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莱文律师的等候室中，虽然是大清早，但屋子里已几乎座无虚席。约有十五个人坐在毫不舒适的椅子上，椅子间摆放着仙人掌和不开花的观叶植物，就像人们在肉铺的橱窗里经常见到的，用来装饰嘴里叼着一个柠檬的死猪仔的那种。一张小沙发被一个胖女人占据，她头戴配着网眼面罩的帽子，脖子上挂着金项链，自负地盘踞在那儿犹如一只大癞蛤蟆，身边还站着一条马耳他猎犬，因而没人敢挨着她坐。人们马上就看出她不是流亡者，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流亡者，这从他们的坐姿上即可看出，他们总是试图尽量少占地方。
我决定听从罗伯特·希尔施的建议，向莱文支付一百美元的第一笔欠款，看看他还能帮我什么忙。
突然，我看到勃兰特医生坐在门后的角落里。他冲我招手，我坐到他身旁。他的坐处紧挨着一个小玻璃鱼缸，里面有闪闪发光的小霓虹灯鱼在游动。“您在这儿干什么？”我问。“您的签证也不牢靠吗？我以为您已经在一家医院工作了。”
“还不是作为妇科医生，”他回复道，“当助理医师，特批的，主要是代理其他医生。我当然还得通过考试。”
“也就是说现在还是黑工，”我说，“跟在巴黎的处境差不多，是吗？”
“差不多。也不完全是黑工，可以说是‘灰工’吧，跟拉维克一样。”
我知道，勃兰特曾是柏林最出色的妇科医生之一，但法国的法律不承认德国的医师资格考试，此外他也没有得到工作许可。因此他就在一位法国医生那儿打黑工，他与这位医生是朋友，就替他做手术。拉维克医生的情况类似，他们在美国都得一切从头开始。
勃兰特看上去神色疲惫。大概别人聘用他是不付工资的，这样他可能连饭都吃不饱。他看出我眼中的担忧，笑道：“我在医院吃饭，还能拿到点儿零花钱。不用担心。”
一只金丝雀突然鸣唱起来，我转身看了看，刚才我根本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莱文看来是个动物爱好者，”我说，“那些鱼肯定也是用来装饰等候室的。”
那只黄色的鸟冲着半明半暗的房间引吭高歌，房间里潜伏着苦难和恐惧。它那无忧无虑歌喉婉转的样子几乎有些不知羞耻，与房间的气氛格格不入。沙发上那条马耳他猎犬变得躁动不安起来，最后索性发出了愤怒的吠声。
通往莱文接待室的门开了，一位瓷娃娃般的漂亮女秘书站在门口说：“狗是不允许叫的，即使是您的狗也不许叫，洛尔莫女士。”
“难道那只该死的鸟就可以叫？”坐在沙发上的那位女士尖刻地说。“我的马耳他猎犬原本是安安静静的！是那只鸟先叫的！您告诉它不许再叫了！”
“人没法向鸟解释什么，”那位女秘书耐心地说，“它就是得鸣唱。但您可以告诉狗它不该叫，它听从命令。或者它没受过训练？”
“金丝雀在这儿到底有什么用？您把它拿出去。”洛尔莫女士反驳道。
“那您的狗呢？”瓷娃娃生气地说。“我们这儿不是兽医诊所！”
等候室的气氛突然变了，坐在椅子上的不再是胆小的影子，而是陡然有了生气的人，他们的眼睛也变得炯炯有神了。虽然他们避免明确表态，却也默不作声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那条狗现在开始冲女秘书狂叫，后者也像个蠢女人似的与狗叫劲。这时莱文的头出现在门口。“为什么这么喧闹？”
