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将唱起《七大快事》，这是一首歌。
从荒原中走来，光荣与你同在，圣父、圣子和圣灵在永恒的生命中。
当我们像蛇似的在南方酷热的怀抱中蠕动时，常常唱起这首歌。
阿舍维尔。托马斯。伍尔夫出生在这里。我们来到这里时，他可能正为《望乡天使》谱曲。我竟从未听说过托马斯。伍尔夫，这真是个遗憾。可能因为过去我是用不同的眼光看待阿舍维尔。不管任何人说阿舍维尔什么，配曲是至关重要的。在大雾山的中心是切诺基平原。对于切诺基人来说，这儿过去一定是天堂。如果你能用清醒的良知来看它的话，现在这里依然是天堂。
在那儿，奥玛拉会带我们进天堂，但我们又一次来迟了。事情变糟了，真正兴旺的状况结束了，已经没有公开的工作等待我去做。什么样的工作都没有了。说实话，我感到解脱，因为知道奥玛拉存了一些钱，这些钱足够我们熬过几个星期，我决定在这个不亚于别处的地方逗留一段时间来写作。唯一的障碍是莫娜，南方不合她的意。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她能调整一下自己，毕竟，她很少到纽约以外的地方去。
据奥玛拉说，那里有一个森林看守的小木屋，我们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如果我们喜欢，可以不花钱地租用。他认为这是我写作的理想地方。它离镇子只有很短的距离，在小山顶上，听起来他非常急切地想看到我们搬进去。
当我们到达山脚下并拿到小木屋的钥匙时，已近黄昏。在一个极端愚蠢的傻人帮助下，我们跨上骡背，周围漆黑一片，只有莫娜和我。在我们缓慢、吃力地向上攀登时，山林中的急流声从耳边掠过。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乎花了一个小时才到达小木屋所在的空地。还没等我们跨下骡背就有一群苍蝇和蚊子和我们袭来，那个瘦长腼腆的白痴从不开口。他推门进去，把灯笼挂在一条从方椽上悬下来的粗绳上。很显然这地方已多年没人居住了。它已不仅仅是污秽的，而且鼠害成灾，蜘蛛和各种各样的害虫四处可见。
我们肩并肩横躺在两张吊床上，傻人躺在我们脚边的地板上，我听得见头顶上老鼠窜来窜去令人不快的声音。苍蝇、蚊子被我们的闯入打扰，毫不留情地袭击我们。
不管怎样，我们终于入睡了。
我好像刚刚闭上眼睛就感到莫娜抓住了我的胳膊。
“怎么了？”我嘟哝着。
她凑过来，在我耳旁小声说了句话。
“胡说，”我说：“可能你在做梦。”
我试着重新入睡。很快我又感到她在抓我。
“是他！”她小声说：“我敢肯定，他在摸我的腿。”
我爬起来，划着一根火柴，仔细看了看那个白痴。他侧身躺着，眼睛闭着，像一根棍似的一动不动。
“你在想象。”我说道：“听起来他睡着了。”
无论如何我想最好还是保持警惕，像那样笨拙的、沉默寡言的傻人有着猛兽般的力量。我又划了一根火柴，膘一膘周围有什么可以拿来当作武器的，以防他真的难以控制。
拂晓时分，我们完全醒来，疯狂地搔痒。暑气已经令人窒息，我们让那个男孩去取一桶水，迅速穿好衣服，决定马上逃走。在等那个笨人收拾行李时，我们更加仔细地察看了这个地方。小木屋被小树和灌木包围得透不过气来，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有耳边的流水声和鸟儿狂乱的喊喊喳喳声。我想起了踏上羊肠小道时奥玛拉的告别辞——“特适合于你的地方……一个理想的隐居处。”
又一次跨上骡背下山，我们战战兢兢地发现昨天真是九死一生。只要有一点儿偏差，都会出大事。没走多远，我们就下来步行，即使这样，也还需小心翼翼的，才不致发生偏差。
在山脚下，我们出现在这家庭的所有成员面前。大约有十几个孩子在四处奔跑，大多数孩子半裸着身子。
