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衣女人》第三个时期 沃尔特·哈特赖特继续叙述事情经过

我展开了新的一页。我又过了一星期，才重新开始叙述事情的经过。

我所略过了的这段时期里的事情，只好不再补记它了。一想起这个时期，我的情绪就会消沉，我的思想就会开始混乱。这种情形是绝不容许的，因为我这写故事的人应当引导你们读者。这种情形是绝不容许的，因为在我的笔下，整篇离奇曲折的故事的线索应当是从头到尾丝毫不紊的。

生活突然改观——生活的整个目标被重新树立；它的希望与恐惧，它的斗争，它的兴趣，它的牺牲：整个儿一下子都被纳入一个新的轨道——这就是我所面临的形势，有如登上山顶，眼前突然呈现出一片新的景色。我上次的叙述，是在利默里奇村教堂旁宁静的阴影中结束的；一星期后的现在，我的叙述是在一条喧闹的伦敦街道上重新开始的。

人烟稠密的贫民区里有一条街。街旁有一幢房子，它的底层开了一家小小的报纸店；二楼和三楼则作为备有家具的最简陋的住房出租。

我用化名租下了这两层楼房。我住上面一层，一间屋子当工作室，另一间当卧房。下面一层由两位女眷住，也是用同一化名租下的，她们算是我的姐妹。我在几份廉价期刊上刊登一些图画和木刻，就靠这维持生活。对外就说我的两个姐妹在做一些针线活帮助我贴补家用。我们租赁了寒碜的住房，我们从事微贱的职业，我们假报关系，我们隐姓埋名：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让自己隐没在伦敦的茫茫人海中。现在我们已经被摈斥于那些过公开生活的人的行列之外。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不被一般人注意，没有保护人支持或朋友帮助·玛丽安·哈尔科姆变成了我的姐姐，她不辞辛劳，操持家务。那些熟悉我们的人都认为，在一桩荒唐大胆的欺骗行为中，我们俩既是盲从者，又是主谋者。人们猜想，这是疯人安妮·凯瑟里克谎称自己为已故的格莱德夫人，企图冒名顶替，僭据她的地位，而我们则是她的同谋者。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三人此后在本文许多篇幅中出现时已经改变了的情况。

根据文明社会中一切公认的惯例，在理智与法律的观点上，在亲戚和朋友们的心目中。“劳娜·格莱德夫人”已经和她母亲合葬在利默里奇村的墓地里。她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从活人当中被排除了；对她的姐姐来说，对我来说，菲利普·费尔利的女儿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的妻子仍旧活着，然而对社会上所有其他的人来说，她已经死亡。她叔父相信她死了，不再承认她了；庄园里的仆人们相信她死了，再也认不出她来了；官府里的人相信她死了，已将她的财产留给她的丈夫和姑母了；我母亲和妹妹也都相信她死了，相信我是受了一个有野心的大胆女人的蒙蔽，中了一个骗局的毒；因此，在社会上，在道义上，在法律上，她都是一个已死的人了。

然而，她仍旧活着！在穷苦中活着，在隐蔽中活着。依靠一个可怜的画师活着，这画师要为她进行斗争，要为她在活人的世界中赢回她的地位。

既然我也知道安妮·凯瑟里克的面貌和她相似，那么，她初次向我露面时，难道我就不曾怀疑她是假的吗？自从她在记录她死亡的碑文旁边揭开她的面纱时起，我始终就不曾对她有过丝毫怀疑。

那天，夕阳尚未西坠，对她闭门不纳的老家尚未在我们眼前消失，我们两人都记起了在利默里奇庄园道别时我所说的话；我刚重新提起，她就记了起来。“如果有一天，我能献出我的整个心灵和全部生命，给你带来片刻的快乐，或者为您消除片刻的烦恼，那时候您能想到我这个曾经教过您绘画的可怜的教师吗？”她虽然已经记不清楚此后一个时期里的愁苦与恐惧，然而仍旧记得我那几句话，于是天真地，信任地，可怜地把她的头伏在说过这番话的人怀里。在那片刻中，我听到她唤我的名字，听到她说：“尽管他们要使我忘了一切，沃尔特，但是我始终记得玛丽安，我始终记得你，”而也就是在那片刻中，早已向她献出了爱情的我，更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应当为能够向她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感谢上苍。可不是！那个时刻已经到来。千里迢迢，穿越过森林和蛮荒，许多体力比我更强壮的伙伴都死在我身旁，三次遭到死神的威胁，三次死里逃生，那只手，那只将人们从黑暗道路上引向未来的手，现在已引着我接近那个时刻。瞧她孤苦伶仃，被剥夺了一切，受到痛苦的折磨，可怜地变了模样，容光黯淡了，头脑糊涂了；在社会上没有她的地位了，活人中没有她的名分了，然而，这样一来，我愿先向她保证要献出一切，要献出我的整个心灵和全部生命，现在倒成为无可非议的事了。由于遭到了不幸，由于丧失了亲友，她终于成为我的人！既然是我的人，我就要支持她，保护她，鼓舞她，恢复她的一切。既然是我的人，我就要像父兄一样爱护她，看重她。既然是我的人，我就要为她昭雪，就要不顾一切危险和牺牲，去和那些有地位权势的人进行力量悬殊的较量，去跟那些有恃无恐的骗子和防卫周密的胜利者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不怕损害了我的名誉，不怕丧失了我的朋友，不怕危及我的生命。

我的处境已经解释清楚；我的动机也已交代明白。接下去我就要谈玛丽安和劳娜的经历了。

我叙述她们俩的事时，不准备用她们本人的原话（因为那些话常常不免是纠缠不清的），而是要经过一番仔细删节，使故事简单明了，我之所以这样写，不但是为了要供自己参考，而且是为了要供我的法律顾问参考。因此，对一些错综复杂的情节，都将最迅速而清楚地予以说明。

玛丽安的故事，将从黑水园府邸女管家交代结束的地方开始。

有关格莱德夫人离开她丈夫家的事，以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情形，都由女管家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又过了几天（究竟是多少天，迈克尔森太太不能确定，因为她没作记录），收到了福斯科夫人来信，说格莱德夫人在福斯科伯爵家中突然病殁。信中并没提到去世的日期，只是叫迈克尔森太太自己斟酌处理：或者把此事立刻通知哈尔科姆小姐，或者等小姐身体壮健一些再告诉她。

迈克尔森太太去和道森先生商量了一下（他因为自己也生了病，所以不能重去黑水园府邸出诊），然后遵照医嘱，当着医生的面，可能就在信到的那天，也可能是在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格莱德夫人突然病故的噩耗对她姐姐产生了什么影响，这里毋需详述。现在需要说的是，此后又过了三个多星期，哈尔科姆小姐一直不能上路。最后她才由女管家陪同启程赴伦敦。她们在伦敦分了手；迈克尔森太太事先已将她的住址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将来如果有事可以通信。

哈尔科姆小姐一经辞别了女管家，就到吉尔摩和基尔两位先生合开的律师事务所去，找吉尔摩先生外出期间的代理人基尔先生。她告诉了基尔先生自己认为不可让其他任何人（包括迈克尔森太太）知道的事：她怀疑格莱德夫人死得不明不白。基尔先生早就热情表示愿意为哈尔科姆小姐效劳，这时立刻从事调查，而这种调查必须是尽可能在案件的复杂性与危险性的条件下进行。

现在不妨先将这方面的经过全部交代清楚，然后再继续叙述故事的发展：福斯科伯爵一获悉基尔先生受了哈尔科姆小姐的委托，要搜集她还不知道的那些有关格莱德夫人病逝的细节，他就乐意为基尔先生提供一切便利。他让基尔先生跟古德赖克医生以及两名仆人取得联系。基尔先生无法断定格莱德夫人离开黑水园的确切日期，他认为一切只好根据医生和仆役的证明，以及福斯科伯爵和他妻子自动提供的陈述。他只能这样设想，即哈尔科姆小姐由于她妹妹逝世而过分悲痛，以致作出这样十分错误的判断；于是他写信给她，说他认为她上次面谈的那些惊人的猜疑毫无事实根据。于是，吉尔摩先生的合伙人进行的调查就这样开始，也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这时候，哈尔科姆小姐返回利默里奇庄园，又在那里，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获得了一些资料。

费尔利先生先是收到他妹妹福斯科夫人给侄女报丧的信，信里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日期。他同意他妹妹的主张，准备让死者和她母亲合葬在利默里奇村的墓地里。福斯科伯爵将遗体护送到坎伯兰，并参加了七月三十日在利默里奇村举行的葬礼。为了表示敬意，村里和附近的居民都去送殡。第二天，在坟台的一面刻了碑文（据说那是由死者的姑母拟稿，经叔父费尔利先生审定的）。

出殡的那一天和落葬后的第二天，福斯科伯爵留在利默里奇庄园作客，但是遵从费尔利先生的意思，没去会见这位庄园主人。他们只用信笺互相传话，福斯科伯爵在信中让费尔利先生知道了侄女最后生病和去世的详情。除了已经知道的一些事而外，信中并无任何新的内容，但是，信的附言中却有一段引人注意的话。谈的是有关安妮·凯瑟里克的事。

以下是这一段话的大意：

伯爵在附言中首先告诉费尔利先生，经过追踪，终于在黑水园附近找到了安妮·凯瑟里克（有关她的详情，一俟哈尔科姆小姐抵达利默里奇，就可以知道了），再度把她送进了以前从看守中逃出来的那个医院。

以上是附言中的第一部分。接着就在第二部分中警告费尔利先生，说安妮·凯瑟里克因为长期脱离护理，现在神经病发作得更厉害了，她以前就疯狂地仇恨和猜疑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这种很显著的狂想病现在非但没有痊愈，反而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近来这个不幸的女人一想到珀西瓦尔爵士，就存心要为难和损害他，她冒称自己是已故的爵士夫人，妄图以此在病人和护士中抬高自己的身份；她之所以会想到这样冒名顶替，显然是由于有一次偷偷地会见了格莱德夫人，在会见中发现自己和已故的夫人长得异常相似。她以后绝不可能再逃出病人院，但是至少有可能设法写信去打扰已故的格莱德夫人的亲属；如果发生了这类事件，就要请费尔利先生事先准备好如何对待那些信件。

哈尔科姆小姐到了利默里奇庄园，看到了附言中的这些话。她还接收了格莱德夫人生前穿的衣服，以及她随身带到姑母家的其他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由福斯科夫人很细心地收集齐了，给送到坎伯兰的。

以上是哈尔科姆小姐于九月上旬去利默里奇时的情况。

此后不久她又病了，已经很衰弱的身体再也经不起现在遭到的精神上的打击了。一个月后，身体稍微恢复，她仍旧疑心她妹妹的死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在这一段时期里，她没听到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消息，但是收到了福斯科夫人的几封信，夫人和她丈夫都向她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哈尔科姆小姐没答复这些信，却派人暗中监视他们圣约翰林区的住宅，以及宅内那些人的行动。

没有发现任何疑点。接着她又去暗中侦察吕贝尔夫人，结果也毫无所获。

①吕贝尔夫人是大约六个月前和她丈夫到达伦敦的。他们夫妇来自里昂，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准备把它装修成寄宿舍，接待大批来英国参观一八五一年开幕的展览会的外国人。附近居民都看不出这对夫妇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侨民；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循规蹈矩，按时交纳房租捐税等。最后是调查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动态。知道他住在巴黎，在一些英法朋友的小圈子里过着安闲的生活。

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后，哈尔科姆小姐仍不死心，她下一步决定到当时她估计是安妮·凯瑟里克再度被禁锢的疯人院去。以前她就对这个女人十分好奇，现在当然更加注意她了：第一，她要知道有关安妮·凯瑟里克企图冒充格莱德夫人的传说究竟是否属实；第二，如果那是真的，她要亲自去探听清楚，这个可怜的女人这样骗人又是出于什么动机。

虽然福斯科伯爵在给费尔利先生的信中没有提到疯人院的地址，但是这一重大的忽略并未给哈尔科姆小姐造成任何困难。安妮·凯瑟里克在利默里奇遇见哈特赖特先生的时候，曾经把疯人院的地点告诉了他；而当时哈尔科姆小姐就根据自己从哈特赖特先生口中听到的话，把那地点以及谈话的其他内容一一记在日记里了。于是她去查了那天的日记，抄下了那个地址，随身带好伯爵给费尔利先生的信，作为一种也许对她有用的证明，然后在十月十一日那天独自出发，首途去那疯人院。

十一日她在伦敦过夜。原来她打算在格莱德夫人的老教师家里留宿，但是魏茜太太一看见去世的学生的最亲近的人，在激动下十分悲痛，哈尔科姆小姐很体恤她，再不肯留在她那儿，最后是住到魏茜太太已婚的妹妹所介绍的附近一家上等寄宿舍里去了。第二天她去伦敦北面不远的那所疯人院。

她立即被领进去见院长。

起先院长好像坚决反对她探望病人。但是她给他看了福斯科伯爵信中的附言，说她就是附言中所提到的“哈尔科姆小姐”，是已故格莱德夫人的近亲，当然是由于家庭的某些原因，很想亲自看一看安妮·凯瑟里克怎样冒充她已故的妹妹，要知道这种狂想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时候院长的口气和态度就变得缓和了，他不再反对了。也许他感觉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拒绝，那非但显得不礼貌，而且会引起误会，使人认为院内的情况是经不起有地位的外界人士调查的。

哈尔科姆小姐本人的印象是，院长并不知道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的秘①里昂是法国的一个省会。

密。单说院长同意她探望病人，看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证明，何况他还随口说出了一个同谋者绝对不会吐露的某些情况，那肯定又是一个证明。

比如，谈话一开始，院长就告诉哈尔科姆小姐，说安妮·凯瑟里克被送回院里时，是由福斯科伯爵在七月二十七日那天陪同前来的，随身带着必需的命令和证明文件；伯爵还出示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亲笔签字的说明和指示。院长承认，他重新接受这个住院病人的时候，注意到了她的外貌有些改变。当然，根据他对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像这样的改变并不缺乏先例。不论疯人的外表或内心，常常会在某一个时期变得和另一个时期里不同；对疯病来说，病情由好转坏，或者由坏转好，都必然有一种倾向会在病人的容貌上反映出一些变化。他考虑到这些可能性，还考虑到安妮·凯瑟里克的狂想病在形式上有了改变，这肯定也会在她的态度和表情上反映出来。然而，有时候他仍会对他的病人在逃走之前和回来以后的某些差异疑惑不解。那些差异是十分细微的，是你无法形容的。当然，他不能够说出，她是在哪一点上绝对地改变了：不论是身长或者体形和肤色，不论是头发或者眼睛的颜色，以至她的面形等：那种改变他只能感觉到，但不能看出来。总而言之，这件病例一开始就是一个谜，现在它又添了一个令人难解的疑团。

谈话丝毫也不曾使哈尔科姆小姐联想到此后发生的事情。然而，谈话却给她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她变得十分紧张，又过了一会儿才恢复镇静，然后随同院长到疯人院禁锢病人的地方去。

经过询问，知道所要看的安妮·凯瑟里克当时正在疯人院所辟的园地里散步。一个看护自告奋勇领哈尔科姆小姐到那里去；院长暂时留在屋子里处理一个病人需要他解决的问题，答应等一会儿就到园地里来招待他的客人。

看护把哈尔科姆小姐引到疯人院内远离开正屋、布置得很精致的一片园地里，向四面望了望，然后拐上一条上面铺了草皮、两边灌木成荫的小径。沿着小径前进了大约一半路程，看见两个女人正向这面走来。看护指了指她们，说：“小姐，那就是安妮·凯瑟里克，她有看守人陪着，看守人会答复您提出的一切问题。”说完了这话，看护就离开了她，回到屋子里值班去了。

哈尔科姆小姐从这面走过去，两个女人从那面走过来。双方相距十来步的时候，一个女人停顿了一下，急切地向这位陌生女客望了望，摔脱了看护紧拉着她的那只手，紧接着就扑到哈尔科姆小姐怀里。就在那一刹那，哈尔科姆小姐认出了她妹妹——认出了“已死的”活人。

此后采取的措施之所以能够成功，那是由于幸而当时身边只有那一个看护，没有别人。看护是一个年轻人，她当时十分吃惊，以致起初不能进行阻拦；而等到能够阻拦时，她又急需全力照顾哈尔科姆小姐，因为哈尔科姆小姐发现了这件事，受到巨大的震动，一时已完全无法支持，几乎要昏厥过去。在新鲜空气中和阴凉树荫下休息了几分钟，多少是亏了她天生的毅力和勇气，想到为了落难的妹妹必须恢复镇静，她又控制住了自己。

看护允许她和病人单独谈话，但讲好了她们两人必须待在她能看见的地方。这时已经来不及问话——哈尔科姆小姐抓紧时间指点了这位不幸的夫人几句话，教她必须控制感情，还向她保证，说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她就可以很快被救出来。想到了遵从姐姐的指导可以逃出疯人院，格莱德夫人就安静下来，而且知道应当如何见机行事。接着，哈尔科姆小姐就回到看护跟前，把口袋里所有的钱（三个金镑）一起塞在她手里，问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可以和她单独谈话。

看护起初吃了一惊，露出怀疑的神气。但是哈尔科姆小姐说，只需要问她几句话，可是这时候因为太激动了没法问，又说绝对无意引诱她玩忽职守，看护这才收下她的钱，约好第二天三点钟见面。那时候她可以趁病人们刚吃完饭悄悄出来半小时，在北面那堵遮着疯人院园地的高墙外边僻静地方和她会晤。哈尔科姆小姐赶快表示同意，再低声告诉她妹妹，叫她第二天听消息，这时院长已经走到她们跟前。她注意到客人的激动神情，哈尔科姆小姐替自己解释，说那是因为刚看见安妮·凯瑟里克时受了一点儿惊。后来，她尽快地告辞走了，也就是说，她刚能鼓起勇气狠着心肠丢下了她可怜的妹妹，就离开了那里。

一经恢复了思考能力，稍微计划了一下，哈尔科姆小姐就相信，如果使用任何其他法律手段去鉴定格莱德夫人，救她出来，即使能够成功，那也需要拖延时日，而那样就会毁了她妹妹的头脑，尤其是因为在经受了种种恐怖以后，现在她的头脑已经受到摧残。等哈尔科姆小姐回到伦敦时，她已定下计策，准备偷偷地利用看护救出格莱德夫人。

她立刻赶到她的证券经纪人那里，把她所有的积蓄都变换成现款，总共是七百镑不到一点。她打定主意，为了让她妹妹获得自由，如果需要的话，她不惜用尽自己的最后一文钱。第二天她就随身带着所有的钞票，赶到疯人院墙外约会的地方。

看护已经等候在那里。哈尔科姆小姐很小心地谈到这件事情之前，先提出了许多问题。除了其他一些情况，她还探听清楚了：从前照看真安妮·凯瑟里克的那个护士，因为应对病人的逃亡负责（其实那件事并不是她的过错），终于被解雇了。如果这个假安妮·凯瑟里克再逃出去，那么现在和她谈话的这个看护就会受到同样的处罚，但这个看护特别希望能够保住自己的职位。她已经订婚，她和未婚夫都指望能共同攒下二三百镑，以后用来做买卖。看护的工资很优厚；她只要省吃俭用，两年后就可以用她的小小一部分积蓄凑足那笔需要的本钱。

一听到这个暗示，哈尔科姆小姐就开始讲价钱。她说假安妮·凯瑟里克是她的近亲，不幸被错关进了疯人院，看护如果肯帮助她们重新团聚，她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那女人还没来得及反对，哈尔科姆小姐已经从皮夹子里取出了四张一百镑的钞票，说这是给她承担风险和失去职位的补偿。

看护十分怀疑和惊讶，一时拿不定主意。哈尔科姆小姐坚决继续劝诱。

“你这是在做一件好事，”她重复这一点，“你这是在帮助一个深受迫害的不幸的女人。这是给你结婚用的报酬。只要你把她安安稳稳地带到这儿来交给我，我就在领走她之前把这四张钞票交在你手里。”

“您能给我出一封信，说明情由吗？”那女人问，“如果我那一位问我这钱是哪儿来的，我可以给他看。”

“我会把那信写好并签上名带来，”哈尔科姆小姐回答。

“那我就冒一次险吧。”看护说。

“什么时候？”

“明天”

她们匆忙约好，决定哈尔科姆小姐第二天一早再去那里，在树林里等候，不要被人看见——但始终要靠近北面墙脚下那块地方。看护不能确定什么时刻来，为了慎重起见，她必须耐心等候，见机行事。一经这样约定，她们就分手了。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前，哈尔科姆小姐带着她许诺的那封信和应付的钞票到了那个地方。等候了一个半小时多。最后，看护挽着格莱德夫人的胳膊，很快地绕过墙角来了。她们一见面，哈尔科姆小姐就把钞票和信一起递在看护手里——姊妹俩团圆了。

看护事先设想得很周到，她用自己的头巾帽、面纱和围巾把格莱德夫人装扮好。哈尔科姆小姐只耽搁了看护一会儿工夫，教她如何在疯人院发现病人逃走时把追赶的人引向错误的方向。她应该回到院里，先对其他看护说，安妮·凯瑟里克近来一直在打听从伦敦去汉普郡的道路；然后，直到这件事再也瞒不过人的时候，才发出警报，说安妮失踪了。打听去汉普郡的事一经传到院长耳朵里，他就会联想到他的病人患有狂想病，老是要冒充格莱德夫人，因此她是回黑水园去了，于是他们最初很可能会朝那个方向追。

看护答应按计行事——她之所以更乐意这样做，那是因为：如果留在疯人院内，至少表面上看来她与此事无关，而这样就不致于招来比失去职位更严重的后果。于是她立刻回疯人院，而哈尔科姆小姐则毫不怠慢，立即带着她妹妹回伦敦。就在那天下午，她们搭了去卡莱尔的火车，当天夜里就顺顺当当地到达利默里奇庄园。

在最后一段旅程中，车厢里只剩下她们俩，这时候哈尔科姆小姐就听他妹妹根据纷乱模糊的回忆叙说往事。这样听到的可怕的阴谋故事，都是零碎的，不连惯的，甚至前后不符的。然而，尽管这部分交代十分不完整，我仍需在此先把它记录下来，方才可以接着写第二天在利默里奇庄园里发生的事。

格莱德夫人所回忆的她离开黑水园后的那些事，是从抵达西南铁路伦敦终点站时开始的。她事先没记录哪一天上路。现在要由她或者迈克尔森太太提供证明来确定那个重要的日期，那是毫无希望的了。

火车进了站，格莱德夫人看见福斯科伯爵在那里等候她。管车的一开门，伯爵就走到车厢门口。那班火车特别挤，取行李的那一阵工夫非常混乱。福斯科伯爵带来的一个人取了格莱德夫人的行李。行李上标有她的姓名。她单独和伯爵乘上马车，当时她没留意那辆车是什么样的。

离开车站，她首先问到哈尔科姆小姐。伯爵告诉她，哈尔科姆小姐暂时还没去坎伯兰；因为后来经过考虑，他认为不休息几天就让她走这么远的路是不够慎重的。

格莱德夫人接着又问她姐姐是否还在伯爵家里。伯爵回答的话她已记不清楚，在这方面她只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伯爵说当时是领她去看哈尔科姆小姐。格莱德夫人对伦敦这个地方不熟，当时不知道他们的车经过的是一些什么路。但是马车始终没离开大街，没经过花园或树林。最后马车停在一条小街上，在一个广场后面——广场上人很多，有一些店铺和公共建筑。根据这些回忆（格莱德夫人相信自己不会记错），福斯科伯爵肯定不是把她送到圣约翰林郊区他自己家里。

他们走进一幢房子，上了楼，也许是二楼，也许是三楼，到了一间后房里，行李被很当心地搬了进去。先是一个女仆开了门；一个黑胡子男人，那模样分明是个外国人，在门厅里迎着他们，十分客气地领着他们上了楼。经格莱德夫人询问，伯爵说哈尔科姆小姐在屋子里，他这就去通知，说她妹妹到了。接着他和那外国人走开了，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间屋子里。那是一间陈设得很简陋的起居室，从窗子里望出去是后院。

那儿非常幽静，没有人上下楼的脚步声——她只听见几个男子在楼下屋子里扯着粗嗓子叽哩咕噜地说什么。她在那儿待了不多一会儿，伯爵回来了，说哈尔科姆小姐正在休息，暂时不便惊动她。他走进房间时有一位绅士（一个英国人）陪同，向她介绍那是他的朋友。

经过这一次不伦不类的介绍（格莱德夫人无论怎样回忆也记不起介绍时曾提到姓名），她和那个陌生人就被留在屋子里。陌生人十分客气，但是她感到惊讶和慌乱的是，他问了一些有关她的奇怪的问题，并且问的时候还怪模怪样地朝她看。他待了不久便走了出去，过了一两分钟，又走进来另一个陌生人（也是英国人）。这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福斯科伯爵的另一位朋友，他也十分古怪地瞅着她，还向她提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据她回忆，他们始终没用她的姓称呼她；停了一会儿，他也像第一个人那样走开了。这时她十分害怕，同时很不放心她姐姐，于是想到要跑下楼去，找她在这幢房子里看到的唯一的妇女（那个看门的女仆）保护和帮助。

她刚从椅子里站起，伯爵又走进了屋子。

伯爵一进来，她就急着问再要等多久才可以见到她姐姐。起先伯爵支吾其词，但是被催得紧了，他显然迫不得已承认，哈尔科姆小姐身体并不像他刚才所说的那样很好。他这样回答时，格莱德夫人被他的口气和神态吓坏了，实际上她刚才和那两个陌生人在一起时已经感到不安，这一来更加焦急，所以头脑眩晕得支持不住，不得不讨一杯水喝。伯爵在门口唤人取水，再叫送嗅盐瓶来。水和嗅盐都由那个样子像外国人的大胡子送来了。格莱德夫人一喝水，晕得更厉害了，那水的味道很奇特；于是她赶紧从福斯科伯爵手中接过了那瓶嗅盐去闻。她立刻头昏眼花。伯爵接住了从她手中落下的盐瓶；她恍惚中最后的印象是，伯爵又把那瓶盐凑近了她的鼻子。

打这时候起，她的回忆就是混杂，零乱，荒诞不经的了。

她本人的印象是：那天傍晚她清醒过来了；后来她离开了那家人家；她到了魏茜太太家里（像她早先在黑水园府邸所计划的那样）；她在那里吃茶点；她在那里过夜。至于她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由什么人陪同着离开福斯科伯爵送她去的那一家，那她完全说不清了。但是她坚持说去过魏茜太太家；更奇怪的是，她说是吕贝尔夫人帮着她脱了衣服，服侍她睡下的！她记不清在魏茜太太家谈了一些什么，除了魏茜太太以外还看到了其他什么人，而吕贝尔夫人又是怎么会到那儿去服侍她的。

有关第二天早晨发生的事，她那回忆就更是迷离恍惚了。

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她和福斯科伯爵一同乘车出去（至于几点钟出去，她就说不上来了），又由吕贝尔夫人做女伴陪着。但是她不能确定，她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什么离开了魏茜太太家；她也不知道，马车是朝哪一个方向驶去，她是在什么地方下了车，是不是一路上都由伯爵和吕贝尔夫人陪着。她那悲惨的故事叙述到此就结束了，以下就是整个一片空白。她再也说不出哪怕是最模糊的印象，也不知道那是过了一天还是几天，后来她突然清醒，已经到了一个陌生地方，那里四周都是她陌生的妇女。

