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炼》《苦炼》创作笔记

组成这些“笔记”的是手写在“《苦炼》写作笔记”背面的一些注释，以及我从这些“写作笔记”中选摘出来的类似片段，后者大部分是用打字机写的。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曾经两次修改这些“笔记”。1987年5月，她还宣布需要改动某些“僵硬的”段落，然后才交付出版。遗憾的是她没有来得及完成这些最终的修订。

这些“笔记”中的大多数是在1965年至1968年间写成的。但也有一些年代较晚，我们会看到作者有时注明了日期。我们阅读这些文字时，不要忘记玛格丽特·尤瑟纳尔打算对不止一处进行修改。然而，如今我们不得不接受“《苦炼》创作笔记”现有的样子。

伊冯·贝尔尼埃

《苦炼》的第一个版本：1923-1924年间写成，1934年修改的《死神驾辕》：这部文稿很不完善，尤其是相当贫瘠，内容很不充实，写作的意图也模模糊糊，特别是与泽农和纳塔纳埃尔相关的内容。然而，尽管这部文稿有许多缺陷和含混不清的地方，今天在我看来它仍然令人赞叹，当年一位批评家看出了三部曲中每一部分的主题，并将它们命名为：精神，肉体，心灵。连我自己也未曾想到过。

心灵，精神，肉体。当然是了不起的三部曲，人们立刻会想到，连同诗人的句子留在自己身后长长的震颤，兰波的《地狱一季》中的《圣诞节》：“生命的国王，东方三王，肉体，心灵，精神……”是的。然而，我们很贴近一个人物时，就会发现这些明确划分的寓意与现实相去甚远。肉体，心灵，与精神，交缠在一起；不仅如此，它们还是同一个有生命和有感知的实体获得的不同形式。毫无疑问，这三种成分在每个人身上所占的比例不同，就像每个人身上构成性别的比例各不相同。在泽农身上，主要是精神占上风，然而也可以说精神被心灵持续不断的、几乎狂暴的冲动所激励，此外精神的提升也离不开肉体的经验，以及对肉体的控制。

我们内在与外在的平衡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感官：一个人闭上眼睛后，就不再能够保持单腿站立。人的感觉本身也笼罩在一种隐隐约约的眩晕中。我们以为十分坚实的这条中轴取决于外部世界在我们的两个瞳孔里的反射。

（这并不意味着泽农和我否定心灵。然而心灵也许是几乎任何人也未曾企及的一种现实。）

我越这样做，越觉得改写旧作的疯狂其实极其明智。每个作家身上只蕴含着一定数量的人。与其让这些人以新的面目出现，而新的人物只不过是将从前的人物改名换姓而已，我宁愿深化、发展和充实我已经习惯与他们一起生活的这些人，宁愿随着我更好地了解生活而学会更好地了解他们，去完善一个已经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从来不理解有人会满足于一个人”，我让谈论自己爱情经历的哈德良如是说。我也从来不相信我会满足于自己创造的人物。我一直关注着他们的生活。直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还会让我感到吃惊。

同样令人蔑视的还有文学上的权宜之计，那就是出于俗套，出于思想的空洞，或者出于对人物愚蠢的眷恋，让人物重新亮相，然而在让他出场的新章节里，在让他说出的新话语里，却没有在现有内容上增添任何东西。多少人物与漫画书里的主人公相像：人们使用这些人物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他们利用的是懒惰的读者从已经熟悉的一个名字或者一种性格中得到的愉悦。狄更斯对自己创造的人物恋恋不舍，常常犯这种过错。司汤达从来不。这一怪癖在巴尔扎克那里根深蒂固，但是《人间喜剧》里的故事和感觉如此丰富，这些重复也因此充满活力，即便它们没有发展，也没有变化，最终仍然丰富了作品。普鲁斯特笔下也一样。事实上，德·夏尔吕先生在漫长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沿着一条十分精准的曲线发生，似乎作者事先已经确定（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这条曲线不准确）；实际上，除了这条发展的主线，德·夏尔吕先生的无数次进场和退场，就像为一个心爱的丑角预先安排的进场和退场一样单调：最终，夏尔吕一方面成了作者将实际上赋予自己的特征投射到上面的靶子，同时又是代他发言的同伴。这个永不枯竭的夏尔吕相当于在某些家庭里翻来覆去说的玩笑话，在一个特定的圈子或者团体内部，人们对这个话题永不厌倦，而普鲁斯特本人令人赞叹地呈现过这一机制。在一个不那么伟大的作家笔下，这些方法会令人恼怒，但在普鲁斯特那里，其结果只不过令我们对夏尔吕感到厌烦，就像我们对不断碰面的某个人感到厌烦。他存在，直到令我们厌烦。

