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炼》起诉书

他在城里的监狱里只待了一夜。第二天他就被转移了，而且还受到一定礼遇，他的房间朝向旧法院书记室的院子，窗户铁条和门锁都很结实，但是它具备了一名要犯能指望的差不多全部舒适。这里前不久关押过一个被控贪污的市政长官，更早一些，关押的是一名被法国人重金收买的爵爷；不会有更好的拘押地点了。然而，在黑牢里度过的一个晚上已经让泽农惹上了跳蚤，他费了好几天工夫才将它们清除干净。令他吃惊的是，人们同意他让人送来自己的衣物；几天之后，甚至连文具匣也还给他了。但是他想得到书籍的要求被拒绝了。很快，他得到允许，每天可以在院子里散步，地面有时结冰，有时泥泞，陪同他的是那个诡诈的狱卒。然而，有一种恐惧始终萦绕不去，那就是对酷刑的恐惧。这个以治病为业的人一直无法接受的是，竟然有人用一套方法来折磨自己的同类并以此为生。长久以来，他一直训练自己对此漠然置之，不是对痛苦——这种痛苦本身并不比外科手术中伤者的疼痛更难以忍受——而是对将痛苦故意强加于人的暴行。他逐渐习惯了自己的恐惧。如果有一天他不得不呻吟，喊叫，或者像西普里安那样编造谎言嫁祸于人，那么，犯下过失的是那些成功地拆散了一个人心灵的人。但是这种令他无比担忧的恐惧并没有到来。显然是有强有力的保护人介入。然而，这并不妨碍对拷问架的恐惧仍然停留在他身上某个地方直到最后，让他不得不在每次有人开门时都要克制住惊跳。

几年前他来到布鲁日时，以为自己已经在人们的无知和遗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并不可靠。但是，他的一个幽灵大概潜伏在人们的记忆中继续生存；这场风波让这个幽灵浮现出来，比长期以来跟人们擦肩而过的他更加真实。模模糊糊的传闻突然之间凝固了，跟诸如魔法师，背教者，恶棍，外国密探等滑稽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无论任何地方，这些想象总是漂浮在愚昧无知的头脑里。任何人也没有在塞巴斯蒂安·戴乌斯身上认出泽农；但事后所有人都认出他来了。在布鲁日，任何人以前也没有读过他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如今也没有更多人翻阅过，但是，一旦知道它们在巴黎遭到禁止，在罗马受到怀疑，任何人都觉得有资格诋毁这些危险的天书了。当然，某些好奇并且稍微敏锐一些的人，可能早已猜到他的身份；并非只有格利特一人有记忆和眼睛。但是这些人保持缄默，这样看来他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但也有可能他们在等待时机。泽农始终怀疑有人提醒过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或者相反，院长在桑利斯让一位旅行者登上他的马车时，就已经知道与他交谈的这位哲学家写过一部颇有争议的作品，这本书正在广场上被焚烧。泽农倾向于相信第二种情形，这样可以让他在最大程度上对院长的勇气心怀感激。

不管怎样，他遭遇的灾难已经改变了面貌。在一桩有几个见习修士和两三个坏僧侣卷入的淫荡事件中，他不再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他重新变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公。他的罪状在不断增加，但是至少，他不再是被草率的司法程序匆匆打发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塞巴斯蒂安·戴乌斯很可能遭遇那样的情况。碍于棘手的审理权问题，他的案子可能会旷日持久。市政法官在终审时审理属于普通法的罪行，但是主教坚持在这个涉及无神论和异端的复杂案子上拥有最后发言权。一个由国王新近任命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何况这个城市迄今为止从未有过主教的职位，在很多人看来，此人是宗教裁判所巧妙地安插在布鲁日的帮凶。实际上，这位主教有意通过公正地处理这桩案子，出色地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帕托洛梅·康帕努斯议事司铎不顾高龄，为这件事殚精竭虑；他建议并且最终争取到让鲁汶大学的两位神学家前来参与旁听，被告曾获得这所大学的教会法学位；人们不知道这一安排是征得主教的同意作出的，还是与他的意愿相违。在某些思想过激的人中间还流行一种激进的意见，认为渎神者属于教廷圣职部在罗马的法庭直接管制，重要的是昭示其理论的背谬之处，最好将他严加看管押送到罗马，让他在圣母马利亚-絮尔-密涅瓦修道院的某个牢房里反省。相反，理智的人们则坚持应就地审判这位在布鲁日出生，然后化名回来的渎神者，他出现在一个虔诚的团体内部助长了混乱局面。这个泽农在瑞典国王的宫廷里待过两年，他也许是北方强国的间谍；人们也没有忘记，他从前还在不信教的土耳其人的国家生活过；应当弄清楚是否如传言所说，他在那里有过背教行为。人们面临的是一桩有多重罪状的案子，这场诉讼有可能持续数年，成为城市体液中的固定性脓肿。

在这一片聒噪之中，导致塞巴斯蒂安·戴乌斯被捕的证词变得次要了。主教原则上反对关于巫术的罪名，他对春药之说不屑一顾，视作无稽之谈，但是某些市政法官对此深信不疑，而老百姓认为事情的关键就在于此。渐渐地，就像所有令无聊闲人一时兴味盎然的诉讼一样，这个案子呈现出大相径庭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法律人士和教会人士眼中的案子，他们以审判为业；另一方面是市井之间编造的案子，他们想看到的是恶魔和受害者。负责调查的刑事长官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案犯与信奉亚当和至福的天使小团体之间的亲密关系；另外六名犯人否定了西普里安的指控；这些人只在修道院的拱廊或者长街上匆匆瞥见过医生。弗洛里安自吹他引诱伊德莱特靠的是许诺亲吻，柔美的音乐和手牵手围成圆圈，他根本不需要曼德拉草根帮忙；伊德莱特的罪行本身也让堕胎汤剂的故事站不住脚，这位小姐虔诚地起誓，她从未请求过得到这种药，也从未需要加以拒绝；最后，更好的证词是，在弗洛里安看来，泽农是个已经上了年纪的家伙，的确，他沉浸于巫术，但是他出于险恶的用心而对天使们的游戏怀有敌意，他还试图让西普里安脱离他们。从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供词中至多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个自称塞巴斯蒂安·戴乌斯的人从他的助理口中对蒸气浴室里发生的伤风败俗的事情略知一二，只不过他没有尽检举之责。