那地方就是疯人院。那里她首次听到人家管她叫安妮·凯瑟里克；那里出现了阴谋故事中最惊人的事，她亲眼看见自己身上穿的是安妮·凯瑟里克的衣服。在疯人院里，头一天晚上给她脱衣服的时候，看护就让她看每一件衬衣上的标记，而且毫无气恼和责备的意思说：“瞧瞧你衣服上面自己的姓名，别再跟我们纠缠不清，说什么你是格莱德夫人。夫人已经死了，已经埋葬了；可你还是这样生龙活虎的呀。瞧瞧你的衣服！瞧瞧这用不褪色墨水印的标记；再有我们院里保存着你从前所有的东西，它们上面也都清楚地印着安妮·凯瑟里克！”可不是，她们俩到了利默里奇庄园的那天晚上，哈尔科姆小姐检查她妹妹的衬衣时看到了那标记。

在去坎伯兰的途中，经过仔细盘问，从格莱德夫人口中得知的就是以上这些回忆，它们全部是迷离恍惚的，有些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此后哈尔科姆小姐就避开一切有关疯人院的事不问，因为，如果再去提那些事，她显然会受不了那种精神折磨。疯人院院长自己说，她是七月二十七日入院的。从那天起到十月十五日（她被救出来的那天），她一直被禁锢着，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她是安妮·凯瑟里克，一直矢口否认她是精神健全的人。她本来就心理比较敏感，体质比较脆弱，再经过这样的荼毒，受到的创伤当然很深。受到这样摧残以后，谁也不能在心理上不发生变化。

她们十五日晚上很迟的时候抵达利默里奇庄园，哈尔科姆小姐考虑得很周到，决定等第二天再证明格莱德夫人的身份。

第二天早晨，她第一件事就是去费尔利先生房间里，先是很小心地让他作好思想准备，最后才详细说出事情的发生经过，费尔利先生开始是一阵震惊，接着就气忿地说哈尔科姆小姐是受了安妮·凯瑟里克的愚弄。他要哈尔科姆小姐读一读福斯科伯爵的信，想一想从前说过安妮·凯瑟里克和她已故的侄女长得相似的那些话；他断然拒绝接见一个疯女人，说一分钟也不能见她；如果让这样一个女人到他家里来，那对他将是一件奇耻大辱。

哈尔科姆小姐从屋子里跑了出去，但是，第一阵怒火平息后，经过考虑，她相信，单说从一般人道主义出发，费尔利先生也会接见他侄女，总不至于把她当陌生人闭门不纳；于是，也不先通知一声，她就领着格莱德夫人去他屋子里。守在房门口的仆人不让她们入内，但是哈尔科姆小姐强行闯过去，搀着她妹妹一同去见费尔利先生。

此后的情景，虽然只持续了几分钟，却凄惨得令人无法形容——后来，连哈尔科姆小姐也避而不谈这件事情。这里只消叙述几句就够了：费尔利先生斩钉截铁地宣布，说他不认识当时带进他房间的女人，说这女人在容貌和神态上没一点地方能使他怀疑他侄女没被埋葬在利默里奇村的墓地里；说如果当天不把这女人从他家里赶走，他就要去请求法律保护。

即便是以最坏的眼光看问题，考虑到费尔利先生是自私的，懒惰的，一向麻木不仁的，你也绝不可能想象到他会那样卑鄙下流，甚至暗中虽已认出他胞兄的女儿，但表面上却加以否认。哈尔科姆小姐很通情达理，她认为这是由于他受了成见和恐惧的影响，所以再不能正确地分辨真伪，她只能将当时发生的事归之于这一原因。但是，后来她再去试验那些仆人，发现连他们也都拿不准，也都不知道带去给他们看的这位夫人是他们的小姐还是安妮·凯瑟里克，因为他们都听说安妮·凯瑟里克和他们的小姐长得相似，而这情形就必然使人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即，经过疯人院的禁锢，格莱德夫人在容貌和神态上的变化远比哈尔科姆小姐以前所想象的更为严重。强行将捏造的死亡加在她身上的恶毒骗局，甚至在她出生的老家里，在那些曾经与她一起生活过的人当中，也无法被揭穿了。

要不是情况那样紧迫，当时自可不必认为毫无希望辨明这件事情而放弃一切努力。

比如，离开了利默里奇庄园的贴身侍女范妮，恰巧再过两天就会回来；她以前和她女主人在一起的时间较多，要比其他仆人对她更为忠诚，很有可能她会辨认出来。此外，格莱德夫人还可以悄悄地藏在庄园中，或者住在村子里，一直等到她的健康稍许恢复了，她的精神又变得比较镇定了。而等到她的记忆又变得可靠时，她当然就能十分确凿和熟悉地提到过去的一些人与事，那是任何冒充她的骗子都学不像的，那样，即便是她的面貌不能证实她的身份，但经过那一段时间，她亲口说的话最后总能作为更可靠的证据证实她本人的。

然而，由于她当时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下恢复自由的，所以绝对不能采用以上种种办法。从疯人院出来追赶的人，只是暂时被骗往汉普郡，他们下一步肯定就要来坎伯兰。奉命追捕逃亡者的人随时都可以来到利默里奇庄园；而从费尔利先生现在这种心情来看，他一定会立即运用他在本乡的势力和权威，对那些人进行协助。因此，以最普通的眼光考虑格莱德夫人的安全问题，哈尔科姆小姐不得不放弃了为她证明的努力，立即让她离开现在所有其他的人都对她十分危险的地方，离开她自己家园附近的地方。

看来第一个最妥当和安全的办法就是立刻回到伦敦。一到了那个大都市里，她们就可以最迅速可靠地躲得无影无踪。于是，也来不及再作什么准备，更无需和任何人依依惜别，就在那个值得纪念的十六日下午，哈尔科姆小姐鼓起了她妹妹最后的勇气，临别时也没一个人向她们道声珍重，两人就永远离开利默里奇庄园，孤零零地踏上征途。

她们已经绕过那座俯瞰墓地的小丘，这时候格莱德夫人定要回去最后看一眼她母亲的坟。哈尔科姆小姐试图打消她的念头，可是当时怎么劝说也无用。她主意很坚定。她那双昏暗的眼睛里突然射出火花，在掩蔽着的面纱后面闪亮，她那憔悴的手指，刚才柔弱无力地握着亲人的手臂，这时越攥越紧。我凭心灵虔信，那是上帝的手为她们指出了一条回头路，于是，就在那庄严的片刻间，芸芸众生中受苦受难最深的一个在指点下看见了那条路。

她们回转身走向墓地，而这就决定了我们三人的命运。

以上是追叙过去的事——追叙直到那时为止我们所知道的事。

听了这些事，我自然而然地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我隐约看出了这个阴谋的性质：主谋者如何等待时机，如何利用形势，确保干了这一大胆和复杂的罪恶勾当后可以逍遥法外。尽管某些细节对我们仍然是一个谜，但是他们恶毒地利用白衣女人和格莱德夫人的相貌相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明明是把安妮·凯瑟里克带到了福斯科伯爵家里，冒充了格莱德夫人；明明是把格莱德夫人送进了疯人院，顶替了那已死的女人——这件李代桃僵的事做得很狡猾，以致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当然也包括那位医生和两名仆人，很可能还包括疯人院院长）都成了罪案的同谋者。

第一个结论，必然导致第二个结论。我们三人再也别指望福斯科伯爵和珀西瓦尔爵士会放过了我们。由于阴谋得逞，那两个家伙已经净到手三万镑——一个得了二万镑，另一个由他妻子转手得了一万镑。既然享受到这些利益，以及其他好处，他们就要尽一切力量使这件事永不败露；而既然要找到受他们迫害的人隐藏的地方，迫使她离开她仅有的朋友（玛丽安·哈尔科姆和我），他们就要搜遍每一个角落，情愿付出任何高昂的代价，不惜尝试一切阴险的手段。

由于意识到这巨大的危险，这每时每刻都会临近我们的危险，我就留心去找一个可以让我们隐避的地方。最后我选择了伦敦的最东头，因为那儿闲着没事在街上蹓跶着看热闹的人最少。我选择了附近穷苦人家最稠密的地方，因为我们周围的男女越是需要为生活艰苦挣扎，就越少时间，也越少闲情去注意那些偶然从外地来到他们那儿的人。这些都是最合我理想的优越条件；此外，我们住的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好处。我们可以靠我双手日常的劳动维持简朴的生活，可以省下我们手头的每一文钱，用来达到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达到我自始至终，一心一意要洗清冤屈，伸张正义的那个目标。

一星期后，玛丽安·哈尔科姆和我已经作出决定，对我们的新生活作了安排。

那幢房子里没有其他住户，所以我们出入都不必穿过那家店铺。至少是在目前，我作出了以下的规定：即除非有我陪同，否则玛丽安和劳娜都不到门外去；我不在家的时候，凭他外来的是谁，不管他用什么借口，一律不准进入她们的屋子。一经这样约定以后，我就去找一个现在业务很发达、从前我就认识的木版雕刻师朋友，托他为我找工作，同时告诉他，由于某种原因，我希望不要发表自己的姓名。

他立刻联想到这是因为我欠了债，于是像一般人那样对我表示了同情，然后答应尽力帮助我。我也不去纠正他的误会，只接受了他给我的工作。他知道我是经验丰富、工作勤勉可靠的。他需要的就是工作认真，手艺娴熟，好在这些都是我具备的条件；我的收入虽然微薄，但已够维持日常开销。我们在这方面一有保障后，玛丽安·哈尔科姆和我就把自己手里所有的钱都凑到一起。她的财产还剩下二三百镑，而我离开英国前顶掉了我的画师营业所得到的钱也相当于这个数目。我们俩的钱凑在一起总共有四百多镑。我决定这就开始进行秘密侦查工作，如果找不到别人协助，就准备自己单独干下去，于是我把一小笔财产存在银行里，以便用来支付侦查工作的费用。我们认真计算着每周开销的每一文钱；除非是为了劳娜的利益，为了劳娜的原故，否则我们绝不动用那小笔存款。

如果当时我们敢让陌生人接近，家务事原可以由一个仆人来做，但是第一天玛丽安·哈尔科姆就把家务事当作她的本份接受下来。“凡是其他妇女的一双手能从早干到晚的活，”她说，“我这双手也能学会。”她伸出手时那双手在哆嗦。她卷起了为了安全而穿上的朴素寒碜的衣服的袖子，瘦削的手臂说明了她过去所受的痛苦，但是她的热情像扑不灭的火似的在燃烧。她朝我看时，我只见饱含着的泪水迷住了她的眼睛，慢慢地从颊上流了下来。她又像以前那样精神振奋，一下子挥去了眼泪，微笑中露出以前那种高兴时的神情。“你别为我的勇气担心，沃尔特，”她为自己辩解，“现在不是我在哭，是我那部分软弱的性格在哭。即使我不能战胜软弱的性格，家务劳动也会战胜了它。”后来她信守了她的诺言——傍晚我们会见时，她已取得胜利，正坐下来休息。她那双神情镇定的乌黑大眼睛瞅着我，像过去那样乐观地、坚定地闪出了光芒。“我并没有垮下来，”她说，“对我应当承担的一份工作你尽可以放心。”我还没来得及答话，她又悄声接着说：“而且，对我应当承担的那部分危险，你也尽可以放心。等到那个时刻一到，你可要记住这点！”

等到那个时刻一到，我确实记住了这点。

早在十月底，我们已将日常生活程序安排停当；我们三人在隐蔽的地方完全与外界隔绝，仿佛我们所住的房子是一个荒岛，周围千千万万的同胞与纵横交错的街道形成了一片渺无边际的大海。我现在可以有一些闲暇去考虑将来应当采取什么行动计划，在即将与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进行的斗争中，一开始应当怎样最稳妥地把自己武装起来。

我已经不再指望：凭我认得出劳娜，或者凭玛丽安认得出劳娜，就可以证明她的身份。因为，假如我们对劳娜的热爱程度比现在略差一点，假如那热爱在我们心中形成的直觉不是远比一切理智的判断更为可靠，不是远比一切观察能力更为敏锐的话，那么，初见到劳娜时，就连我们也不敢一下子就断定那是她本人。

令人感到担心，甚至陷入绝望的是，由于过去的恐怖与折磨在外貌上所形成的变化，现在看上去她和安妮·凯瑟里克更加相像了。我叙述自己在利默里奇庄园的事情时，曾经就我对她们俩的观察作过说明：虽然一般看上去她们一模一样，但如果仔细地加以比较，仍然可以看出许多重要的差异。在那些日子里，如果她们俩并排站着让人家看，绝对不会有谁会把她们闹混了，不会像人们对双胞胎那样常常认错了，然而现在我可不敢这样说了。以前我也曾责怪自己不该哪怕是偶然无意中把劳娜·费尔利同痛苦与折磨联系在一起，但现在痛苦与折磨已经在她年轻美丽的脸上留下了污迹，而那些致命的相似之处，那些我从前所看到的，看到时只是在想象中觉得可怕的，现在却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眼前了。陌生人，相识者，甚至那些不能够像我们看得同样仔细的朋友们，如果在她离开疯人院的那一天看见了她，也会不相信她就是他们以前见过的劳娜·费尔利，而如果他们怀疑的话，那也是情有可原的。

剩下的唯一办法，最初我认为可以采用的办法，就是要她去回忆任何冒充者都不熟悉的那些人与事——但是，我们近来的试验证明，这办法也是毫无希望的。每一次玛丽安和我向她小心地进行试探，每一次我们试着用一些办法增强她那衰退的记忆力，以便逐渐恢复她那受过震惊的记忆力时，我们总是又一次看出这种做法很危险，因为它会使她回想起过去那些烦恼和恐怖的事。

有关那些往事，我们只敢鼓励她回忆其中的一部分：回忆我刚到利默里奇庄园教她绘画的幸福日子里那些家庭琐事。有一天，我给她看那幅凉亭写生，也就是我们那天早晨分别时她赠给我，此后我一直带在身边的那幅画。我们见她从那画上回忆起一些事，于是我们的希望也随着复活了。此后，以前结伴散步和驱车出游的情景，也逐渐在她记忆中亲切地重新映现出来，这时她那疲乏无神的可怜的眼睛就瞅着玛丽安和我，首次露出感到兴趣的神情和恍惚若有所思的眼光，从那时起，我们就鼓励她保持这种兴趣。我给她买了一盒颜料，一本写生簿，类似我们那天早晨初次会晤时我看见她手里拿的那本旧写生簿。又像以前那样（哦，天哪，又能像以前那样了！），每次从工作中抽出一些闲暇，在伦敦暗淡的灯光下，在伦敦简陋的屋子里，我坐在她身旁，指正那颤抖不稳的笔路，扶好那衰弱无力的手。一天又一天，我逐渐提高了她新生的兴趣，到后来这兴趣在她茫然的意识中固定下来，到后来她能想到绘画，谈到绘画，并且耐心地自己练习绘画，在我的鼓励下稍微感到了一点天真的乐趣，对自己的进步越来越觉得高兴，这就渐渐地恢复了昔日那种已经逝去的生活与已经逝去的幸福。

我们用这简单的方法，慢慢地帮着她恢复记忆力；在晴朗的日子里，我们一左一右搀着她出外散步，在附近幽静的旧城广场上不会遇到什么能使他受到惊扰的事物；我们从银行存款中匀出了几镑，买了一些她需要的葡萄酒、美味的菜肴、滋补的食物；傍晚，我们陪着她玩孩子们喜爱的纸牌游戏，给她看我从木版雕刻师雇主那里借来的贴满版画的剪贴簿；通过以上这些方法，以及类似的其他细微的关心，我们使她逐渐安定下来。由于这样经常地体贴她，悉心地爱护她，我们都十分乐观，希望一切都会好转。但是，如果一定要狠着心不让她一个人静静地休养，反而要她去接触一些陌生人，或者那些并不比陌生人熟悉许多的朋友——从而唤起我们一直小心翼翼不让她重温的那些痛苦的回忆——这一切，即使是为她着想，我们也不敢尝试。无论我们需要作出多大牺牲，需要焦急揪心地拖延多久，但只要那些困难是人力能够克服的，我们就必须在不要让她知道和不必由她出力的情况下为她洗清冤屈。

一经这样作出决定，我们接着就需要打好主意，第一步应当冒什么危险，一开始又应当从哪里着手。

和玛丽安商量之后，我决定第一步要尽量搜集更多的材料，然后去请教基尔先生（我们知道他这人是可以信任的），首先要向他讨教的是，我们究竟能不能依法起诉。为了劳娜的原故，只要还存在一线希望，可以获得任何可靠的助力，增强我们所处的地位，我决不肯赤手空拳应敌，拿她的整个命运去冒险。

我需要掌握的第一部分材料，是玛丽安·哈尔科姆在黑水园府邸里所记的日记。日记中有一些涉及我说过的话，她认为我最好不要去看。因此，由她读原文给我听，我趁她读时摘下需要的材料。我们只能晚上迟一些睡，挤出时间来做这项工作。为这事花了三个晚上，我终于掌握了玛丽安告诉我的一切。

第二步是：我要在谨防引起怀疑的前提下，尽量从其他人那里获得更多的证明材料，我亲自去看魏茜太太，要查明劳娜在她家过夜一事是否属实。调查这件事时，我考虑到魏茜太太的高龄和衰弱的身体，同时，也像以后去其他几个地方进行调查时一样，为了慎重起见，我隐瞒了我们的真实情况，并且总是很当心地称劳娜为“已故格莱德夫人”。

魏茜太太对我的调查所作的答复，证实了我以前担心的事。劳娜确实写了信去，说要在老友家中寄宿，但是后来根本没去那里。

从这件事例中可以看出，而且我担心在其他事例中也是如此，她思想混乱，曾经把一些自己打算要做的事想象成为实际已经做过的事。这种不自觉的自相矛盾，虽然很容易给解释清楚，然而却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我们刚开始就遭到的挫折，是证明材料中对我们极为不利的一个因素。

接着我就索阅劳娜从黑水园府邸寄给魏茜太太的信，我看到的信没有信封，信封已扔进字纸篓，早被毁掉了。信上没写日期——甚至没注明星期几。它上面只写了这么几行：“最亲爱的魏茜太太：我现在十分愁苦烦恼，可能明天晚上要来您府上借宿。信中我不能告诉您详情，因为写信时十分害怕被人发现，一点也不能集中思想。请在家中等候我。我要吻您一千次，把所有的事告诉您。爱您的劳娜。”这几行字有什么用呢？它们毫无用处。

从魏茜太太家回来后，我教玛丽安怎样写一封信给迈克尔森太太（也像我那样谨慎地写）。玛丽安可以对福斯科伯爵的行为泛泛地表示怀疑，要求女管家为我们写一份简明材料，据实叙述事情的经过。回信一星期后才到。我们等候回信的时候，我去找了圣约翰林区的医生，说我受了哈尔科姆小姐的委托，要尽量多搜集一些有关她妹妹病死的材料，因为基尔先生没有时间做这项工作。多亏古德赖先生协助，我领到了一份死亡证明，还会见了那个盛殓尸体的女人（简·古尔德）。通过这个人的介绍，我又接触了那个女仆赫斯特·平霍恩。她前不久因为和女主人吵嘴而辞去了工作，现在和古尔德太太的几个熟人住在附近地方。就这样，我掌握了女管家、医生、简·古尔德和赫斯特·平霍恩等人的证明材料，原文都已在前面发表。

一经具备这些文件所提供的更多证明，我认为自己已有充分准备，可以去和基尔先生商谈了，于是玛丽安写信去为我作了介绍，并约定我为谈一件私事去会见他的日期。

那天清晨，我有充分的时间和平常一样陪着劳娜出去散步，然后看着她安安静静地坐下来绘画。当我站起来准备离开屋子时，她抬起头朝我看看，露出前此未有的焦虑神情；她又显得像从前那样心神不定，手指不停地摸弄着桌上的画笔和铅笔。

“你总不会厌烦我吧？”她说。“不会因为厌烦我，所以要走开吧？我一定要表现得更好——我一定要把身体养好。你还像从前那样喜欢我吗，沃尔特？瞧我现在这样苍白消瘦，学起画来又是这样迟钝。”

她说起话来像个小孩，像小孩那样向我暴露她的思想。我停留了几分钟——停下来对她说，我觉得她比以前更加可爱了。“快让身体复原吧，”我鼓舞新近在她意识中出现的希望，“为了玛丽安和我，快让身体复原吧。”

“可不是，”她自言自语，又开始绘画，“我一定要努力，瞧他们俩这样喜欢我。”接着她忽然又抬起头来看我。“别去得时间太久了！没你在旁边帮助，沃尔特，我画不下去。”

“我很快就会回来，亲爱的——很快就回来看你画得怎样了。”

我的声音不禁微微颤抖。我强迫着自己离开了屋子。现在我仍旧需要克制着自己；在这一天里，自制力对我仍旧是需要的。

我开了门，向玛丽安做了个手势，叫她跟随我走到楼梯口。我觉得，只要自己一旦在街上公开露面，那迟早会发生一些事情，必须让她对此有所准备。

“我大概几小时内就会回来，”我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你仍旧要像往常一样当心，别让任何人进来。万一发生什么事——”

“会发生什么事？”她急忙打断了我的话，“对我说明白，沃尔特，有什么危险——我好知道怎样应付。”

“有一桩危险，”我回答，“那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可能听到劳娜逃走的消息，已经赶回伦敦。你知道，我离开英国之前，他曾经监视我；现在虽然我不认得他，但他可能认得我。”

她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一言不发，只焦急地瞅着我。我看出她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危险。

“珀西瓦尔爵士本人，或者他雇用的密探，”我说，“不大可能这么快又在伦敦发现了我。但是，仍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的事。如果我遇到这类事，今晚回不来，你不必惊慌；如果劳娜问起，你可以给我想个最好的理由回答她。只要有一点怀疑自己受到监视，我就会非常当心，不让密探跟踪我到这儿来。不管我可能会耽搁多久，玛丽安，你要相信我会回来，一点儿也不用害怕。”

“一点儿不害怕！”她坚定地回答，“你不用因为只有一个妇女帮助你，沃尔特，就感到懊恼。”她略微停顿一下，又让我耽搁了一会儿。“当心！”接着她焦急地紧握着我的手说——“要当心！”

我辞别了她，去开始为侦查工作辅平道路——那是一条阴暗崎岖的道路，它的起点将从律师的门口开始。

我去法院胡同吉尔摩与基尔联合事务所，一路上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

就在我的名片被递进去给基尔先生的那会儿工夫，我忽然想起了一件深悔早先没考虑到的事。根据我从玛丽安的日记中获得的那些材料，我相信福斯科伯爵已经偷看了她在黑水园府邸写给基尔先生的第一封信，并由他妻子截下了第二封信。因此，他已经知道了律师事务所的地址，而这就必然会联想到：劳娜逃出疯人院后，如果玛丽安需要找人出主意帮忙，她会再去请教基尔先生。在这种情况下，法院胡同的事务所将成为他和珀西瓦尔爵士首先需要监视的地方；如果他们选择的密探仍旧是我离开英国前跟踪我的人，很可能他们今天就会知道我回国的事。刚才我只想到会在街上被他们认出来的一般可能，但是直到现在才考虑到与事务所有关的特殊危险。现在已经为时过晚，再来不及补救这一不幸的疏忽，只懊悔不曾事先和律师安排一个私下会晤的地方。当时我只能这样决定：离开法院胡同时要当心，无论如何不能直接回家。

我等候了几分钟，然后被领进基尔先生的私室。他是一个面色白皙、身体消瘦的人，样子沉着冷静，目光锐利逼人，说话声音非常低沉，脸上毫不流露情感，好像他对陌生人不会轻易表示同情，他那职业性的安祥态度根本不容易被人搅乱。要达到我的目的，看来不大可能找到一个比他更适合于协助我的人。只要他肯作出决定，那决定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有把握打赢这场官司。

“在开始谈我这次前来求教的事情之前，”我说，“我必须先让您知道，基尔先生，这件事无论我怎样简短地叙述，它也得占您一些时间。”

“谈哈尔科姆小姐的事，完全可以占用我的时间”，他回答。“凡是涉及到她的权益的事，我在公私方面都可以代表我的合伙人。我的合伙人暂停执行业务的时候，曾经这样吩咐过我。”

“请问吉尔摩先生现在在英国吗？”

“不在英国，他和他的亲戚住在德国。他身体已经好一些了，但是，什么时候回来，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们刚开始寒暄时，他就在面前一些文件中寻找什么，这会儿他从里面取出了一封密封的信。我以为他要交给我了，但是他显然改变了主意，又把信摊在桌上，然后在椅子里坐好，静静地等着我说话。

我不多费时间去扯开场白，就直接谈到正题，把前文所述的那些事全都告诉他了。

他虽然是位老练的律师，但是在震惊之下也失去他那职业性的镇定。我还没全部说完，他已经无法掩饰惊疑的神情，几次要打断我的话。但是我只顾说下去，而且刚把话说完，就单刀直入地提出了那个重要问题：“您是什么看法，基尔先生？”

他非常慎重，没恢复镇定前不肯答复。

“在发表自己的看法之前，”他说，“我必须先提几个问题，澄清某些疑点。”

他提出了问题，一些表示怀疑和不相信的尖锐问题，这时他明明认为我这人是想入非非，如果不是哈尔科姆小姐曾经向他介绍，他甚至会疑心我是在玩弄一个狡猾的骗局。

“您相信我说的是实话吗，基尔先生？”等他盘问完了我这样说。

“只要您本人相信那些是事实，我就肯定您说的是实话，”他回答。“我十分尊敬哈尔科姆小姐。因此完全有理由尊敬她相信可以参与这类事的一位绅士。再说，为了礼貌关系，为了避免争论，我甚至可以进一步承认：对哈尔科姆小姐和您来说，格莱德夫人仍旧活着这件事已被证实。但是，您到我这儿来的目的是为了知道合乎法理的观点。而作为一个律师，单说作为一个律师，我有责任指出，哈特赖特先生，您提不出丝毫证据。”

“您这话说得未免太重了，基尔先生。”

“我还要说得清楚一些。有关格莱德夫人死亡的证明，看来是明确的，是完备的。有她姑母的陈述，证明她到了福斯科伯爵家里，她发了病，她死了。有医生的诊断书，证明她是死了，并说明她是在正常情况下死的。利默里奇村里的殡葬是事实，坟墓上的碑文是凭证。您现在要把这一切都推翻。可是，您能提供什么事实为您的一方辩解，证明那已死和埋葬了的人不是格莱德夫人呢？再让我们全部审查一下您陈述中的要点，看看它们说明了一些什么。哈尔科姆小姐到了一所私人开办的疯人院里，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女病人。据说，一个名叫安妮·凯瑟里克的女人，长得和格莱德夫人异常相像，一度曾经从疯人院里逃出去；据说，今年七月里被收进疯人院的那个人，是用安妮·凯瑟里克的名字被送回去的；据说，送她回去的那位绅士曾经警告费尔利先生，说她发疯的时候会冒充他已故的侄女；据说，她在疯人院内确实一再声称自己是格莱德夫人（但那里的人都不相信她的话）。这些都是事实。您有什么证据可以驳倒这些事实？哈尔科姆小姐认那个女人是妹妹，但是此后的一连串事实已否定和驳倒了这种想法。哈尔科姆小姐可曾向疯人院院长证明她的确认出了妹妹的身份，然后采取符合法律手续的方式让她出院吗？没有，她是秘密买通了一个护士，让她逃了出来。而当这个病人以这种违法的方式出了院，被带去见费尔利先生的时候，费尔利先生认出她来了吗？他可曾对他侄女的死有过丝毫怀疑吗？没有。仆人们认出她来了吗？没有。她被留在附近地方，以便证明自己的身份，并进一步经受检验吗？没有；她被悄悄地带往伦敦。就在那时候，您也认出了她——然而您并不是她的亲属，甚至不是她家的旧交。仆人们否定了您的看法；费尔利先生否定了哈尔科姆小姐的看法；而所谓‘格莱德夫人’的话又前后矛盾。她说她在伦敦的某一家过夜。您的证明里又说她没有去过那家；而您自己也承认，由于她头脑不清楚，您不能让她在任何情况下经受询问，为自己进行辩解。为了节省时间，我这里就不去谈其他琐碎细节了；现在请问，如果这件案子送到法院里去审理——进行审讯的陪审团要求一切应以合理的证据作为判案依据，那么，您的证据呢？”