总之，那些非常伟大，也许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从来不屑于原封不动地让自己创造的人物重新出场。彼埃尔·别祖霍夫每次出场时都长高了或者长胖了；他从来不完全是同一个人。正如福楼拜所说，托尔斯泰谈论战略或者历史哲学时难免会絮絮叨叨，但描写人物时从来不会。

沉思中的哈德良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我们；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仍在使用的古代智慧的桥梁，也可以接近哈德良。《苦炼》里的人物只对他们自己负责，他们孤独，矛盾，既被他们接受的东西，也被他们拒绝的东西所限制，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印记，有时为了逃离这个时代，他们甚至不惜撞在囚禁他们的牢狱的墙壁上，然而他们要逃离的东西也在他们身上打下印记。泽农利用时代提供给他辩证法手段，自觉地走出了他的时代，但是这种逃离的行为在安娜身上是不自觉的，因为它与肉体生命之间有着深切的联系；在纳塔纳埃尔身上，我试图呈现这种奇异的自由，即心灵的自由，它无需借助词汇和描述。《苦炼》试图呈现的是另一种奇异的自由，即如果我们不拒绝它的存在，它就在我们自身逐渐发展起来，使我们得以摆脱某些桎梏，使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得以成为我们自己，即便习俗和必需已经让我们身受重创，变形，几乎扭曲。

要经历过放荡才能走出放荡，要经历过爱情——在这个词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才能判断爱情；要通过历史，才能挣脱历史的陷阱——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自身的陷阱，历史只不过是它的一系列档案。到达那个没有人的时期。

除了深化主题，设计与行为相关的细节，删除幼稚的史实错误，在笨拙然而炽烈的《仿丢勒》和目前的《苦炼》之间，我要指出如下变化：

对加尔文改革的同情减少了；在《苦炼》中，同情只给予极左翼的新教徒西蒙。加尔文教义因其实践上和信仰上的僵硬而遭到嘲讽，尽管玛尔塔少年时代的信仰是高贵的，而且随着她抛弃这种信仰而变得鄙俗。

对路德改革的同情减少了，这一点表现在再浸礼派集团的愤慨以及泽农在哲学上的反感。在双方阵营（天主教和新教）的过激行为上加重了笔墨。

对泽农与教会之间关系的处理更加细腻。

对秘术和犹太教神秘派理论的兴趣。

1971年，我在布鲁日的街上重新走泽农来来去去的每一条路。比如，他怎样变换线路去铁匠铺给汉看病。哪一个点上是他吃饭的客栈。他在哪一个街角看见成为阶下囚的伊德莱特。四月份整整一个月，我每天清晨出门散步，有时在阳光下，更多时候是在薄雾或细雨中。我带着瓦伦蒂娜，她漂亮，温和，毛发金黄，她冲着马匹大声叫喊（我不让她这样做），她在格鲁乌图斯的院子里快活地奔跑，她在女修道院花园的黄水仙丛中蹦蹦跳跳——而如今（六个月之后，1971年10月3日），她跟伊德莱特、泽农和希尔宗德一样死去了。如果我说，我的痛苦永远不会平息，哪怕是一个人的死也不会让我更加痛苦，没有人能理解我。

何地，何时，以及如何？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日期，也无论以什么方式，我肯定自己临终之际身边有一位医生和一位教士——泽农和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

萨尔茨堡面包店老板娘的店铺还在那里，泽农曾经在它的挡雨披檐下坐过，那条小小的石头凳子也还在。

那是1964年6月在萨尔茨堡，我在方济各会的教堂里（跪在石板地上）参加弥撒时，第一次看见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这个人物完整地浮现出来。在此之前，我只隐约看见过他的轮廓（关于院长的内容见《回到布鲁日》）。

开始写作《苦炼》（以另一个名字为题）时，我跟小说开头年轻的泽农和年轻的亨利-马克西米利安一般年纪。作品完成时，我比泽农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撞上他们的死亡时年纪稍长。

……这些人将十六世纪的思想，像蛇皮或树皮一样，拖在身后。

重复（曼特罗）。我写这本书的第二部和第三部时，常常会对自己无声或低声地反复念诵：“泽农，泽农，泽农，泽农，泽农，泽农……”二十次，一百次，甚至更多。我感觉由于反复念诵这个名字，现实渐渐凝固起来了。我对神秘主义的实践并不感到吃惊，信徒们以这样的方式呼唤神，成千上万次念诵他的名字，或者在民间法术里，情人们“呼唤”他们失去的对象。