我们问是否能和他们一起吃早饭。他们告诉我们等着，饭做好了叫我们。坐在门廊的台阶上，我们烦心地等着，直到现在——还不到七点钟——暑热已经难以忍受。
当他们叫我们进去的时候，全家人已聚集在饭桌周围。有好一会儿，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在食物上的像加了胡椒粉的黑点是真的苍蝇。在桌子两边站着两个孩子，他们正忙着用脏毛巾驱赶苍蝇。我们一坐下，苍蝇就落在我们的耳朵、眼睛、鼻子、头发和牙齿上。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这时尊敬的长者开始做感恩祷告：“玛丽得到的第一个福气，福气之一是好运，想想她的小耶稣，是上帝唯一的孩子。”
这顿饭很丰盛——燕麦粉、熏肉和鸡蛋、玉米面包、咖啡、火腿、煎饼、炖梨，总共每人25美分。苍蝇没有另加钱。
奥玛拉看到我们这么快就回来了多少有些吃惊。“没胆儿。”他闷闷不乐地说。
“你知道我讨厌苍蝇。”我能说的就是这些。
那天晚上我们恰好来到一个刚开门的饭馆。它在西阿舍维尔。老板罗林先生过去曾是一名学校教师。出于某种原因，他很快喜欢上了我们。离开时他给我们一封介绍信，把我们介绍给一对夫妇。他们有一间很舒适的房子出租，而且租金也很便宜。我们预付了一星期的租金。第二天我们又回到罗林先生那里，付了足够一星期的饭钱。
从这时起我们再也没看见过奥玛拉。没有争吵，各走各的路，就这么简单。
我从罗林先生那里借了一台打字机。罗林先生表现出一股动人的为文人效力的热情。为了证实自己，我给他一串自己写过的书名，其中也包括正在写的有关大酒瓶的作品。在他舒服的小饭馆里我们吃得很好。他硬要免费让我们吃各种各样的小吃。在他进一步的了解中，我们无疑是真正的文人。他时不时地往我上衣口袋里放几支好烟或者坚持在我们回家时让我们拿走一品脱冰淇淋。
罗林先生看起来过去是当地中学的一名英文教授。我们召开的有关伊丽莎白时代作家交流会议可以说明这一点。
但是我最让他喜欢的，我相信是我对爱尔兰作家的热爱。我读过夏芝、辛格、邓森爵士、格雷戈里夫人、奥凯西、乔伊斯的事使他把我当作好友。他热切地想读到我的作品，但我有足够的理智不把这些放在眼里，除此之外，我确实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看。
在公寓里我们结识了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伐木工。他叫马修，是个彻头彻尾的苏格兰人。他是个仪表堂堂的人。在他放假的时候开上他漂亮的小汽车带着我们在乡间兜风给了他极大的真正的快乐。他喜欢美味和好酒并且知道在哪里能弄到它们。
有一天在“烟囱石块”那里他款待我们一顿饭。我可以真心实意地说，这样的饭我只尝过两次。我必须这样评论马修，从一开始他就想清楚了我们之间真正的关系。
从我们交往的最初他就让我们明白：无论何时和他在一起都不用我们解囊。。只谈他这方面的事情会让人对他产生错误的印象。他不是有钱的人，也不是我们叫他的“傻瓜”。他是个敏感、富于智慧的人。对书、音乐或绘画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懂得生命和自然，特别是动物——他最喜欢的。我说他不富有。如果他真的希望有钱，早就立刻成为百万富翁了，但是他没有致富的欲望。他是美国人中少有的满足于自己已有的那种人。和他在一起就如同和自己的兄弟在一起。晚上我们经常坐在前门的门廊上一口气聊上五六个小时。那是十分轻松、愉快的谈话。
但是写作……不知怎么总也写不出来。写成一个简单的而且是个糟糕的故事也要花费我几个星期的时间。热浪在这件事上起了些作用（在南方，热可以解释除私刑之外所有的事）。没等我写下两行字，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了。我喜欢坐在窗前，注视着用锁链拴在一起的囚犯队伍。他们都是黑人，拿着镐和铁铲去工作，边劳动边唱歌，汗水像小溪似的顺着他们的后背流下来。他们越是辛勤地劳动，我越是不能努力工作。歌曲融入了我的血液，但更扰乱我的注意力的是看守的模样，只膘一眼这些人类警犬的脸就使我脊梁发颤。