我只好先等自己恢复了镇静，然后再回答他的话。这是一个局外人首次根据他的观点向我谈劳娜和玛丽安的事情经过——首次如实反映了我们所遇到的种种可怕的障碍。

“毫无疑问，”我说，“您所说的事实，在证明中好像对我们很不利，但是——”

“但是您却认为那些事实一经过您的说明，都可以被推翻了，”基尔先生打断了我的话。“让我把这方面的经验说给您听听吧。如果一个英国陪审团面临选择，或者是受理表面上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或者是听信真情需要解释的长篇说明，这时候它一向是不去倾听说明，而是相信事实。比如说，格莱德夫人宣称（为了避免争论，我就这样称呼您所说的那位夫人吧），她曾经在某家人家过夜，而结果证明她并没有在那家过夜。您解释这件事的时候，说明了她的精神状态，从而得出了一个形而上学的结论。我并不是说这个结论是错误的——我只是说，陪审团宁可相信她说话自相矛盾这一事实，不愿接受您为这自相矛盾的现象所作的任何解释。”

“但是，难道就不可以，”我仍旧坚持己见，“凭了耐心和努力，找到更多的证明吗？哈尔科姆小姐和我还有几百镑——”

他再也不能完全掩饰怜悯的神气，他朝我看了看，摇了摇头。

“现在就从您自己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吧，哈特赖特先生，”他说。“如果您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和福斯科伯爵的那种看法是正确的（要知道，我本人并不同意那种看法），那么，如果您要收集新的证明，他们就会用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办法跟你为难。在诉讼活动中设置重重障碍，对审讯程序的每一个步骤都强词夺理地进行阻挠——等到我们花完了不是几百镑，而是几千镑，到最后很可能还是输掉了官司。那些根据相貌相似来确定身份的问题，它们本身就是最难判断的——即使不牵涉到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案件中这样复杂的关系，它们也是最难解决的。对于现在这样一件离奇的案件，我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办法。即使埋葬在利默里奇村墓地里的那个人不是格莱德夫人，但是照您所说，她活着的时候和格莱德夫人十分相像，那么，即使办妥手续，请求官府核准，发坟起尸，我们仍旧得不出什么结果。总而言之，没办法打赢这场官司，哈特赖特先生——肯定没办法，没办法打赢这场官司。”

然而我坚决相信有办法打赢这场官司；而由于具有坚强的信心，我就改变了争论的焦点，再一次请问他。

“除了确定身份的证明以外，还有其他可以提出的证明吗？”我问。

“在您谈到的情况下，再没有其他可以提出的证明了，”他答道。“在所有的证明中，最简单和最可靠的，是根据日期的比较对照得出的证明，但是，据我了解，这种证明您已经是没法发现的了。如果您能证明医生证明书上的日期和格莱德夫人去伦敦的日期不符，那情形就完全改观了；那我就会第一个说：让咱们起诉吧。”

“那日期还是可以发现的，基尔先生。”

“有朝一日被发现，哈特赖特先生，您就能打赢官司了。如果您现在就有办法发现，请告诉我，让咱们商量一下，看我能给您出点什么主意。”

我考虑了一下。女管家不能帮助我们；劳娜不能帮助我们；玛丽安不能帮助我们。很可能，知道那日期的只有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两人。

“目前我还想不出一个办法，来确定那日期，”我说，“因为，除了福斯科伯爵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我再想不出有谁肯定知道那日期。”

基尔先生那张始终保持镇静、聚精会神的脸首次放松，现出笑容。

“我想，您既然对那两位先生的行为抱有那种看法，”他说，“大概也就别想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了吧？如果他们伙同一气，凭阴谋弄到手一大笔钱，他们是无论如何不会说出那日期的吧。”

“他们会被强迫着说出来，基尔先生。”

“被谁强迫着？”

“被我。”

我们两人都立起身。他比刚才露出了更为好奇的神情，紧盯着我的脸。我看出，他对我有点儿困惑不解了。

“您主意很坚定，”他说：“对这件诉讼您肯定有私人的动机，但是我不便问您。如果您将来提出诉讼，我将尽力为您效劳。同时，因为诉讼的事总会牵涉到钱财的问题，所以我必须提醒您：即使最后能证实格莱德夫人仍旧活着，我看您也没希望收回她的财产。那个外国人很可能在我们提出诉讼之前就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而珀西瓦尔爵士又欠了一身债，被债务逼得很紧，无论他有多少钱，那些钱也都落到债主手里了。您当然知道——”

我立即打断了他的话。

“请您别和我谈格莱德夫人钱财的事，”我说，“我过去不知道，现在仍旧不知道有关格莱德夫人钱财的事——我只知道她已经丧失了她的全部财产。您以为我热衷于这件事，是出于自私的动机，您有这种想法，也难怪您。但是我希望您相信，我的动机永远像现在一样，完全是出于正义——”

他试图阻止我，要向我解释。但是，大概是由于恼恨他不该对我怀疑，所以我不等他往下解释就这样直率地说。

“我为格莱德夫人效劳，”我说，“不会抱有贪财的目的，不会想到私人的利益。她自己出生的老家不再认她，把她赶出来——她母亲的坟墓上刻下了有关她死亡的谎话，可是应当对这件事负责的两个家伙现在都逍遥法外。她的家族必须当着所有参加假葬礼的人重新接她回去。她的家长必须当着大伙吩咐把那句谎话从墓碑上抹掉。那两个家伙虽然能够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必须向我低头认罪。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已经准备献出我的生命。虽然我是赤手空拳，但是，只要有上帝保佑，我一定能完成这项任务。”

他退到他的桌子跟前，不再说什么。从他脸上明明可以看出，他认为我已经坠入幻想，失去理智，再规劝我也是无济于事的了。

“就让咱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吧，基尔先生，”我说，“那么只有等将来的事实来为咱们作鉴定了。我非常感谢您这样费神听取我的陈述。您已经向我说明，要采取法律制裁的办法，那绝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我们不能提供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明；我们也没有足够的钱支付诉讼费用。单说能够知道这一点，至少对我们也是有益的。”

我鞠了一躬，然后走向门口。这时他唤我回去，递给我刚进来时看见他放在桌子一边的那封信。

“这信是前几天寄到的，”他说。“可否请您带回去？同时请您转告哈尔科姆小姐，我非常遗憾，到现在为止还没能为她尽一点儿力。而我所提的意见，恐怕是她和您同样不高兴听的。”

他说这话时，我瞧了瞧那封信。信封上写的是：“法院胡同吉尔摩与基尔律师事务所转哈尔科姆小姐收”。我完全看不出那是谁写的。

走出屋子时，我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您知道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还在巴黎吗？”我问。

“他已经回伦敦了，”基尔先生回答。“昨天我遇见他的律师，至少那律师是这样对我说的。”

听完这句答话，我走了出去。

离开事务所，我当心着不要停下来四面观看，以免引起人们注意。我走向霍尔本北面一个最冷清的大广场，接着就突然停下了，转过身去看后面那一条长长的人行道。

广场拐角上有两个人，这时也停下了，他们正在交头接耳地谈话。我考虑了一下，开始向回走，准备从他们身边经过。我走近他们时，一个人躲开了我，从广场拐角那儿拐上一条马路。另一个人仍旧站在原地。我经过他身边时朝他看了一眼，立刻认出他就是我离开英国前监视我的那个人。

如果任性的话，当时我大概会先去找那个人谈话，最后是把他一拳打倒。然而我必须考虑后果。只要我当众做出什么理亏的事，我就会被珀西瓦尔爵士捉住把柄。现在别无他法，只有以诈术对付诈术了。于是我拐上了第二个人所走的那条路，经过一个门洞子时，看见他正在那里面候着。我以前没见过这个人，我高兴的是，如果以后再遇到什么麻烦，我就可以认出他的面貌了。一经认清了他，我又朝北走，最后到了新大街。我在街上向西一拐（那两个人一直跟踪着我），最后在我知道的一个离马车招呼站不远的地方停下，指望有一辆空着的双轮快车经过那里。过了几分钟，果然有一辆马车驶过。我跳上车，吩咐车夫快去海德公园。我后面的密探没等上第二辆快车。我看见他们正向街对面飞奔，跑着在我后边追赶，最后才在路上（或者停车站上）碰上了一辆空车。但是我早已抢在他们前头，等到我唤住车夫，走下马车时，已经看不见他们的踪影了。我穿过海德公园，在空旷的地方确悉已经无人追赶。过了好几个小时，我才取道回家，那时天已经黑了。

我看见玛丽安一个人在那间小起居室里等候我。她答应劳娜，等我一回来就让我看她的画儿，然后哄着她去睡了。那幅模糊不清的可怜的小画，虽然本身毫无价值，但是它的含意却很令人感动，这时被很当心地用两本书斜支在那里，我们仅可使用的一支蜡烛闪着微光，尽其最大的功能照亮了它。我坐下来看了那幅画，然后悄声告诉玛丽安刚才发生的事。我们和邻室之间只隔着一层薄板，几乎可以听见劳娜的鼾声，我们说话时如果声音稍高，就会惊动了她。

我向玛丽安叙述我和基尔先生会谈的经过时，她始终保持镇静。但是，我接着告诉她。怎样离开律师事务所后被那两人跟踪，怎样获悉珀西瓦尔爵士已经回来，这时她就露出焦急的神情。

“多么坏的消息，沃尔特，”她说，“再没比这更坏的消息了。你没别的事要告诉我吗？”

“我还有一件东西要交给你，”我回答，一面递给她基尔先生托带的那封信。

她看了看地址，立刻认出那笔迹。

“你认识写信的人吗？”我问。

“我还能不认识他，”她回答。“写这封信的就是福斯科伯爵。”

说完这话，她拆开了那封信。读着读着，她的脸就涨红了。后来，她眼中闪出了怒火，递过信来叫我看。

信的内容如下：

“我写这封信，高贵的玛丽安，是出于尊重与爱，既尊重您，也尊重我，为了要您保持镇静，这里让我说几句安慰您的话：“您什么也不用害怕！

“请运用您天赋的才智，永远销声匿迹吧。敬爱的小姐，您就别再冒险抛头露面啦。与世无争的态度是高贵的，那么，就请您抱这种态度吧。家庭中安详宁静的气氛永远是可爱的，那么，就请您享受这种气氛吧。生活中的风暴不会侵犯世外桃源中的安乐窝，那么，您就在那里住下吧，亲爱的小姐，就住在那个安乐窝里吧。

“如果照着我这些话做，我就保证您什么都不用害怕。再不会有灾难来损伤您的感情——您那些感情和我自己的感情一样，有多么宝贵啊。您不会受到伤害；您那可爱的伴侣不会受到追踪。她已经在您心中找到了新的避难所。多么珍贵的避难所啊！我羡慕她，就让她隐藏在那里吧。

“在我暂时停止享受和您谈话的乐趣之前，在我结束这封充满热情的信之前，出于慈父般的关切与怜爱，我最后再一次发出警告：“到此为止，别再前进一步；别招惹麻烦；别威胁别人。请不要迫使我采取行动——我这人是说话算数的——只是为了您的原故，我才会心甘情愿地处于被动的地位，不尽情发挥我的威力，运用我的计谋。如果您的朋友当中有大胆冒失的，那么，就请遏制一下他们可怜的热情吧。如果哈特赖特先生回到了英国，您不要和他联系。我走我的路，珀西瓦尔紧跟着我走。有朝一日哈特赖特先生阻碍了我。他就要完蛋。”

①

信末的签名只有开头的一个字母F，它周围画了一个花样繁复的圈儿。我十分鄙夷地把信扔在桌上。

“他这是要你害怕，但他明明是自己害怕了，”我说。

她究竟是一个妇女，不能和我一样对待这封信。信中侮慢亲昵的口气使她再也不能克制自己。她隔着桌子望着我，把握紧的拳头放在膝上，脸上和眼中又闪出刚才那种一触即发的愤怒火花。

“沃尔特！”她说，“有朝一日那两个家伙落在你手里，如果那时候必须饶恕其中的一个，你可别饶了伯爵。”

“让我把他这封信藏好，玛丽安，等到那一天，它可以提醒我。”

她留心瞅着我，看我把那封信收在我的皮夹子里。

“等到那一天！”她重复我的话，“你谈到将来，能这样有把握吗？今儿在吉尔摩先生的事务所里听到了那些话，后来又遇到了那些事，你还能这样有把握吗？”

“谈到时间，我不把今儿计算在内，玛丽安。今儿我只是在争取另一个人的帮助。我要打明儿计算起——”

“为什么要打明儿计算起？”

“因为打明儿起我要亲自动手了。”

“怎样动手呢？”

“我要搭第一班火车去黑水园。希望当晚就赶回来。”

“去黑水园？”

“是的，我离开基尔先生那里，已经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他的看法有一点和我的相同。咱们必须追查到底，必须确定劳娜上路的那个日期，必①Fosco（福斯科）开头的一个字母。——译者注须揭露阴谋中那个唯一的薄弱环节，也许，要能证明她仍旧活着，唯一的希望就是发现那个日期。”

“你的意思是，”玛丽安说，“要发现劳娜是在医生证明书上写的死亡日期以后离开黑水园的？”

“一点不错。”

“你怎么会想到，可能是在那个日期以后呢？劳娜自己不能告诉咱们她到伦敦的日期。”

“可是疯人院院长告诉你，说她是七月二十七日被送进医院的。我不相信，福斯科伯爵能把她留在伦敦超过一夜的时间，而始终不让她觉察出四周发生的事情。这样看来，她一定是在七月二十六日上路，一定是在医生证明书上她的死亡日期的后一天到达伦敦的。如果能够获得有关那日期的证明，咱们就可以控告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就能打赢这场官司。”

“哦，哦——我明白了！可是，咱们又怎样才能获得那证明呢？”

“从迈克尔森太太提供的材料中，我想到有两个办法可以试试。第一个办法是：去问那位医生道森先生，因为他一定知道，劳娜离开府邸后，他是什么时候再去黑水园府邸出诊的。第二个办法是：到珀西瓦尔爵士那天夜里独个儿去的那家客栈里打听。咱们知道，他是在劳娜走后几小时离开府邸去那儿的；那样一打听，咱们就能确定那日期了。这些办法至少是值得一试的——我决定明儿就去试一试。”

“如果这一次失败了（瞧我现在老是往坏里想，沃尔特，可是，如果咱们真的遭到挫折，到那时候我又会往好里去想了），如果黑水园那儿没人能帮你忙，那又怎么办呢？”

“可是伦敦有两个人能帮我忙，而且必须帮我忙——那就是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不做亏心事的人很可能忘了那日期，但是他们是干那罪恶勾当的，他们一定知道那日期。如果在各方面都遭到失败，那我就要逼着他们两个人，或者其中一个人，依着我的意思招认一切。”

我一说到这里，玛丽安脸上就充分显露了女性的本能。

“那要从伯爵开始！”玛丽安急切地压低了声音说。“为了我，要从伯爵开始。”

“为了劳娜，咱们必须从最有希望成功的一步开始，”我回答。

她脸上的红晕又淡下去，她忧郁地摇摇头。

“是呀，你的话对——”她说，“我刚才那样说是可耻的。我要更有耐心，沃尔特，现在我已经比从前快乐的日子里更能克制自己了。但是，我还是带有一点老脾气——一想到伯爵，那老脾气就是会复发！”

“审判迟早会轮到他的，”我说。“但是，要知道，暂时咱们还不能在他生活中抓到什么把柄。”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让她恢复了镇静，然后把我的话说到了点子上“玛丽安！咱们都知道，珀西瓦尔爵士的生活中倒有一个可以抓住的把柄——”

“你指的是那件秘密？”

“是的，就是那件秘密。那是咱们唯一可以稳稳地抓住他的把柄。要迫使他不能再保全自己：要公开暴露他的罪行，再没其他办法，只有在这方面着手。为什么珀西瓦尔爵士谋害劳娜的时候会对伯爵言听计从，这除了谋财，还有另一个动机。你听到他对伯爵说，他相信妻子所知道的事能毁了他吗？

你听到他说，只要安妮·凯瑟里克的秘密一暴露，他就要完蛋吗？”

“是呀！是呀！我听到。”

“所以，玛丽安，如果咱们所有其他的办法全都失败了，我就要去探听出那件秘密。我仍旧摆脱不掉迷信思想。我又要说，白衣女人仍旧在支配着我们三个人的生活。生活旅程的终点已被指定；咱们正被招引着向它移近——安妮·凯瑟里克虽然已被埋在坟墓里，但她仍旧向咱们指点着那一条路！”

现在立刻就谈我首先去汉普郡进行调查的经过。

我一早离开伦敦，所以上午就到了道森先生家里。我抱着上述目的前往，但我们会谈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道森先生出诊簿里当然登记了第二次去黑水园府邸给哈尔科姆小姐治病的日期。然而，如果没有迈克尔森太太帮助他回忆，他仍不能从这个日期准确地倒着往回推算，而我已经知道，迈克尔森太太是无法帮助他回忆的。她已经记不起（在类似的情况下，又有谁记得起呢？），格莱德夫人走后又过了多少天，医生才又去诊疗他的病人。她几乎肯定是在格莱德夫人走后第二天将这件事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但是她不能确定那“第二天”是哪一天，因此也就不能确定格莱德夫人是哪一天去伦敦的。她也无法约略估计女主人走后又过了多久才接到福斯科夫人那封没注明日期的信。最后，仿佛上述的重重困难还不够多似的，当时医生本人又生了病，黑水园府邸的花匠给他捎去迈克尔森太太的口信时，他没像往常那样记下那是该月的第几天或星期几。

已经没希望从道森先生那里获得帮助了，但我决定再试一试，看是否能确定珀西瓦尔爵士到达诺尔斯伯里镇的时间。

看来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到了诺尔斯伯里镇，那家客栈已经关闭，墙上贴了一些招贴。听说，自从通了火车，客栈的生意就清淡下来。车站附近新开的旅馆抢走了那家老客栈（我们知道，珀西瓦尔爵士就是在那里过夜的）的生意，它大约两个月前就关闭了。老板带着全部财产和用具离开了该镇，至于他去到哪里，那我就无法确悉了。我问了四个人，他们谈到老板离开诺尔斯伯里镇后的计划和动向，但说法各有不同。

这时离最后一班火车开往伦敦还有几小时。于是我离开诺尔斯伯里镇车站，乘了一辆轻便马车赶回黑水园，准备去向那花匠和守门人打听。如果他们也不能帮我忙，那我暂时就没有其他办法，只好回城里去了。

我在离开黑水园府邸一里路的地方，向车夫问清了方向，然后打发走了马车，自己朝府邸走去。

我从公路拐上一条小道。看见一个人拿着一只毛毡提包，在我前面匆忙走向府邸的门房，这人长得很矮小，穿着一身陈旧的黑衣眼，戴着一顶特大的帽子。照我看来，他大概是律师事务所里的一名雇员；我立刻停下，让我离他更远一些。他没听见我的声音，也不朝后面看一眼，径自走得无影无踪。稍停，我走进府邸大门，仍看不见他，他分明已经走进屋子里了。

门房里是两个女人。其中一个是年老的；这时想起了玛丽安形容的话，我立刻认出另一个是玛格丽特·波切尔。

我首先问珀西瓦尔爵士是否在府里；她们说不在，我接着就问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两个女人都只能告诉我他是夏天走的，我没法从玛格丽特·波切尔口中问出什么话来，她只会傻笑着摇头。年老的女人头脑比较清楚；我用话套她，她终于说出珀西瓦尔爵士是怎样走的，走时又是怎样惊动了她。她记得主人怎样把她从床上唤起，怎样大声咒骂，把她吓坏了——至于这件事发生在哪一天，她老实承认已经“完全想不起了”。

离开门房，我看见花匠正在离开不远的地方干活。我刚招呼他的时候，他怀疑地瞪着我，但是后来我提到了迈克尔森太太，而且我对他很和气，所以他就很乐意和我谈话了。这里用不着再去详述我和他的谈话——这次谈话和我打听日期的其他几次尝试同样以失败告终。花匠只知道他主人是在夜间赶着车走的，是在“七月里的某一天，也许是那个月的最后两星期里，也许是最后的十天里——”此外，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们谈话的时候，我看见那个穿黑衣服戴大帽子的人从屋子里走出来，站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注视着我们。

刚才我已经怀疑这个人到黑水园府邸来的目的。现在花匠不能（也许是不愿）告诉我这个人是谁，我就更加怀疑了，为了打破这一疑团，我决定去和他攀谈。作为一个陌生人，这时我所能提出的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打听府邸是否接待参观的来宾。于是我立刻向那人走去，这样问他。

从他的神态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知道我是谁，并且现在故意要激怒我，以便引起一场争吵。当时要不是我决意克制着自己，他单凭那十分傲慢无礼的答话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耐着性子，对他彬彬有礼地道歉，说我无意中多有冒犯（但他说那是“侵入私宅”），然后离开了园地。事实上，我完全没有猜错。我离开基尔先生事务所的时候，就有人认出了我，而且明明已经通知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于是这个穿黑衣服的人就被派到了黑水园，因为预料到我会去府邸或附近一带地方调查。他只要能抓住一点把柄，就会向我提出控诉，而地方长官就会插手，这样肯定会为我的侦查工作设置障碍，至少可以把我同玛丽安和劳娜隔离开几天。

我已准备好自己从黑水园到火车站的路上受到监视，就像前一天我在伦敦遇到的情形那样。但是当时我无法觉察出，这一次是不是有人跟踪我。穿黑衣服的人可能有他跟踪我的办法，只是我无法察觉，不论是在去火车站的路上，还是在傍晚抵达伦敦终点站的时候，我确实都没有看见他。我徒步走回家去；在抵达家门之前，一直留心着走附近最冷清的街道，而且一再回过头去看后面空阔的地方。这是我最初在中美洲荒野里为了预防遭到暗算而学会的策略，没想到现在，在文明的伦敦中心，我却抱着同样的目的和更大的戒心，又一次运用了它。

我不在家的时候，玛丽安并未受到什么惊扰。这时她急切地问我事情进行得是否顺利。见我谈到调查工作迄今尚无成果，但是我却显得毫不在意，她不禁表示惊讶。

事实是，调查的失败丝毫也没有使我感到沮丧。我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只是把它们当作应当履行的任务，并未对它们抱很大希望。当时我几乎有一种类似快慰的心情，因为我知道这场斗争即将成为我与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一次较量。我那高贵的动机中已杂有复仇的欲望，老实说，一想到要为劳娜恢复身份，最可靠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是步步紧逼这个娶她为妻的恶棍，我就会感到一种满足。

虽然我承认自己个性不够坚强，不能禁止复仇的本能影响了我的意志，然而我仍可以于心无愧地为自己说几句公道话：对于我和劳娜的未来关系，我并未存有任何卑鄙的念头；我从来不曾想到，有朝一日珀西瓦尔爵士被我制伏，我就要迫使他向我作出让步，私下里了结这桩公案。我从来没对自己说：“如果能够成功，我就要使她丈夫无法再把她从我手中夺走。”因为，只要一看到她，我就不能怀着这种念头去考虑未来的问题。只要一看到她已经可怜地变得不像从前那样了，我就只会想到要爱护她，像她的父兄一样爱护她，说真的，是从内心深处爱护她。现在，我只希望她早日恢复健康。只要她又强壮了，又快乐了，只要她又能像从前那样看着我，又能像从前那样和我谈话，我就会喜出望外，心满意足了。

我写以上这一段话，并非出于无聊的自我标榜。读者们尽可以根据以下即将叙述的事情评论我的为人。但是，在这以前，我也不妨把自己的优缺点好好地掂量一下。

从汉普郡回来后的第二天早晨，我把玛丽安领到楼上我的工作室里，向她说明当时我已经考虑成熟的计划，即准备如何抓住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生活中唯一有懈可击的要害。

要探明他的隐情，就必须发现我们至今尚无法猜透的那件有关白衣女人的秘密。在这方面，我们首先可以向安妮·凯瑟里克的母亲寻求帮助，至于凯瑟里克太太是否肯在这方面吐露什么隐情或者采取什么行动，那又要看我是否能够先从克莱门茨太太那里获悉某些有关当地的情况和家事的底蕴。经过仔细考虑这一问题，我开始相信，如果要重新开始调查，我们首先需要跟安妮·凯瑟里克的忠实朋友和保护人取得联系。

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找到克莱门茨太太。

多亏玛丽安头脑敏捷，她立刻为我必须解决的这一难题想出了一个最简单的好办法。她的主意是：写一封信到利默里奇庄园附近的农庄（托德家角），打听克莱门茨太太在过去几个月内可曾有信寄给托德太太。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被拆散的情形我们无从得知，但是这件事一旦发生之后，克莱门茨太太肯定会想到要向失踪的女人最爱去的一带地方，也就是利默里奇庄园附近，打听她的下落。我立刻看出，由于玛丽安提供了这一线索，我们对成功有了希望，于是她当天就给托德太太去信。

趁我们等候回音的时候，我又从玛丽安那里获得她所知道的一切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家庭情况和早年生活的材料。在这方面，她所提供的也只限于一些传闻。然而，她相信所谈的一小部分材料是可靠的。

珀西瓦尔爵士是独生子。他父亲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由于一种痛苦而又不治的先天性缺陷，从早年起就避免参加一切社交活动。他唯一的兴趣是欣赏音乐，他的妻子和他兴趣相同，据说是一位很有造诣的音乐家。他年轻时就继承了黑水园的产业。夫妻俩住进了继承的庄园，并不和附近居民接近，也没人敢诱导他们放弃孤僻的习惯——除了那位倒霉的教区长。

教区长并不是怀有恶意，他只是由于过分热心，结果却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听说费利克斯爵士离开学校时，在宗教上是一个无神论者，在政治上几乎是一个造反者，于是，他就真心实意地看问题，认为自己完全有责任邀这位庄园主去教区教堂里听他宣讲大道理。费利克斯爵士对教区长这番出于善意但是不讲策略的干涉大发雷霆，甚至公然粗暴地侮辱了教区长，以致附近人家都写信去府里愤怒地抗议，连黑水园领地的佃户们也大胆而强烈地发表了他们的意见。从男爵对乡村生活根本不感兴趣，对他的领地和当地居民毫不留恋，于是宣布再也不受黑水园的人干扰，随即离开了那个地方。