一个这样塑造出来的人物，一个再也无法摧毁的人物——假设我们愿意摧毁他的话：这就是永恒的泽农的另一层意义。

每一次对话都让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明。

1956年参观明斯特——苏伊士运河事件那年秋天——几乎与过去的场面本身一样阴暗。

关于白夜的孩子那些句子，有一句取自泰奥菲尔的一首诗。

我的静止不动的生活差不多十年前开始（1978年）。

从某些方面看，“牢狱”比“静止不动的生活”更为贴切，因为跨出那扇敞开的大门并不取决于我自己。

在他人身上观察到的疾病萦绕脑际。

我重读稿子时发现，泽农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都是在二月份死去的。我试了试改变后者去世的月份，但是做不到。设想中的那个场景就是意大利的冬末。

根据历史记录提供的线索来修正皮埃尔·德·哈梅尔自杀的片段十分重要：他从城里的朋友那里得到毒药。这几个词试图指出的是，修道院的围墙之外存在着一个秘密活动的小团体，这位方济各会修士可能是其中一员。这个事实，自然而然，让我们对城市里（原始材料在根特，小说里在布鲁日）的隐秘生活有所了解，这种生活接近于我们所了解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情形。

伊德莱特和她的“黑姑娘”（后者多少从博斯笔下的黑女人得到灵感）是想象出来的，然而是必要的，她们让“肉欲的迷乱”在这一章里不仅仅是有关同性恋的一段简单插曲；此外，也让一个少年和一个年轻姑娘之间青春期的爱情悲剧以及杀婴的惨剧，与所谓违背自然的爱情悲剧并置在一起。在这里受到质疑的是那个时代的普通人以及教会的整个伦理观。我想，这些年轻人和年轻姑娘的行为与今天的中学生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后者不会陷入一桩丑闻，至少丑闻的后果不一定是致命的。

可能在这一点上，我们较之文艺复兴时代——或者不如说较之中世纪，文艺复兴很多时候不过是在中世纪上面覆盖了一层清漆——在智慧上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虚伪并没有减少，如果不是变得更糟的话。另一方面，我们在感觉上确乎丧失了那些人还拥有的性行为的重要性和神圣感（因为遭诅咒的也是神圣的一种形式）。我们允许自己更加公开地（或者几乎公开地）进行肉体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将它重新神圣化了，而是我们将它降格为一个毫不重要的生理现象。

泽农和亨利-马克西米利安都是（也是在重读稿子时发现的）以拒绝结束的：亨利拒绝了荣誉，在自己贫穷的军旅生活中沉陷，泽农拒绝了会救他一命的收回前言。两人都用了很长时间来认识到应该作出这一拒绝。

泽农为自己找了很多不好的理由——或者我们不妨称之为过渡的动机——此后才直面泽农在此，然后才是永恒的泽农。

如同我们用发声的语言思考，泽农用中世纪的拉丁语思考。时不时，需要定调。

在泽农最早的对白里有这样一句话，这些“宝石中的每一粒都象征着大功的一个时刻”，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这样的宝石。1924年版本里的这些“宝石”，保留到1956年，直至1967年，在它们与如今的“金属”之间，是十年炼金术著作的阅读。

在1924年写作，1934年发表的笨拙的，仍然幼稚的版本里，泽农的形象仍然是一个具有自由思想的哲学家，始终掌握着唯物的和逻辑的真理。这一构想接近于1880年代的激进派们想象中的乔达诺·布鲁诺，而且同样错误。主要的转变是1958年前后，在阿尔夫的一个晚上发生的：我在聆听一系列巴赫的作品时，在头脑里完成了——比真实的写作提前六七年——泽农临死前几个小时与议事司铎之间的全部对话。音乐结束，我一离开晚会就将这段对话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我知道有一天我会想起来的。

新版本的“纳塔纳埃尔”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在一个中转小站等候火车的不眠之夜里（不：是夜晚的几个小时里）静静地完成了构思。当时没有记录下来，也忘记了。

1954-1955年冬天，在法央斯，我经常和泽农一起熬夜，在那所十六世纪初的房子的厨房的大壁炉旁，火焰似乎在两根向房间里突出的壁柱之间自由跳跃。后来，从1956-1957年起，无数次在“怡然小居”的壁炉前。

然而，我也可以随意将他留在任何地方。1964年，我离开萨尔茨堡时，我决定将他留在那家老面包店门口的石凳上。他等待着，他也相信我会回来，相信我会去那里找他，跟一些活着的朋友一样有把握。