医生与西普里安之间有着令人厌恶的亲密关系倒是说得过去，然而街坊邻居对医生的风范和德行捧上了天；在这种罕见其匹的声誉中，甚至有着某种令人感到蹊跷的东西。鸡奸的说法刺激了法官们的好奇心，于是下令就此展开调查：反复搜寻之后，人们认为发现了被告刚到布鲁日时，跟让·米耶的一位病人的儿子过从甚密；出于对一户体面人家的尊重，调查没有深入下去，而那位以相貌英俊著称的年轻骑士早已负笈巴黎，即将在那里完成学业。这个发现可能会令泽农忍俊不禁：他们之间的交往仅限于交换书籍。就算有其他更见不得人的接触，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而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经常宣扬要运用各种感官进行试验，要调动身体的一切可能性，那些最丑恶的乐趣可以从这一信条中得出推断。推测依然存在，但由于缺乏证据，人们又回到了言论罪。

另一些指控可能具有更迫切的危险性。方济各会的修士们指责医生将济贫院变成了躲避法律追究的逃犯们的据点。在这一点以及其他很多问题上，吕克修士极其有用；他的看法毫不含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弄错了。人们过于夸大了蒸气浴室里的放荡行为；西普里安只不过是个被漂亮姑娘弄得神魂颠倒的黄口小儿；医生无可指摘。至于反叛者或者加尔文派的逃亡者，如果他们中有些人进了济贫院的大门，他们的脖子上并没有挂着牌子，而忙碌中的人有比从他们嘴里套出话来更要紧的事情做。吕克修士作完他一生中最长的发言后退下了。他还帮了泽农另一个大忙。他在空无一人的济贫院里收拾东西时，碰巧看见了哲学家扔掉的那块画着人脸的石头，他将这件不适合乱放的物品扔进了运河。相反，管风琴师对被告不利；关于医生，他们要说的当然只有好话，但是塞巴斯蒂安·戴乌斯不是塞巴斯蒂安·戴乌斯，这件事对他们，对他和他老婆，是一个打击。最不利的事情是他们提到那些滑稽的预言，这两个老好人曾经觉得那么好笑；人们在圣科姆济贫院存放书籍的房间壁柜里找到这些文章，泽农的敌人们知道如何利用它们。

正当抄写员们用粗细笔画誊写汇集起来的二十四条控告泽农的罪状时，伊德莱特和天使们的历险接近尾声了。德·洛斯小姐的罪行不容置疑，处以死刑；即便她的父亲出面也救不了她，而她的父亲跟另外一些佛兰德斯人一起正在西班牙被扣为人质，事后才得知噩耗。伊德莱特死得庄严而虔诚。为了不撞上圣诞节的节庆活动，死刑提前几天执行。公众舆论转变了：美人悔恨的神情和含泪的眼睛令众人深受感动，人们为这位十五岁的姑娘叹息不已。按照规定，伊德莱特因犯弑婴罪当被活活烧死，然而贵族出身使她获得被斩首的待遇。不幸的是，刽子手被她娇嫩的颈项吓得双手发软：他不得不三次重来，行刑之后，他在一片嘲骂声中落荒而逃，木头套鞋和从市场菜篮里捡来的白菜像冰雹和暴雨一样落到他头上。

天使们的诉讼持续时间长一些：人们试图从他们的坦白中得到线索，让一些秘密的邪教分支露出水面，也许还可以追溯到世纪初已遭灭绝的圣灵兄弟会，据说，这一邪教就宣扬和奉行类似的不轨行为。然而弗洛里安这个疯子宁死不屈；酷刑也无济于事，他宣称从未从一个名叫雅各布·凡·阿尔玛吉安的亚当派大师那里接受过异端学说，后者还是个犹太人，是大约五十年前死去的。他没有任何宗教理论，仅靠自己独自一人在肉体的欢愉中发现了纯洁的天堂。人们即便用尽世上的所有钳烙刑也不会令他改口。唯一一个逃脱死刑判决的是吉兰修士，他自始至终装疯卖傻，哪怕受刑时也一样，因而最终被当成疯子关押起来。另外五名犯人跟伊德莱特的结局一样感人。泽农通过他的狱卒收买了刽子手，让他们在火苗触碰到这些年轻人之前先将他们勒死。他的狱卒惯于做这类交易，这种小小的协商也是司空见惯的做法，恰好可以贴补一下行刑者们微薄的收入。这个计策对西普里安、弗朗索瓦·德·布尔和另外一名见习修士成功了，让他们避免了最坏的情形，当然，也并不能免除他们预先经受的恐惧。但是，这个安排对弗洛里安和另一名见习修士却落空了，刽子手没有来得及悄悄过去搭救他们；人们听见他们叫喊了差不多半个钟头。

总务跟他们是同伙，但是他已经死了。一从奥登纳德被带回布鲁日羁押，他就让城里的朋友送来毒药，既然不能将他活活烧死，人们便按惯例焚烧了死尸。泽农对这个阴险的人几乎没有好感，不过要承认皮埃尔·德·哈梅尔懂得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像人一样死去。