在伦敦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他和妻子就移居大陆，再也不回英国。他们有时候侨居法国，有时候侨居德国——永远是深居简出，因为生理上的缺陷已使他产生了一种病态心理，所以这种生活方式对费利克斯爵士是必要的。他们的儿子珀西瓦尔出生在国外，受教于家庭教师。双亲中母亲首先去世。过后几年，父亲也亡故了，那可能是在一八二五年，也可能是在一八二六年。在这之前，珀西瓦尔爵士还年轻时，他有一两次回到英国，但直到父亲去世以后，他才结识了已故菲利普·费尔利先生。不久他们就变得十分亲密，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珀西瓦尔爵士还很少去利默里奇庄园（也许根本就没去过那里）。弗雷德里克·费尔利先生也许曾经在菲利普·费尔利先生的朋友当中见过他一两次，但是那时候也许还不大了解他（或者始终就不了解他）。在费尔利家，劳娜的父亲是珀西瓦尔爵士唯一熟悉的朋友。

以上是我能从玛丽安那里获得的全部材料。这些材料对我现在的目的毫无用途，然而我仍旧把它们很仔细地摘录下来，希望它们将来也许会变得很重要。

托德太太的回信到了（按照我们指定的地点：寄到离我们住处不远的一个邮局里），我去取了回来，迄今一直为我们掣肘的形势，从现在开始变得对我们有利了。托德太太在信中提供了我们所寻求的第一项资料。

看来正像我们所猜测的，克莱门茨太太曾经去信托德家角，首先为她和安妮突然离开她朋友的农庄（我在利默里奇墓地里遇见白衣女人的第二天早晨）表示了歉意，然后把安妮失踪的事通知了托德太太，并请她在附近一带打听，看失踪的女人是否又会流浪到利默里奇村。在提出这些请求的时候，克莱门茨太太还很细心地注明了她的永久通信地址，现在托德太太就把那地址转告了玛丽安。那地址就在伦敦，从我们的住处前往，半小时即可到达。

打铁必须趁热：我决定按照这句成语行事。我第二天早晨出发，去见克莱门茨太太。这是我在侦查工作中迈出的第一步。现在我孤注一掷、非干不可的那件事，就从此开始。

根据托德太太所说的地址，我在格雷法学院路附近一条相当整洁的街上找到了那所公寓。

我敲了门，克莱门茨太太亲自出来开了。她问我是干什么的，看来已经不认识我了。我向她重述了我和白衣女人在利默里奇村墓地里谈话后见到她的情形，说时特别提醒她，我就是（像安妮·凯瑟里克自己所说的）安妮逃出疯人院被追捕时那个帮助她脱险的人。当时我只有用这方法赢得克莱门茨太太的信任。果然，我一提到这件事情，她就想起了以往的经过，随即把我让进客厅，急着要知道我是否带来了有关安妮的消息。

如果我告诉她全部经过，那必然会涉及有关阴谋的细节，而向一个局外人谈那些细节是很危险的。我还必须十分当心，不要让她对此事怀抱幻想，于是向她说明，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查明应对安妮失踪一事负责的人。为了自己将来不致受到良心的谴责，我又补充说，对是否可以找到她一事我并不抱任何希望；说我相信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见到她了；我之所以关心这件事，主要是为了惩罚两个人，因为我怀疑这两人拐走了安妮，而且他们还使我和我的一些好友受到严重的伤害。一经把这几点解释清楚，我就让克莱门茨太太自己作出判断：我们是否共同关心这件事情（不论我们抱着什么不同的动机），她是否愿意协助我去进行这项工作，向我提供她所掌握的有关材料。

开始时这个可怜的妇人听得糊涂了，在激动下不大理解我的意思。她只能说，为了报答我对安妮的盛情厚谊，她乐意告诉我所有的事。但是她和生客谈话时不能很快找到一个头绪，所以问我应当从哪里谈起。

根据我的经验，要使一个不习惯于整理思想的人谈话，最困难的就是要她叙述一件久远以前发生的、需要进行回忆的事。我先请克莱门茨太太告诉我她离开利默里奇村以后发生的事，然后我很当心地试着提出问题，让她逐步地谈到安妮的失踪。

以下就是我这样探听后获悉的内容：

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离开了托德家角农庄，当天抵达德比；为了安妮的原故，她们在那里待了一星期。接着她们就到了伦敦，在当时克莱门茨太太所租的公寓里住了大约一个多月，后来，由于住宅和房东方面的某些原因，她们不得不搬了家。她们每次出去，安妮总是害怕在伦敦市内和附近地方被人发现，克莱门茨太太也逐渐顾虑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搬往英格兰的一个最偏僻的地方，即林肯郡的格里姆斯比镇，那是她已故丈夫早年住的地方。丈夫的亲族在镇上都很有地位，他们一向待克莱门茨太太很好，所以她认为最好是到那儿去住，遇事可以有丈夫的朋友帮着她出主意。再说，安妮坚决不肯回到韦尔明亨她母亲家里，因为她是在那里被送进疯人院的，而且珀西瓦尔爵士肯定会到那里去，再一次找到她。她的反对具有充分的理由，克莱门茨太太认为很难驳回她。

在格里姆斯比镇首次发现了安妮的严重病症。报上刊出了格莱德夫人结婚的新闻，安妮一看到就发病了。

请来的那位医生立刻发现她患的是严重的心脏病。她病了很长一个时期，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后来病情虽然逐渐减轻，但间或仍有反复。因此，第二年上半年她们一直留在格里姆斯比镇；按说她们还会在那里住上很久，但是这时安妮突然决定要到汉普郡去私下会见格莱德夫人。

克莱门茨太太竭力反对她为了这样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去冒险。安妮也无法解释自己的动机，只说她相信自己离死期已近，还有一件心事，无论冒多大的危险，也要去和格莱德夫人密谈一次。她对这件事已经拿定主意，说如果克莱门茨太太不愿意陪她上路，她就要单独去汉普郡。医生听了这情形，认为坚决反对很可能使她发病，甚至会对她有生命危险；克莱门茨太太接受了医生的忠告，虽然又一次预感到会有麻烦和危险，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只好依着安妮·凯瑟里克的意思做了。

在从伦敦去汉普郡的途中，克莱门茨太太发现，有一个同路人对黑水园附近的情况很熟，可以让她知道当地所有的路途远近。她从谈话中获悉，如果要让居住的地方远离珀西瓦尔爵士的府邸，以免发生什么危险，她们最好是住在一个叫桑登的大村庄里。那村庄和黑水园府邸相距三四里，所以安妮每次到湖边去，来回要走很多路。

在桑登村的头几天里，没人发现她们。她们住在离村庄不远的农舍里，房东是一个很规矩的寡妇，有一间卧室出租；由于克莱门茨太太千叮咛万嘱咐，至少在头一个星期里，房东把她们的事瞒得很紧。克莱门茨太太也曾竭力劝安妮别去见格莱德夫人，而是先写一封信给她。但是因为上次寄到利默里奇庄园的匿名信提出的警告没能起作用，所以这次安妮决意单独走一趟，坚持要亲自去和格莱德夫人谈话。

但是，安妮每次到湖边去，克莱门茨太太总是在暗中尾随着她，只是不敢走近船库，所以没看到那里发生的事。安妮从附近危险的地方回来，每天走的路太多，再加上情绪本来就很激动，以致身心方面都感到困乏，终于带来了克莱门茨太太长期来一直担心的后果。安妮的心脏痼疾，以及在格里姆斯比镇出现的其他病症，这时又复发了，于是她只好在农舍中卧床静养。

在这危急关头，克莱门茨太太凭经验知道，首先需要让安妮的焦急心情平静下去；为此，这位善良的妇人第二天就亲自前往湖边，看是否能够找到格莱德夫人（据安妮说，夫人每天总要出来散步，一直走到船库那儿），然后邀她悄悄到桑登村附近农舍里去一趟。走到种植场外边，克莱门茨太太遇到的不是格莱德夫人，而是一位年龄相当老的绅士，他身材高大，手里拿着一本书——那就是福斯科伯爵。

伯爵首先很仔细地向她打量了一阵，然后问她是不是要在那里找什么人；她还没来得及答话，伯爵就接着说，他是为了替格莱德夫人捎一个口信，正在那里等候一个人，不知道面前的这一位是不是他要与之联系的。

克莱门茨太太一听这话，立即向他说明来意，并请他把那口信告诉她，好让安妮安心。伯爵毫不犹豫，慨然答应了她的要求。他说那口信十分重要。格莱德夫人请安妮和她的好友立即赶回伦敦，因为她确信，如果她们再在黑水园附近多待一些时候，珀西瓦尔爵士就会发现她们。格莱德夫人本人日内也要去伦敦；如果克莱门茨太太和安妮先去那里，让她知道那里的住址，她们在两星期或更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得到她的回音，并和她见面。伯爵还说，他原来打算当面警告安妮，只是怕安妮看到一个陌生人去和她谈话会受惊。

那时克莱门茨太太非常慌乱和焦急，当即回答说，她巴不得能将安妮平安地送回伦敦，可是目前没法让她离开附近危险的地方，因为她正卧病在床。伯爵问克莱门茨太太曾否去请医生；听到克莱门茨太太说，因为害怕村里人知道她们的来历，至今还不敢这样做，伯爵说他本人就是医生，如果克莱门茨太太愿意，他可以和她一同去，看是否能为安妮想点儿办法。克莱门茨太太千恩万谢地接受了他的好意（她当然相信伯爵，因为连格莱德夫人都把她的秘密口信托给了他），和他一同前去农舍。

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安妮正在酣睡。伯爵一看见她就大吃一惊（显然是由于看见她和格莱德夫人长得相像而感到惊奇）。可怜的克莱门茨太太还以为他是看见安妮病重而吃惊哩。他不让克莱门茨太太吵醒了安妮——他只看了看她，轻轻地诊了诊她的脉，问了克莱门茨太太几句有关病情的话。桑登是一个相当大的村庄，那里有一个杂货铺和一家药房，于是伯爵就到那里去开了药方，配好了药。他亲自把药带回来给克莱门茨太太，说那是一种强烈的兴奋剂，安妮服后肯定可以起床，去伦敦时不致感到劳累，因为那段路程只需要走几个小时。当天和第二天，病人都应当在指定的时间服药。到了第三天，她就好上路了；伯爵和克莱门茨太太约好了在黑水园火车站碰头，他将送她们乘中午班的火车。如果到了约定的时间不见她们前去，他就可以假定安妮的病势变得更为严重，那他就会立刻到农舍去看她。

后来并没发生这类意外的事。

安妮服了兴奋剂，效果异常好，再加上听克莱门茨太太说不久可以在伦敦见到格莱德夫人，她就更感到安慰了。她们准时到达火车站（在汉普郡待了总共不到一星期）。伯爵已等候着她们，当时正在和一位中年以上的夫人谈话，看来那位夫人也是乘那班火车去伦敦的。他很客气地招呼她们，亲自送她们上车，并请克莱门茨太太别忘记把她的地址寄给格莱德夫人。中年以上的夫人，没和她们坐在同一节车厢里，她们也没看见她抵达伦敦终点站后去往哪里。克莱门茨太太住进幽静地区的一所上等公寓，然后按照约定的做法写信把住址告诉了格莱德夫人。

过了大约两个多星期，她仍没收到复信。

就在两个多星期后，一位夫人（就是她们在火车站看见的那一位）乘着马车来到，说她是格莱德夫人派来的，格莱德夫人当时在伦敦一家旅馆里等着见克莱门茨太太，要约一个时间会晤安妮。克莱门茨太太当然表示乐意去（安妮当时在场，也劝她去），尤其是因为她这次前去最多只需要离开寓所半个小时。于是她和那位中年以上的夫人（那分明是福斯科夫人）乘那辆马车走了。车刚走了一段路，还没到那家旅馆，那位夫人就吩咐把车停在一家店铺门口，请克莱门茨太太稍等一会儿，因为刚才她忘了买一件东西。此后，她再也没回来。

克莱门茨太太等了一阵，惊慌起来，就吩咐车夫赶车回她的寓所。等她回到那里，离开总共不过半小时多一点儿，安妮失踪了。

她向公寓里的人打听，最后只从一个女仆口中得到一点消息。女仆给一个街上来的小孩开了门，小孩留下一封信给“住在三楼的年轻女人”（三楼指克莱门茨太太所住的地方）。女仆送去信，然后走下楼，五分钟后看见安妮戴着头巾帽系着围巾开前门出去了。那封信大概是被她带走了，因为此后再没有找到，也就无法知道它是怎样把她骗走的。但诱骗的借口肯定很富有迷惑性，否则她在伦敦决不会自动地一个人离开寓所。克莱门茨太太要不是凭经验对这一点感到很放心，那她哪怕是短短半小时也无论如何不肯乘车外出的。

等到清醒过来，克莱门茨太太自然首先想到要去疯人院打听，担心安妮又被送回到那里了。

她以前曾经从安妮口中获悉疯人院的地址，所以第二天就赶到了那里。她得到的答复是：并没有这样一个人被送回来（她去打听时，很可能是在假安妮·凯瑟里克被关进去的前一两天）。她于是去信韦尔明亨给凯瑟里克太太，问她可曾看到她女儿，或者听到她的消息，但回信说不知道。收到了那封信后，她再没有其他办法可想了，完全不知道应当再向什么地方打听或者采取什么措施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她一点儿也不知道安妮失踪的原因和她最后的遭遇。

到目前为止，从克莱门茨太太口中获得的材料虽然为我提供了某些前所未闻的事实，但只能让我初步有了一点儿头绪罢了。

先劝安妮·凯瑟里克去伦敦，再把她和克莱门茨太太拆散：显然，这都是福斯科伯爵和伯爵夫人玩弄的一系列骗术。这一对夫妇的所作所为，就其性质而言，是否应受法律制裁，那是将来值得考虑的问题。但现在我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朝另一方向前进。我这次来看克莱门茨太太，首要的目的是至少要初步侦查出珀西瓦尔爵士的秘密，然而，在这方面，她至今什么也没谈到，没能使我向那重要的目的迈进一步。我认为，除了要让她谈现在所记得的一些事情，更有必要让她回忆过去的一些人与事，于是我就间接地向着这一目标把话扯下去。

“我真希望能够为您效劳，能够减轻这件不幸的事给您带来的悲哀，”我说。“但是，现在我只能对您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瞧，即使安妮是您的亲生女儿，克莱门茨太太，您也不能比现在这样待她更慈爱，更不惜为她作出牺牲。”

“这算不了什么，先生，”克莱门茨太太毫不在意地说。“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对我好得就像我亲生的孩子一样。我在她小的时候就带她，先生，亲手把她带大，可是，要把她拉扯大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呀。我给她做第一批小衣服，我教她怎样学步，要不是曾经那样带过她，现在失去了她我也不会这样伤心了。我老是说，这是上帝因为我没有孩子，送来安慰我的呀。现在，她没了，我老是想到过去的情景，虽然自己已经这么大年纪，我仍旧忍不住要哭她——真的，我忍不住就要哭她啊，先生！”

我沉默了片刻，让克莱门茨太太安静下来。我长期以来盼望的那一线微光，这时虽然仍旧离开很远，是不是已经开始在这位善良的妇女对安妮早年的回忆中向我闪烁着呢？

“您是在安妮出生以前就认识凯瑟里克太太的吗？”我问。

“在她出世前不久，先生——大约不到四个月。那时候我常常和凯瑟里克太太见面，但是彼此并不十分熟悉。”

她这样答话时，声音好像已经稳定了一些。尽管她的许多回忆可能使她感到很痛苦，但是，我看得出，刚才让她谈了好半天、如今仍旧使她感到十分悲哀的事，这会儿再让她重叙已经淡漠了的过去的烦恼，这就使她的情绪不知不觉地缓和下来了。

“那时候您和凯瑟里克太太是街坊吗？”我竭力鼓励她回忆。

“是呀，先生——是老韦尔明亨的街坊。”

“老韦尔明亨？这样说来，汉普郡有两个叫韦尔明亨的地方吗？”

“是呀，先生，那时候，二十三年前，是有两个同名的地方。人们在大约二里路以外，离河更近更方便一些的地点，建了一个新镇，那时候老韦尔明亨只是一个村庄，它不久就荒废了。新镇就是现在人们管它叫韦尔明亨的那个地方，但是新镇的教区教堂仍旧是那个老教堂。它孤零零地留在原来的地方，可是四周的房屋都被拆毁了，或者变成废墟了。我这辈子见了不少世面。在我那个时代，老韦尔明亨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地方。”

“您结婚前就住在那地方吗，克莱门茨太太？”

“不，先生，我是诺福克人。我丈夫也不是那地方人。我刚才已经对您说过，他是从格里姆斯比镇去的，他原先在那里见习。但是他有朋友在南方，所以听到有一个机会，就到南安普敦去工作了。待遇并不好，但是他储蓄了一些钱，够一个生活简单的人退休以后过日子，后来他就在老韦尔明亨定居。我嫁了他就和他一同去到那里。当时我们两人年纪都已不轻，但是生活却过得很幸福，要比我们的街坊凯瑟里克先生夫妇更幸福，他是又过了一两年才和他妻子一同去老韦尔明亨的。”

“在这以前您丈夫就认识他们了吗？”

“认识凯瑟里克，先生，但是不认识他妻子。我们俩都从未见过他妻子。凯瑟里克依靠一位绅士的力量，当上了韦尔明亨的教会文书，所以才会在我们邻近住下了。他带来了他新婚的妻子，我们不久就听说，她原来是南安普敦附近瓦内克府里的一名上房女仆。凯瑟里克为了娶她，费了不少力气，因为她的架子很大。他一再求婚，都遭到拒绝，最后只好放弃。可是等到他已经放弃，看来也真是莫名其妙，她却前倨后恭，反而自己跑去迁就他。我那可怜的丈夫一再说，现在该让这女人吸取教训了。但是凯瑟里克太爱她，不忍心那样使她难堪，再说，不论婚前还是婚后，他从来就没约束过她。他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老是过分地让情感冷一阵热一阵地支配着自己，即使他娶的是一个更好的妻子，他也会像宠爱凯瑟里克太太那样把她宠坏了。我不愿说任何人的坏话，先生，但是我不能不说这女人毫无心肝，十分任性，她又爱听无聊的奉承，爱穿漂亮的衣服，尽管凯瑟里克先生一直待她那么好，但是她甚至连表面上也不高兴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他们刚来和我们做街坊的时候，我丈夫就说，看来事情要坏呀，结果呢，他的话应验了。他们在附近住了还不满四个月，家里就传出一件可怕的丑闻，夫妻俩就不幸地被拆散了。论这件事，两个人都有错儿——我恐怕那两个人都同样有错儿。”

“您的意思是说丈夫和妻子？”

“哦，不是的，先生！我说的不是凯瑟里克——我们只有可怜他的份儿。我说的是他妻子和那个人——”

“是闹出丑事来的那个人？”

“可不是，先生。照说，一位出身高贵有教养的绅士应该给人们做更好的榜样才对。您是熟悉他的，先生——我那可怜的安妮呀，对他更是太熟悉了。”

“难道他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吗？”

“是呀，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

我的心急跳起来——瞧我还以为自己已经抓住了那条线索哩。这样看来，对这件离奇曲折、至今使人坠入迷雾中的事，我知道的实在太少了！

“那时候珀西瓦尔爵士就住在你们邻近吗？”我问。

“不是的，先生。他刚从外地来，我们都不认识他。他父亲在外国去世不久。我记得他还带着孝。当时绅士们都爱到我们河边钓鱼，他就在那河边一家小客栈里住下了（那家客栈后来被拆掉了）。他刚来的时候，大伙都没注意他，因为绅士们从英国各地来到我们那条河上钓鱼，那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安妮出生之前，他就在村子里露面了吗？”

“是呀，先生。安妮是一八二七年六月里生的，记得他是那年四月底或者五月初来的。”

“他刚来的时候，你们都不认识他吗？那么，凯瑟里克太太和邻近其他人一样，也不认识他罗？”

“起初我们也是这样想来着，先生。但是等到那件丑事一闹出来，谁也不相信他们俩是不相识的。那件事我记得十分清楚，就好像是昨儿刚发生的。一天夜里，凯瑟里克在我们花园里小路上抓了一把沙砾，扔到我们窗玻璃上，把我们惊醒了。我听见他唤我丈夫，一定要他下楼去谈一谈。他们俩在走廊里谈了很久。我丈夫回到楼上，浑身直哆嗦。接着他就坐在床边对我说：‘莉齐！我一再告诉你，那婆娘是个坏人——我总说她迟早有一天要出乱子，恐怕呀，我说的那一天到了。凯瑟里克发现他妻子的抽屉里藏了许多花边手帕、两只贵重的戒指、一只带链儿的新金表——这些东西只有富贵人家的妇女才-会有——但是他妻子不肯说出那是从哪儿来的。’‘他疑心那是她偷来的吗？’我问。‘不。’他说，‘偷窃当然已经够坏了。但是现在的事要比那更坏，她没机会偷那些东西；即使有机会，她也不是一个偷东西的女人。它们是送的礼物，莉齐——表里面刻了她本人姓名开头的字母——凯瑟里克还看到她和那个带孝的绅士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偷偷地谈话，那情景对一个已婚的妇女是不应当有的。你且别提这件事——我叫凯瑟里克今天夜里不要声张。叫他闭紧了嘴，可是要张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暂且候它一两天，等到十分有把握的时候再说。’‘这肯定是你们俩误会了，’我说，‘凯瑟里克太太在这儿过着这么又舒适又体面的生活，她会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这样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有意思，这是不近情理的。’‘咳，你以为那个人对她是陌生人呀？’我丈夫说，‘你忘了凯瑟里克的妻子是怎样嫁给他的吗。起初凯瑟里克向她求婚，她三番两次地拒绝，但后来反而自动地迁就他。以前就有过像她这样的坏女人，莉齐，她们是利用那些爱上她们的老实男人，来保全自己的名誉，我非常担心这个凯瑟里克太太就是这样一个最坏的女人。瞧着吧，’我丈夫说，‘咱们不久就会看到的。’可不是，刚过了两天，我们就真的看到了。”

克莱门茨太太且不往下说，她沉默了一会儿。但即便是在那短促的片刻中，我已经开始怀疑：根据自以为已经掌握的这条线索，我就能够揭破那离奇曲折的秘密吗？难道这篇有关男人的欺骗行为和女人的脆弱本性的普通的、十分普通的故事，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一直为之提心吊胆的那个秘密的关键吗？

“再说，先生，凯瑟里克听从了我丈夫的劝告，准备暂且等候一个时期，”克莱门茨太太继续谈下去，“正像我刚才对您说的，他用不着再等多久。第①二天他就发现了他妻子和珀西瓦尔爵士在教堂法衣室里很亲密地悄声谈话。他们俩都以为人家再也不会到法衣室附近去找他们，但是，不管怎样想法，他们终于在那儿被发现了。珀西瓦尔爵士明明是受了惊，显得很狼狈，就欲盖弥彰地为自己辩解，可怜的凯瑟里克（我已经对您说过，他这个人容易激动），受了耻辱，忍不住忿怒，就动手打了珀西瓦尔爵士。但是他敌不过那个侮辱了他的人（说来也叫人难受），反而挨了一顿毒打，最后邻近的人听到吵闹声赶去，拉开了他们。这些事都发生在傍晚前，等到天快黑我丈夫到凯瑟里克家去时，他已经出走，谁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从此以后，村里再没人见到他。他已经完全明白了妻子要嫁他的恶毒用心，尤其是经过了和珀西瓦尔爵士的那场冲突，他感到自己所受的委屈和耻辱太大了。教区长在报上登了启事，催他回去，劝他不要放弃自己的职位，抛下自己的朋友。但是，凯瑟里克再也没脸去见他的街坊，再也不能淡忘他的耻辱：人家都说他过分地心高气傲，我却认为他太重感情了，先生。他离开英国后，我丈夫收到他一封信，知道他已经在美洲定居，生活得挺好，后来我丈夫又收到他第二封信。据我所知，现在他仍旧健在，但是我们家乡所有的人，尤其是他那恶毒的妻子，大概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珀西瓦尔爵士后来怎样了？”我追问。“他仍旧留在村子附近吗？”

“他才不会留在那儿哩，先生。那地方他再也待不下去了。丑事传扬出来的那天夜里，人家听见他和凯瑟里克太太大吵大闹，第二天早晨他就离开①教堂内储藏法衣和圣器的地方。——译者注了那儿。”

“那么，既然村里人都知道了她的丑事，凯瑟里克太太当然不会留在村里罗？”

“她倒是留下了，先生。她这人泼悍无情，根本不把街坊们的议论放在心上。上自牧师起，她对所有的人公开宣布：她完全是由于可怕的误会受了害，任随哪个造谣生事的人也不能把罪名强加给她，迫使她离开那村子。我住在老韦尔明亨的时候，她一直待在那儿，我离开那儿的时候，也就是修建新镇的时候，一些体面的街坊都搬到新镇上去，她又搬到了那里，就好像决心要和大伙住在一起，要尽情丢他们的脸似的。现在她仍旧住在那儿，并且要永远待下去，要反抗所有的人，一直侍到死。”

“可是，这许多年来，她又是怎样生活的呢？”我问，“她丈夫愿意帮助她吗，他有这能力吗？”

“他不但有这能力，而且愿意帮助她，先生，”克莱门茨太太说。“他给我丈夫的第二封信里说，她名义上是他妻子，是他家里人，不管她有多么坏，他总不能让她像个乞丐饿死在街头。他可以为她提供少量的赡养费，让她每季在伦敦某地支取。”

“她接受了赡养费吗？”

“她一文钱也不接受，先生。她说，哪怕是活到一百岁，她也不会去领凯瑟里克一点儿情。后来她的确信守了自己的誓言。我那可怜的好丈失去世后，我承受了他所有的东西，其中有凯瑟里克写来的那封信，于是我就去对她说，需要钱的时候可以告诉我。‘哪怕是让全英国的人都知道我需要钱，’她说，‘我也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凯瑟里克和他的朋友。这就是我的回答，如果他再来信，你就用这话去答复他吧。’”

“您看她本人手里有钱吗？”

“即使有钱，也非常少啊，先生。听人家传说，而且这些传说恐怕还很可靠，她的生活费都是由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私下供给的。”

听完她最后的答话，我沉默了一会儿，开始考虑话中的含意。如果我刚才所听到的情节全部可信，那么，现在显而易见，我并未找到一条发现这个秘密的直接或间接的途径。在追求我的目标的过程中，我又一次遭到明明是最令人沮丧的失败。

然而，她所述叙的情节中，有一点使我怀疑以上这些话是否全部可信，同时使我联想到其中是否还会有其他隐情。

我没法解释，为什么教会文书的坏妻子自愿在自己声名狼藉的地方度她的晚年。据这女人说，她之所以采取这种奇怪的做法，只是为了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她的清白，然而这种说法并不能使我感到满意。据我设想，更合情合理和接近事实的解释是：她之所以这样做，并不像她所说的那样是完全出于本意。而如果我的这一设想是对的，那么最可能迫使她留在韦尔明亨的人又能是谁呢？毫无疑问，是供给她生活费的那个人。她拒绝了自己丈夫的津贴，她没有足够的储蓄，她是一个孤苦伶仃、身败名裂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她要获得帮助，除了像人们传说的那样去依靠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她还能依靠谁呢？