假如我要在一篇精心构思的文章里告诉读者这些事情，那么我应该指出——然而如何做得到？——这些不是幻觉。直到现在为止，我从未有过幻觉。写作《哈德良》时，我常常想：“你随时可以接近他的思想本身，召唤幽灵又有何用？”

“泽农在监狱里听之任之”，O.向我指出，“他不是一个英雄”。实际上，监狱表现的是最后时刻之前的考验，同时也是一段空闲。一切都是游戏。（对于作者也是：赫尔曼·摩尔！）人们想出各种玩法，等待火车出发。判决宣布之后，泽农才开始表现出英雄气概。

第二章开头，描写泽农父亲的一段，是1924年版本中保留下来的最糟糕的段落之一。是一个学历史的大学生对“历史小说”的理解。这种情况下，只有狭义上特定的“历史”真实。“他兴高采烈地与时任国王工程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没完没了地谈话”，是十分愚蠢的；“他兴高采烈地与时任国王工程师的列奥纳多·达·芬奇谈论战马和战车”，才是恰当的语气。始终要调整好手中望远镜镜片的准确焦距，才能将远处的东西拉近观察。

我的译者G.有时要求我解释，为什么某个人物在某个时刻做某个动作，这时我就会犹豫不决，并寻找一个理由。我看见他做这个动作。

无数次，夜晚，难以入眠，我仿佛觉得自己将手伸给泽农，他累了在休息，躺在同一张床上。我很熟悉这只灰褐色的手，很有力，修长，手指扁平，干瘦，指甲很大，颜色很浅，剪得很干净。手腕骨头突出，手掌凹陷，布满纹路。我感觉得到这只手的力量，它准确的热度。（我从未握过哈德良的手。）将手伸给这个虚构人物的形体动作，我做过不止一次。对那些可能会读到这条笔记的白痴，我要立即补充的是，如果说我经常看到我的人物做爱（有时我也会感受到某种肉体的快感），但是我从未想象过自己与他们结合。我们不会与自己的一部分睡觉。

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离得远一点，但是无比友善。

在二十岁时写的作品中增添一个新的事实（从1956年起），那就是强调精神历险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反驳自己的泽农，修正自己看法的泽农。有时，比帕托洛梅·康帕努斯议事司铎本人更是唯灵论者。

一个个人的（或者说个性化的）上帝的真实概念，它以各种俗套的形式几乎在任何地方展开，没有什么比形成这一概念更隐秘和更困难的了。（印度瑜伽修行者的自在者。）泽农在他死前两三个小时做到了（或者说，无论怎样，他隐约看见了上帝作为假设出现）。

不用我说，聪明的读者知道，泽农临终前最后时刻以为自己听见的走廊里的脚步声是谁的：“我们在矛盾之外相会。”

格利特有一点像W……；玛尔塔有一点像X……；卡特琳有一点像Y……；帕托洛梅·康帕努斯有一点像Z……康帕努斯身上的某些特点很像我小时候熟悉的一位教士：卡尔里议事司铎。

亨利-马克西米利安的性情中有我父亲的性情。

在女人方面，泽农几乎总是受到诱惑多于充当诱惑者。喜欢青涩果子的女佣，雅奈特·弗贡尼埃，希格·乌勒夫斯达特，卡特琳。甚至那位匈牙利姑娘也是执意要“扮演猎物的角色”。如果这些女人不是自己到他的床上去，他就任由她们走开。

维维安是苏尔维琪的漫画。

只要一个虚构人物不如我们自己重要，他就什么也不是。

我想象利格尔家族的祖上来自庇卡底——也许是十四世纪从阿拉斯来到布鲁日的。

脱离肉身是为了在他人身上重新显形。为此，利用他的骨头、他的肉和他的血，以及用一种灰色材料记录下来的成千上万个影像。

尽量只作最小的改动，试图利用康帕内拉遭受酷刑时骇人听闻的口供，连同那些令人作呕的细节，在记录上签字的是一位名叫普雷奇奥索的人，他是那不勒斯教会法庭的公证员和书记官。但是这些卑鄙的行为——今天也并不鲜见——很可能只是为读者提供又一个耸人听闻的场景而已，还会让人以为我写的是一部反教权的小说。没有什么比展示暴行最有节制的情形——手下留情，更能暴露它的可怕。一位有学识的彬彬有礼的主教和一位急切地想拯救自己学生的年迈的教士，最终仍然让一个人被判处火刑，并且认为这一判决是正常的。对于酷刑是同样的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泽农免遭酷刑比他遭受酷刑更为恶劣，前一种情形是因为他得到特别保护，而后一种情形则是按照惯例。