他那大白牙令昏暗的房间为之一亮。他马上就洞察了事态，并想出了所罗门王式的解决办法。“您请，洛尔莫女士！”他边说边打开连通两间屋子的那扇门。那个戴着配有网眼面罩的薰衣草色帽子的胖女人牵着狗，裙裾窸窣地穿过一排排正在等候的流亡者向接待室走去。女秘书跟在她的身后。一股铃兰香水味突然扩散开来，是从洛尔莫女士坐过的沙发那里飘来的。金丝雀受了惊吓，已经不再鸣唱了。
“下回我也牵条狗来，”勃兰特说，“看来带着狗可以优先。我们医院有只牧羊犬。”
我笑了。“要是那样那只鸟肯定不叫了，它会害怕的。”
勃兰特点点头。“也许那狗会咬女秘书，莱文就会把我们轰出去。您说得对，流亡者的幸运应该听凭偶然安排，若是事先估算，幸运就会溜走。”
我把一百美元放到桌上。莱文一只骨感的大手在桌上只那么一划，都没有握拳去捏，桌上的那张钞票就不见了。“您打工吗？”他问。
我摇了摇头。“打工是被禁止的。”我小心地说。
“那您靠什么为生呢？”
“我在街上捡到钱，拿捡到的钱去买彩票，而且还有一些上了岁数的老妇人供养我。”我平静地回答，尽管对他提的愚蠢问题感到惊讶。他应该知道我是不能告诉他实话的。|||||
他怪笑起来，又毫无过渡地戛然而止。“您说得对！此事与我无关，正式来说与我无关。但私下里从人情角度来说我还是想知道。”
“我已经多次因提供私人和人情信息而锒铛入狱了，”我回复道，“这方面我有精神创伤和特殊情结。这些我在美国得慢慢克服。”
“随您的便。这样我们也可以想出对策。勃兰特医生刚才来过我这里，他为您担了保。”
我很吃惊。“勃兰特可是个穷光蛋！他根本就没有钱！”
“他是从道义上为您担保的，说他认识您，证明您受过迫害。”
“这管用吗？”我问。
“小畜也能造粪，”莱文回答说，“积少成多。您的朋友杰西·施泰因在操心此事，就是她让勃兰特来的。”
“他是为这事来找您的？”
“不光为这事。可要是不为您写份推荐，他大概不敢回去见杰西·施泰因。”
我笑了。“这可不像是勃兰特的风格。”
莱文抱怨说：“可却是杰西的风格！这女人就是一股台风！我们已经为她办过十多桩案子了。难道她就没有别的可操心的事，没有自我吗？”
“她的自我就是关心他人。她一向如此，温柔而坚定，在法国时就这样。”
一只布谷鸟突然在我身后响亮而有节奏地叫了起来。我吃惊地转过身，又是一只鸟！一只彩色的木质小鸟从一个开开合合的活门里钻进钻出，那是黑森林的木头挂钟在报时。“十一点了。”莱文叹息地跟着数数，然后说道。
“这简直成了动物园了，”当钟敲过十一下后我说，“金丝雀、马耳他猎犬、鱼，现在再加上这一德国的舒适象征！”
“您不喜欢吗？”
“它令我惊怕，”我回复道，“我有一次受审时正好碰上布谷鸟钟报时，每敲一下我脸上就挨一耳光。倒霉的是，当时正好是十二点。”
“在什么地方？”莱文问。
“在法国。我是在一个德国军事哨所受审的，审我的人是一个穿着军士长制服的教师。每次布谷鸟叫时，我都得跟着喊：布谷！布谷！”
莱文的脸变了颜色。“我不知道这件事。”他喃喃地说。然后他站起来，想去把钟摘掉。
我拦住他。“何必呢？”我说。“这是两件毫不相干的事！要是这么敏感的话，那日子还怎么过？再说这一切应该属于令我愉快的回忆，不久我就被释放了。那位教师临别还送给我一本德国抒情诗集呢，我把它一直带到埃利斯岛，在那儿把它弄丢了。”
我没有告诉莱文，一天后是装扮成西班牙领事的希尔施解救了我。他把那个军士长骂得狗血喷头，因为他关押了受佛朗哥保护的人，一切全是误会！那位高级教师担心因此而被降职，所以为了求我原谅而把那本诗集送给了我。希尔施马上开车把我带走了。
莱文盯着我问道：“发生这些事就因为您是犹太人吗？”
