拉德走了出来。他站在照到门口的灯光中，手握着门把在说话。他的话让这个女人怒不可遏。
汤姆·威拉德对儿子抱有很大的野心。他总觉得自己是成功人士，虽然他从来一事无成。可是，当他走到看不见新威拉德旅店的地方，不用害怕会撞上妻子时，他就虚张声势，装出小城大人物的派头来。他要儿子成功。儿子在《温斯堡鹰报》的工作就是他给找的。这时，他正用一种郑重其事的语气教导儿子一些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跟你说，乔治，你一定要振作起来。”他严厉地说，“威尔·亨德森给我讲过三次这事儿了。他说别人跟你说话时你几个小时什么都听不进去，做事像个傻姑娘。你哪里不舒服吗？”汤姆·威拉德和气地笑出声来。“嗯，我想你会克服掉这种毛病的，”他说，“我跟威尔说过了。你不是傻瓜，你也不是女人。你是汤姆·威拉德的儿子，你会振作起来的。我不担心。你说的那些话终于把事情讲清楚了。你当了报社记者，又想当作家，这也是很自然的。我只是想，要当作家也得振作起来呀，对吗？”
汤姆·威拉德接着轻快地穿过走廊，走下楼梯，到办公室去了。女人在黑暗中听见他笑着跟一个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椅子上打盹、极力想消磨掉这个沉闷的黄昏的客人聊了起来。她又回到儿子的房间门口。那种虚弱感奇迹般地离开了她的身体，她大胆地往前走去。她心里乱得什么念头都冒了出来。她听到椅子擦过地板的声音和钢笔在纸上划过的沙沙声。她再次转身沿着走廊向自己房间走去。
温斯堡旅店老板饱受挫折的妻子毅然下定了决心。这种决心是长年静默、徒劳地思考的结果。“现在，”她对自己说，“我要行动了。某种东西正在威胁我的孩子，我要挡开它。”汤姆•威拉德和儿子的谈话显得那么平静自然，好像他们之间早已达成某种谅解，这简直让她发疯。虽然多年来她一直恨着丈夫，但这种憎恨从来不针对个人。丈夫不过是她憎恨的其他事物的附属。现在，由于在儿子房间门口所说的那几句话，他变成了她憎恨的直接对象。她在黑乎乎的屋里紧握拳头怒目环视。她走到挂在墙上的布袋跟前，取出一把裁缝用的长剪刀，像攥匕首般攥在手里。“我要刺死他，”这位母亲大声说，“他选择要做邪恶的代言人，我要杀死他。杀了他，我也就完了，就会死掉。这对我们大家都是一种解脱。”
在少女时代，还没有跟汤姆·威拉德结婚的时候，伊丽莎白在温斯堡就有不踏实的名声。有好几年人们管她叫“演员迷”。她经常跟着父亲旅店的客人穿戴耀眼地招摇过市，一个劲儿地要他们跟她讲大城市的生活。有一次，她穿着男人的衣服骑着一辆自行车穿过主街，让小城的人都大吃一惊。
那时候，这个黑皮肤、高个子的女孩头脑一片混乱，她感到十分焦躁不安，这种情绪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一种是焦虑地渴望变化，希望生活来一番巨大而确定的变化。正是这种感觉促使她向往舞台。她梦想加入某个剧团环游世界，不断地看到新面孔，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表现给所有的人。有时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她完全沉浸在这种幻想中，但是当她试图跟来到温斯堡、停驻在父亲旅店的戏班子的人聊这件事时，却一无所获。他们似乎不明白她的意思，即使她真情流露，他们也只是大笑。“不是那么回事，”他们说，“就跟这儿一样无聊和乏味。没什么意思。”
她跟那些客人散步和后来跟汤姆·威拉德散步感觉完全不同。他们好像总能理解她，同情她。在乡村的巷子里，在树影下，他们握住她的手，她感到自己内心某种未曾表达的东西涌了出来，和他们内心未曾表达的东西融为一体。
她的焦躁不安还有第二种表现方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她会在一小段时间内觉得轻松快乐。她不再抱怨曾经跟自己散过步的男人，后来连汤姆·威拉德都不抱怨了。永远是那套东西，以接吻开始，经历过奇异狂野的感情冲动之后，以宁静，接着是懊悔抽泣而告终。她抽泣时会把手放在男人的脸上，脑子里闪过的念头永远是同样的。即使男人身高马大、满脸胡子，她也觉得他忽然变成了一个小男孩。她不明白他怎么就不哭泣。
在自个窝在老旧的威拉德旅店一角的房间里，伊丽莎白·威拉德点亮一盏灯，放在门口的梳妆台上。她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于是走近壁橱取出一个小方盒搁在梳妆台上。盒子里装着化妆品，是流落到温斯堡的一个戏班子连同别的东西一块儿留下的。那时伊丽莎白·威拉德相信自己将会很美丽。如今她的头发依然乌黑浓密，编成辫子盘在头上。即将在楼下办公室发生的情景在她头脑中逐渐成形。像幽灵一般形单影只的人是无法跟汤姆·威拉德相抗衡的，除非表现得极其出人意料、令人震惊。一个身材高大、面若死灰、披头散发的人大步走下楼梯，出现在旅店办公室里那位万分吃惊的浪子面前。这个人一定要悄悄地——又快又可怕。就像一只母老虎在小老虎面临威胁时那样从阴影中闪出来，手握邪恶的长剪刀，悄悄地向目标逼近。
伊丽莎白·威拉德发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她吹灭梳妆台上的灯，站在黑暗中浑身发虚，不停地颤抖。体内那股奇迹般的力量消失了，她摇摇晃晃地从地板上走过，用手抓住椅背，她就是坐在这把椅子里越过白铁皮屋顶凝望着温斯堡主街，度过了那么多漫长的日子。走廊上传来脚步声。乔治·威拉德走了进来。他坐在母亲旁边的椅子上开始说起话来。“我想离开这儿，”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想去哪里，去做什么，但我一定要走。”
女人坐在椅子里等待着，身子不停地哆嗦。一阵冲动袭来。“我想你最好还是精神点儿，”她说，“你觉得呢？你去大城市，是想挣钱吗？你觉得做个灵活精明的生意人更好些吗？”她等待着，身子还在不停地哆嗦。
儿子摇摇头。“我没法让你理解，可是我希望你能。”他真诚地说，“这件事，我连爸爸都没告诉。我不想说。没用。我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干什么。我只是想到外面看看其他人，再想想自己怎么办。”
沉默降临房间，孩子和妈妈坐在那里。跟往日的黄昏一样，两人又觉得不自然起来。过了一会，儿子又开口了。“我想，这一年或者两年不会走，可我会一直想着这件事的。”他说着站起来向门口走去，“爸爸讲的一些话使我确信我一定要走。”他摸索着门把。女人坐在屋里，那种沉寂让她感到难以承受。她兴奋得想哭出来，因为儿子说的那些话，但对她来说表达欢乐已经不可能了。“我想你最好还是跟小伙子们玩一玩，你在屋里待得太久了。”她说。“我想我得出去散会儿步。”儿子回答道，他笨拙地走出屋子，然后把门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