泽农是从喜欢饶舌的狱卒那里得知所有这些细节的；这个滑头对两个死囚临时碰到的意外感到歉意；他甚至建议退还一部分钱，尽管这不是任何人的错。泽农耸耸肩。他又暂时抱定了一种无所谓的态度：重要的是保存自己的体力直到最后。然而这一夜他还是未能入睡。他在头脑中为这幕惨剧寻找一剂解毒药，他想西普里安或弗洛里安一定是为了拯救某个人而被扔进火堆的：这件事的残忍之处仍然在于人的麻木，而不是事实本身，从来都是如此。突然，他撞在一个回忆上：他年轻时曾经将液体火药的配方卖给海雷丁埃米尔，他们在阿尔及尔的一场海战中使用过，而且此后可能还在继续使用。这个行为本身不足为奇：任何制造烟火的人都会这样做。这种烧死过成百上千人的发明甚至还被视为战争技术上的一个进步。战争是以狂暴抗击狂暴，是你死我活的战斗，这种暴力与以一位仁慈的上帝之名故意施以酷刑的残暴行为固然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他仍然曾经发明和参与将凌辱强加于可怜的人的肉体，时隔三十年后他才感到悔恨，而海军将领和王公们不过对此微微一笑。还不如尽快走出这个地狱。

人们不能抱怨那几位神学家没有尽责，他们从被告的著作中梳理出了不恰当的，异端的，或者干脆是渎神的言论。他们从德国弄来了《理论赞》的译本；其余作品在让·米耶的书柜里。令泽农惊讶不已的是院长竟然有一册他的《未来事物之预言》。将这些论述，或者不如说将对它们的贬责汇集起来，哲学家饶有兴趣地勾勒出这个基督纪元1569年人类见解的地图，至少是他的思想曾经涉足过的那些晦暗的区域。哥白尼的体系没有被教会弃绝，然而在身着大翻领，头戴四方帽的人士中，最明智的那些人露出一副精明的神情摇摇头，断言那一天为时不远了。这一论断将太阳而不是地球置于世界的中心，可以容忍它作为一种谨慎的假设提出来，但它仍然伤害了亚里士多德和《圣经》，更伤害了人类将自己的居所放在万物中心的需求。一个观点若与按照常理看来的明显事实相去甚远，就会令普通人不快，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用走得更远，泽农凭自己就知道，地球在运动这一观点在多大程度上粉碎了我们每个人为了生存而形成的习惯；他想到自己从属的那个世界不再仅仅是人类寄居的地方，不免感到陶醉；但是这种空间的扩展却会令大多数人感到恶心。比起胆敢用太阳来取代地球在万物中心的位置，更糟的是德谟克利特的错误，即相信世界的无限性，它剥夺了太阳本身的独特地位，甚至否定一个中心的存在，这种理论在大多数人看来不啻是一种阴险的亵渎。哲学家满怀欣喜刺穿天球，奔向这些寒冷而又炽热的空间，但普通人远非如此，在那里他会感到茫然无措，而大胆者冒险证明这个空间的存在，却成为变节者。这些规则同样适用于纯粹观念这一更加危险的领域。阿威罗伊的错误在于，他假设有一个冰冷的神性在一个永恒的世界内部起作用，这一假设似乎夺走了虔诚的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制造一个神的可能，而将愤怒和善意留给人自己。奥利金的错误在于灵魂的永恒，它对当下的经历不屑一顾而令人愤慨：人们固然希望一个由他来负责的幸福或不幸的永生在眼前展开，而不是一个永恒的期限从四面八方铺陈开来，在其中他是一切，却并不存在。毕达哥拉斯的错误是允许动物具有在本质上和物质上跟我们一样的灵魂，这一观点令无羽毛的两足动物更为震惊，后者坚持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永生的生灵。伊壁鸠鲁的错误，就是假设死亡是一种终结，尽管这一假设最符合我们在死尸旁边和在墓地里的观察，却击中要害，它不仅伤害了我们想存在于世界上的贪婪，也伤害了我们相信自己配得上留在世界上的愚蠢的骄傲。所有这些观点都被认为冒犯了上帝；事实上，人们指责的主要是它们动摇了人的重要性。它们的传播者有坐牢甚至更大的危险，也是自然而然。

从纯粹观念重新回到人类行为的曲折道路上，畏惧更甚于骄傲，成为卑劣行径的第一推动力。泽农鼓吹自由运用感官，他毫无蔑视地谈论肉体的愉悦，这种胆大妄为激起众人的恼怒，在这一领域，人们受到很多迷信观念的约束，更受到虚伪的约束。冒险进入这一领域的人，无论他是否比那些激烈的毁谤者更清苦，有时甚至更贞洁，都无关紧要：人们一致认为，世界上的任何火焰和酷刑都不足以惩罚如此恶劣的放荡行为，尤其是精神的大胆似乎加重了单纯的肉体大胆。在智者看来，任何国度都是故国，任何宗教都以各自的方式成为具有价值的信仰，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同样令这群思想的囚徒气急败坏；这位背教的哲学家不放弃他的任何一种真正的信仰，如果说对于所有这些人而言他都是一头替罪羊，那是因为每个人在私下，有时甚至在不为自己所知的情况下，有一天，都曾经希望过走出他至死都被封闭在其中的圆圈。起来反抗君主的叛逆者，在循规蹈矩的人们中间同样激起某种怀有妒意的愤怒：他的“不”触怒了他们无休无止的“是”。然而，在这些想法与众不同的妖魔中，最难对付的是那些具有一定操守的人：人们不能完全蔑视他们的时候，他们更加令人生畏。