根据以上的设想进一步推论，同时牢牢记住了凯瑟里克太太肯定知道秘密这一点，以此作为我的思想指导，我就很容易地理解到，那是因为珀西瓦尔爵士要把她留在韦尔明亨，因为，将她留在那里，她那恶劣的名声肯定会把她和附近的女伴隔离开，使她没有机会偶然在无意中向一些好奇的知心朋友谈起那件要隐瞒的事。那么，要隐瞒的又是一件什么事呢？它不可能是珀西瓦尔爵士和凯瑟里克太太那件丑事所涉及到的不光彩的关系，因为那件事邻近的人早已知道了。也不可能是害怕人们疑心珀西瓦尔爵士是安妮的父亲，因为韦尔明亨的人反正会那样怀疑的。如果我也像别人那样全部相信以上所说的表面可疑的现象，如果我也像凯瑟里克先生和他所有的邻居那样只从表面看问题，那么，在我所听到的这些话中，又有哪一点会使人联想到珀西瓦尔爵士和凯瑟里克太太之间多年来一直隐瞒着一件十分严重的秘密呢？

然而，毫无疑问，要发现那件秘密，我们必须在教会文书的妻子和那位“带孝的绅士”的幽会中，在他们亲密的低声细语中去寻找线索。

在这个问题上，会不会表面的现象向人们指着一个地方，而那始终不曾被人怀疑到的真情却隐藏在另一个地方呢？凯瑟里克太太再三说，一个可怕的误会害了她，莫非这是一句真话不成？或者，就假定那是一句假话吧，但认为珀西瓦尔爵士和她共同犯罪，这会不会是一种出于误会的想法呢？有没有这种可能，即珀西瓦尔爵士是故意引人怀疑一件他所不曾做过的事，而其目的则是为了要使人不致怀疑到另一件他实际上做过的事呢？如果我能在这方面找到一条线索就好了，因为，那件秘密虽然深深地隐藏在我刚才听到的、看来是茫无头绪的故事中，但能发现它的那个关键就在这里呀。

于是，我下一步再提问题，就是要确定凯瑟里克先生是否错怪了他妻子的不正当行为。听了克莱门茨太太的回答，我在这一点上已经不可能再存有疑问。已经有最明确的事实，证明凯瑟里克太太在出嫁之前就和什么人有了不名誉的勾当，然后，为了挽救自己的名誉，她才结了婚。推算一下时间与地点（这里我就不必详细地叙述它们了），我绝对相信，凯瑟里克先生的女儿虽然姓的是他的姓，但实际上并不是他的孩子。

我下一步要探明珀西瓦尔爵士究竟是不是安妮的父亲，但我在这方面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要弄清这个问题，除了检验他们两人面貌是否相似以外，我再想不出其他的办法了。

“珀西瓦尔爵士在你们村里的时候，您大概常常见到他吧？”我问。

“是呀，先生，常常见到他，”克莱门茨太太回答。

“您可曾注意到，安妮长得像他吗？”

“一点儿也不像他，先生。”

“那么像她母亲罗？”

“也不像她母亲，先生。凯瑟里克太太是黑皮肤，圆脸。”

既不像她母亲，又不像那可能是她父亲的人。我知道检验面貌是否相似并不能提供绝对可靠的证明，但是，相反，根据这种检验，也不能得出全盘否定的结论。如果能够发现一些与珀西瓦尔爵士和凯瑟里克来老韦尔明亨之前的生活有关的确凿事实，那样是不是可以充实这一方面的证据呢？此后再提问题时，我就记住了这一点。

“珀西瓦尔爵士刚来到你们附近的时候，”我说，“您知道他是打哪儿来的吗？”

“不知道，先生。有人说他是从黑水园村来的，也有人说他是从苏格兰来的——但是，究竟是从哪儿来的，谁也不知道。”

“凯瑟里克太太即将结婚之前，还在瓦内克府里当用人吗？”

“是呀，先生。”

“她在那儿待的时间很久吗？”

“大约三四年吧，先生；究竟是几年，我不能肯定。”

“您听说那时候瓦内克府的主人是谁吗？”

“听说过，先生。他是唐索恩少校。”

“凯瑟里克先生，再有您认识的其他人，可曾听说珀西瓦尔爵士是唐索恩少校的朋友，或者曾在瓦内克府附近看见过珀西瓦尔爵士吗？”

“据我所知，凯瑟里克从来没看见过他，我所认识的其他人也没看见过他。”

我记录了唐索恩少校的姓名住址，也许这个人仍旧活着，万一将来需要找他，这些资料还是有用的。这时我已经绝对不同意一般人的看法，不像他们那样认为珀西瓦尔爵士就是安妮的父亲，我已经确信，他和凯瑟里克太太幽会的隐情与这女人玷污了她丈夫的名誉一事完全无关。我一时想不出再提什么问题来证实我的这一看法，我只能引着克莱门茨太太去谈安妮的幼年生活，一面留心地听，看是否能从她偶尔的谈话中获得需要的证据。

“我还没听您谈过，”我说，“这个在罪恶和苦难中出生的孩子怎么会交给您照顾的，克莱门茨太太。”

“因为没人照管这个无依无靠的可怜的小东西嘛，先生，”克莱门茨太太回答，“看来，自从她出生的那一天起，恶毒的母亲就开始仇恨她，好像一切的不幸都应当怪这可怜的孩子似的！我为孩子感到很难受，就要求把她领来，像爱护亲生女儿一样带大她。”

“打那时候起，安妮就一直由您带了吗？”

“也不是一直由我带，先生。凯瑟里克太太常常凭了一时高兴来接孩子回去，好像因为我要带这孩子，她就故意这样惹我不高兴。但是，她那样使性子，并不能持久。可怜的小安妮每次总是又被送了回来，而每次回来后，都感到很快乐，虽然在我家里过的也是沉闷的生活，不像其他的孩子那样有伙伴们一起玩得很高兴。有一回她母亲把她带到利默里奇村去，那一次我们分离的时间最长。我丈夫恰巧那时去世，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我觉得安妮不住在我家里也好。那年她大约是十岁或十一岁，可怜的孩子读书很笨，性情也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开朗——但是小姑娘长得十分标致。我在家乡一直等到她母亲送她回来，然后提议带她到伦敦去，因为，先生，自从我丈夫故世后，我就不愿意再在老韦尔明亨待下去，触景生情，那地方变得很凄凉了。”

“凯瑟里克太太同意您提出的办法吗？”

“她不同意，先生。她从北方回来后，变得更冷酷无情了。可不是，人家早就说，她那次出去之前先要得到珀西瓦尔爵士的许可；还说，她去利默里奇村服侍她已经病危的姐姐，只是因为听说那个可怜的女人攒了一些钱，可是结果发现她留下的那点儿钱还不够付丧葬费。很可能凯瑟里克太太为了这件事感到很懊丧，但是，不管为了什么吧，反正她不许我带走孩子。好像是故意要拆散我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俩痛苦似的。当时我只能悄悄地嘱咐安妮，将来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以去找我。但是，又过了好几年，她始终没机会来看我。可怜的孩子，我一直没再见到她，直到那天夜里她从疯人院里逃来了。”

“您可知道，克莱门茨太太，为什么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要把她关起来吗？”

“我从安妮本人口中知道了一点儿底细，先生。这个可怜的孩子常常伤心地谈起这件事。她说她母亲给珀西瓦尔爵士隐瞒着一件什么秘密，就在我离开汉普郡，又过了很久的时候，有一天她母亲把那秘密泄露给了她，珀西瓦尔爵士一知道这件事，就把她关起来了。但是，后来我每次问到她，她始终说不出那是一件什么事。她一总儿能告诉我的是：她母亲只要性子一上来，就可以把珀西瓦尔爵士给毁了。可能凯瑟里克太太总共只向她透露了这么一点儿。我几乎可以肯定：我总能够从安妮口中探听出全部情况，如果她真的知道这件事的详情，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而不是很可能出于她的幻想，瞧这个可怜的孩子。”

我也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这一点。我曾经对玛丽安表示过我的怀疑：当劳娜和安妮·凯瑟里克在船库里被福斯科伯爵惊散的时候，劳娜是不是真的即将发现一些重要的情况呢。安妮自以为完全知道了这件秘密，其实只不过是听到她母亲无意中在她面前泄露的几句话，而她就妄加猜测，这情形确实是与安妮的精神病态完全符合的。假如是这样，珀西瓦尔爵士由于做贼心虚，当然会产生误会，以为安妮已经从她母亲那里知道了一切，正像后来他同样误会，坚信他妻子已经从安妮那里知道了一切。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已是一个上午。即使再在那儿待下去，我也未必能从克莱门茨太太口中获得更多对我有用的材料。此刻我已经发现了一些与凯瑟里克太太有关的当地的情况和家事的底蕴，而且我已经从这些需要搜集的材料中作出全新的结论，它们对于我将来要采取的行动可能会有极大的帮助。于是我站起身来告辞，感谢克莱门茨太太热心为我提供情况。

“大概，您觉得我这个人太爱寻根究底了吧，”我说，“我提出了这么些问题，多数人是不高兴回答的。”

“您随便来问什么，先生，我都热烈欢迎，”克莱门茨太太回答。说到这里，她沉默下来，忧郁地瞧着我。“我倒很希望，”可怜的女人说，“您能多告诉我一些有关安妮的事，先生。您刚来的时候，我好像从您的神情中看出，您是能告诉我的。现在我甚至连她是死了还是活着都不知道，您真没法想象，这叫人有多么难受啊。只要能够知道确实的消息，我会感到舒服一些的。您刚才说，咱们不能再指望见到她了。您可知道，先生，真的您可知道，难道是上帝的旨意把她召去了吗？”

她这样询问，使我感到很为难，如果我仍旧拒绝回答，那我这人将是十分卑鄙和残酷的。

“恐怕这件事已经是无可怀疑的了，”我慢慢地说，“我完全相信，她在这尘世中的烦恼已经结束了。”

可怜的女人立刻在她的椅子里颓然坐下，捂住了她的脸。“哦，先生，”她说，“这件事您怎么会知道的？这件事是谁告诉您的？”

“谁也没告诉我，克莱门茨太太。但是我有相信这件事的理由——我向您保证，一等到能说明的时候，您就可以知道那些理由了。我确实知道，她在那最后的一刻并不是没人照看的——因为不用再过多久您就会知道，她已经被安葬在乡下一个幽静的墓地里，即使您自己为她办后事，您也不能选择一个比那更幽静的地方了。”

“死了！”克莱门茨太太说，“她这么年轻就死了，反而让我来听到这消息啊！从前，是我给她做第一批小衣服的；是我教她学步的。她第一次是向我唤妈妈的，如今，我还在，她却被召走了。先生，是您说，”可怜的女人一面说一面拿开了捂着脸的手帕，开始朝我看，“是您说，她被很好地安葬了吗？如果她是我的亲生女儿，丧事也不过办得像那样风光吗？”

我向她保证，说确实是这个情形。听了我的答复，她好像露出一种莫名其妙的满意神情，获得任何更好的理由所不能带给她的安慰。“如果安妮不是被很好地安葬了，”她真情流露地说，“那我可要伤心死了。可是，您又是怎样知道的呢，先生？是谁告诉您的？”我再一次请她等待，说将来我会将全部详情告诉她。“也许，再过一两天，等您安静下来了，我一定再来看您，”我说，“因为我还有一件事要请求您。”

“可别为了我的原故耽误了这件事，先生，”克莱门茨太太说，“只要我能尽力，您就别顾到这件事会招我哭。您如果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先生，现在就说了吧。”

“我只要向您提一个问题，”我说，“我只想知道凯瑟里克太太在韦尔明亨的地址。”

克莱门茨太太听了我的要求大吃一惊，一时间好像把安妮的噩耗都给忘了。她突然止住泪，茫然无主地坐在那里，惊慌地瞪着我。

“我的天哪，先生！”她说，“您要去看凯瑟里克太太？为了什么？”

“为了要探听这件事，克莱门茨太太，”我回答，“为了要知道她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那几次幽会的秘密。除了您告诉我的有关那个女人过去的行为，以及那个男人过去和她的关系，还有一些您和您的街坊都没怀疑到的事情。他们两人之间还隐瞒着一件我们谁都不知道的秘密，我现在要去看凯瑟里克太太，一定要把那秘密探听出来。”

“您可得再考虑考虑呀，先生，”克莱门茨太太一面说一面急着站起身，把一只手搭在我臂上。“她是个可怕的女人——您不是像我那样了解她。可要再考虑考虑呀。”

“我相信，您这样警告我是出于好意，克莱门茨太太。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不管后果如何，非去看这个女人不可。”

克莱门茨太太焦急地紧瞅着我。

“我知道您已经下定决心，先生，”她说。“我这就把那地址告诉您。”

我把地址记在我的笔记簿里，然后和她握手道别。

“您不久就会得到我的信息，”我说，“您不久就会全部知道我答应告诉您的那些事。”

克莱门茨太太叹了口气，半信半疑地摇了摇头。

“有时候，老太婆的忠告还是值得听的，先生，”她说，“去韦尔明亨之前，您可得再考虑考虑呀！”

我会晤克莱门茨太太后回到家里，看到劳娜神情上的变化感到惊讶。

经过苦难长期的惨痛折磨，她始终没被压倒，一直显得那么温柔和耐心，可是现在她好像突然支持不住了。任凭玛丽安怎样竭力安慰她和逗她开心也是枉然，她坐在那里，把一幅不高兴画完的画扔在桌子一边，固执的眼光低垂着，手指不停地在膝上活动，一会儿扭紧，一会儿又松开。我一走进屋子，玛丽安就站起身，默默地露出担心的神情，等待了一会儿，留心看劳娜见我进去时会不会抬起头来，然后悄声对我说：“试试看，看你能不能使她振作起精神，”说完这话，她离开了屋子。

我在那张空椅子上坐下，接着就轻轻地掰开她那动弹不停的、柔弱可怜的指头，握住她的双手。

“你在想些什么呀，劳娜？告诉我，亲爱的——试着告诉我你在想些什么。”

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抬起眼睛来看我，“我就是没法鼓起兴致来，”她说，“我老是会这样想——”说到这里，她住了口，稍许向前探出了身体，把头靠在我肩上，那副沉默可怕、无可奈何的神情使我感到痛心。

“试着说给我听，”我亲切地重复，“试着告诉我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成了一个废物——成了你们俩沉重的包袱，”她回答，厌倦和失望地叹了口气。“你工作挣钱，沃尔特，玛丽安做你的帮手。为什么我就这么无能？到后来，你会更喜欢玛丽安的——你会这样的，因为，瞧我这么无用！哦，你们不要，千万不要把我当小孩儿看待！”

我托起她的头，理了理披拂在她脸上的乱发，然后吻了吻她——瞧我这朵可怜的、萎谢了的花儿！瞧我这个不幸的、受苦难的妹妹！“你能够帮助我们，劳娜，”我说，“就打今儿开始吧，亲爱的。”

她瞅着我，露出热烈、紧张、渴望的神情；看到我这几句话使她对新生活又充满希望，我激动得颤抖起来。

我站起身。整理好她的绘画材料。重新把它们放在她面前。

“你瞧，我靠画画儿挣钱，”我说。“现在你已经下了这么多的功夫，已经有了这么大的进步，你也可以开始画画儿挣钱了。试试看，尽你的力量把这小幅画画好。等你一画好，我就给送去，那个收购我的画的人会买它的。以后把你自己挣的钱都收藏在你自己的钱包里，那时候玛丽安就会像来找我那样常常来找你要钱了。想一想，你会给我们多么大的帮助呀，你不久就会很快乐，劳娜，以后幸福的日子长着哩。”

她露出急切的神情，笑得脸上容光焕发。接着，笑容还没有消失，她已重新拿起刚才扔开了的铅笔，这时她几乎又显得像当年的劳娜一样了。

我完全理解她的心理：她在无意中对她姐姐和我的生活与工作表示了关切，这说明她的意志力已开始变得坚强。我把经过情形告诉了玛丽安，她和我一样，也认为劳娜这是渴望能在生活中占一席相当的地位，能在她自己和我们心目中显得更为重要——于是，从那天开始，我们就体贴入微地设法让她保持这一新形成的好强心理，认为只要存有这种心理，那光明与幸福的生活也许就离我们不远了。她所有的那些画，有的已经画好，有的尚未完稿，都交给了我。玛丽安从我手里接过去，很小心地藏起来，我每星期都从我挣的钱里匀出一部分，把它交给劳娜，作为人家收买她的图画所付的钱，实际上她那些拙劣的、幼稚的、毫无价值的画都是由我买下的。要这样善意地哄骗她，有时候也不大容易，她会那样得意洋洋地拿出她的钱袋，支付我们的开销，还一本正经地估计，那一星期里究竟是我还是她挣的钱更多。现在，我仍旧保留着那些藏着的图画，它们是我最珍贵的宝藏，是我喜欢保留着的可爱的回忆，是我过去苦难中的伴侣，我心坎里永远不会少了它们，我感情上永远不会忘了它们。

这里，我是不是丢下了正经的不谈，又把话题扯开了呢？我是不是只顾盼望故事中尚未谈到的更为幸福的未来呢？可不是吗。那么现在还是让我言归正传，再去叙述我的心灵在经常紧张和极度孤寂中为生存而备受折磨、充满疑惧的那些日子吧。瞧我叙述故事的时候竟会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但是，如果阅读到这里，诸位也利用这机会停下来稍许休息一会儿，那么，这点时间也许并不是被浪费了的吧。

我趁便单独和玛丽安谈了一次话，告诉她那天早晨调查的结果。她听到我要去韦尔明亨，好像同意克莱门茨太太的想法。

“沃尔特，”她说，“看来你现在掌握的材料还很少，肯定没有希望使凯瑟里克太太相信你吧？你为了达到目的，在尚未用尽其他更安全也更简单的方法之前，就先采取这些极端的措施，难道这是明智的吗？你曾经对我说过，只有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两人知道劳娜上路的确切日期，可是，你忘了，当时我也忘了，还有第三个人肯定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吕贝尔夫人。如果咱们逼着她说出实话，这不是要比逼着珀西瓦尔爵士招认一切更加容易，也更少危险吗？”

“也许更加容易，”我回答，“但是咱们还不十分了解吕贝尔夫人在这件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得到的好处，因此咱们也就不能确切地知道，这个日期在她的印象中是不是也像对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那样肯定是很深刻的。再说现在已经太晚，咱们必须争分夺秒，趁早发现珀西瓦尔爵士生活中可以抓住的要害，不能再在吕贝尔夫人身上多花时间。玛丽安，你是不是把我再去汉普郡这件事看得过分危险？或者，你是不是担心我终究不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对手？”

“我认为他不是你的对手，”她满怀信心地回答，“因为他这次和你较量，没那个阴险的伯爵帮助他。”

“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我感到有些惊奇。

“因为我知道，珀西瓦尔爵士这个人刚愎自用，不肯一直受制于伯爵，”她回答，“我相信，这次他一定要单独对付你——正像他早先在黑水园那样遇事都要自作主张。珀西瓦尔爵士不要伯爵插手的日子，就是他输给你的日子。但是，到了那时候，伯爵因为本人的利益直接受到威胁，沃尔特，就会不顾一切地向你反扑。”

“咱们可以先缴下了他的武器，”我说。“我可以利用从克莱门茨太太那里听到的一些材料向他进攻，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材料也许可以帮助咱们打赢这场官司。从迈克尔森太太那几段证明材料里可以看到，出于某些需要，伯爵曾经去和费尔利先生进行商谈，而他做这件事的时候，也可能留下了一些破绽。我这次出门后，玛丽安，你可以写一封信给费尔利先生，叫他回信详细说明伯爵和他会谈的经过，并问他那次可曾听到什么有关他侄女的消息。你对他说，如果他表示不愿自动提供这些证明材料，咱们迟早有一天会逼着他非写不可。”

“这封信我就去写，沃尔特。但是，你真的决定要去韦尔明亨吗？”

“我无论如何要去一趟。我要利用明后天，把下星期的家用都给张罗好了，大后天就去汉普郡。”

到了第三天，我已经作好上路的准备。

我这次出门可能要在外地逗留一个时期，因此我和玛丽安约好每天通信——当然，为了慎重起见，大家都使用化名。我只要按时收到她的信，就可以放心，知道家中一切平安无事。如果有一天早晨没收到信，那我就一定乘头班车赶回伦敦。为了使劳娜对我这次出门感到放心，我对她说，这次下乡去是为她和我的图画找新买主。我临走的时候，她显得很高兴，正在专心做她自己的事。玛丽安跟着我下了楼，一直走到街门口。

“瞧，你走了，我们真不放心，”我们俩站在走道里，她悄声对我说。“要知道，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的平安归来上了。如果你这次出门发生了什么意外——如果你遇见了珀西瓦尔爵士——”

“你怎么会想到我遇见他呀？”我问。

“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这样担心害怕，胡思乱想，但是又说不出什么缘故。如果你觉得可笑，沃尔特，那你就尽管笑吧——可是，看在上帝份上，如果遇见了那个人，你可千万别意气用事！”

“不用担心，玛丽安，我保证克制自己。”

说完这些话，我们就分手了。

我踏着轻快的步伐走向火车站。我心中闪耀着新的希望。我相信这一次旅程不会徒劳无功。那是一个晴朗而凉爽的早晨。我情绪紧张，意志坚定，只觉得全身充满活力。

我穿过车站站台，向两面察看聚集在那儿的人当中有没有我认识的，这时我开始琢磨：如果这次出发去汉普郡之前，先乔装打扮一下，那样是不是对我更为有利。但是，这种想法使我感到一阵厌恶——单是乔装打扮本身就像奸细密探的行为一样卑鄙——因此，我刚产生这一念头，紧接着就抛开了它，不屑再去考虑它了。再说，这种做法是否有效，也很值得怀疑。如果我在家中试行这个办法，那迟早会被房东发现，立刻引起他的怀疑。如果我在外面试行这个办法，那些熟人不管我是否乔装，照样会在无意中认出了我，开始对我注意和猜疑，而这种情况正是我要竭力加以避免的。既然到现在为止我一直用本人的身份出现，那么我决定以后仍用本人的身份出现吧。

午后，时间还很早，火车已将我送到了韦尔明亨。

哪怕是阿拉伯沙漠中那样一片荒瘠，哪怕是巴勒斯坦废墟中那样景象凄凉，也不见得会比一个英国乡镇在新辟初建中或盛极而衰时更为萧条难看吧？我一面这样问自己，一面走过韦尔明亨镇上那些在整洁中透出荒凉、寒碜而又呆板的街道。商人在冷落的店铺中注视着我；树叶在尚未铺好的蛾眉路和广场上，有如在不毛的荒野中，奄奄低垂着；死沉沉的空屋子在徒劳地等待人们用生气去活跃它们——我所看到的每一个生物，我所遇到的每一样东西，都好像这样不约而同地回答我；阿拉伯的沙漠，比不上我们文明世界荒凉啊；巴勒斯坦的废墟，比不上我们现代建筑忧郁啊！

我一路打听去镇上凯瑟里克太太住地的路途，最后到了那里，到了一个四面都是小平房的广场上。广场当中用廉价铁丝网围着一小片浅草。草地角落里站着一个半老的保姆和两个小孩，他们正望着一只拴在草地上的瘦山羊。两个过路人，在屋子一边人行道上谈话；一个懒洋洋的孩子，在另一边人行道上牵着一只懒洋洋的狗。我听见，远处有人在无精打采地弹钢琴，近处有人在断断续续地敲鎯头。这就是我走进广场时所看到的当地人的生活动态与所听见的声音。

我立刻走向第十三号凯瑟里克太太所住的那一家，也不先考虑一下进去后最好应当怎样介绍自己，就去敲那扇门。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要见到凯瑟里克太太。然后，要根据我的观察作出判断，决定用什么最安全而又简易的办法达到我这次访问的目的。

一个愁眉苦脸的中年女仆开了门。我把名片递给她，说我要见凯瑟里克太太。名片被送进前面一间客厅，女仆又带着口信走出来，问我有什么事。

“请你进去说，我的事和凯瑟里克太太的女儿有关。”我回答。一时间我只能想出这样最好的理由来说明我访问的目的。

女仆又回到客厅里，接着再走出来，这一次她带着一副愁闷和惊讶的神气请我进去。

我走进一间小屋子，墙上糊着恶俗的大花样墙纸。椅子，桌子，碗橱，沙发：一切呈现出那种廉价家具的晦暗色泽。屋子中央是一张最大的桌子，就在桌子正当中那块红黄二色相间的毛毯上，摆着一本装潢漂亮的《圣经》；桌旁，紧靠窗口，坐着一个已过中年的妇人，戴着一顶黑色网帽，穿着一件黑色缎袍，手上是一副鼠灰色连指手套，膝上摆着一个针线盒，脚跟前蜷卧着一条气喘吁吁、泪眼模糊的老狗。妇人的铁灰色头发，一缕缕浓密地垂在面颊两边，乌黑的眼睛带着凶狠、冷酷、挑衅的神情向前直瞪着。她有着宽大的面颊、显出拗劲的长下巴、颜色苍白但仍然肉感的厚嘴唇。她的身材粗壮结实，神情在稳重中显得咄咄逼人。这就是凯瑟里克太太。

“你来这儿，是要跟我谈我女儿的事，”我还没来得及向她开口，她已经这样对我说。“那么，就把你要谈的直对我说了吧。”

她说话的口气和她眼睛的表情同样是那么凶狠、冷酷、咄咄逼人。她指了指一张椅子，我坐了下来，她向我上上下下留心地打量。我看出来，要对付这样一个女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与她同样的口气谈话，从谈话一开始就站在与她同等的地位对待她。

“你知道你女儿失踪的事了吗？”我问。

“这件事我全部知道了。”

“你可曾预感到：祸不单行，她失踪后会死了吗？”

“预感到了。你来这儿，就是为了向我报告她的死讯吗？”

“是的。”

“为什么？”

她提出这一奇怪的问题时，面色、口气、神情都丝毫没有改变。假如我告诉她死的是外面草地上的那只山羊，她也不能显得比这更无动于衷。

“为什么？”我重复她的话。“你是问我：为什么要来报告你女儿的死讯？”

“是呀。你为什么要对我或者对她这样关心？你怎么会知道我女儿的事？”

“是这么回事。她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那天晚上，我遇到她，帮助她逃到安全的地方。”

“你犯了一个大错。”

“我听她母亲说这种话，感到很遗憾。”

“她母亲就是要这样说。你怎么会知道她死了？”

“现在我还不能说出怎么知道这件事，但是我确实知道这件事。”

“你能说出你是怎么知道我的住址吗？”

“当然能。我是从克莱门茨太太那儿知道的。”

“瞧克莱门茨太太这个笨女人。是她叫你到这儿来的吗？”

“她没叫我来。”

“那么我再要问一句：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

既然她一定要我答复，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回答。

“我到这儿来，”我说，“因为照我猜想，安妮·凯瑟里克的母亲一定很关心她，想知道她是仍旧活着还是已经死了。”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凯瑟里克太太说，她的神情显得更沉着了。“没有其他用意了吗？”

我犹豫了一下。对这问题一时不容易想出一个适当的答复。

“如果你没有其他用意，”她接下去说，一面从容不迫地脱下那副鼠灰色连指手套，把它们卷了起来，“就让我对你的访问表示感谢，说我不再留你啦。如果你愿意说明这消息是怎样得来的，那它会使我更感到满意。但是，无论如何，听到这消息，我总应当为她服丧才对。你瞧，我在服装上用不着作多大改变，只要换了这副手套，我就是全身黑的了。”

她在袍子口袋里掏了一阵，取出一副镶黑边的连指手套，露出极冷酷和镇定的神气把它们戴上了，然后沉静地把双手交叉在膝上。

“我该向你说再见了，”她说。

她那冷漠傲慢的神气激怒了我，于是我索性坦白承认，我这次前来的目的还没实现。

“我来这儿是有其他的用意。”我说。

“啊！我早就料到了，”凯瑟里克太太说。

“你女儿的死——”