为了改变单调的生活，莫娜和我喜欢时不时做个短途旅行。选那些遥远的、古老的、我们可以搭车到达的景点。我们只是为了消磨时间才去旅行（在南方，时间像飞快的子弹一样流逝过去）。有时我们乘上驶来的第一辆车，而不关心它驶向何方。就这样有一天我们发现自己正奔向南方。我突然想起一个在学校时的好友的名字，最后一次听说到他的时候，据说他在甫卡罗莱纳州一所小学校里教音乐。我决定去看看他。这是一次长途旅行。像往常一样，我们兜里没有一分钱。不论怎样，我敢肯定我们可以指望上与老友一起吃上一顿极好的午饭。
离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个老伙伴已整整二十年了。为了能去德国学音乐，他比我们提早离校。他后来成了钢琴演奏家，游遍了欧洲各国，然后回到美国，接受了南方小镇里一个不重要的职位。我曾收到过他的几张明信片，然后就杏无音信。在我沉思冥想时，开始有些怀疑他是否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了。二十年毕竟是段很长的时间。
每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总是去他家听他演奏。他演奏了后来我在音乐厅里听到的所有作品。在我年轻的心目中，他弹得和大师们一样好。他的才干和能力可以得到人们的注目。他的前额有一个初露头角的赘生物。当他得到灵感时，那东西看起来像个短角。他高出我许多，看起来像个外国人，说起话来像在学母语的同时也学会了英语的欧洲上层人。除此之外他常穿条纹裤子和柔软的黑大衣。那是在德语课上我们开始了友谊。他已精通了德语，选这门课是为了花更少的时间在这门课上。
那个老师，一个快乐、轻佻的、富于幽默感的年轻小姐确实上了他的当。她假装生他的气，时不时给他一个狡猾的挖苦。一天被他刚刚大声念出的一段完美翻译所激怒，突如其来地问他为什么不选学其它语言，难道他不愿意去学一些新东西？等等类似的问题。面带恶意的微笑，他回答道，这样他有时间去做更好的事情。
“噢，你有？是吗？是什么更好的事？我可以问问吗？”
“我有我的音乐。”
“是这样，你是个音乐家了？一个钢琴家，或者可能是个作曲家？”
“两个我都是。”他说，“那么，你现在都有什么作品？”
“小夜曲、协奏曲、交响乐和歌剧……加上一些四重奏。”
全班发出喧闹声。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天才。”当喧闹声停息后她说。
下课前他匆匆写了一张条子，卷起来，递给我。
我刚刚看完就被叫到前面。我把条子展开着交到她面前。她看了字条，脸刷地变红了，然后把它扔进纸篓。那上面写着“她好像是朵花”。
我想起了跟这个“天才”有关的其它事情。他是怎样瞧不起美国的所有事情，例如，他是多么厌恶我们的文字；他是怎样模仿丑化教授们；他是多么讨厌所有形式的练习，但我首先记住了他如何享受在自己家中的自由和父母、兄弟对他的尊重。
全校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的家伙。当我第一次收到他从海德堡寄来的信时是多么高兴。
他写道：他完全像在家里一样自在，比一个德国人还德国人。我为什么还呆在美国？
我为什么不加入到他的行列中，成为一个出色的德国诗人？