论玄奥哲学：某些法官坚持认为泽农从前或近期热衷于巫术活动，身陷囹圄的人为了节省体力，本来已经几乎不动脑子了，但是法官的态度促使他去思考这个惹恼他们的问题，也是他一生中作为副业加以关注的问题。尤其在这一领域，博学之士与普通人的看法大相径庭。众人以为魔法师法力无边，对他既敬且畏：他们仍然出于嫉妒而竖起耳朵。在泽农的住处，人们找到的不过是阿格里帕·德·内特希姆的著作，这让他们相当失望，康帕努斯议事司铎和主教也有这本书，还有晚近出版的吉恩-巴蒂斯塔·德拉·波尔塔的著作，主教大人案头也有一册。由于人们在这些问题上不肯放松，主教为了公正起见，坚持亲自审讯被告。愚人们认为巫术是超自然的科学，相反，这一体系令主教忧心忡忡，因为它否认神迹。泽农在这一点上差不多是真诚的。所谓的魔法世界由吸引力和排斥力构成，这些力量服从于尚未破解的规律，但并非不能为人的理解力所认识。在人们认识的物质中，似乎只有磁石和琥珀部分透露了没有任何人探究过的这些秘密，但有一天它们可能会令一切豁然开朗。魔法，以及它派生出来的炼金术，其重要价值在于假定物质的同一性，以至于某些炼金术士认为可以将物质视为光和闪电。人们就这样走上了一条通向远方的道路，然而一切配得上信徒这个名号的人都承认，这条道路充满危险。泽农曾经十分感兴趣的机械科学与这些探寻之间也有相通之处，因为它们努力将对事物的认识转化为对事物，进而间接地对人的作用力。在一定意义上，一切都是法术：关于植物和金属的科学是法术，它让医生得以对疾病和病人产生影响；疾病本身也是法术，它像着魔一样强加于人体，人体有时甚至不愿意被治愈；尖锐或低沉的声音也是法术，它们让心灵骚动不安，或者相反趋于平静；那些几乎总是比事物还要强大的词语，它们具有的狂暴力量更是法术，用这种法术解释《形成之书》里的论断，而不必提及《约翰福音》。环绕在君王身边以及从教堂的仪式中散发出来的威仪也是法术，黑色的断头台和行刑时阴森森的鼓点也是法术，它们让围观者比受刑者更感到迷惑和恐惧。最后，爱与恨也是法术，它将一个人的形象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让我们任自己梦牵魂萦。

主教大人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一个按照这样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宇宙，没有给上帝的个人意志留下位置。泽农表示同意，他并非不明白自己所冒的风险。随后，关于什么是上帝的个人意志，它通过哪些中介起作用，以及它对于神迹的发生是否必要，大家交换了一些看法。比方说，主教认为《物质世界论》的作者对圣方济各的伤痕的解释中，没有任何令人不快之处，在泽农看来，这些伤痕是强大的爱所产生的极致效果，这种爱会在任何地方将爱着的人塑造成与被爱者相似的形象。招致哲学家获罪的不慎之举在于，他认为这一解释是排他的，而不是包容的。泽农否认他这样说过。出于某种辩证论者的礼貌，不过是站在对立面，主教大人随即巧妙地提醒泽农，虔诚的尼古拉·德·库萨红衣主教过去并不赞成围绕显示神迹的雕塑和流血的圣体饼表现的热情；这位令人尊敬的学者（他也推测宇宙是无限的）似乎预先接受了蓬波纳齐的理论，对后者而言，神迹完全是想象力的效果，跟帕拉塞尔苏斯和泽农希望巫术的幻象产生的效果一样。但是，虽说虔诚的红衣主教从前尽量容忍胡斯派信徒的谬误，如今他也许会对如此大胆的观点保持缄默，因为丝毫不想显得要给异端分子和渎神的人提供保证，这些人比起他那个时代为数更多了。

泽农只能表示同意：如今的风气肯定比从前任何时候更不利于言论自由。他用辩证论者的礼貌回敬主教，补充道，认为幻象完全出自想象并不意味着它是“想象的”这个词汇通常的意思：存在于我们身上的神灵与魔鬼都是十分真实的。主教听见这两个复数名词中的第一个，皱了一下眉头，然而他是文人，懂得对阅读希腊和拉丁作者的人应当网开一面。医生已经接着说下去了，他描述自己一直以来密切观察病人产生的幻觉：最真实的人也会在幻觉里出现，有时还会有真正的天界和真实的地狱。回到法术的话题以及其他类似的理论，需要与之抗争的远远不只是迷信，而是愚钝的怀疑主义，它卤莽地否认不可见和不可解释的事物。在这一点上，主教毫无保留地表示与泽农意见一致。最后，他们谈到了哥白尼的幻想：在被告看来，这个完全假设的领域并无神学上的危险。人们至多可以将他的理论斥为假说，因为他将一种与《圣经》相悖的模糊不清的理论当作最合理的解释。尽管主教并未将哥白尼与路德和加尔文相提并论，后两人宣布了一个对约书亚的故事加以嘲笑的体系，但他认为，对于虔诚的基督徒而言，哥白尼的体系不如托勒密的体系易于接受。在这个问题上，他还以倾斜线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相当正确的数学上的异议。泽农承认很多问题尚有待证实。

回到他的住处，也就是说监狱，泽农很清楚这场牢狱之灾的结局将是难逃一劫，他对琐细的论辩感到厌倦，设法让自己尽量减少思考。最好用一些机械的活动来占据脑子，以免自己陷入恐惧和愤怒：现在是他自己成了需要支撑和不要感到绝望的病人。他的语言知识派上了用场：他掌握学校里讲授的那三四种书面语言，一生的经历又让他差不多熟悉了五六种不同俗语。他常常感到遗憾，自己将这些不再使用的词语像包袱一样背负在身上：知道十几种用来指称真理或正义概念的声音或符号，未免有一点滑稽。这堆乱麻成了一种消遣的方式：他列出清单，划分群组，比较字母表和语法规则。他想设计一种有逻辑的语言，跟音乐记谱法一样清晰明了，能够有序地表达一切可能存在的事实，这个游戏让他玩了好几天。他自己发明密码语言，好像他要向某人传达秘密消息。数学也很有用：他推算监狱的屋顶上星辰偏斜的位置；他重新仔细计算那株植物每天吸收和蒸发的水量，而它想必早已在配药室里枯死了。