“她是怎样死的？”

“是发心脏病死的。”

“原来是这样。说下去吧。”

“有人利用你女儿的死，使一个对我最亲近的人遭到严重的损害。我知道两个人和这件事有关。其中的一个就是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

“一点不错！”

我留心观察她突然听到这名字会不会惊慌失措。但是她泰然自若，那凶狠、傲慢、冷酷的眼睛始终没眨巴一下。

“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我接下去说，“为什么你女儿的死会被利用来损害另一个人。”

“不，”凯瑟里克太太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这好像是你的事。你很关心我的事。我并不关心你的事。”

“那么，你也许要问，”我毫不放松，“为什么我要来和你谈这件事。”

“是呀，我就是要问你这个。”

“我来和你谈这件事，因为我决心要使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为他的罪行受到惩罚。”

“你那决心又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听我说。我需要详细了解珀西瓦尔爵士过去生活中的一些事。你知道那些事，所以我来找你。”

“你指的是什么事？”

“是发生在老韦尔明亨的那些事；那时候，也就是你女儿将要出生的时候，你丈夫在那儿当教区执事。”

我终于冲破了这女人为她的隐私设置的重重难以逾越的障碍，触及了她的要害。我只见她眼睛里燃着怒火，我清楚地看到她那双手不停地动弹，但接着又松开了手指，开始机械地拂平膝上的衣服。

“你知道的是些什么？”她问。

“是克莱门茨太太所能告诉我的一切。”我回答。

她那神情坚定的方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动弹不停的手一下子僵住了，我原来以为她会在狂怒下失去防范。然而并不如此，她克制住一时激起的愤怒，身体在椅子里向后一靠，双臂交叉在宽阔的胸前，厚嘴唇边流露出狰狞的讥笑，眼睛仍那样镇定自若地瞪着我。

“啊！现在我开始全部明白了，”她说时只在蓄意讥嘲的口气与神态中流露出勉强抑制着的愤怒。“因为你对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有仇，所以我就必须帮助你报仇，我就必须原原本本告诉你一切有关我和珀西瓦尔爵士的事，对吗？说呀，真是这样吗？你这是在刺探我的私事。你以为：你现在对付的是一个不幸的女人，这女人是在众人的勉强宽容下苟且偷生；因为害怕你会使镇上的人轻视她，她就会心甘情愿做你吩咐的任何事情。我看透了你，看透了你一相情愿的打算——我看透了！真叫我好笑啊。哈哈哈！”

她沉默了片刻，把合在胸前的双臂抱得紧紧的，向自己大笑——那是冷酷与愤怒的笑。

“你还不知道，我在这儿怎样生活了下来，我又在这儿做了一些什么，你这个姓什么的先生，”她接着说，“让我先说给你听了，再摇铃请你出去。我刚来到这儿的时候，是一个受了冤枉的女人。我刚来到这儿的时候，已经名誉扫地，我决心要把它恢复过来。多少年来，我一直要恢复我的名誉——现在，我终于达到了我的目的。我已经公开和那些有身份的人站在平等地位。如果现在人家再要说我什么坏话，那他们也只好偷偷地去说；他们不能公开地说，也不敢公开地说。现在我在这镇上有很高的地位，你无法触犯我。连牧师都向我鞠躬。啊哈，这可是你来这儿的时候没料到的吧！你到教堂里去打听打听，那儿的人就会让你知道，凯瑟里克太太占有跟别人同样好的座位，她一向准时付清她的房租。你到镇公所去瞧瞧，那儿摆着一份呼吁书；那是有身份的居民写的，要求禁止马戏团到镇上来演出，因为有伤风化——可不是，有伤我们镇上的风化！我今儿早晨就在那份呼吁书上签了名。你到书店里去瞧瞧，牧师星期三晚上的讲道词，《为正义辨护》，正在募款印行，那捐款簿上就有我的名字。上次我们听布施讲道的时候，医生的老婆只在盘子①里放了一先令，我放了半克郎。教堂保管员索沃德先生向我鞠躬。十年前他还对药剂师皮格郎说，要让我跟在大车后面，一路被鞭子抽打着滚出镇去。你的妈还活着吗？她桌上有比我这本更漂亮的《圣经》吗？她那儿的零售商也像对我这样巴结她吗？她的收入永远够她用吗？我的收入就永远够我用。啊，瞧那就是牧师，这会儿正从广场上走过来！瞧呀，你这个姓什么的先生——请瞧呀！”

她一下子站起身，活泼得像个年轻人，赶到了窗口，等着牧师走过，一本正经地向他鞠躬。牧师礼貌周到地抬了抬他的帽子，然后一路向前走会。凯瑟里克太太回到她的椅子上，露出比刚才更冷酷的讥笑瞅着我。

“瞧呀！”她说，“看到了这个情景，你对一个名誉扫地的女人还有什么说的？现在你又在怎样打算？”

看她采取这样奇特的方式来表白自己，列举了这样不寻常的事实根据来说明自己在镇上的地位，我一时感到很困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然而，这一切并没使我的决心动摇，我准备再发动一次她无法招架的攻势。只要这女人对我激起的满腔怒火无法平息，对自己那种凶悍的脾气失去控制，她仍有可能吐露出某些底细，而我就可以从中抓住一些线索。

①克郎是英国银币，一克郎合五先令。——译者注

“现在你又是在怎样打算？”她又问了一句。

“我完全和我刚来的时候一样打算。”我回答，“我并不怀疑你在镇上争取到的地位，即使能够，我也不愿意侵犯你的地位。我之所以到这儿来，是因为确定知道，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不但是我的仇人，也是你的仇人。如果说我恨他，那么你也恨他。你尽可以否认这一点，你尽可以不相信我，你尽可以像刚才那样对我大发脾气：但是，只要你还有一点儿受了损害的感觉，那么，在所有的英国妇女当中，应当首先由你来帮着我毁了那个人。”

“你自己去毁了他，”她说，“再到这儿来听我对你说些什么。”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比刚才更加急促、凶狠、充满仇恨。我激起了洞中一条蟒蛇多年来的仇恨，但这只是一刹那的现象。像一条潜伏的爬虫朝我猛扑，她丑恶地向我坐的地方探出了身子；像一条潜伏的爬虫突然消失，她立刻又在椅子里坐定。

“你不相信我吗？”我说。

“不相信。”

“你害怕吗？”

“我这模样像是害怕吗？”

“你是害怕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

“我害怕他呀？”

她的脸涨红了，她的手又开始活动，不停地拂平她的衣服。这时我向她步步进逼，不让她有片刻躲闪的机会。

“珀西瓦尔爵士在社会上地位很高，”我说，“也难怪你害怕他。珀西瓦尔爵士是一位煊赫一时的人物——一位从男爵——拥有上好的庄地——出身名门望族——”

这时她使我感到无比地惊讶，她突然纵声狂笑。

“可不是，”她用最辛辣而又坚定的口气讥笑地重复我的话。

“一位从男爵——拥有上好的庄地——出身名门望族。说得对，一点儿不错！名门望族——尤其是他母亲那一方面。”

现在再没有时间玩味她突然脱口而出的这几句话，我只意识到，等我一离开这里，就应当仔细揣摩一下这些话的含意。

“我并不打算在这儿和你辩论家系问题，”我说，“我对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事一无所知——”

“你对珀西瓦尔爵士本人的事知道得也同样地少。”她突然打断了我的话。

“在这一点上，我劝你别说得太有把握了，”我反驳她。“我知道一些有关他的事，我还疑心更多其他的事。”

“你疑心什么事？”

“我还是先告诉你我不疑心的事。我不疑心他是安妮的父亲。”

她一下子跳起来，逼进我跟前，恶狠狠地瞪着我。

“你怎么敢对我谈到安妮的父亲！你怎么敢说：谁是安妮的父亲，谁不是她父亲！”她勃然大怒，一脸的肉不停地抽搐，声音激动得直颤抖。

“你和珀西瓦尔爵士之间的秘密，并不是那件秘密，”我丝毫也不放松。“笼罩着珀西瓦尔爵士整个生活的那个神秘事件，并不是从你女儿的出生开始的，也不会因为你女儿的死亡消失了。”

她倒退了一步。“给我离开这儿！”她说，凶狠地指着房门。

“你心里根本就没想到那孩子，他也没想到她，”我接下去说，决意要逼得她走投无路。“你去赴那些秘密约会，你丈夫发现你和他在教堂法衣室里悄悄谈话，当时你们并不是在偷偷摸摸地谈情说爱。”

我这些话一出口，她指着房门的那只手立刻垂下，脸上忿怒的红晕随着消失。我看得出，她身上发生了变化——我看得出，这个冷酷、坚强、大胆、沉着的女人，不管怎样决心故作镇定，也禁不住吓得发抖，因为我说出了那最后五个字：“教堂法衣室”。

大约有一两分钟，我们站在那里，默默地对视着。接着，我先开口。

“你仍旧不相信我吗？”我问。

她一时无法恢复脸上消失了的血色，但是，当她再回答我的话时，她的声音已变得坚定，她又露出那副挑衅的神情。

“我就是不相信你。”她说。

“你仍旧要我离开这儿吗？”

“是的。离开这儿——再也别来了。”

我向门口走过去，等候了一下，然后开了门，再回过头去看她。

“我也许会得到一些你意料不到的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消息，要让你知道，”我说，“到那时候，我还要上这儿来。”

“我不期望听到任何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消息，除非是——”

她不再往下说了，苍白的脸变得阴沉了，然后，像猫一般，她悄悄地移动轻巧的脚步，偷偷地回到她的椅子跟前。

“除非是他死的消息，”她说着又坐下了，这时冷酷的唇边闪出讥讽的笑，镇定的眼光中隐藏着仇恨。

我开了房门走出去，她向我迅速地瞥了一眼——随着冷酷的笑，她的嘴唇慢慢地张开了——她正在暗中异常阴险地注视我，从头到脚打量我——她整个脸上显出一副无法形容的期待神情。她是不是在暗自盘算：我这个年轻人究竟有多大的闯劲？感到受了损害时，能激发出什么样的力量？需要时，又能将自己克制到什么程度？她是不是在考虑：一旦珀西瓦尔爵士和我相遇，以上这些因素会给我多大影响？因为明知道她是在这样考虑这些问题，所以我离开她时连普通道别的话都没说。双方都不再讲什么，我走出了屋子。

我打开外间的门，看见刚才走过去的那个牧师从广场上回来，又要经过这所房子。我站在门口台阶上等着他走过去，同时转身朝那客厅的窗子里窥望。

凯瑟里克太太在那冷落地方的寂静中听见牧师的脚步声移近，又去站在窗口等候他。这个女人虽然被我那样激怒，但是她在强烈的感情冲动下，丝毫也没忽略了对自己多年来努力争取到的社会地位的关心。瞧，我离开她还不到一分钟，她又站在那里，故意地等候着，这样，牧师出于一般礼貌，就不得不再一次向她鞠躬。他又抬了抬他的帽子。我看见窗子里面那张冷酷可怕的脸露出温和的神情，映出骄傲得意的光彩；我看见那个戴着阴森森黑色帽子的脑袋毕恭毕敬地低下来还礼。当着我的面，这牧师一天里已经两次向她鞠躬！

我离开那里时心里想，虽然凯瑟里克太太不肯与我合作，但是她无意中却帮助我向前迈进了一步。我刚要拐向广场外面，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关门。

我回过头去一看，只见一家门口台阶上站着一个穿黑衣服的小矮子，不用说，那是凯瑟里克太太寓所靠我这面的隔壁一家。那人毫不怠慢，早已准备好要去的方向。他急速向我站的拐角这面走来。我认出他就是律师事务所的那个雇员。记得我去黑水园的时候，他曾经先一步赶到那里；后来我问他是否可以参观那府邸时，他又试图寻衅，要和我吵闹。

我停留在那里，要看他这一次是否准备走近我跟前和我攀谈。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一句话也不说，继续急速朝前走，甚至走过我身旁时都没朝我看一眼。他所采取的行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此激起了我的好奇，也可以说是引起了我的疑心，我决定继续留心监视他，要知道他这会儿究竟是在干什么。于是，也不顾被他发现，就跟着他走过去。他始终不回头看，一直引着我穿过街道，走向火车站。

那时火车刚要开动，两三个迟到的旅客正挤在售票处的小窗口。我走到他们身边，清清楚楚听到律师事务所的雇员要买一张去黑水园站的车票。我断定他确是搭那班火车走，然后我自己就离开了车站。

我对刚才耳闻目睹的情况，只能作出一种解释。毫无疑问，我看见那个人离开了凯瑟里克太太紧隔壁的那一家。大概他是珀西瓦尔爵士派去住在那里的，因为见我这样进行侦察，预料我迟早要到那里去找凯瑟里克太太。刚才他肯定看见我进去了又出来，于是就匆忙搭第一班火车赶往黑水园去报告，因为珀西瓦尔爵士（显然已经知道我所采取的行动）当然要赶往那里去，这样，万一我到了汉普郡，他就可以及时在当地等候着对付我。看来，不用再过多少天，很可能我就要和他交锋了。

不管这些事必然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仍然要继续追求既定的目标，决不半途而废，决不在珀西瓦尔爵士或其他任何人面前退却。我在伦敦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责任很重，因为必须随时留心我的行动，以防被人发现了劳娜隐藏的地方，可是现在到了汉普郡，我感到轻松多了。在韦尔明亨，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行动，即使我偶尔在什么地方有所疏忽，那立即招来的后果也只不过是影响我本人而已。

我离开火车站时，严冬的暮色正开始降临。看来天黑后要在这样人地生疏的附近一带继续进行侦察，是没有希望取得成功的了。于是，我到最近的一家旅馆，叫了一客饭，订了一个房间。一切就绪以后，我就写信给玛丽安，说这次旅程平安顺当，看来颇有成功的希望。我出门的时候，曾经嘱咐她把第一封信（也就是我明天早晨将收到的信）寄到“韦尔明亨邮局”，现在我请她把第二天的信也寄往那里。如果信到时我已离开当地，那将来只需要通知邮局局长，就可以毫不费事地领到那封信。

时间已经不早，旅馆餐室里静悄悄的。我可以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不受任何干扰，回忆那天下午所做的事。就寝之前，我先从头到尾重温了我和凯瑟里克太太那次不寻常的会谈，并利用现在悠闲的时间核实我那天早些时候匆忙中得出的结论。

老韦尔明亨教堂法衣室，变成了我的思路的出发点，我从那儿开始，慢慢地回想我所听到的凯瑟里克太太的全部谈话，以及我所看到的凯瑟里克太太的一切举动。

克莱门茨太太第一次向我提到教堂法衣室的附近一带，我就想到，珀西瓦尔爵士和教区执事的妻子幽会，单单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这件事十分离奇，也很令人费解。正是由于我早已有了这一成见，所以我才会不假思索，向凯瑟里克太太提到了“教堂法衣室”——当时，我谈话的当儿，也只是忽然想到了整个事情经过的一个特殊的细节而已。我原以为她听了这话最多显出慌乱或表示愤怒，但是，这几个字一说出口，竟然会把她吓得失魂落魄，这可是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我很久以前就在猜想，珀西瓦尔爵士的秘密中隐藏着一件凯瑟里克太太所知道的严重罪行，但此后这一想法被我抛开了。现在，这女人突然表现的恐怖，使我直接或间接地联想到这罪行和教堂法衣室有关，使我深信，她不仅是这件罪案的见证人，而且肯定是这件罪案的同谋犯。

这件罪案又会是什么性质的呢？毫无疑问，它除了具有其危险的一面，更有其可耻的一面，否则，凯瑟里克太太听我提到珀西瓦尔爵士的地位和权势，就不会那样重复我说的话，不会那样毫不掩饰地表示轻蔑。这样看来，它既是一件危险的罪案，又是一件可耻的罪案，她参与了这件事，而这件事又是和教堂法衣室有关的。

接着，经过进一步思考，我的想法有了新的发展。

凯瑟里克太太对珀西瓦尔爵士公然表示轻蔑，那分明还涉及到他母亲的事。她提到珀西瓦尔爵士是出身名门望族——尤其是他母亲方面的时候，表示了最恶毒的讥嘲。这又意味着什么呢？看来这只可能有两种解释：或者是因为他母亲出身微贱，或者是因为他母亲名誉上有什么污点，而那件事瞒过了所有的人，只有凯瑟里克太太和珀西瓦尔爵士两人知道。要检验第一种解释的可靠性，我必须查看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结婚登记簿，以便确切地知道她娘家的姓氏和家系，这样才能开始作进一步的调查。

另一方面，如果我所假想的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她名誉上的污点又会是什么呢？记得玛丽安曾经对我谈到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父母亲的事，以及他们俩所过的那种孤独得令人犯疑的生活，这时我不禁问自己：他母亲会不会根本就没结过婚呢？在这一问题上，结婚登记簿至少可以为我提供书面证明，确定我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可是，到哪里去查结婚登记簿呢？这时候我记起了自己以前作出的结论，于是我顺着原来的思路去推想，以前我曾这样想到，隐藏罪行的所在地是老韦尔明亨的教堂法衣室；现在我又想到，登记簿也在那个地方。

以上就是我和凯瑟里克太太会晤的结果；以上就是我的全部想法，这些想法一致集中到了一点，这一点决定了我明天的行动方向。

那天早晨，层云密布，天色阴沉，但是没下雨。我把旅行袋留在旅馆里，等需要的时候再去取它，先问清楚了路，然后徒步出发，去老韦尔明亨教堂。

大约需要走两里多路，一路上地势逐渐增高。

最高的地方矗立着一所教堂；由于经历了悠久的岁月，它已相当陈旧，两边都筑有厚实笨重的扶壁，前面是一个样子怪难看的方楼塔。法衣室连接在教堂后边，另有通外面的门，看上去也是那么陈旧。在建筑物四周，间或还可以看到原来村庄的遗迹，克莱门茨太太曾经对我说，他丈夫从前就住在那村庄里，但后来有身份的居民都离开那儿，搬到新建的镇上去了。空下的房子，有的已被拆除，只剩下外面的墙壁；有的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朽败，此外有几所房子里面还住着人，但那些人显然都是很穷苦的。景色很是凄凉，然而，讲到凄凉的程度，即使是这里废墟中最难看的地方，也显得比我刚才离开的新镇更好一些。这里，四处展开了褐色的原野，令人心旷神怡的远景可以供你观赏；这里，树木虽然叶子已经脱落，但至少使景色显得不太单调，还可以让你向往夏季的浓荫。

我离开教堂的后面，绕过几间已经拆毁的小屋，想要找一个人问讯，怎样去教区执事住的地方，而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两个人从一堵墙后边溜出来，慢慢地跟在我后面。两个人当中较高的一个，对我说来是陌生的，他体格魁梧，满脸横肉，打扮得像猎场看守人。另一个就是我在伦敦离开基尔先生事务所那天跟踪我的两个人其中之一。当时我特别留神注意这家伙，所以这次肯定不会认错了他。

他和他的伙伴并不打算和我搭话，都跟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然而他们到这教堂附近来的动机是明显的。完全不出我的预料，珀西瓦尔爵士已经考虑到我要到这里来。他昨晚接到了我去看凯瑟里克太太的报告，预料我要到老韦尔明亨来，所以派这两个人在教堂附近监视我。现在他采取这样监视我的计划，证明我的侦察方向终于选择对了。

我从教堂附近向前走，到了一所有人居住的房屋前面，房子旁边是一片菜园，一个工人正在菜园里干活。他指点我怎样去教区执事的住所，那是一所相距不远的小屋，孤零零地坐落在人已走空了的村庄的边上。教区执事在家里，这会儿正在穿他的大衣。这个快乐而和蔼的老人，老是扯着大嗓门把话说个没完，他很瞧不起自己所住的地方（我不久就看出了这一点），同时又因为自己以去过伦敦闻名而沾沾自喜。

“您幸亏来得这么早，先生，”老人听我道出来意后说。“再晚十几分钟，我就要离开这儿了。我要去办理一些教区里的事，先生。对于我这么大年纪的人，这可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可是，感谢上帝保佑，我的腿劲儿仍旧不错！一个人只要一双腿不服老，他还有许多活儿可以干。您也是这样想的吧，先生？”

他边说边从火炉后面一个钩子上取下了他的钥匙，顺手锁上了小屋子的门。

“没人在家给我看门，”教区执事说时露出毫无家室之累的愉快神情。

“现在我的老伴儿已经躺在那面墓地里了，我的孩子都已经成家了。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您说对吗，先生？可这是一个大的教区——除了我，这儿的工作谁也对付不了。这只有靠学问，我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儿，而且，还不止①一点儿。我能说女王的英语（愿上帝保佑女王！）这儿多数人都没有这本领。我想，您是打伦敦来的吧，先生？大约二十五年前，我也去过伦敦。请问，最近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就这样一路闲扯，他把我领到了那教堂法衣室。我四面瞧瞧，看那两个密探是不是还在附近。这时四下里已经不见他们的踪影。大概，一经发现我去找教区执事，他们就隐藏到了什么地方，可以从容自如地监视我下一步的行动。

教堂法衣室的门是用坚固的老橡木制的，门上钉满了很粗的钉子，教区执事把沉甸甸的大钥匙插进门锁时，他那副神情就像是早已知道要遇到一件困难而又不大有把握能克服那困难。

“我现在只好领您打这一面进去，先生，”他说，“因为通教堂的那扇门从法衣室里面反闩上了。否则，咱们倒可以打教堂那面进去。像这样闹别扭的锁也真少有。它这么大，简直可以用来锁牢房门；瞧它老是会被咬住，①“国王的英语”或“女王的英语”，指纯正的英语。——译者注

应当换上一把新的。这件事我至少已经向教堂保管员提了五十多次——他老是说：‘这件事让我来办，’可是他至今也没办。咳，这是一个没人过问的地方。它不能和伦敦相比，您说对吗，先生？天知道，我们这儿的人都在睡大觉！我们就是不能随着时代前进。”

他用钥匙又是扭又是转，沉重的锁终于屈服，他打开了门。

法衣室要比我单看外面所想象的大一些。那是一间陈旧的屋子，装椽子的天花板很低，室内光线暗淡，显得阴森森的，并散发着一股霉味。屋子两边，靠近隔壁教堂里边尽头的地方排列着一些沉重的木柜，它们都已蛀坏，由于年久而开裂了。在一口柜子的里边角落里，钩子上挂着几件法衣，可以看见它们露出的底部像乱糟糟的一堆帷幔。法衣下边的地板上摆着三口粗木板箱，箱盖半开半掩，成束的稻草从裂口隙缝里向四面髭了出来。箱子后边的一个角落里堆着积满灰尘的纸张，有的很大，像建筑师的图样那样卷着，有的像是帐单和信件，松松地捆成几叠。以前这间屋子，还有旁边的一扇小窗透亮儿，但后来那扇窗子被砖头堵住，现在改在屋顶上开了一扇天窗。这里空气窒闷，透出霉湿味，而由于关闭了通教堂的那扇门，屋子里就更加闷气了。那扇门也是用厚实的橡木制的，上下都从法衣室里面反闩着。

“照说，我们可以把这地方收拾得整齐一些，您说对吗，先生？”快乐的教区执事说，“可是，在这个没人过问的地方，你又有什么办法呢？喏，这儿，单瞧瞧这些粗木板箱。它们在这儿等候运往伦敦——已经等候了一年多了，现在仍旧在这儿堆得满地都是，只要是还钉牢着没散开呀，它们会永远堆在这儿。我说给您听这是什么原故，先生，刚才已经讲过，这里不比伦敦呀。我们这儿的人都在睡大觉。天知道，我们就是不能随着时代前进！”

“这些粗木板箱里是一些什么？”我问。

“是一些讲道坛上的木刻，圣坛上的嵌板，风琴坛上的画像，”教区执事说。“还有十二使徒的木刻画像，连鼻子眼睛都不齐全了。它们破破烂烂，都被虫蛀坏了，边儿上都残缺破损了。跟陶器一样，一碰就碎，先生，它们即使不比这座教堂更老，至少也是同样地老了。”

“为什么要把它们运往伦敦？是送去修补吗？”

“可不是，先生，是送去修补；至于那些没法修补的，就准备用上好木料复制。可是，我的天呀，经费不够，它们只好留在这儿等候捐款，结果呢，没人捐钱。这都是一年前的事，先生。为了讨论这件事，六位绅士在新镇上旅馆里一起设宴。他们发表演说，通过决议，个人签了名，还印发了上千份的宣言书。那是冠冕堂皇的宣言书，先生，上面用红墨水写满了哥特式花体字，说什么，如果不修复教堂，不整理好那些名贵雕刻，那将是一件丢脸的事。您瞧那儿就是一些没发完的宣言书、建筑师的图样、估价单、全部来往信件，大伙儿意见不能统一，最后争吵起来，现在这些东西都被堆在那粗木箱后面。起初，也收到了一些零星捐款——但是，你怎么能指望用那点儿钱把这些东西运到伦敦呢？您瞧，那点儿钱只够用来包装破碎的雕刻，支付印刷和估价费用，此外一个钱也不剩了。情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们没别的地方可以堆放这些东西——新镇上谁也不肯为我们腾出空房——我们是在一个没人过问的地方嘛——所以，这法衣室里才会这样乱七八糟——有谁来管它呢？——我倒要请问一声。”

我急于要查结婚登记簿，很不愿意再引这位老人多谈话。我先向他表示同意，说没人能帮着把这法衣室收拾得比较整齐，然后提议，我们可以开始办事，别再耽搁时间。

“嗳呀，嗳呀，可不是，那结婚登记簿，”教区执事一面说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小串钥匙。“您要查多久以前的，先生？”

我和玛丽安谈到珀西瓦尔爵士和劳娜的婚事时，她曾经告诉我他的年龄。那时她说珀西瓦尔爵士已经四十五岁。从那年龄倒算回去，再加上我听到这件事以后又过去的一年时间，估计他应当是出生于一八○四年，在结婚登记簿里我必须从那一年查起，才不致于漏掉了结婚日期。

“我要从一八○四年查起，”我说。

“从那一年往前查还是往后查呀，先生？”他问。“是向我们现在顺着查下来，还是倒着查上去呀？”

“从一八○四年倒着查上去。”

他打开一口柜子（外面边儿上挂有法衣的那口柜子），捧出了一本棕色皮封面亮灿灿的大簿子。我看到收藏登记簿的地方那样不牢靠，感到很惊讶。柜门由于年久已经翘棱开裂，而那锁又是一把极普通也极小的锁。我可以用手里的手杖毫不费事地撬开了它。

“您认为这地方藏结婚登记簿够安全吗？”我问，“像这样重要的登记簿，不用说，总应当很当心地藏在一口铁保险箱里，用更好的锁给锁上吧？”