我正想着如果他说“我不记得你”那该多奇特时，发现我们已经进到这个镇子里。没费多少时间我们就打听到老朋友已在前一天到东部去了。多幸运！我们只好挨饿了！这时早已过了中午。失望中，我紧紧抓住系主任——一个易怒、爱发牢骚的老太太，努力给她造成一个印象：我们是绕了一个大弯路。在去墨西哥的路上，我们的车坏在了几英里之外，这些都是为了我要拜访多年未见的少年时的好朋友而造成的。在紧抓不放、快要咬掉她的耳朵的暗示下，我努力跟她讲明白我们需要吃些东西，最终她很不情愿地为我们弄了些茶水和烤饼。
我们走到镇子边，伸展开腿，我们在这里搭乘上一辆回家方向的破旧福特车。
司机，一个退伍军人，有些疯癫，也有点儿喝醉了（在南方每个人都有海量）。他说他经过阿舍维尔。除了向北以外，他似乎并不知道他驶去的确切方向。我们在回阿舍维尔的长途旅程上进行的谈话特别刺激。那可怜的家伙不仅在战争中负过伤，妻子让好朋友夺去，而且还遇到几次恶性事故。更糟的是，他是个笨蛋，一个执拗、坏脾气的人。如果他恰巧是个南方人，他的脾气会更坏，我们像蚱蜢一样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除了他的敌人和不幸，没有什么能让他感兴趣。当我们快到阿舍维尔时，他变得更爱争吵。他明确表示他完全而且从心底里不喜欢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谈话的方式。当他最终让我们在阿舍维尔的路边下车时，激动起来。
我们伸出手来感谢他让我们搭车，而且没忘了说声“再见”。
“再见？”他喊道：“难道你们不付钱给我？”
付钱？我目瞪口呆。谁听说过搭车还要付钱？
“你没想过要白搭车吧，对不对？”他嚷着。“我买的汽油怎么办？”他好斗地从车中探出身子。
我不得不夸大其辞，花言巧语地解释。他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然后摇摇头，嘟哝着：“我一见你们就想到过了。”又想了想：“我真想拘留你们。”突然我从未料到的事发生了。他流下了眼泪。我探过身去安慰他。我的心完全软了下来。
“离开我！”他喊道：“走开！”我们让他伏在方向盘上伤心地哭泣。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我说着，被他所震动。
“他没有向你捅刀子，算你幸运。”莫娜说。
这段经历更坚定了她对南方人的一贯看法——他们完全不可预料。现在是我们该考虑回家的时候了。
第二天，我一边茫然地坐在打字机前，一边开始怀疑在阳光灿烂的卡罗来纳，我们还能维持多久。自我们最后一次付房租到现在已过去了几个星期，我不敢想到底欠了好心的罗林先生多少饭钱。
接下来的那天，完全出乎意料，我们收到了克伦斯基的电报，告诉我们他们夫妇已上路了，当天晚上就能见到我。
意外的收获！
果然，恰恰在晚饭前他们突然来到了。
你从荒原中走来，光荣与你同在，圣父、圣子和圣灵，在永恒的生命中。
差不多我们问起来的第一件事——听起来很不体面——是他们有没有钱出让给我们。
“是不是为了吃的？”克伦斯基相当欢喜。“这容易。你要多少？五十元行不行？”
我们高兴地拥抱对方。“钱，”他说：“为什么不给我拍电报？”过了一会儿，他说：“你真的喜欢这里？不要吓唬我。告诉我实话。这儿没有黑人的天下，也没有犹太人的？这可真让我毛骨耸然……。
吃饭时他想知道我已经写了些什么，是不是卖出去了，等等。他已经怀疑，因为我们的境况不是很好。“那正是我为什么会突然来访的原因。我花了三十六个小时才同你们在一起。”他面带微笑说着这些，似乎意味着你们不必再多忍受我一分钟。
莫娜特别赞成和他们一同回去，但是出于一些违反常理的原因，我坚持主张我们再居留一段时间。为了这个我们激烈地争论起来，但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让这个问题见鬼去吧！”克伦斯基说：“既然我们在这里，在走之前你能给我们看些什么？”
我果断地回答：“米纳莱斯卡湖。”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这句话从我嘴里冒出来，但是我马上意识到，这是因为我又想看看瓦格奈斯维尔。