他又想了很久飞行器和潜水器，还有如何用模仿人的记忆的机械来记录声音，他曾经跟里默一起画过装置图，后来自己有时也在练习簿上勾画。然而，给人的四肢加上这些人为延展的部分，也让他产生怀疑：只要潜水者在水下仅仅依靠自己的手段就会窒息，那么钻进一个铁质或者皮革的罩子里进人大洋深处又有何用？只要人体仍然是像石头一样坠落的沉重的一团，那么借助脚踏板和机器上天又有何用？尤其是，这个世界已经过多地充斥着人的谎言，即便找到办法来记录人的声音又有何用？他在莱昂烂熟于心的炼金术图表上的片段突然从遗忘中跳出来。他时而仔细考察自己的记忆，时而考察自己的判断，迫使自己一点点重新回忆起几次外科手术的步骤：比方说他曾经两次尝试过输血。第一次试验出乎意料地成功了，然而第二次却导致了突然死亡，死的不是献血者，而是受血者，似乎从不同的人身上流出的两种红色液体之间，确乎存在着不为我们所知的爱和恨。也许可以用同样的融合和排斥来解释不同夫妻的不育或多育。后一个词语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被巡逻队带走的伊德莱特。他精心筑就的防线被突破了：一天晚上，他坐在桌前，茫然地看着蜡烛的火苗，他突然想起被扔进火刑堆的那些年轻修士，恐惧、怜悯、焦灼，以及由一种愤怒变成的仇恨，让他泪流满面却又为此感到羞愧。他不再明白自己究竟为什么人，为什么事如此痛哭。牢狱让他变得虚弱了。

在病人床头，他时常有机会听到讲述梦境。他也做过自己的梦。人们几乎总是仅仅满足于从这些幻影中获取一些往往真实的预兆，因为它们透露了做梦者的秘密，然而泽农心里想，头脑得到释放之后的这些游戏，尤其能够告诉我们的是心灵感知事物的方式。他列数梦中看见的物质的特性：轻，不可触知，不连贯，完全摆脱了时间的束缚，人的外形不稳定，以至于每个人在其中都是好几个人，而好几个人又会变成一个人，对模糊记忆近乎柏拉图式的感觉，对一种必需几乎无法忍耐的感受。这些幽灵般的类别与秘术术士们声称他们所了解的死后的存在十分相似，仿佛对于灵魂来说，死亡的世界会继续夜晚的世界。尽管如此，生活本身在一个行将与之告别的人眼里，也获得了梦境的奇异的不稳定性和古怪的秩序。他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就像从他受审的书记室大厅到重重上锁的囚室，就像从他的囚室到白雪覆盖的院子。他看见自己在一个窄小的塔楼门口，那是瑞典国王陛下在瓦斯泰纳给他安排的住处。埃里克王子前一天在森林里追赶过一头高大的驼鹿，此刻它站在他面前，一动不动，就像那些耐心等待救援的动物。做梦的人感觉到他有责任藏匿和拯救这头野兽，却不知道如何才能让它跨过这个人类居所的门槛。驼鹿的黑色皮毛闪亮而潮湿，好像它是涉水而来。还有一次，泽农坐在一只小船上，通过一条江水的入海口。那天天气晴朗，有风，成百上千条鱼在艏柱旁游弋，时而被水流卷走，时而抢在水流前面，从淡水游向咸涩的水，这场迁移和出发充满欢欣。但是做梦也变得无用了。事物自动染上了只有在梦境中才会有的色彩，使人想起炼金术术语里纯粹的绿色、紫红色和白色：有一天，一只橙色的苹果光彩夺目地摆放在他的桌子上，像一只金球般久久地闪闪发光；它的气味和滋味也传递着讯息。好几次，他以为听见了一种庄严的音乐，像管风琴的声音，如果管风琴的声音可以无声地传播的话；是精神而不是听觉在接收这些声音。他的手指掠过一块覆盖着青苔的砖头略微粗糙的表面，他感到自己在探索大千世界。一天早上，他跟看守吉尔·隆博一起在院子里转圈时，他看见高低不平的石板地上有一层透明的冰，一股水在冰下流动，跳跃。这股细细的水流寻找并找到了自己的流向。

至少有一次，他做了一个白日梦。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俊美而忧伤，出现在房间里。他一身黑衣，像是来自我们在梦里寻访过的那种魔幻城堡，倘若不是他突然地、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眼前，既没有看见他进门，也没有看见他走动，泽农简直要以为他是真实的了。这个孩子跟他长得很像，然而却不是在羊毛街长大的那个孩子。泽农在自己的过去里搜寻，但是他的过去里只有很少几个女人。他十分小心地对待卡希尔达·佩雷兹，不想让这个可怜的姑娘怀着他的骨血回到西班牙。布德城墙下的女俘，在他占有她之后不久就死去了，而他也只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想起她。其余的女人几乎都是些荡妇，是旅途中的偶然让他碰上了她们：这些皮肉之欢令他觉得索然无味。然而弗罗索夫人与众不同：她深爱他，甚至希望给他提供一个长久的栖息之地；她想要一个他的孩子；他永远无法知道这个超越肉体欲望的心愿是否实现了。那一股精液有可能穿越黑夜，最终成为这个生灵，并通过这个既是他又不是他的生命延续，也许还会繁衍他的本质？他感到无比疲累，以及不由自主的一丝骄傲。如果真是这样，他与之息息相关，正如他在其他地方已经通过自己的著作和行为与这个世界息息相关；只有直至时间的尽头，他才能走出迷宫。希格·乌勒夫斯达特的孩子，白夜的孩子，可能中的可能，用他惊奇然而深沉的眼睛凝视着这个筋疲力尽的男人，似乎有问题想问他，那是泽农根本答不上来的一些问题。很难说究竟他们中哪一个注视另一个人的目光里含着更多怜悯。幻影突然消失了，如同它的出现一样突然；也许只是想象中的孩子不见了。泽农迫使自己不要再想这件事；也许这不过是囚徒的幻觉而已。