“瞧，多么奇怪！”教区执事刚打开登记簿，又把它合上了，高兴得“叭”地在簿面上拍了一下。“这正是多年前（瞧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哩）我那位老校长常说的一句话嘛。‘为什么不把登记簿（他说的就是我手底下这本登记簿），为什么不把它藏在一口保险箱里？’这句话我听他说了不止一次，他说了上百次。那时候他是一位律师，先生，同时担任这里教区委员会文书。他是一位高尚的、热心的老绅士，也是我看到的人当中办事最仔细认真的人。他生前在诺尔斯伯里镇的律师事务所里为这本登记簿备了一个副本，经常按时把这里新登上记的一笔不漏过到他那副本上。您真难想象啊，每一季度里，他总要在约定的日期来一两次，骑着他那匹老白马来这教堂，亲自把这儿的登记簿和他那个副本一笔笔地核对。‘我怎么知道（他老是这样说），我怎么知道，这个法衣室里的登记簿不会被人偷了或者毁了呢？为什么不把它藏在一口铁保险箱里呢？为什么别人不像我这样当心着它呢？万一有一天发生了什么意外，登记簿丢了，到那时候呀，教区里的人就会知道我那副本有多么宝贵啦。’说完这话，他总是吸上一撮鼻烟，神气活现地向四面看看。啊！像他那样的办事精神，如今可不容易找到了。即使您到伦敦，也找不到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了。您说的是哪年呀，先生？是一八零几呀？”

“一八○四，”我回答，一面心里想，在查完登记簿之前，我可决不再给这老人谈话的机会了。

教区执事戴上他的眼镜，去翻那登记簿，每翻上三页，就很当心地把指头在唇边舐一舐湿。“喏，找到了，先生，”他说时又高兴地在展开的簿子上拍了一下。“这儿就是您要查的那一年。”

因为不知道珀西瓦尔爵士是哪一年出生的，所以我开始从那一年的上半年查起。簿子里按照老式方法登记，每一个月的记录，一开始写在新的一页上，结尾后的空白地方用墨水画了一条对角线。

我查到一八○四年的一月，没找到那条结婚登记，然后再倒查上去，查完了整个一八○三年的十二月——查完了整个十一月和十月——查完了不！九月没全部查完。就在那一年的那一个月里，我找到了那条结婚登记。

我仔细看那条记录。它写在一页的最下边，而由于那里所余的空白不够，就更紧密地写在比前一条结婚登记所占的更为狭窄的地方。我特别注意到它前面的一条结婚登记，因为结婚的那位新郎的教名和我相同。紧接着它后面的另一条结婚登记（记在下一页的顶上边），其引人注意之处又有所不同，它占了更宽的地方，记的是两弟兄在同一天结婚。看来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的结婚登记毫无特殊之处，只是被更紧密地写在一页下面很狭的地方。他妻子方面的资料也只是一般性的。有关她的说明是：“塞茜莉亚·简·埃尔①斯特，住诺尔斯伯里镇园景村，为已故帕特里克·埃尔斯特先生（原籍巴思）之独生女。”

我把这些细节一一摘录在笔记簿里，记的时候想到下一步准备采取的步骤还没把握，就感到很失望。前一刻钟里我还认为已经掌握了发现秘密的关键，可是这会儿看来，发现这秘密的希望是更加渺茫了。

我这次到法衣室来，对这件无法解释的神秘事件获得了什么启发吗？可以说一无所获。我要查明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是否名声可疑，在这方面取得了什么进展吗？我虽然查明了一件事，但结果反而证明她的名誉是无可怀疑的。在这样扑朔迷离的情况下，我开始感到对这件事更没有把握，感到处理这件事有了更多的困难和阻碍。我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看来，目前只有一个办法。我可以开始对“诺尔斯伯里镇的埃尔斯特小姐”进行调查，看这样是否有可能发现凯瑟里克太太蔑视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秘密，从而进一步达到我调查的主要目的。

“您找到要查的资料了吗，先生？”他看见我合上了结婚登记簿时间。

“找到了，”我回答，“但是还有一些事要打听。我想，一八○三年主持这教堂的那位牧师已经不在了吧？”

“不在了，先生，他早在我来这儿的前三四年就去世了，那还是一八二七年的事。我之所以来这儿工作，先生，”我这位谈锋甚健的老先生只管把话扯下去，“是因为原先的一位教区执事走了。听说他是被妻子逼得离家出走的——如今他妻子还在，就住在那面新镇上。这件事的真相我也不明白，我只知道自己是怎样担任了这一职务。是汪斯布罗先生推荐我来的——他就是我刚才对您谈到的那位老校长的儿子。他是一位十分潇洒、很有风趣的人；他喜欢打猎，还养猎狗什么的。他和他父亲一样，也是这里的教区委员会文书。”

“刚才您不是对我说，您以前的校长住在诺尔斯伯里镇上吗？”我问，想起了我这位爱饶舌的朋友打开登记簿前曾向我长篇大论地谈他母校那位遇事认真的校长的故事。

“可不是吗，可不是谈到他的吗，先生，”教区执事回答。“从前老汪斯布罗先生住在诺尔斯伯里镇上，现在小汪斯布罗先生仍住在那镇上。”

“您刚才说，他和他父亲一样，也是教区委员会文书。我不大清楚，这教区委员会文书是一个什么职位？”

“您会不知道呀，先生？亏你还是打伦敦来的哩！您瞧，每个教区教堂都有一位教区委员会文书和一位教区执事。当教区执事的都像我这样的人（不过我要比多数人具有更渊博的学识，这可不是我自吹自擂）。当教区委员会①城名，在英格兰西南部、为疗养胜地，以温泉著名。——译者注

文书的一般都是律师，瞧，如果有什么和教区委员会有关的工作，那总是由律师去办理。在伦敦，同样是这个情形。那儿的每个教区教堂都有它的教区委员会文书，我可以向您保证，那文书还肯定是一位律师。”

“那么，小汪斯布罗先生大概也是一位律师罗？”

“当然是的，先生！他是一位律师，他就在诺尔斯伯里镇高街上，在从前他父亲的老事务所里办公。提到那事务所呀，我也不知道出出进进去了多少次，从前我总是看见那位老先生，出去办事的时候骑着他那匹白马慢慢地跑，沿路东张西望，向所有的人点头！可不是，他真受人欢迎！哪怕是到伦敦去，他也是吃得开的！”

“从这儿到诺尔斯伯里镇有多少路？”

“老长的一段路，先生，”教区执事说，露出乡下人赶路时特有的那种对距离的夸大想法，以及对困难的敏锐感觉。“告诉您，差不多有五里路！”

那还是上午很早的时候。时间尽够我步行到诺尔斯伯里，再回到韦尔明亨；现在要找一个人帮我调查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婚前的品行和身份，镇上大概再没有比本地律师更为合适的了。一经决定立即步行到诺尔斯伯里，我就首先走出了法衣室。

“多谢您哪，先生，”教区执事说，我把一点儿钱塞在他手里。“真的您就这样一路步行到诺尔斯伯里，再走回来吗？行！您的腿劲也不坏——真福气，对吗？就是这条路，您不会走迷了的。我真希望和您一同走一趟——能在这样一个鬼不生蛋的地方遇到伦敦来的绅士，真是一件痛快事。可以听到许多新闻。再见啦，先生，再一次谢谢您。”

我们分了手。已经从教堂那里走出了一段路，我再回过头去看看，看见那两个人又在路那头出现，这时又多了一个人，他就是我前一天晚上跟踪他到火车站的那个穿黑衣服的矮子。

三个人站在一起谈了一会儿，然后分开了。穿黑衣服的独自向韦尔明亨方向走去——另两个人仍留在那里，分明是要等我一开始向前走就跟踪我。

我继续向前走，不让这两个家伙看出我是在特别注意他们。这时他们并没使我感到不快——相反地，他们重新燃起了我已濒破灭的希望。刚才由于发现了结婚的证明，我在惊讶中就忘了第一次看见有人守在教堂法衣室附近时自己所作的结论。现在他们再一次在这里出现，这就提醒了我这一点：珀西瓦尔爵士已经预料到，我一经会见凯瑟里克太太，下一步就要到老韦尔明亨教堂否则他就不会派他的密探到这儿来等候我了。这样看来，法衣室里虽然表面上平静正常，但是深处却有一些蹊跷：那结婚登记簿里还藏有一些我没发现的东西。

一经走远，已看不见教堂，我就加紧脚步向诺尔斯伯里镇迈进。

那条路大半是笔直平坦的。我每次回过头去顺着它朝后望，都看见那两个密探不即不离地尾随着我。一路上他们多半和我保持着相当的距离。有一两次他们加快了步伐，似乎要赶上我，但是接着就停下来，彼此商量一会儿，又恢复了原来的距离。显然他们抱有某种目的，但好像又拿不定主意，或者，对达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我猜不准他们要使什么诡计，只是十分担心，怕在去诺尔斯伯里镇的途中遭到什么意外。可不是，担心的事终于发生。

我刚走到一带冷落的地方，离前面一个急拐弯只剩下一段路，根据时间推算，我以为离那镇已经不远，这时我突然听见紧靠近我身后边两个人的脚步声。

我还没来得及回头看，其中的一个（那个在伦敦跟踪我的）已经急速在我左边擦过去，并且用肩头猛撞了我一下。刚才他和他的同伙趁我没有觉察，从老韦尔明亨一路在后跟踪，已经激怒了我，我这时就很不应该地用空着的手蓦地一下推开了这家伙。他立刻大声呼救。他的同伙，那个穿猎场看守人衣服的大个子，扑到了我右边，紧接着两个流氓就在大路当中一左一右紧揪住我。

幸而，我明白这是他们设下的圈套，而且已经懊恼地想到自己落进了圈套，所以我克制住自己，没把事情弄得更糟，没和两个人进行无益的较量，因为，我赤手空拳，单是其中的一个我大概也没法对付。我本来打算摔开他们，但是接着就克制住这一任性的举动，我环首四顾，看看附近是否找得到一个人出来评理。

这时有一个工人在附近空地上干活，他肯定亲眼目睹了事情的全部经过。我唤他和我们一起去镇上。他摇摇头，表示坚决不肯，然后朝公路后边一个农舍走过去。同时，紧揪着我的两个人声称，他们要控告我打了人。这时我已经变得冷静和聪明，不再去反抗他们。“撒开手，别揪着我胳膊，”我说，“我跟你们到镇上去。”穿猎场看守人衣服的那一个粗暴地拒绝了我。但是另一个较矮的很机灵，他考虑到事态的后果，反对他的同伴不必要地动手行凶。他向那个人做了个手势，接着我就被松开双臂，在他们俩当中继续向前走去。

我们走到公路拐角，那地方已靠近诺尔斯伯里镇边缘。一个当地警察正沿着路旁小道走过。两个人立刻去找他。他回答说，这时候法院推事正在镇公所审理案件，我们最好立刻去看他。

我们到了镇公所。书记正式传讯，受理了那两个人对我提出的控诉，一般在这种情形下，控诉习惯上总是夸大其词，并且是与事实不符的。法院推事（他是脾气暴躁、专以运用权力为乐的那种人）查问，大路上或者附近一带有谁亲眼目睹了打人的事，原告承认那个工人当时在空地里，这使我感到十分惊奇。但是，此后一听法院推事接下去说的话，我就明白了他们承认这件事情的目的。推事立刻拘留了我，要我提出见证人，同时准许我取保候审，随传随到，这必须有人为我作保。如果镇上有人认识我，那我只需要交纳保释金，就可以获释，然而我在这里人地生疏，所以必须找一个人负责为我作保。

这时我已洞悉他们的全部诡计。按照他们的安排，是要把我扣押在那个镇上，而我由于在那里完全人地生疏，就没有交保获释的希望。拘留到推事下次开庭时为期只有三天。但是，在我被拘禁的那段时间里，珀西瓦尔爵士就可以不择手段挫折我的下一步行动，完全不用担心受到我的阻扰，而这样也许就可以使他的罪行永远不会败露。三天过后，原告的控诉肯定会撤回，那时也就根本无需什么见证人出庭了。

看到我下一步的行动受到这种恶作剧的阻挠（这种手段本身虽然十分卑劣不足挂齿，然而它可能带来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令人沮丧的），我在那一阵愤怒，几乎可以说是绝望之下，起初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一时想不出一个最好的办法来摆脱当时的困境。我真愚蠢，当时竟会索取纸笔，准备私下里把我的真实情况告诉法院推事。可不是，我已经提起笔来写了几行，接着方才觉察这种做法是不够慎重的，也是毫无希望的。说来也惭愧，我几乎已被烦恼折磨倒了，但最后我推开了纸笔，想出了一个珀西瓦尔爵士大概不会料到，在几小时内获得自由的办法。我决定把自己的处境通知那位住在橡树场的道森先生。

读者们也许还记得，我第一次在黑水园府邸附近进行调查时，曾经去过这位先生所住的地方，带给他哈尔科姆小姐所写的介绍信，信中再三托他大力照顾我。现在我通知道森先生时，就提到了这封信，并且像上次告诉他的那样，谈到我所打听的事件的复杂性与危险性。我没让他知道劳娜的真实情况，只说我出来办理的这件事，对私人的利害有着重大影响，并且是与哈尔科姆小姐有关。讲到为何来到诺尔斯伯里镇时，我仍采取了审慎态度，只说我是受了医生所熟悉的一位女士的重托，上次在他家里曾蒙他殷勤招待，现在我处于孤独无援的境地，探问是否可以请他帮助。

我获得堂上的允许，可以雇一个送信人立刻带着我的信乘车出发，立刻去把医生接来。橡树场位于黑水园偏近诺尔斯伯里镇的一面。雇来送信的人说，他能在四十分钟内赶到那里，然后再花四十分钟时间把道森先生接来。我吩咐他，万一医生不在家，那么，无论他到哪里，一定要把他找到。然后，我竭力耐着性子，同时满怀希望，坐下来等候这一行动的结果。那时还不到下午一点半，送信人已经出发。三点半前，他陪着医生来了。道森先生及时帮助了我，他那样热心，那样周到，但他却认为那只是应尽的责任，这使我深受感动。保释的必要手续一经提出，立刻被接受了。那天下午四点以前我又成为一个自由人，在诺尔斯伯里镇街上和这位善良的老医生热烈地握手。

道森先生殷勤地邀我和他一起去橡树场，要我在那里过夜。我只好回答说，现在的时间不能由我支配，还说，让我过几天再去拜访他，我将向他重申谢意，并向他说明我认为他应当知道、但目前我还不能透露的一切。我们彼此依依不舍地分了手，我立刻取道去高街汪斯布罗先生的事务所。

现在时间十分重要了。

我交保获释的消息，肯定在今天天晚之前就要传到珀西瓦尔爵士那里。如果我不能在此后几小时内做出他最害怕的事情，完全把他制伏，我就可能前功尽弃，以后永远无法重新获胜。这个人是一向不择手段的，他在本地拥有势力，而我暗中进行的侦察工作又对他的罪行暴露构成了巨大危险：这一切都在警告我，要我加紧进行彻底的追查，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刚才我很好地利用了等候道森先生的时间仔细思考。早些时候那位唠叨的老教区执事的部分谈话使我感到厌烦，但是，现在重新回忆时，我却在那些话中发现了新的意义，我脑海中隐隐闪过了先前在法衣室里未曾触及的疑念。我原先去诺尔斯伯里镇的目的，只是要找汪斯布罗先生，调查珀西瓦尔爵士的母亲的事。但我现在去那里的目的，则是要查看老韦尔明亨教堂里的结婚登记簿的副本。

我去找汪斯布罗先生的时候，他正在事务所里。

他是一个生性愉快、态度安详、脸色红润的人（与其说像一位律师，倒不如说像一位乡绅）；听了我的来意，他好像觉得惊奇，同时也深感兴趣。他只听说过他父亲抄的结婚登记簿副本，但是根本没见过它。至今还没有人来问到这个副本，它肯定是和那些自从他父亲去世后就一直不曾动过的其他-----------------------Page295

文件一起收藏在保险室里。真可惜（汪斯布罗先生说）老先生没能活到今天，听见终于有人要看他那宝贵的抄本。如果现在知道了这件事，那他就会更加热衷于这一癖好了。可是，我又是怎样知道这个副本的呢？是听镇上人说的吗？

我竭力支吾其辞，避免回答这一问题。在这侦查阶段中，总以尽量小心谨慎为妥，最好别让汪斯布罗先生过早地知道了我已经查过结婚登记簿的正本。因此，我说这次来是在调查一些家庭事务，但时间很紧，很有必要节省每一分钟。我急于要将某些细节的记录当天寄往伦敦，如果能看一看结婚登记簿的副本（费用当然按规定照付），我就可以搜齐需要的材料，省得再去一趟老韦尔明亨。我还说，如果以后需要一份正本抄样，我将请汪斯布罗先生的事务所为我提供那份文件。

听了这番说明，他同意取出副本。他吩咐一个雇员到保险室里去；稍停，那本簿子被取出来了。它和法衣室里的登记簿大小完全一样，唯一不同之处是它装订得更精致一些。我把它捧过去放在一张空着的写字台上。这时我的手在颤抖——我不敢径自打开那簿子，我知道需要克制着自己，不可以让屋子里的人看出我激动的心情。

我先翻到前面的空页，它上面写的几行字已经墨迹黯淡。那几行字是：“韦尔明亨教区教堂结婚登记簿副本。在我指导下抄录，录后由我逐条与正本核对无误。（签名）：教区委员会文书罗伯特·汪斯布罗。”在这条说明下边，是另一个人的笔迹写的这样一行：“自一八○○年一月一日至一八一五年六月三十日。”

我翻到了一八○三年九月份。我找出了一个和我教名相同的人的结婚登记。我也找到了两弟兄同一天结婚的登记。再看，在这两条登记之间，在那一页的最下边——？

什么也没有！教堂结婚登记簿里记录的费利克斯·格莱德爵士与塞茜莉亚·简·埃尔斯特的婚事，连个影子也没有！

我的心猛地一震，跳得好像要憋住我的呼吸。我再看一遍——唯恐我的眼睛靠不住。不，一点儿不错！那儿没有那一条结婚登记。各条登记，副本上的和正本上的，占据完全相同的地位。上一页的最后一条，记的是和我同教名的那个人的结婚。它下面留出了一条空行——这地方之所以空着，显然是因为它太狭窄，不够填写那两弟兄的结婚登记，所以在副本和正本中，这一条都被记在下一页的顶上边。那一条空行，泄露了全部真相！在教堂的结婚登记簿里，从一八○三年起，多次在举行婚礼后登记时，这地方肯定都是空着的，直到一八二七年珀西瓦尔爵士来到老韦尔明亨，才被补进了新的一条。他在老韦尔明亨的结婚登记簿上伪造了记录；我无意中在诺尔斯伯里镇的副本上发现了他的罪行。

我的脑袋发晕；我扶稳了写字台，以防自己栽倒。这个亡命之徒曾经引起我种种怀疑，但我所怀疑的一件也不是事实。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他和他那领地上最穷苦的工人一样，完全无权承袭从男爵的封号和黑水园府邸：这种事可是我从未想到的。我一度也曾猜想，他可能是安妮·凯瑟里克的父亲；我也曾猜想，他可能做过安妮·凯瑟里克的丈夫；但是，无论怎样想入非非，我再也没猜到他真正犯下的罪行。

他作案时采取的手段是这样卑鄙，他犯罪时悍然不顾一切的情节是这样严重，而一旦破获，后果又是这样令人可怖：这一切吓倒了我。他过着那种野兽般惶惶不安的苦恼生活；他在绝望中表现得那样反复无常，时而下流无耻，假冒伪善，时而不顾一切，使用暴力；他那样心虚意怯，疯狂地不信任他人，单是因为疑心安妮·凯瑟里克和他妻子发现了他那可怕的秘密，他就把一个关进疯人院，不惜对另一个策划恶毒的阴谋：然而，现在看来，这一切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旦发现了那件秘密，在旧时代里也许要绞死了他，而如今仍可能要判他一个终身流放。一旦发现了那秘密，即便受骗受害的人肯让他逍遥法外，但是免不了要一下子剥夺掉了他所窃取的名号、爵位、财产，以及全部上流社会的地位。这就是他那件秘密，这也是我的秘密！只要我一句话出口，他就要永远丧失那房屋、地产、从男爵的封号；只要我一句话出口，他就要浪迹天涯，隐姓埋名，成为一个流离失所、穷苦无依的人！这人的整个前途都悬在我的嘴角边上，而他本人现在肯定也和我同样看清了这一点！

一想到这一点，我的主意更加坚定了。我必须对每一个极小的行动都小心谨慎，因为这影响到比我个人更为重要的利害关系。珀西瓦尔爵士不惜使用一切阴谋诡计来对付我。在他这样危险与绝望的情况下，他会铤而走险，会毫不畏缩地去干任何罪恶勾当，可以说，只要能够挽救自己，他就会不择一切手段。

我考虑了一下。首先我需要把所发现的一切写成一份书面证明，万一自己不幸遭到什么意外，就可以把证明收在珀西瓦尔爵士无法将其弄到手的地方。藏在汪斯布罗先生的保险室里的结婚登记簿副本，肯定很安全。但是，我亲眼看到，藏在教堂法衣室里的正本就很不可靠。

在这紧急关头，我决定再去找那教区执事，再到那教堂去一趟，必须趁我那天晚上就寝之前，把需要的记录从结婚登记簿里摘录下来。当时我还不知道，单由我誊录的文件不能作为证明，必须具备一份符合一定法律手续的抄本。因为不知道这些细节，只想到绝不要泄露了目前行动的秘密，我不曾去细问汪斯布罗先生，否则我就会知道那些必要的细节了。我只急着要赶回老韦尔明亨。汪斯布罗先生注意到了我紧张不安的脸色与神态，但我竭力解释，把规定的手续费放在桌上，约好了一两天后就写信给他，然后离开了律师事务所，这时我头脑昏沉，热血沸腾，脉搏急跳。

天正在暗下来。我忽然想到可能再一次在大路上被人追踪，遭到袭击。我带的一枝手杖很细，它不大适合于，或者根本就不能用于防卫。于是，离开诺尔斯伯里镇之前，我先去镇上买了一根乡下人走野路用的那种又粗又短、一头很重的棍子。带了这样简陋的武器，如果有一个人打算阻拦我，我就可以用这个对付他。如果不止一个人攻击我，我就拔腿逃跑，对此我是有把握的。我以前在学校里以快跑著名，而后来在中美洲的历险中对此道也不乏锻炼。

我踏着轻快的步伐离开了那镇，一路在大道当中走着。

那时天空中飘着濛濛细雨，在前一半路程中我无法确定是否有人跟踪我。但是，到了后一半路程中，估计大约离教堂还有两里路时，我看见一个人在雨里从我身旁跑上前去，接着就听见路旁空场外边的一扇门突然关上了。我继续一直向前奔，手里准备好那根棍，耳朵留心地听，眼睛在细雨和黑暗中睁得大大的。我向前跑了不到一百码，右边树篱跟前传来了窸窣声，三个人跳到了大路上。

我一下子闪开到路旁人行道上。前面的两个人一时刹不住步子，冲上前来。第三个人快得像闪电一样。他止住步，偏过身，挥动他的手杖打我。那一下子没瞄准，也打得不重。它落在我肩上，我回过去对着他脑袋狠狠地就是一棍子。他向后一个踉跄，接着就撞在那两个朝我冲过来的人身上。这一下子我就有了一个先起步的机会。我从他们身边闪过，然后又在大路当中尽快地飞奔。

那两个没受伤的人继续追我。他们俩都是能跑的；那段路很平整；在最初五分钟或更多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跑得并不比他们快。这样在黑暗中跑长路很危险。我只能勉强看出两旁树篱的模糊阴影；只要在路上无意中碰到一个绊脚石，那我肯定会摔倒在地。不久我感到地势在改变：跑过了一个拐角，路面开始上升了；过了一程子，它又下降了。跑下坡路时，那两个人逐渐逼近了我，但跑上坡路时，我就开始把他们抛在后面。我听见他们那快速、均匀、沉重的脚步声变得更轻了，根据那声音判断，我已经超出他们相当远了，可以向那些空场地跑过去，这样他们就很可能在黑暗中错过了。于是我拐向人行道，这时不是凭视觉，而是凭猜测跑向树篱间偶尔出现的一个缺口。原来，那里是一扇关闭着的门。我翻进去，到了一片空场上，背对着公路的一面继续不停地向前跑。我听见那两个人在门外不停步地跑了过去，稍停又听见其中的一个在唤另一个回去。不管他们怎样吧，反正他们已经看不见我的影子，听不见我的声音了。我在空场上继续一直向前，跑到场地的尽头，在那里停了一会儿，缓过了一口气。

现在不能再冒险回到公路上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在当天晚上赶到老韦尔明亨。

没月亮也没星星可以帮助我确定方向。我只知道，离开诺尔斯伯里镇的时候，风雨是从我背后吹打过来的，现在，如果继续让风雨在后面吹打着，肯定不会完全走错了方向。

按照这个主意前进，我穿过了野地，除了偶尔碰上一些树篱、沟渠和小树林，不得不稍许改变一下我的路线，我没遇到其他什么更大的障碍，最后到了一座小丘附近，前边的路面很陡地降低下去。我走到底下一片平地上，从树篱的一个缺口里挤出去，到了一条小路上。刚才离开公路时我曾经向右拐，现在我又向左拐，以为这样可以矫正偏差了的路线。沿着那条泥泞曲折的小路走了十来分钟，我看见一所小屋，它的一扇窗里闪出灯光。临小路的园门敞开着，我立刻走进去问路。

我还没来得及敲里边那扇门，它突然打开了，一个人手里提着点亮的灯从里面跑出来。他一看见我就站住，并举起灯来。我们彼此一看清对方，都大吃一惊。在那一阵乱跑中，我已绕过村子，最后到了它的另一端。我已回到老韦尔明亨，提着灯的不是别人，正是我那天早晨新认识的教区执事。

真奇怪，在我上次看见他以后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好像已经奇怪地变了样。他显得那样惊慌——他那张血色很好的脸涨得通红——我听了他开口第一句话，完全莫名其妙。

“钥匙呢？”他问，“是您拿走的吗？”

“什么钥匙？”我反问，“我这会儿刚打诺尔斯伯里镇来。您说的是什么钥匙？”

“法衣室的钥匙呀。上帝救救我们，保佑我们吧！这可叫我怎么办呀？钥匙不见了！听明白了吗？”老人叫喊，激动地向我摇摆着那盏灯，“钥匙不见了！”

“怎么不见的？什么时候不见的？谁会拿走了它们？”

“我不知道呀，”教区执事说，黑暗中瞪大了眼睛，疯狂地东张西望。“我刚回来。早晨我对您说过，今儿要整整忙一天——后来，我锁上了门，关好了窗——可是，现在它开了，那扇窗开了。瞧呀！有人打那儿进去，偷走了钥匙。”

他向玻璃窗那面转过身，让我看它怎样敞开着。他挥转了一下提灯，灯门松开，风立刻把蜡烛吹灭了。

“再去点亮灯，”我说，“咱们一起去法衣室。快去！快去！”

我催着他走进屋子。我早已十分担心的那个阴谋，可能使我迄今所占有的优势随着一起丧失的那个阴谋，这时也许正在进行。我急着要去教堂；教区执事进去点灯的那会儿工夫，我怎么也耐不住闲待在那里。我走了出去，沿着花园小径到了外边路上。

我刚前进了十来步，一个人从教堂那面走近我跟前。他一遇到我，就恭恭敬敬地向我打招呼。我看不出他的脸，但从声音里可以知道他完全是个陌生人。

“是您吗，珀西瓦尔爵士——”他还要往下问。

我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你黑暗里认错人了，”我说，“我不是珀西瓦尔爵士。”

那人立刻后退了一步。

“我还以为是我家主人呢。”他惶惑地嘟哝。

“你是在这儿接你家主人吗？”

“他吩咐我在这条路上等着。”

他答了这句话，又转身走开了。我回过头去看那小屋，只见教区执事提着重新点亮的灯走出来。我挽着老人的胳膊，催他更快地走。我们沿着小路匆忙前进，在刚才招呼我的那个人身旁擦过。借着提灯的光，我勉强看出他是个没穿号服的仆人。