在十七世纪的一份地方志里，看见过一位名叫克林威克的法官参与审讯一名还俗教士。再也没有找到这份材料。

几个要注意的问题：新教犯下的唯一一桩（然而是丑恶的）迫害知识分子的罪行——塞尔维（奥钦似乎侥幸逃脱）。死刑比人们以为的要少，如果排除摩尔或克兰麦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的判决的话（但这份名单不包括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尽管如此，恐怖和不安显而易见。与怀疑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相比，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的异端分子面临更大风险。没有知识分子因为风化问题被判刑。达·芬奇被检举和盘问过，仅此而已；米开朗基罗跟阿雷蒂诺一样，遭到过恐吓者的攻击，仅此而已。然而，泰奥菲尔只是侥幸逃脱；在多莱的案子里，推测似乎起到了一定作用，在瓦尼尼的案子里，推测似乎是诽谤性的。在这一点上，还要注意的是对帕拉塞尔苏斯和（早年的）康帕内拉的攻讦。就康帕内拉而言，在最后三次诉讼中，非常鲜明的信念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没有知识分子因为法术被判刑。

为了求雨和毁坏收成而不怀好意地在田里撒尿，然后被活活烧死的女巫的故事，我是在一部关于中世纪和十六、十七世纪巫术的著作中读到的，但是已经忘记作者和题目。我在目前（1974年10月）重读的阿尔都斯·赫胥黎的《卢丹的魔鬼》中又看见了这个故事，这部作品提供了部分来源：1610年事情发生在多尔。我原来读到的书提供的细节更多。

哈德良去世时是六十二岁零六个月，但是他的疾病此前两年半就发现了。从130年起，疾病就潜伏在他身上。因此，有六年时间他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但总的说来不好，还有两年深为病痛所苦，最后的死相当温和。（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他的死，《回忆录》刚好结束于他去世之前几天。）

泽农去世时是五十九岁差六天。直到最后仍然保持强健的体魄。他的体质是干涩和神经质的；哈德良既是多血质，又是淋巴质。疾病在他的面容上引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浮肿，很早就这样了。

两人都极具判断力，做得到投以冷峻的一瞥。

哈德良对医学的兴趣。

哈德良有时受到秘术吸引。然而与泽农相比，他在这方面只不过是个“富有的爱好者”。

很不相同的两个人：一个是根据真实材料的片断来塑造的，另一个是想象出来的，但也从现实中吸收了一些养分。两条力线，一条从真实出发向想象发展，另一条从想象出发深入到真实，然后相交。中心点正是存在的感觉。

从星相学看：哈德良是宝瓶座，象征丰沛和天赋。泽农是双鱼座，象征秘密和冷淡，通过深渊的过程。哈德良的天空：土星-金星-木星。泽农的天空：土星-水星。

两人在肉欲方面都几乎只为男性的身体和气质所吸引。两人都有能力与女性交往和结下友情。哈德良比泽农在爱情上有更多闲暇。

“同性恋是对生活的一种看法”，四十年前，爱德蒙·雅鲁谈及《阿历克西》时这样对我说，这一意见来自一个在行为举止方面，我认为，完全是异性恋的男人，更加令人惊异。尽管我写了《阿历克西》，当时要理解他想表达的意思仍然感到有些困难，有点像泽农只是到了后来才理解堂·布拉斯的话。

在一定意义上，对泽农而言，希格·乌勒夫斯达特是他的普罗蒂娜。几乎平等的，可以信赖的同伴。但是泽农拥有过希格。

哈德良的同性恋行为有一套语汇和仪式；它植根于一种文化传统：它是罗马世界一种公开的放荡行为，尽管跟任何放荡行为一样受到道德家们的指责；它是拉丁诗人和希腊诗人笔下的诗兴；最后，它是一种纯希腊的（丝毫不是罗马的）哲学传统，醉心于希腊文化的哈德良十分有意识地追溯这一传统。必要时，他篡改一点自己的现实，为了将它纳入这些诗意的和豪迈的背景。这一切之中没有任何秘密。

泽农的性欲没有语汇。他激烈地摒弃他所属时代女性之爱的俗套，中世纪韵文故事风格的放荡无羁，或者彼特拉克式的细腻。另一方面，他的同性恋趣味无论在当时和在他周围如何常见，为法律所明令禁止。这些秘密的，往往也是短暂的关系不需要词语。它们只在无意识和意识上留下更深的印记。安蒂诺乌斯是哈德良身边有名份的娈童，可以说他有一个社会地位。阿莱伊始终是一个仆人。泽农与杰拉德，弗朗索瓦·龙德莱，胡安修士（也许还有约斯·卡塞尔）之间的交往，与今天类似的关系毫无区别。对于失去社会声望的畏惧，跟从前对于火刑的畏惧一样，产生的效果差不多完全相同。