“每一次我靠近这地方——瓦格奈斯维尔，就感觉好像愿意在这儿定居。我不知道这地方有什么，但它吸引我。”
“你永远不会在南方定居。”克伦斯基说：“你是天生的纽约人。听着，你为什么不停止在穷乡僻壤游荡，去出国？难道你不知道吗？适合你的地方是法国。”
莫娜特别热切地赞同。
“你是唯一对他讲真心话的人。”她说。
“如果是我，就选择俄国，但我没有游逛的瘾。我没发现纽约有多么不好，你相信吗？”然后用他特有的语气接着说：“一旦我开了业，我将资助你俩去欧洲。
我是认真的。我已多次有这个想法了。在这儿你越来越变得死气沉沉。你不属于这个地方，你俩都不属于。这几太小，太微不足道。这儿太他妈的无聊，就是这样，对于你，米勒先生，不要再为杂志写那些该死的东西。你听着吗？你本来不是写那些玩艺儿的，你天生是写作的料。写一本书吧，你为什么不写书？你绝对能做好这件事情的……“
第二天我们去瓦格奈斯维尔和米纳莱斯卡湖。两个地方都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
“可笑。”当我们回来时我说：“你找不出像我这样的想让自己的余生在这样的地方度过的人。像瓦格奈斯维尔这样的地方，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好像那么迷人？”
“你不属于这儿。事情就是这样。”
“我不，噢？”我属于哪里？我们心自问。法国？也许是，也许不是。四千万法国人一口吞下去是太多了。如果让我选择，我更喜欢西班牙。直觉上我喜欢西班牙人，就像我喜欢俄国人一样。
某种程度上这次谈话又让我考虑起经济问题。这总是恶梦。一个星期后我发现自己怀疑我们最好根本不回纽约这个主意是错的。
不管怎样，第二天我又改了主意。我们陪克伦斯基和他的妻子来到镇子边，在那里他们很快搭上了一辆车，我们站在那儿挥手告别，然后我转向莫娜，亲切、沙哑地嘟哝着：“他是个好人，那个克伦斯基。”
“你最好的朋友。”她像电似的快速地说道。
用从克伦斯基那里得来的五十元钱，我们付清了一些欠帐，相信克伦斯基在回到纽约后能再寄给我们更多的钱。我们又试着在这方面努力一下。凭借着强烈愿望的力量，我成功地写完又一个故事。我努力开始写另一个，但毫无希望，我头脑里没有一点儿东西。所以我换成给所有的人写信，包括那位曾经让我做他助手的编辑，我也找了奥玛拉，但是发现他如此沮丧，以致我没有心情跟他提钱的事。
毫无疑问，南方让我们抑郁。房东和他的妻子尽一切力量让我们感到舒适，罗林先生也同样尽力来鼓励我们。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向我们提起一句我们欠他们钱的事。马歇尔呢，他去西弗吉尼亚的旅行越来越频繁，时间也越来越延长。除此以外，我们只是不愿向他借钱。
酷热，像我已说过的那样，对我低落的士气有很大的影响。世上有一种热能使人温暖，充满活力，还有另一种热能使人衰弱，耗竭人的力量、勇气，甚至是一个人活下去的愿望。我猜想我们的血太浓了。当地人普遍的冷漠只能增强我们的漠然。
这就像真空状态下的睡眠症。这儿没人听说过艺术这个词，它不在这些人的词汇中。
我有种感觉，那就是切诺基人比这些可怜的家伙创造出更多的艺术。人们看不见印第安人在这片毕竟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的存在。人们能感觉得到黑人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出现，一种沉重的、扰乱人心的存在。
被当地人称作“焦油脚跟”的人肯定不是黑人的情人。事实上他们什么也不是。
如同我说的，这是个真空，一个酷热、郁闷的真空，如果你能想象得出这样的东西的话。