我摇摇头。“发生这些事是因为我无助。没有什么比完全无助地落入受过教育的德国野蛮人手里更糟糕的事了。懦弱、残忍和不负责任，这三件事是互相影响而加剧的。那位教师并无太大恶意，他不是党卫军成员。”
我没有透露，那位军士长在玩完布谷鸟游戏的当天晚上就心有不安了。他本想给兴冲冲的哨兵们讲解割过包皮的犹太人是什么样，为此我得脱掉裤子。当他发现我并未割过包皮时，他又惊讶又恐惧。所以希尔施第二天来救我时，他乐得我赶紧离开他。
莱文望了一眼钟，它滴答有声地走着。“家传的。”他嘟囔道。
“三刻钟后它会再敲响。”我说。
他站起身，绕过桌子向我走来。“您在美国感觉如何？”他问。
我知道，每个美国佬都期待着别人说感觉好极了。这种天真确实令人感动。“棒极了！”我回复道。
他的脸高兴得直放光。“这真让我高兴！签证的事您不用太着急。踏上了这里的土地，再被赶出去的很少见。不再受迫害，这对您来说一定是种不寻常的经历！这里没有盖世太保，没有宪兵！”
是没有，我思忖着。可是有梦！有关过去的梦境和幽灵，它们会突然苏醒！
中午时分我回到旅馆。“有人找你，”莫伊科夫说，“是个女的，红脸蛋，蓝眼睛。”
“是个一般女人，还是个贵妇？”
“一般女人，她还在，坐在棕榈园里等你呢。”
我走进装饰着观叶植物和弯弯曲曲的棕榈树的沙龙，“罗莎！”我吃惊地喊道。
坦嫩鲍姆家的厨娘从四季常青的植物后面站起身。“有人让我给您送点儿东西来，”她解释道，“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您昨晚走时忘了拿了。”
她打开一个大方格手提袋，里面发出轻微的叮当声。“这不打紧，”她说，“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禁得住放，一两天后味道反而比原来更好。”|||||
她从袋里取出一个带盖的瓷汤碗，把它放到桌上。“是塞格德风味的吗？”我问。
“是另一种，这种更不容易坏。这儿还有芥末腌黄瓜，一副餐具和盘子。”她打开餐巾纸，里面包着一把勺和一把叉子。“您有酒精炉吧？”
我点点头。“有个很小的。”
“那没关系。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炖的时间越长越好，这汤碗是耐火的，您可以直接放到炉子上加热。餐具我一周后来取。”
“这简直像在天堂！”我说。“多谢，罗莎！也请向坦嫩鲍姆先生转达我的谢意！”
“史密斯，”罗莎回复道，“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正式这么称呼他了。这儿还有一块庆祝入籍的蛋糕。”
“好大一块！是杏仁泥蛋糕吧？”
罗莎点点头。“昨天的是巧克力的。您是不是更愿意要一块巧克力的？还剩下了一些，我们放起来了。”
“不，不！我们面向未来，吃杏仁泥的吧。”
“这儿还有一封信，史密斯先生写给您的。那我祝您好胃口！”
我翻口袋想找一美元给罗莎做小费。她拒绝道：“绝对不行！我不能收流亡者任何东西，否则就会丢饭碗的。这是史密斯先生的严格命令。”
“只是不能收流亡者的吗？”
她点点头。“银行家的可以收，但这种人几乎一毛不拔。”
“流亡者呢？”
“他们哪怕还剩一美分，也会慷慨解囊。贫穷让人学会感恩，佐默先生。”
我惊喜地目送她远去。然后我端着汤碗向自己房间走去，路过莫伊科夫身边时我说：“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是一位匈牙利厨娘的手艺。你中午吃饭了吗？”