夜间看守是一个叫赫尔曼·摩尔的人，个子高大粗壮，寡言少语，在走廊尽头保持警觉地打盹，他唯一的嗜好似乎就是给门闩上油，擦亮。但吉尔·隆博是个快活的滑头。他当过流动商贩，打过仗，因而见多识广；他喋喋不休的唠叨让泽农得知城里在议论和发生的事情。跟所有身份尊贵或者贵族出生的囚犯一样，泽农每天有六十个苏的拨款，这笔钱正是由这位狱卒掌管。他给泽农弄来很多饭菜，很清楚犯人几乎不会碰，这些肉酱和腌肉最后都会到隆博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孩子的饭桌上。哲学家已经看到了一些监狱里的地狱景象，丰盛的食物和隆博老婆替他认真浆洗的衣物并不会令他感到惬意，但是在他与这个乐天的家伙之间却建立起了某种情谊，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送来食物，陪他散步，为他剃须和倒便盆时，这种情形时有发生。就神学和司法文体而言，这个家伙的思考倒不啻为一剂轻松的解毒药：看看世界这个乱七八糟的样子，吉尔不敢肯定是否果真有仁慈的上帝。伊德莱特的不幸遭遇让他掉了一滴眼泪：没办法让这么漂亮的小姑娘活下去，真是可惜。他觉得天使们的冒险很可笑，同时宣称人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寻开心，各有所好，旁人不便多嘴。说到他，他喜欢妓女，这种乐子没那么危险，可是昂贵，有时还会闹得家里鸡犬不宁。至于时局，他才不在乎呢。泽农跟他玩牌；吉尔总是赢。医生还给隆博一家看病。三王来朝节时，格利特给泽农送来一大块糕饼，被这个无赖一眼看中，据为己有带回去给家里人吃。再说，他这样做倒也不错，不管怎样囚犯可吃的东西已经太多。泽农永远不知道格利特向他表达过这份腼腆的忠诚。

碰到合适的时机，哲学家就很好地为自己辩护。最后受理的某些罪状荒诞不经：他可以肯定在东方从未接受过穆罕默德的信仰；他甚至没有行过割礼。在异教徒素丹的舰船和军队与皇帝交战的时期，要洗刷他曾经为前者效力的罪名却不那么容易；泽农强调，身为一个佛罗伦萨人的儿子，当时他在朗格多克定居和行医，他将自己视为法国国王的子民，而后者与奥斯曼帝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个理由不太可靠，但是关于这趟东方之行，却有一些对被告十分有利的传说流传开来。据说泽农可能是皇帝派往柏柏尔的密探之一，他只是出于谨慎才守口如瓶。哲学家对这个以及另一些更加离奇的说法，一概不予否认，显然有一些陌生朋友在散布这些传闻，他不想让他们气馁。在瑞典国王身边的两个年头对他更为不利，因为时间相距不远，也无法利用任何传说的烟雾加以美化。关键是要弄清楚他在这个所谓的改革的国家里，是否像天主教徒一样生活。泽农否认发誓弃绝过信仰，但并未补充说他去听过牧师的布道，何况他也尽可能少去。称他替外国人充当间谍的指责重又浮上水面；被告说，假如他有意向某人打听或者传递消息，就不会在像布鲁日这样孤陋寡闻的城市定居下来；他的理由招致人们对他侧目而视。

然而，泽农用一个假名字回到他出生的城市居住了这么长时间，正是这一点让法官们蹙紧额头：他们觉得其中大有深意。一个被索邦大学定罪的渎神者，在他的外科医生兼剃头匠朋友——何况此人缺乏基督徒的虔诚——家里藏身几个月，事情还说得过去；然而，一个曾经当过御医的高手，却长期担任济贫院医生，过着贫苦的生活，未免奇怪得令人生疑。在这一点上，被告也无话可说：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何在布鲁日勾留如此之久。出于某种得体的考虑，他没有提及自己与前院长之间越来越深厚的情谊：再说，也只有他自己会认为这是一个理由。至于与西普里安之间不可告人的关系，被告只不过平静地予以否认，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的言语中缺乏应有的充满道义的愤慨。没有人再提起在圣科姆济贫院收治逃亡者的罪名；方济各会的新院长明智地认为，整个事件已经让他的修道院受到重创，坚持不再让人围绕济贫院的医生重新引发关于背叛的谣言。皮埃尔·勒·科克是佛兰德斯的检察官，他将巫术产生的不良影响这个老话题重新摆上桌面来讨论，指出让-路易·德·贝尔莱蒙对医生的迷恋可以说是巫术作用的结果。直到那时为止表现一直相当温和的囚犯，不禁勃然大怒。泽农向主教阐述过在某种意义上一切都是法术之后，对有人如此诋毁两个自由思想之间的交往感到怒不可遏。最尊敬的主教大人没有指出这一显而易见的矛盾。