“他是谁呀？”教区执事悄声问。“他知道钥匙的下落吗？”

“咱们别停下来问，”我回答。“咱们先去法衣室。”

即使是在白天，也要走到小路的尽头才能看见教堂。我们从路尽头登上通往教堂的斜坡时，一个村里的小孩（一个男小孩）注意到了我们提的灯，他走到我们跟前，认出了教区执事。

“听我说，先生，”男孩纠缠不休地揪着教区执事的衣服。“有人到那上面教堂里去了。我听见那个人把自己反锁在门里面——我听见那个人在擦火柴。”

教区执事浑身战抖，沉重无力地倚靠在我身上。

“赶快！赶快！”我催促他。“咱们还来得及。不管那是什么人，咱们一定要逮住他。提好了灯，快跟我来。”

我飞快地登上小丘。在夜空的衬托下，我首先辨出的是教堂尖塔的模糊黑影。我转到一旁，向法衣室那面绕过去，这时只听见紧靠着身后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仆人已经跟着我们走向教堂高处。“我没有歹意，”他看见我朝他转过身时说，“我在找我家主人。”从他说话的口气中，明明可以听出他是害怕。我不去理他，继续向前走。

我刚拐过弯，可以望见法衣室，就看见那屋顶上的天窗从里面照得灿烂通明。在昏暗无星的天空下，室内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急忙穿过墓地，向法衣室门口赶去。

我一走近门口，就在黑夜的潮湿空气中闻到从里面喷出来一股奇怪气味。我听见里面什么东西碎裂的声音——看见上面的光越照越亮——一片玻璃裂开了——我跑到门前，用手去推。法衣室里起火了！

一看见这情景，我还没来得及移动脚步，没来得及换一口气，就被里面一个人沉重地撞在门上的声音吓呆了。我只听见钥匙在锁眼里使劲地转动，听见那人在里面发出尖厉可怖的喊声，狂呼救命。

尾随着我的那个仆人浑身哆嗦，向后摇晃，接着就跪倒在地。“哦，我的天哪！”他说，“那是珀西瓦尔爵士呀！”

他刚说完这句话，教区执事已经赶到我们跟前，而就在这当儿，又听见钥匙在锁眼里最后一次转动，发出咔嚓声。

“求主可怜他的灵魂！”老人说。“他这是死定了。他让钥匙卡住了。”

我冲到门跟前。多少星期以来，那个我一心向往着的目标，那个决定我一切的目标，这会儿一下子从我的意念中消失了。这个人的罪行给别人带来了残酷的损害，他狠毒地破坏了人家的爱情、清白、幸福，我也曾暗中发誓，要让他受到罪有应得的可怕的审判；然而，我所念念不忘的这一切，现在都像梦影般从我记忆中消失。我其他的一切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那可怕的情景。我其他的一切都不去想了，只是随着人性的自然冲动，想到不要让他遭到可怕的横死。

“去试试开另一扇门！”我大喊。“去试试开通教堂的那扇门！这锁卡住了。再多浪费一分钟开这锁，你就完了。”

刚才钥匙最后转动了一次，此后就再听不见呼救声了。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声音，可以说明他是否活着了。我只听见火苗更急地烧得哔哔剥剥响，上面天窗玻璃发出刺耳的碎裂声。

我扭转身去看那两个跟我同来的人。仆人已经站起来，提起了灯，这时正茫然朝着那扇门把灯高举着。他好像已经完全被吓糊涂，像个狗似的紧跟着我走来走去。教区执事蹲在一座坟台上，一面哆嗦一面伤心地哭。我在那片刻中看出，他们俩都束手无策了。

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只是凭着偶尔的冲动，我一把抓住那仆人，把他推到法衣室墙跟前。“弯下腰！”我说，“紧趴着这石头墙。我要从你身上爬上屋顶——我要砸碎天窗，给他一些新鲜空气！”

仆人浑身颤抖，但是他紧趴着墙。我踏上他的背，口里叼着我那根棍子，双手攀住胸墙，立刻登上屋顶。我去砸那天窗，一下子就把已经开裂和松动的玻璃砸碎。火像一头野兽蹿出了它的洞。如果当时风不是凑巧从我的地方向另一面吹着，可能我当场就全完了。我蹲在屋顶上，烟夹着火焰腾涌到我的上空。在闪烁的火光中，我可以看见：仆人仰起了他的脸，在墙下边茫然无主地向上直瞪着眼——教区执事在坟台上站起，绝望地扭着他的双手——村内为数不多的居民，形容憔悴的男人和惊慌失措的妇女，都紧挤在墓地的那一边——所有的人都在那可怕的红色闪光中，在那令人窒息的黑色烟雾里，时而显现，时而隐没。而我脚底下的这个人，这个正在窒息、燃烧、走向死亡的人，虽然离开大家这么近，但是我们竟然毫无办法挽救他！

一想到这一点，我几乎愤怒欲狂。我手扳着屋檐往下降，跳落在地上。

“教堂的钥匙！”我向教区执事大喊。“咱们一定要从那一面试试只要打开里面那扇门，咱们还是可以把他救出来的。”

“没办法呀，没办法呀，没办法呀！”老人叫喊，“没希望了呀！教堂的钥匙和法衣室的钥匙串在一个圈儿上，它们都在那里面呀！咳，先生，他没救了，这会儿他已经烧成灰了！”

“镇上的人会看见起火，”只听见一个人在我后面说。“镇上有一台救火机。他们会来抢救教堂。”

我唤那个人（因为见他仍旧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叫他过来跟我说话。救火机到达这里，至少还需要一刻钟。想到我们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袖手旁观，我觉得这太可怕了，我无法忍受这个情景。这时我并不是凭理智推断，而只是任意设想，相信法衣室里的这个已经注定毁灭的可怜虫，也许还没烧死，只是昏倒在地。如果打开了那扇门，我们是不是能把他救出来？我知道那大锁有多么坚固，我知道那钉满钉子的橡木门有多么厚实，我知道用普通方法去开这扇门毫无希望。可是，教堂附近那些拆毁了的小屋里，肯定还留下了屋梁吧？我们是不是可以搬一根来，像撞车那样用它把这扇门砸开？

这主意冒上了我的心头，就好像火焰冒出了那砸碎了的天窗。我去找那个首先谈到镇上有救火机的人。“你们手边有鹤嘴锄吗？”有，他们有鹤嘴锄。“还有斧头、锯子和几根绳吗？”有！有！有！我手里提着灯，在一群人当中跑过去。“谁帮助我，每人给五先令！”一听我这句话，他们立刻活跃了。人穷苦时贪财，有如饥饿时贪食，他们一下子都兴奋得骚动起来。“如果哪儿有手提灯，你们俩再去给我找几个来！你们俩再去给我找几把鹤嘴锄和一些工具来！其余的都跟我一起去找屋梁！”他们都发出欢呼，尖厉刺耳、声嘶力竭地喊着。妇女和小孩迅速朝两边退开了。我们大伙拥到墓地里一条小路上，跑到第一间空房子跟前。这时人都跑空了，只剩下了教区执事，这位可怜的老教区执事站在一块平坦的墓碑上，哽哽咽咽地痛哭那教堂。仆人仍紧跟着我，当我们推推搡搡走进空屋时，他把他那神色惊惶、颜色苍白的脸紧凑在我肩上。地下零乱地横着一些从顶板上拆下的椽子，但是，它们太轻了。一根屋梁横架在我们上空，但我们的胳膊和鹤嘴锄可以触到它，它牢牢地嵌在破旧的墙壁里，天花板和地板都已被拆掉，上面的屋顶豁开一个大缺口，露出了天空。我们立即开始凿毁屋梁两头的墙壁。天哪，瞧它多么牢固啊，墙砖和灰泥多么难拆啊！我们又是砸，又是拉，又是拆。屋梁的一头松开了，大块的砖头跟着它一起塌下了。那些挤在门口瞧着我们的妇女尖叫了一声，男人们跟着一声吆喝，两个人摔倒了，但是没受伤。大伙齐心协力，又拉了一阵，梁的两头都脱落了。我们抬起屋梁，吩咐门口的人让开路。这会儿就动手！这会儿就去冲那扇门！瞧那火焰正腾向天空，旺得更加耀眼，把我们都照亮了！大伙沿着坟地里小路沉着地前进，沉着地抬着屋梁去冲那扇门。一，二，三，撞啊。人们又发出欢呼。我们已经使它摇动了，即使那锁不能被冲坏，但那铰链是抵挡不住的。再用屋梁来它一下子！一，二，三，撞啊。门松动了！这时潜伏在里面的火焰从门的四周缝隙里向我们迸射出来。再来一次，最后一次猛撞！门轰地一声向里倒去。四周一下子悄然无声，我们所有的人都凝神屏息，看望着什么东西。我们在找那尸体。灼脸的热气迫使我们后退：我们什么也没看见——上面，下面，整个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看见一片熊熊烈火。

“他哪儿去啦？”仆人悄声问，呆呆地瞅着火焰。

“他都化成灰了，”教区执事说。“登记簿都化成灰了——咳，先生们！

眼看教堂也要化成灰了。”

这时只有他们俩说话。后来，他们也不开口了，除了那火焰像沸腾般发出哔剥声，四下里是一片沉寂。

听呀！

从远处传来粗厉的辚辚声，接着就是马儿狂奔时那种空洞的蹄声，接着就是低沉的吼声，这时几百人一起吵吵嚷嚷，喧哗声掩盖了一切。救火车终于赶到。

我身边的人一起离开了失火的地方，急忙向小丘顶上跑去。老教区执事也要跟着其他人一起去，但他已精疲力竭。这时我看见他紧靠着一块墓碑。“抢救教堂呀！”他力竭声嘶地喊，好像救火员能听见他的声音似的。

“抢救教堂呀！”

只有那仆人始终一动不动。他站在那里，仍旧那样直瞪着眼，茫然无主地紧盯着那火。我过去和他说话，摇摇他的胳膊。他已没有反应。他只悄声重复了一句：“他哪儿去啦？”

十分钟后，救火机已经安装好；从教堂后面一口井里抽出了水，水龙带被牵到法衣室门口。如果现在谁要我帮忙，那我可无能为力了。我的意志力已经消失——我的力气已经用尽——我那些杂乱的思潮突然令人吃惊地全部平息，因为我现在知道他已经死了。我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毫无办法，两眼睁睁，只顾望着那燃烧着的屋子。

我看见火焰被慢慢地扑灭了。灿烂的火光变得暗淡了，一团团白色的气雾向上升腾，透过气雾，可以看见地板上一堆堆通红的、乌黑的余烬在冒烟。四周静默了一会儿——后来，挡在门口的那些救火员和警察一起走上前——后来，我听见他们在低声商量什么——后来，两个人离开大伙，穿过人群，走到外面墓地里。人群呆呆地向两边退开，让他们走过去。

过了一会儿，人群掀起一阵很大的骚动，两旁排列着人的通道慢慢地扩展开。两个人抬着空屋子里的一扇门，沿着通道走回来。他们把那扇门抬到法衣室门口，然后走了进去。警察又从两边挡住了进口；有人从人群中三三两两偷偷地走过去，站在警察背后，想要首先看到里面的情景。另一些人候在近旁，想要首先听到什么消息。这些人当中有妇女，也有小孩。

消息开始从法衣室内传到人群当中——点点滴滴，它们慢慢地从一个人口中传到另一个人口中，最后传到了我站在那儿的地方。我听见那些问答的话低沉地、急切地在我四周一再重复着。

“他们找到他了吗？”“找到了。”——“在哪儿？”“抵在门上面；脸扑在地下。”——“哪扇门？”“通教堂的那扇门。他脑袋抵着门；他脸扑在下面。”——“他脸被烧坏了吗？”“没烧坏。”“烧坏了。”“不，那是烤焦了，不是烧坏了；对你说，他脸扑在下面。”——“他是谁呀？”“有人说他是位侯爷。”“不，不是侯爷。是个什么爵士；爵士就是勋爵。”“从男爵也称爵士。”“不是的。”“是的，是这样称呼的。”——“他要到那里面去干什么呀？”“没好事，这还用说吗。”——“他是存心来干这件事的吗？”——“是存心来烧死自己的吗？”——“我不是说他要烧死自己，我是说他要烧了法衣室。”——“他样子可怕吗？”“真可怕呀！”——“可是，你说的不是他那张脸吧？”“不，不，可怕的倒不是那张脸。”——“没人认识他吗？”“有一个人说他认识。”——“是谁呀？”“他们说那是一个听差。可是他已经吓糊涂了，警察不相信他的话。”——“还有什么人知道他是谁吗？”“嘘——！”

一位警官发出响亮的嘘声，我周围的低语声静息下来。

“抢救他的那位先生在哪儿？”只听见警官问。“在这儿，先生，他在这儿！”几十张脸急切地紧挤在我周围，几十支胳膊急切地分开了人群。警官手里提着灯走到我跟前。

“请这边来，先生，”他安静地说。

我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拉住我的手臂，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拒绝他。我试图解释，说这死者生前我不曾见过；现在找我这样一个与他素昧生平的人，是没法认出他的。这些话已到唇边，但是我说不出口。当时我已失去勇气，只无可奈何地一语不发。

“您认识他吗，先生？”

这时我正站在一圈人当中。三个人站在我跟前，把手提灯低垂近地面。他们的眼光中，以及别人的眼光中，都露出期待的神情，默默地紧盯着我的脸。我知道放在我脚跟前的是什么；我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手提灯那样低垂近地面。

“您能认出他吗，先生？”

我的眼光慢慢地垂下。起初我只看见一幅粗帆布，看不见灯光下其他的东西。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可以听出雨水滴落在帆布上。我顺着帆布向前望；就在那尽头，就在那黄色灯光下，僵硬的，狰狞的，乌黑的——那是他一张死人的脸。

就这样，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看见他了。就这样，凭上帝的意旨，我终于和他相见了。

由于十分关心这件对当地有影响的事，验尸官和镇上的一些官吏都急于进行庭审调查。于是定于第二天下午开庭。作为协助查清这一案件的见证人之一，我当然要被传讯。

第二天早晨，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邮局去，问我所等候的玛丽安的信可曾寄到。无论情况发生什么特殊变化，都不会减轻我离开伦敦后的极度悬念。只有早班信件能使我放心，知道我走后没发生不幸事故，所以这信总是我一天开始时最关心的东西。

令人欣慰的是，玛丽安的信已经寄到，在邮局里等着我去领取。

没发生任何意外——和我离开时一样，她们俩都很安好。劳娜向我问候，叫我早一天告诉她归期。她姐姐还为这句话作了补充说明，说这是因为她已经在私房钱里攒了“将近一金镑”，可以备一顿饭菜，在我归来的那天举行庆祝。在晴朗的清晨，我读着这些亲切的家庭琐事，但同时对昨晚发生的恐怖事件记忆犹新。看完这封信，我首先考虑到的是，千万不能让劳娜突然获悉真实情况。我立即写信给玛丽安，把我以上所述的事告诉了她；我报道这些消息时，尽量说得很缓和，并且警告她：我不在家时，别让劳娜无意中从报上看到这一类的新闻。如果换了其他不像玛丽安这样勇敢和可靠的妇女，那我是不敢这样毫不隐讳地把全部真相都告诉她的。正是由于以往对玛丽安很了解，所以我就像相信自己一样相信她。

这封信当然写得很长。一直到我要去出庭受讯前才写好。

审讯中不免遇到了一些特殊的复杂情况和困难问题。除了要查明死者遇难的情况，还要解答一些极需说明的问题，其中包括：起火的原因，钥匙的失窃，以及起火时法衣室里怎么会出现了一个陌生人等。前一天，连死者的身份还不能确定。虽然仆人说他认识他主人，但警察看了他那副可怜的样儿，不能相信他的陈述是可靠的。幸而法庭头一天晚上就派人去诺尔斯伯里镇，传讯几个熟悉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面貌的见证人，今天一早又和黑水园府邸进行了联系。由于事先采取了以上这些措施，所以验尸官和陪审团终于确定了死者的身份，并认为仆人的陈述属实；后来检查了死者所戴的表，更进一步证实了一些新发现的事实与可靠的见证人所提供的证明。表里面刻有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姓名和纹章。

下一步要查明的，是有关失火的事。

第一批被传讯的见证人中有仆人和我，再有那个听见有人在法衣室里擦火柴的孩子，孩子提供证明时，说得很清楚，但是仆人精神受到刺激，现在尚未恢复，他对案件的侦查显然毫无帮助，所以法庭最后把他带下去了。

令人宽慰的是，查问我的时间不长。我以前不认识死者；从来不曾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来到老韦尔明亨的事；发现尸体时，我又不在法衣室里。我能提供的全部证明是：我怎样在教区执事的门口停下来问路，我怎样听到教区执事丢了钥匙，我怎样陪他去教堂，准备尽力帮助他，我怎样看见那里起了火，我怎样听见一个陌生人在法衣室里怎么也打不开门锁，我怎样出于人道主义，竭力抢救那个人。法庭问那些以前认识死者的见证人能不能解释：他怎么会很奇怪地被认为偷了钥匙，又怎么会到了起火的房间里。验尸官当然认为，我既对附近情况一无所知，又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素昧生平，那么，在这两个问题上，我是没有资格提供任何证明的了。

受讯结束后，看来我对自己必须采取的行动是明确的。我认为不必自动地说明本人的想法，这是因为：第一，如果我那样说明本人的想法，它实际上对了解案情毫无裨益，现在一切可以证实我的揣测的证据，都已随着登记簿一起烧毁；第二，我不能很清楚地说明我的想法，说明我那缺乏证明的想法，除非是我把那阴谋全部揭露出来，而那种做法，毫无疑问，对验尸官和陪审员的心理所产生的影响，将与以前我对基尔先生所造成的影响相同，那是不会令人满意的。

然而，事过境迁，现在我再也不必存有以上的顾虑了，这里不妨把我的想法随便谈出来吧。在我继续叙述其他情节之前，就先让我简单地谈一谈我本人的想法，来解释以下这些现象：钥匙是怎样被偷的，火灾是怎样引起的，那个人又是怎样死的。

我相信，听到了我交保获释的消息，珀西瓦尔爵士迫于无奈，就只好采取他的最后一招了。一个办法，是试图在公路上袭击我；另一个办法，更可靠的办法，是消灭他的一切罪证，毁掉他在结婚登记簿里伪造记录的那一页。只要我无法交出从正本中摘出的登记，去和诺尔斯伯里镇的副本互相对照，我就不能提供这一条其他人都无法获得的证明，也就不能以暴露真相致他于死命来威胁他了。为了达到挫败我的目的，他只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法衣室，撕掉登记簿里的那一页，然后，像他偷偷地走进去那样，再偷偷地溜出来。

根据以上的设想，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要一直等到天黑方才动手，又为什么要趁教区执事不在的时候去窃取钥匙。为了要找到需要的那一本登记簿，他不得不擦亮火柴，而由于小心谨慎，像一般人那样，他就反锁上门，以防爱管闲事的人，或者我（如果那时我凑巧走到附近）撞了进去。

我根本不相信，他会故意纵火焚烧法衣室，使登记簿的被毁看上去像是一场火灾造成的结果。因为，无论如何，法衣室起火后仍有及时获得抢救的可能，登记簿也有保全下来的可能，只要考虑到这一点，他就会立即打消了上述意图。记得法衣室里有那么许多易燃物（麦秸、纸张、粗板箱、干燥的木头、虫蛀了的旧柜等），照我看来，这一切易燃物说明那场火很可能是他的火柴或者提灯偶尔引起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第一个动机肯定是试图扑灭那火焰，而一经失败，他的第二个动机（因为他不知道那锁有毛病）肯定是要从进来的那扇门逃走。我唤他的时候，火肯定已经延烧到通教堂的门，门两旁都排列着木柜，而近处又放着其他易燃物品。很可能，等到试图从里边那扇门逃走时，他已经受不了关闭在屋子里的火和烟。他肯定是昏倒了，肯定是倒在人们后来发现他的那个地方了，而这时候我正爬上屋顶，去砸那天窗。即使我们后来能进入教堂，从那一面打开另一扇门，但经过那一阵耽搁，他也完蛋了。等到那时，他已没救了，早就没救了。那样，我们只能让火延烧进教堂，教堂和法衣室肯定将同归于尽，而现在教堂总算被保全下来了。我毫不怀疑，别的人也不会怀疑：我们还没到达那所空房子，使大劲拉下那木梁时，他早就死了。

照我看来，这样的解释，还是比较更接近我们所见到的事实。当时事情的发生，经过的情形，正像我所描写的那样。他的尸体的发现，经过的情形，也正像我所叙述的那样。

二次庭审被延期一天，因为到现在为止，法庭仍无法说明这神秘的案情。

最后作出安排，将传讯更多的见证人，通知死者在伦敦的律师出庭。此外还指定了一位医生，负责检查那仆人，因为看来现在仆人的精神状态不适宜于提供任何见证。他只是恍恍惚惚地说，起火的那天夜里，主人吩咐他在小路上等着，他确信死者是他主人，其余的事他一无所知。

我个人的想法是，仆人那一天先听主人使唤（但他不知道那是在进行犯罪活动），去打听教区执事是不是在家，后来又听主人吩咐，在教堂附近等候着（但是他在那里看不见法衣室），这样，如果我在公路上幸免袭击，后来和珀西瓦尔爵士发生冲突，他就可以帮助主人对付我。这里必须补充一句，即法庭始终不曾取得仆人的口供，可以证实我以上的想法。医生在诊断书中声称，仆人的脑筋已经受到极大的刺激；所以，后来在延期举行的审讯中，也并没能从他口中获得任何令人满意的证词；据我所知，他的脑筋可能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恢复正常。

由于经历了以上一系列事变，我回到韦尔明亨的旅馆时已经身心交瘁，不但觉得软弱，也感到愁闷。我不耐烦去听当地人闲谈有关审讯的新闻，不愿意在咖啡室里答复他们那些琐碎无聊的问话。我吃完了一顿简陋的晚饭，回到那间租金低廉的顶楼里，希望不再受到干扰，可以静静地去想念劳娜和玛丽安。

如果手头较宽裕的话，我那天晚上会回一趟伦敦，再去看看那两张可爱的脸，获得一些安慰。然而，我可能被传唤，出席延期举行的庭审，而取保候审的限期一到，我还要去诺尔斯伯里镇出庭应诉。我们所余无几的那点儿钱已经花费了不少，一想到渺茫的未来（如今显得比以往更加渺茫的未来），我就害怕白白地花光了我们的钱，即使一张二等来回火车票所费无几，我也不愿随意把钱这样花了。

第二天，初审刚结束的第二天，时间可以由我自己支配。我又一早到邮局去取玛丽安按时给我的报告。像往常一样，信已经在那儿等候我去领取，信里通篇的口气都是愉快的。我欣慰地读了信，然后怀着整天舒畅的心情，准备到老韦尔明亨去，要在晨光中看一看火后的余烬。

我一到那地方，瞧那变化有多么大啊！

在我们这个难以理解的人世间，细小的事与严重的事总是手拉着手一起走过所有的道路。世间的某些情景，仿佛对一切都在表示讥嘲，甚至对人类的巨大灾难也不屑一顾。我走到教堂附近，只有那片被人践踏得乱糟糟的墓地留下的可怕痕迹，可以说明失了火和死了人。法衣室门口已用粗木板筑起一道围子。木板上已画了一些拙劣的漫画，村里的孩子打闹着，叫喊着，正在争夺地位最好的洞孔，以便朝那里面张望。就在我听到有人被关在起火的屋子里呼救的那个地方，就在吓昏了的仆人跪倒的那个地方，一群闹哄哄的鸡正在你争我夺，拣雨后的蛆虫；我脚跟前那块地方，也就是停放那扇门和门上那可怕的东西的地方，现在给一个工人摆好了他的午餐，午餐盛在一个外面用布兜着的黄色盆子里，由他那条忠实的狗看守着，狗见我走近跟前，就怒声吠叫。老教区执事无精打采地望着那刚开始缓慢进行的修理工程，这会儿只顾专谈他怎样遭到了这件意外事故，怎样准备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一个村妇（记得我们拉下屋梁时，她那张苍白的脸露出了恐怖）正在和另一个妇女（记得当时她显出那么一副茫然的神情）在一个旧洗衣盆跟前嘻嘻哈①哈地聊天。在芸芸众生中，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啊！哪怕是名噪一时的所罗门，说穿了也只是一个凡人，他那王袍的褶缝中和皇宫内院的角落里，也同样藏着污垢啊。

我离开了那地方，再一次想到，现在珀西瓦尔爵士一死，我要为劳娜恢复身份的希望就全部破灭了。他完了，而我曾经全力以赴，一心希望达到那个唯一目标的机会也跟着他完了。

然而，我是不是能用比这更现实的观点，来看待我的失败呢？

假如珀西瓦尔爵士仍旧活着，不同的形势会不会导致另一种结局呢？既然我已经发现，珀西瓦尔爵士窃取他人的权益是他罪行的要害，那么，为了劳娜的原故，我能不能利用这一发现，把它作为一种交换的商品呢？我能不能提出条件，要用我的保密去换取他的招供，不顾为他保密后必然会使合法的继承人丧失了他的财产，使正当的享有者丧失了他的封号呢？这种事是我不可能做到的！如果珀西瓦尔爵士仍旧活着，我就不可能利用我所殷切期望的发现（因为当时我仍旧不知道那件秘密的真实性质），就不可能按照我的意思，为这一发现进行保密或加以公布，以此作为恢复劳娜权益的交换条件。按照一般诚实公正的准则行事，我肯定要立即去寻找那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陌生人；我肯定要放弃那已经获得的胜利，立即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发现交给那个陌生人；那时我肯定又会遭到种种困难，仍旧难以达到我生活中最大的目标，我完全会像现在这样，仍旧必须下定决心，去克服那些困难！

我回到韦尔明亨时，心情已经安静下来，感到比以前更加沉着，也更加坚定了。

①所罗门（公元前993—953），古以色列王，以智慧著称，在位时国势鼎盛，其事迹散见于《圣经·旧约》。

——译者注

在去旅馆的途中，我经过广场尽头凯瑟里克太太住的地方。我是不是应当再去那儿见她一面呢？不，珀西瓦尔爵士的死讯是她最盼望听到的消息，它肯定早已传到了她那里。那天早晨，当地的报纸已经报道了审讯的全部经过，我再没有其他新鲜的事可以告知她了。以前我很想逗她谈话，但现在对此已不再那样感兴趣了。“我不期望听到任何有关珀西瓦尔爵士的消息，除非是他死的消息，”我记得，他说这话时，脸上阴沉沉地显示出仇恨。我记得，她说完这些话，和我分别时，那样瞅着我，眼中隐隐地流露出关心的神情。由于一种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真正的本能，我现在一想到要再去看她，就感到厌恶，于是我离开广场，直接回到了旅馆里。

几小时后，我正在咖啡室里休息，侍者把一封信递给我。信封上写着我的姓名；我打听后才知道，那是暮色四合刚要点灯的时候，一个女人给留在酒吧间里的。那女人什么话也没说，侍者还没来得及询问她，甚至还没注意到她是谁，她已经走了。

我拆开信封。信上既未注日期也无署名，那些字显然是故意写得要使人认不出那是谁写的。然而，还没读完第一句，我已经知道写信的人是谁了：她是凯瑟里克太太。

以下是信的内容——现在我逐字逐句，完全照原文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