“可惜吃过了，在拐角那家杂货店买了个汉堡包，配着番茄酱吃的。饭后还吃了一块苹果派。全都是非常美式的东西。”
“我也一样，”我回复说，“一份煮得很烂的面条，也是配番茄酱。饭后吃的也是苹果派。”
莫伊科夫打开汤碗的盖子闻了闻。“这够一个连的人吃了。真香啊！跟它一比，玫瑰都黯然失味了。洋葱也是精心烹制的！”
“我请你一起吃，弗拉基米尔。”
“那就别往你的房间端了，把汤碗放到我放伏特加的冰箱里吧，你的房间太热了。”
“那好。”
我拿着信往楼上走去。我房间里的窗户敞开着，能听见院子里和对面窗户中传来吵人的收音机声。拉乌尔公寓房的窗帘是拉着的，里面传出一台留声机播放的《玫瑰骑士》中的华尔兹舞曲，声音调得很低。我打开了坦嫩鲍姆-史密斯的信，信很短。我应该给艺术品商人雷金纳德·布莱克打个电话，坦嫩鲍姆已经同他打过招呼。此人后天会等我的电话。祝我好运！
我把信慢慢折叠好，忽然觉得旅馆那扇脏兮兮的侧门似乎豁然洞开，变成了一条林荫大道。一种类似未来的东西翩然而至，一条通道，不再是紧锁的一扇门。此事既普通，又令人难以置信。我立刻下楼去打电话，我等不到后天了。接电话的正是艺术品商人雷金纳德·布莱克，他的嗓音低沉，听上去还有些犹疑不决。我跟他通话时，还听到了音乐声。我起初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少顷我才辨别出布莱克那儿也在放留声机，而且放的是拉乌尔房中传出的《玫瑰骑士》中的同一首华尔兹舞曲，我把这视为吉兆。布莱克让我三天后去面试，约在五点钟。我放下了听筒，但那音乐仍旧幽灵般地响在我的耳畔。我转过身向外望去，只见拉乌尔公寓房的窗户现在大敞着，他的留声机播放的乐曲欢快地回响在院子上空，盖过了所有爵士号的声音。所以即使在放着电话机的阴暗小屋中都能听到，这小屋紧挨着接待台。玫瑰骑士真是无处不在啊。
“怎么了？”莫伊科夫问。“看你的表情就跟撞见神明了似的。”
我点点头。“迄今最伟大的冒险之神：普通市民生活方式之神与未来之神。”
“你应该为这么说话感到羞耻。这么说是找到差事了？”
“也许，”我回复道，“当然是黑工。还是先不要谈论此事，否则这只青鸟会飞走的！”
“好吧。来杯充满希望的伏特加如何？默默地喝。”
“对酒我总是来者不拒，弗拉基米尔！”
他去拿酒瓶。我打量着自己，我这件西服已经穿了八年了，旧得不成样子；它是我从佐默那儿继承来的，此前佐默本人就已经穿过很长时间了。迄今我都没在意过此事，有段时间我有过第二件西服，可流亡途中被人偷走了。
莫伊科夫发现了我那不满的目光。他笑道：“你看上去就像是个忧心忡忡的老娘们儿。这是小市民的第一征兆！你怎么突然对自己的西服不满了？”|||||
“它太破旧了！”
莫伊科夫摆了摆手。“等你得到这份工作再说吧。那时再看是否需要买。”
“一件新的多少钱？”
“在布朗宁·金那家店卖七十美元左右，或多或少。你有这笔钱吗？”
“作为小市民，没有；作为玩家，有。我卖那件中国青铜器还剩了点儿钱。”
“那就挥霍掉吧，”莫伊科夫说，“这能让你那新开始的市民生活少些寒酸气。”
我们干了杯。伏特加冰凉，还带着一股异香。“你喝出什么新味道了吗？”莫伊科夫问。“你当然喝不出。这是齐白露加酒，伏特加配一种草作香料。”
“你从哪儿弄到这种草的？俄国吗？”
“这是个秘密！”他用软木塞把瓶口重新塞紧。“现在你要奔向似锦的前程了，当个小会计或是售货员！就像希尔施那样。”
“像希尔施？为什么？”