有时我渴望在僻静的街上走来走去。现在走在这条街上也没了乐趣。眼前出现路两旁的百货店，但里面除了失望和孤独，一无所有。四周的美丽只能激怒人。在这里上帝一定让人过上了不同的生活。印第安人更接近上帝。对黑人来说，如果白人能给他们机会，他们会兴旺起来。过去我常怀疑，现在还怀疑印第安人和黑人会不会最终走在一起，把白人赶出去，重新建立一个充满牛奶和蜜的天堂。唉——玛丽得到的下一个福气，第二个福气是好运，想想她的小耶稣，能通读圣经，通读圣经。
少量的馈赠渐渐来到——一点儿钱，没有更多的，这是我给所有人写信的结果，但是克伦斯基一点儿信都没有。
我们又坚持了几个星期，最终完全失去了信心。一天晚上，我们决定拂晓起床，悄悄溜走，只背两个小旅行包。经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天刚破晓我们就起床了，一手拿着鞋，一手提个旅行包，像老鼠一样没有声响地溜出来。我们走了几里地后才遇到一辆车。到达云斯顿一沙龙时已经是正午时分，在那里我决定发一封对方付款的电报给父亲，向他要一些钱。我建议他把钱汇到达勒姆。我们决定在那儿过夜。
快到深夜时，我们才到达达勒姆。一封电报正等着我，这是肯定的。它写着“对不起，儿子。我在银行里没有一分钱”。我真想痛哭，倒不是因为我们的不幸，而是因为让老人家发这样的电报给他带来的羞辱。
感谢一个陌生人，到中午我们才吃上三明治，喝上咖啡。现在我们很饿，比平时更感到饥饿。当然这是因为还要空着肚子走完那不可想象的旅途。除了上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像个机器人似的。
当我们站在高速公路上，当由于疲劳和沮丧不想再迈出一步时，当我们站在那儿只是望着夕阳像个绽开的西红柿一样落下山时，突然一辆相当漂亮显眼的小汽车停下来，一个愉快的声音叫道：“想搭车吗？”这是一对夫妇。他们打算去两个小时路程外的一个小镇。男的来自亚拉巴马州，带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女的是阿肯色州人。世上有这么愉快、活泼的一种人，他们看上去一点儿烦恼都没有。
路上我们接二连三地遇到车出故障。路上不是花了两个小时，而是将近五个小时。感谢这样的延误，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已经建立了牢固的友谊。我们告诉他们有关我们的真实情况，所有的真相，除了真相外没有其它的事情。这些都深入他们的心中。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好心女人的样子。我们刚刚进屋，她就冲进浴室，把浴缸灌满热水，拿出肥皂和毛巾，请我们放松休息而她却去张罗做饭。当我们穿着他们的浴衣又露面时，桌子已摆好。我们坐下来马上饱尝了丰盛的饭菜。这里有肉了烧菜、煎鸡蛋、小松糕、咖啡、蜜饯和水果馅饼。直到凌晨三点半我们才上床睡觉。在他们的要求下，我们睡在他们的床上，直到我们醒来，才意识到我们好心的主人从车上挪下车座当他们的床。
我们中午起床后，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然后男人带我们去看他宽阔的后院。
那里面停满了车，失事的车的残骸是他生计的来源。他肯定是个快乐、幸运的小伙子。他的妻子更是如此。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像他请求的那样与他们多住几天。
我们准备离开时，那女人把莫娜拉到一边，往她手里偷偷地塞了一些钱，而男人硬往我怀里塞了一盒香烟。他们坚持开车带我们出城一段距离，这样我们能更容易地搭上车。当我们最后分手时，眼泪在他们的眼眶里闪动。