然而，无论火刑多么司空见惯，对有恋爱关系的那群人来说，当时仍然是少见的风险。我们可以相信，一个十六世纪的同性恋爱人害怕火刑，就像今天一个有同样倾向的美国人害怕被赶出外交使团——也许少一点吧。

总之，对泽农而言，一切小说因素都由于缺少表达方式被排除了，或者说获得了几乎看不见的形式。只有诗人（莎士比亚，米开朗基罗），并且仅仅是他们中最了不起或最大胆的那些人，在当时，才能够表达。在达·芬奇那里，相反，表达受到的限制扩展到所有人类情感。

我们所知的泽农的青年时代，比哈德良的青年时代要多。

泽农在“深渊”里的沉思部分地是传统上佛教的沉思（水，火，枯骨……）。就泽农的情形而言，炼金术思想中“赫拉克利特式的”大胆开辟了通往这些不同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道路。严格说来，我本来可以让泽农重新创造这样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正如帕斯卡从某些前提出发，重新创造了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然而这样的做法对一部小说而言过于漫长，还会进一步提升我已经赋予泽农的不同凡响的思考能力。我宁愿设想他接受这种令人赞叹的相互渗透，实际上，在两个相互陌生的世界里这种情况几乎总会发生，有赖于一位穆斯林异端分子，而此人对印度教的某些方法有所了解，泽农得以接触到东方世界，就像我让泽农通过被迫改宗的堂·布拉斯了解犹太思想。

泽农时不时会说一些教会人士的玩笑话。

或许这里的主要区别在于时代，部分是真实的，部分也是主观的。无论我们做什么以求更贴近文本（留存到今天的文本相对而言并不多，这一事实也在起作用），我们仍然认为，尤其是仍然感觉到，古代世界比我们的世界更广阔，更辉煌，最坏的事情本身也因距离而获得了某种尊严：尽管我们作出一切努力来勾勒真实的人物，我们看到的哈德良仍然如同蒂施拜恩看见的罗马原野里的歌德，他既与正在流逝的当下时刻，也与支撑他却没有束缚他的古老传统和谐一致。

哈德良相信人与人之间有可能进行理性的交流，他相信语言可以转达思想（正因为此我们可以让他几乎以演说的方式讲述自己的一生）；泽农知道任何谈话都有误解和谎言，甚至与友善的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的谈话也不例外。

卡特琳是一个鲍布。

直到现在，我只读过阿普列乌斯著作的前面五六章，其余部分主要是通过内容概要和评注来了解的，我怀着惊奇和赞叹，在一个英译本里读到第九章中那位祭司的话，他讲述的显然是死亡的过程：“我接近死亡的边缘，踩到了珀耳塞福涅的门槛，我掉头回来，经历了一切狂风暴雨。午夜时分，我看见太阳发出灿烂的光芒，我明显地慢慢靠近上面和下面的众神……”这样，濒死的泽农，在只剩下听觉仍然持续片刻之前，最后看见的景象就是太阳在极地夏天的午夜里闪耀。当然，在我的书中，这幅景象是有意为之，因为泽农在瑞典拉普兰地区的旅行是他自己眼里最耳目一新的经历，并且意外地与回忆中一段短暂爱情的“白夜”联系在一起。阿普列乌斯从未看见过午夜的太阳，但我并不因此就对与他的巧合不感兴趣，甚至还更感兴趣。这是死亡，以及战胜死亡的一种原型象征。

约斯·卡塞尔不仅有实际用途；就像科拉斯·吉尔，不管他在人物的生活中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肉欲角色，他也回应了某种别的东西，即智力对于普通人的魅力。在层层叠叠的文化之下，对现实的本来面目的兴趣；对简化生活的兴趣。

众所周知，达·芬奇奉行素食主义并对动物世界怀有深厚的温情。人们往往忘记，蒙田也有这种温情，而且用美妙的方式表达过。我研读《悲歌集》时，在多比涅那里也发现很多这样的痕迹。

泽农的热忱可以与乔达诺·布鲁诺的热忱相提并论。但是前者更加干涩。布鲁诺首先是通灵者，是诗人。

从某些角度看，康帕内拉落后于他的时代（也许，他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修道院里使然），但从哲学论辩的角度看，他与我想赋予泽农的语气非常接近。然而泽农不可能将他的思想浇铸在任何形式的乌托邦里。