“他是作为马加比的加勒哈德[71]来到这里的，现在他向学生兜售收音机。你们都可算是冒险家了！”
当我来到街上时，就忘记了莫伊科夫说过的话。我在街拐角一家小花店前停住了脚步，店主是位意大利人，也兼卖水果。他的花并不总是很新鲜，但却因此很便宜。
店主站在门口，他是三十年前从意大利坎诺比奥[72]移民来的，我则曾被从瑞士驱逐到坎诺比奥。这一点让我们彼此产生了亲近感，所以我在他那儿买水果还能便宜一成半。“您好吗，埃米利奥？”我问。
他耸耸肩。“这个季节坎诺比奥一定很美，可以在马焦雷湖游泳。要是该死的德国人不在那儿就好了！”
“他们在那儿不会太久了。”
埃米利奥脸上露出很担忧的神色，他捋了捋胡须说：“一旦他们必须撤离那里，那他们就会毁掉一切！罗马、佛罗伦萨和美丽的坎诺比奥！”
我无法安慰他，因为我也同样担心这样的结局。“好美的花！”我换了个话题。
“兰花，”他得意洋洋地说，“很新鲜，或者说相当新鲜，便宜！可住在这一带的人谁买兰花呢？”
“我买，”我说，“如果它们非常便宜的话。”
埃米利奥又理了理胡子，他上唇的小胡子与希特勒的类似，让他看上去就像个骗婚的。“一枝一美元，这是两枝，折扣已经算进去了。”
我怀疑埃米利奥跟某个殡仪馆有关系，常在那里买花。哀悼者把鲜花放到死去亲属的灵柩上，灵柩被送往焚烧炉，火化前殡仪馆的人把还可以出售的鲜花挑出来留着卖。花圈当然随尸体火化。埃米利奥经常出售白色的玫瑰和百合，我认为他卖得太频繁。可我不想捉摸此事了。
“您管送花吗？”
“往哪儿送？”
“五十七街。”
“没问题，”埃米利奥说，“甚至还可以用细棉纸包好。”
我写上玛丽亚·菲奥拉的地址，然后把信封封好。埃米利奥冲我挤挤眼说：“终于有心上人了！”他说，“也是时候了！”
“胡扯！”我辩解说。“那花是送给我姑妈的，她生病了。”
我去那家服装店。它虽然位于第五大道，但莫伊科夫告诉我那儿最便宜。当我穿行于两侧挂着西服的一排排通道时，扑面而来的坚实的市民生活气息极为浓郁。莫伊科夫可以尽其所能地诋毁这种生活，但对于久违了这种生活的我来说，这仍旧是一次令人喘不过气的冒险。它与流亡生活有天壤之别，流亡时只能携带最轻便的行李，现在展现在眼前的则是逗留、安闲、放松、安居、学习和书籍。一句话，是一种不断发展和渐进的此在、文化和未来。
“我建议您买一套轻便的夏装西服，”售货员说，“纽约会有两个月很热，而且闷！”
他向我展示了一套不带背心的浅灰色西服，我用手抚摸着它。“这料子不起皱褶的，”他说，“容易填装，在行李里不占地方。”
我饶有兴趣地端详了一会儿那料子，这东西倒蛮适合逃难的，我捉摸。但很快又摈弃了这种想法，我不愿再从一个浪迹天涯的流亡者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要灰色的，”我说，“要一套蓝色的，深蓝。”
“夏天穿？”售货员不解地问。
“夏天穿，”我回复道，“夏装，但要深蓝色！”
我其实也更喜欢那套灰色的，可我接受过的老派教育的残余突然又冒了头。蓝色更庄重，更好派用场，我穿着它既可以去见雷金纳德·布莱克，也可以去见玛丽亚·菲奥拉。它同时可以充当晨装、日装和晚装。
我被领到一个挂着长镜子的试衣间去试西服。当我脱掉从佐默那儿同他名字一起继承过来的旧西服时，我若有所思地打量了一会儿镜子里的自己。我最后一次拥有一身蓝色西服还是十二岁那年的事，西服是父亲给我买的，三年后他就被谋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