在教理方面，尽管被告身受强大的蜘蛛网钳制，他仍然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灵活。世界的无限性问题令参与旁听的两位神学家格外忧虑；他们讨论了很长时间，究竟无限和无边际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在灵魂的永恒性问题上，双方的交锋持续了更长时间，灵魂究竟是部分继续存在还是暂时继续存在，对于基督徒而言，后一种情形无异于纯粹而简单的死亡：泽农讥诮地提醒他们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不同部分的定义，阿拉伯学者们后来在此定义上进一步作了巧妙的辨析。是否假设植物灵魂或动物灵魂，理性灵魂或心智灵魂，以及最终预言灵魂的不朽性呢？或者某个潜伏在这一切灵魂之下的实体的不朽性呢？有一次他指出，他的某些假设总的来说与圣波拿文都拉的形式质料说有相通之处，意味着灵魂具有某种形体。人们否认了这个推论，但是康帕努斯议事司铎出席了这场辩论，他回忆起从前是自己教给这位学生经院哲学的精微之处，不禁从这场争辩中体味到一丝骄傲。

正是在这一场开庭中，人们根据法官的意见朗读了泽农四十年前的笔记本。朗读的段落很长，法官认为需要足够了解才能作出判决，那是泽农摘抄的一些著名的异教徒或无神论者的言论，以及早期教会圣师们相互矛盾的著作。不幸的是让·米耶仔细保存了这些学生时代搜集的东西。这些老生常谈的论据令被告和主教差不多同样不耐烦，却令那些对神学所知甚少的人大为震惊，毕竟《理论赞》里的大胆论调过于晦涩难懂。最后，在一片不祥的沉寂中，人们又朗读了《滑稽预言》，前不久泽农还将它们当作无伤大雅的谜语，逗得管风琴师和他的老婆开怀大笑。如同人们在某些画家笔下看见的那样，这个滑稽的世界蓦然变得阴森可怖。人们带着疯狂唤起的不安，聆听了蜜蜂的故事，有人将剥掉蜡的蜜蜂献给失去眼睛的死者，蜡烛在他们面前无用地燃烧，但他们仍然没有耳朵听求情，没有手可以给予。有一些故事让帕托洛梅·康帕努斯听到后脸色变得煞白：每逢春分，欧洲的民众和国王们要为一个从前在东方被处死的反叛者哭泣和悲叹；骗子和疯子们毫无证据地自称是一个隐形的不能说话的天主的代理人，并以他的名义作出威胁或许诺。让人们笑不出来的景象还有：每天无数被掐死或刺穿的无辜婴儿，无人理会他们悲惨的哀哭；一些人在鸟的羽毛上沉睡，被带往梦中天国；摆放在残留着葡萄园血渍的木板上的死人骨头，它们决定活人的命运；更让人笑不出来的是一些两头被戳破的口袋挂在高跷上，将污秽的话语吹向四面八方，而口袋里在消化泥土。在这些胡言乱语之中，人们看到不止一处对教会显而易见的亵渎之意，除此之外，人们还感觉到一种更加彻底的拒绝，它将一种恶心的滋味留在嘴里。

对哲学家本人来说，听人朗读这些故事也如同一次苦涩的反刍。令他极度忧伤的是，由于他描绘了人类可怜的生存状况的荒诞景象，听众们对他的胆大妄为感到愤慨，而不是针对这种处境本身，尽管他们有能力改变其中一小部分。主教建议放下这些无聊的废话，但是神学博士希罗尼姆斯·凡·帕尔梅特对被告明显表示憎恶，他又回到泽农搜集的那些语录，认为被告从古代作者的著作中抽取出渎神和有害的言论，这种狡猾的用心比一个直接的断语更为险恶。主教大人认为这种观点未免过甚其辞。博士的面孔涨得通红，变得气势汹汹，他高声责问为何要妨碍他就品行和教理上的舛误表述自己的意见，即便是一个乡村法官对这些错误也不会有片刻迟疑。

这次开庭期间，发生了两件对被告十分不利的事情。一个长相粗俗的高个子女人情绪激动地出场。她就是让·米耶从前的女佣卡特琳，泽农将林中老河岸的房子改建为贫病收容所后，她很快厌倦了在那里操持家务，如今在帮倭瓜洗碗碟。她指控医生用万灵药毒死了让·米耶；她一心想坑害泽农，竟不惜承认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是帮手。这个丑恶的男人借助有毒的汤剂，事先点燃了她的情欲，以至于她的身心都成为他的奴隶。她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与医生之间肉体接触的惊人细节；不由得让人相信，这段时间以来她与倭瓜的姑娘和顾客们密切往来，令她见识大长。泽农坚决否认自己毒死了米耶老头，但是承认与这个女人有过两次交往。卡特琳大叫大嚷比手划脚的供述立刻激活了法官们已经昏昏欲睡的兴致；拥挤在大厅门口的听众更加轰动；关于这个巫师的一切恐怖传闻一下子得到了证实。但是，泼妇豁出去一发不可收拾了；人们让她闭嘴，痛斥法官，将她扔出大厅，送去疯人院，让她在那里尽情发狂。然而法官们仍然困惑不解。泽农没有保留外科医生兼剃头匠的遗产，证明他没有私心，也排除了一切犯罪动机；话又说回来，悔恨也有可能让他作出这种举动。