泽农二十岁时拒绝的蒂埃里·卢恩给他的提议，正是康帕内拉差不多二十六岁时所拒绝的，他为此坐了三十一年牢狱：带领一小群人，武装起来进行社会和政治反抗。

布鲁诺和康帕内拉在骨子里是诗人，泽农一点儿也不是。

自杀。泽农自杀，不是出于原则或者由于某种特别的吸引力，而是他被挤压在一个不可接受的妥协和一种毫无意义的痛苦的死亡之间，我们任何人处于他的位置都会像他那样做，比如，K.洛维特的母亲面临被送往达豪的威胁时，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以同样的方式，切开自己的静脉。）哈德良，为防备落入敌人之手，让人在自己胸前心脏的位置作了标记，他也会同样做，而且同样“睁开双眼”。

但是，哈德良在临终时刻回顾的是自己作为人的过去，而不是朝向已经将他带走的巨大的声音和光亮。

自杀。泽农，三岛由纪夫，蒙泰朗（1972年9月21日去世，即五天前——我在26日星期二，1972年，写下这些字）。被撕裂的，打开的身体，释放了灵魂。（三岛由纪夫死于1970年11月。他的最后一篇访谈死后发表在《费加罗》上，我记得其中提到了《哈德良回忆录》。）

泽农处于动力论和生机论思想的最边缘，在现代类型的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的边缘；我们走完很长一段路之后，回到了非常接近于吉贝尔和帕拉塞尔苏斯的精神概念，我们身后有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世界，我们与他在这些边缘上相遇。

亨利-马克西米利安似乎分割为两部分，他既纵情声色，又深情款款，一方面是酒馆和妓女，另一方面是他对所谓贞洁女人的柔情和热忱——他按照游戏规则（以及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她们是这样的，他属于有教养而又追逐声色的那一类人，这个世界在我们之前一直存在（也许今天仍然存在……）。饥荒期间他给短缺食物的美人送去火腿，这个情节显示他第一次向前迈出一步，超越了唯一的感官享受，唯一的虚荣，以及他所属时代的唯一的理想主义偏见。在一分钟里，他爱的是这位贵妇本人，是她本来的样子。

关于泽农那几段籍籍无名的生活，要说的话还很多：在莱昂，在圣灵桥，在阿维尼翁，在里昂处于多莱和塞尔维之间，在马赛登船前往阿尔及尔之际……又如，1541年回到里昂，在热那亚和博洛尼亚短暂停留，在此我只一笔带过他与洛伦扎齐奥的会面，以及约瑟夫·哈-柯恩和鲁吉耶利的名字。再如另外两段语焉不详的经历，一段在德国，1542年至1551年期间，只出现了他与玛尔塔的偶遇，提到阿莱伊，以及在巴塞尔遇到的麻烦，泽农的这段生活与帕拉塞尔苏斯的经历最为接近，他们都有过金钱上的起起落落，在孤独中默默无闻和几乎处于幻觉状态；然后，逃离因斯布鲁克之后，又来到德国和波兰，从1551年冬一直待到1955年抵达瑞典。小说中没有关于这段时期的任何信息和细节，只提到雷根斯堡的博尼法奇乌斯·卡斯特尔，受雇在波兰国王的军队里担任军医，回忆起沿途看见冻僵的奄奄一息的伤兵（这一段描写我是从一位美国医生的叙述里得到的启发，1944年战场上的惨状纠缠了他整整一生），还有我自己也参加过的克拉科夫的弥撒。

然而我花了很多时间来想象这些时期，很想将它们写下来，哪怕让这本书的篇幅多出一百页……但是，那样做会不可补救地伤及不同事实和回忆的重要性级别，我们得到的会是一本平淡无奇的传记，其中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切都说了。

因斯布鲁克是一段危机时期：自我最后的反弹。在布鲁日，转变差不多完成了。

回答格雷斯翻译《苦炼》时提的一个问题，关于《修道院院长的病》一章中瓦隆卫队的中士（雄鹿客栈）。不可能将这队士兵的头目换成上尉，因为客栈的等级和背景要与《在因斯布鲁克晤谈》形成呼应。中士一词的好处：我们立刻进入了一个平民环境。

从内部和外部看到的人物。

院长一直是从外部看到的。只有他的话语透露出内心世界。

在泽农身上，即便没有任何虚伪的成分，内部和外部仍有巨大差异。《深渊》一章要透露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夏天的乐趣》一章部分的也是同样的效果。）《在因斯布鲁克晤谈》中，内心通过话语透露出来，然而这样一来，思想即便没有任何约束地表达出来，已经用语言形成了。在另外几章中，思考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是一种从行动中诞生的思想，它本身的部分是外在的。在与院长的交谈中，话语本身被置于院长的参照背景上，甚至当泽农与院长意见相左时也是这样，我们只能看到人物的一面，折射角以及与时代形成的入射角。这种情形产生的奇特效果是天才让位于智慧。