我们上了车，决心那天到达华盛顿。如果不是我们除了短途搭车一无所获外，一定能办到。驶进里士满时，天已黄昏。我们又一次破产了，那女人给我们的钱连同钱包一起不见了。难道有人偷了我们那可怜的一点儿钱？如果是，那肯定是个可憎的玩笑。无论如何，我们感觉太好了，太接近目的地了，以至于不会为这小小的财产损失而伤心。
又到了吃饭的时候。
我们用算计的眼光巡视了许多不同的饭馆。最后决定去一个希腊餐馆。我们想先吃饭，后解释我们的困境。吃完了一顿外加甜点的丰美晚饭，我们温和地、小心翼翼地向老板透露了真情。我们的故事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甚至给他留下了一个错误印象。他想出来的——出乎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去叫警察。过了几分钟，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出现了。在例行的严厉盘问之后，他要我们明确指出到底想怎样处理这件事。我说如果他能付钱，我们可以往纽约发封电报，钱将毫无疑问地在第二天上午汇来。他认为这是个合理的主意，并且自愿把我们带到附近的旅馆去住。然后他回到希腊人那里告诉他们他会对我们负责。所有这些让我感到该死的公平。
我不无忧虑地给乌瑞克发了份电报。那个警察护送我们回房间。他说第二天一早来见我们。他给了我们不同寻常的照顾，全然不考虑我们是从纽约来的。一个纽约警察，我情不自禁地想道，是完全另一码事。
夜里我起床去察看老板是否将我们锁在房里。我发现闭上眼睛是不可能的。随着夜越来越深，我越来越肯定我们的电报不会得到回音。
溜出去，不让夜间值班的服务员发现是不可能的。我爬起来，走到窗前向外望去，从窗户到地面大约有6英尺高的距离。让我们这样做：黎明时分从窗户逃走。
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又一次站在离城一到两英里的高速公路上，还背着我们的两个旅行包。我们没有走直路去华盛顿，而是取道塔巴翰诺克，以防那个警察追来。幸好我们很快就搭上车。没吃早饭，当然也没有午饭，在路上我们只吃了些后来让我们腹痛的青苹果。
在去华盛顿的路上，紧挨着塔巴翰诺克的地方，一个律师让我们搭车。他是个迷人的小伙子，读书很多，也很乐于聊天。在分配给我们的时间里，我们往他耳朵里灌进了大量的故事。所以到了华盛顿后与他说再见时确实费了很大的劲。他坚持借给我们20美元。他说是借给我们，但非常明确的意思是让我们花掉它，然后忘掉它。他一边玩弄着刹车，一边小声说道。
“我也曾努力当个作家。”
我们太得意洋洋而不想赶快回家，大约半夜时分，我们落脚在那个城市，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克伦斯基打电话，问他能不能留我们住一夜？当然，我们乘上地铁，奔向他再次居住的布朗克斯。
在我们眼里，地铁是悲哀的。我们已经忘了人们看起来有多么苍白和疲惫，已经忘却城市里散发出的恶臭。单调的工作又设下了圈套。
唉，至少我们又回到熟悉的土地上，也许在失踪了几个月之后，有人会高兴见到我们。也许我能以实在的热情找一份工作。
第六个快乐是这样的——多么恰当！
玛丽得到的下一次欢乐，是第六个乐事。
看看她的小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这是克伦斯基医生。
“啊，又回来了。我告诉过你，但不要以为你能指望我们去野营。不，先生！
你可以在这儿过夜，但仅此而已。你们吃过了吗？我要早起。这儿没有干净毛巾，不要再要了。你们不得不没有盖的去睡。不要指望有人把早饭端到床前。晚安！“
一口气说完所有这些。
我们整理了病床上的医书和食物碎渣，拉上灰床单，发现上面有血迹，但没说什么就钻进去了。
噢，你从荒原中走来，光荣与你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