正当人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法官们收到一封匿名信，鉴于眼下的时局，这份检举更加可怕。信显然是老铁匠卡塞尔的邻居发出的。信中肯定地说，医生在连续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都去铁匠铺照看一个伤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打死巴尔加斯上尉的凶手；就是这个医生，很可能还巧妙地帮助了杀人犯逃亡。对泽农来说，约斯·卡塞尔本来有可能说出很多情况，幸而前不久他加入到德·兰达斯先生的麾下，眼下正在盖尔德为国王效力。剩下老皮特独自一人，他锁上门告老还乡了，他在一个村子里有些财产，但谁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地方。泽农明智地加以否认，他在法官中意外地找到了一个同盟者，此人从前已经记录过打死巴尔加斯的凶手死在谷仓里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他无意让人指责自己虚报情况。检举信的作者没有露面，约斯的邻居们接受盘问时，回答也都含糊其辞：任何头脑清楚的人都不会承认，自己事隔两年之后才检举这样一桩罪行。然而指控是严重的，并且加重了在济贫院里帮助逃亡者的罪名。

对泽农而言，这场诉讼已经变得跟他和吉尔玩的牌戏一样，无论出于心不在焉还是无所谓，他总是会输的。如同那些花花绿绿的硬纸片会让玩牌的人破产或致富，法律游戏里每一个棋子的价值都是任意的；跟在牌戏里完全一样，有时要百般警惕，有时要洗牌或放弃出牌，有时要防守，有时要说谎。如果要说出真相，或许会令所有人不安。真相与谎言几乎没有区别。在他说出实情的地方，这种真实里包含着虚假：他没有弃绝过基督教或者天主教信仰，但是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也会心安理得地那样做；如果他像自己曾经希望的那样回到德国，他有可能成为一个路德派信徒。他理直气壮地否认了与西普里安有肉体关系，然而曾经有一个晚上，他渴望过这个如今已灰飞烟灭的身体；在一定意义上，这个不幸的孩子所作的证词，不像西普里安自己招供时以为的那么不真实。再也没有人指责他建议伊德莱特服用堕胎药，他也如实地否认这样做过，然而他忍住没有说出来的是，如果伊德莱特及时哀求他，他会向她施以援手，他懊悔没有这样做，让她避免令人叹惋的结局。

另一方面，他的否认表面上看似谎言时，比如他为汉疗伤一事，其实纯粹的真相也与谎言无异。与检察官怀着愤慨，爱国者们怀着敬佩所想的不同，他为反叛者提供的帮助并不证明他会投身于他们的事业：这些激愤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能理解，这不过是医生冷静的职责。与神学家们的交火虽然不乏趣味，但他深知，有些人在寻找、掂量、剖析，为自己明天能够与今天有不同的想法而自豪，而另一些人则相信或者强调自己相信，并以死刑胁迫他们的同类与他们一样相信，在这两类人之间不存在任何长久的和解。在这些答非所问的辩论中，他始终感到一种令人烦闷的不真实感。最后几次开庭中，有一次他竟然睡着了；吉尔在旁边用胳膊肘碰碰他，他才重又正襟危坐。事实上，一个法官也在打瞌睡。这个法官醒来时以为死刑判决已经宣布，所有人都笑了起来，被告也不例外。

不仅在法庭上，在城里也是，一开始意见分歧的情况就相当复杂。主教的态度不明朗，不过他显然代表温和的立场，或者说宽容。主教由于职务的原因是王权的支持者之一，很多有职位的人都仿效他的态度；泽农几乎成了正统派的被保护人。然而某些对囚犯不利的罪名十分严重，以至于对他表现温和也不无危险。菲利贝尔·利格尔留在布鲁日的亲戚朋友们犹豫不决：不管怎样，被告终究是家里的人，但是他们拿不准为了这个理由究竟应该加害他还是捍卫他。相反，那些深受银行家利格尔的狠毒手腕所折磨的人，则将泽农纳入他们的怨恨之中：这个名字就让他们咬牙切齿。市民中很多人是爱国者，这是老百姓中最好的一部分人，他们认为泽农帮助过他们的同党，本来会帮助这个不幸的人；其中有些人的确也这样做了，但在这些满怀热忱的人当中，大部分倾向于福音教义，他们比任何人更痛恨稍有无神论嫌疑或者放荡名声的人；此外，他们憎恨修道院，在他们看来这个泽农与布鲁日的修道士们关系密切。只有几个人，他们是哲学家素不相识的朋友，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对他怀有好感，他们设法暗中帮助他而不招致司法机关的注意，因为他们几乎全都有理由对后者多加小心。这些人不放过任何施放烟幕的机会，指望利用这种混乱局面为囚犯争取一点好处，至少也要让那些迫害他的人显得可笑。

康帕努斯议事司铎回忆了很久，二月初，就在卡特琳闯入公堂那次致命的开庭前不久，主教离开之后，法官先生们在书记室门前逗留片刻交换意见。皮埃尔·勒·科克是阿尔巴公爵在佛兰德斯的代理人，他指出大家在琐事上浪费了差不多六个星期，而本来简简单单依法惩治就可以了。然而他也庆幸，这件案子与时下任何重大事件无关，本身毫无重要性，但正因如此，它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极为有用的消遣：布鲁日的市井小民在本地有泽农先生可以关注，他们对布鲁塞尔平乱议会里发生的事情就不会那么感兴趣了。再说，眼下人人都在指责所谓司法部门的专断，让大家看看在佛兰德斯人们还懂得在司法上尊重形式，也不是一件坏事。他压低声音补充道，最尊敬的主教大人审慎地运用了合法权威，那些对这种权威有异议的人大错特错了，但是也许还是应该对职务和人加以区分：如果主教大人想继续插手审判事务，他最好摆脱自己的某些顾虑。老百姓执意要看到烧死这个家伙，而夺走在一条大猎犬眼前晃悠的骨头是很危险的。

帕托洛梅·康帕努斯并非不知道，呼风唤雨的检察官在布鲁日人继续称之为利格尔银行的地方欠了大笔债务。第二天，他给侄子菲利贝尔·利格尔和他的妻子玛尔塔夫人写了一封急件，请他们敦促皮埃尔·勒·科克找到某种对囚徒有利的折衷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