细节：虚构那个偷窃膏药的无赖修士，原本只是为了让泽农有理由发火，后来刻画西普里安修士的性格时也用上了。

教会人士。我认为书中一共有五个：康帕努斯，堂·布拉斯·德·维拉，教廷大使，院长，圣巴汶修道院的主教院长。对他们加以区别极其困难，不是指这些人物的性格，他们各自的性格非常鲜明，而是他们的级别，头衔，以及当有人跟他们说话时，他们的应答方式，才不至于让读者一头雾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利用这种困难。那些泽农对他们的兴趣相对来说不算持久的人物，在他的记忆中留下的仅仅是头衔。他经常想到的那些人物有一个名字。为了避免混淆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和雅各比会修道院院长，即堂·布拉斯·德·维拉，后者在小说整个第一部中只有一个头衔，后来才有了名字。但是这个细节也意味着泽农想到他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关于书中几个女人的名字，也是同样的考虑。匈牙利女人和瓦朗斯姑娘没有名字，因为她们在人物的记忆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而且更多由于时代而非性格的原因，泽农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区分女人的个性特征。尽管弗罗索夫人在泽农眼里有鲜明的个性，但是她也没有名字，部分原因是对他而言，她首先是一位贵族夫人。

也许是在与女性人物的关系上，他最难完全忠实于时代的习俗。可以仿效的例子之一是《丢勒日记》；另一个是蒙田。女人在文艺复兴时期男人的头脑里（除非这个人是柏拉图主义者或者彼特拉克式的文人，或者布朗多姆式的浪荡子，即便这样也还难说），就算不是配角，始终也只扮演一个极其有限的角色。

院长稍稍谈到了自己的妻子，他这样做的时候应该极其迟疑。他为提起这样谦卑的回忆感到难为情。

女佣卡特琳显然与关于童年的叙述中提到的那些女佣相呼应。

然而这些都不应该说出来。泽农本人不会费心去作这些比较。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我们看见一个人物在生活中与一些人交往，但要避免必然让他回忆起同样这些人。这里显然有一种技巧，可以说是一个窍门，用来表现人物的不同侧面，呈现任何人生都具有的几乎无法穷尽的丰富性。然而也有一种内在的真实：记忆会在有意无意间有所遗漏，扔掉那些不是最根本的东西。无论维维安还是雅奈特·弗贡尼埃，都不应该再次提起她们的名字。

在技巧上无法做到充分描写与一个人物对应的所有人，然而这是任何人生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我去掉了穆斯塔法这个人物，因为我们一下子又会回到与埃里克王子相关的那些段落同样的节奏。

细节的虚构。圣血节的仪式行列：这个细节只是为了说明在酒馆里吃饭的人为何要靠窗坐（塞维利亚回忆的影响）；但是这次游行发生在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之后，这件事最终决定了小说结尾的进程。

另一方面，这个细节引出了瓦隆卫队士兵充当人墙的细节，还有院长步行走完仪式行列后感到疲惫的细节。最后，在此提到的圣血成为某种象征，象征流淌的鲜血。

描绘深渊里的焦虑异乎寻常地困难，这种焦虑不是情感上的，而是形而上学的。大部分读者也许以为这里没有什么好担忧的。然而，这也是部分地发生在帕斯卡身上的情况，大部分读者关注的是感情充沛的《耶稣的秘密》，或者是迎合他们好争辩精神的说理部分。但是人们谈起帕斯卡的“深渊”时，仿佛他的房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洞。几乎从未有人触及主旨。

另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表现内心的眼光而不是理智的观念，读者不要以为这是倒退而不是进步，尤其在法国，理智的观念高高在上，排斥几乎任何其他形式的思想。内心的眼光是缓慢的，几乎静止不动的，它会令有些人感到扫兴，这些人以为智力是某种快速的东西，甚至不惜以肤浅为代价。只有纪德，在《人间食粮》里触及到了某种非常深刻的东西，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也许他自己以为只是一个悖论：“智者是无缘无故感动的人。”要有勇气描绘一个沉浸于凝视微不足道事物的人物，这种凝视是神圣的，令人筋疲力尽；描绘一个人的头脑多么缓慢地，不可逆转地察觉到事物的奇异之处。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