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白石的著作《史疑》仍然留存于世这个消息，最初是由一位在北陆一带采访的报社记者带回东京的。
这名记者先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某位过从甚密的大学副教授。该副教授一开始并没有相信，不过在听了记者讲述的来龙去脉之后，他逐渐开始认为这消息似乎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胡说。
那位收藏家名叫宇津原平助，据说他祖上是加贺藩藩主的门客，现居住于福井县的农村，是位六十七岁的老人。他性情古怪，二十年前把家人全部赶出了家门，一直独居至今，和孩子们几乎没有往来，他的老伴儿目前由子女们照顾。
宇津原平助家里存有很多祖上传下来的古文献。他是那种所谓的“藏书狂”，不但不外借他的藏书，也不允许他人阅读，如同一个守财奴，瞧一眼自己埋在地下的金币，就心满意足了。
以前也曾有地方图书馆的人和他商谈购买藏书的事宜，都被平助老人一口回绝。当然，他时不时会骄傲地把自己抄写的藏书目录在慕名而来的收藏爱好者们面前显摆一下。不过平助亲口对该报社记者说，那并不是完整的目录，重要的藏书并没有写入。
他的老式住宅很宽敞，有单独存放藏书的房间。为防范窃贼，窗户上都安装了坚固的铁栏杆。平助老人每天都到藏书间翻阅古书，一天不去，感觉就如同与爱子隔离一样寂寞难耐。
大学副教授查阅了加贺藩的《武鉴》，发现藩主的门客中，确实有位叫宇津原平左卫门的人。
报社记者凭借着他的甜言蜜语和循循善诱，终于套出平助老人的话，得知他收藏有《史疑》。据记者称，平助老人一说出口，马上就后悔了。他反复叮嘱记者，千万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如果一传十十传百，定会有许多人上门来要观摩，他会不堪其扰。
但是报社记者还是将消息告诉了大学副教授。后者在获悉《史疑》有可能存世的消息之后兴奋异常，要求记者千万要对其他学者保密。副教授说，如果这册《史疑》是真品，那将会是个伟大的发现。他表示一定会仔细阅读此书，然后写出一篇轰动学术界的论文来。
其实报社记者将这一消息透露给其他历史学家，也不能说是背信弃义的举动。一开始，记者并不知道《史疑》有如此高的价值，当看到副教授表现得如此欣喜若狂时，他非常吃惊，觉得这个消息只让一个人知道未免有些浪费，或许让整个学术界都知道会比较好，于是他就将此消息也告诉了其他学术界的大人物。
新井白石留有数量庞大的著作，其中多数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后世，但有相当一部分只留有书名，内容失传，《史疑》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部二十一卷本的皇皇巨著，白石在其中将十八世纪法兰西的百科全书派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尤其尊重史实，是将实证主义导入历史考证的第一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日本近代史学的奠基人。明治时代实证史学开始兴盛，当时几位有名的历史学家大多受到了白石的影响。
白石先生著名的历史著作有《藩翰谱》《读史余论》《古史通》《古史通或问》等，这些是应六代将军家宣的要求执笔撰写的。而《史疑》则不同，当时白石遭八代将军吉宗贬谪，在失意中写下了这部著作。《史疑》同《折薪记》一样，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从白石致友人的信笺中可以推测，此书同样运用《古史通》与《古史通或问》中以古代史为基础的写作方法进行考证，并且加进了借古讽今的意味。信笺中“本朝古今第一书，以记万古之疑，亦为谢罪之辞”的语句，充分体现了白石先生当时的雄心壮志。
加贺的前田侯听说白石写了《史疑》后，恳求借阅此书。对白石来说，加贺侯是他的支持者，不能得罪，所以他将二十一卷全部借给了对方。然而，前田家可能以为这二十一卷是抄本，因而没有归还。《史疑》于享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完稿，第二年即享保十年的五月，白石病殁。加贺侯没有归还《史疑》，或许是他故意装糊涂也未可知。
之后，前田家从白石处借走的《史疑》便下落不明。因为多达二十一卷，纵然散佚，也应该有一部分会存留下来。从整部著作全都失传这一点来看，加贺侯可能是将二十一卷本交给门客替他抄写，后来却遗忘了此事。总之，前田家没有留下相关记载。另外，门客也可能抄录到一半便寿终正寝，最终导致《史疑》不知所踪。
历史学家对白石先生的《史疑》产生了无穷的兴趣与好奇。这是作者在《古史通》与《古史通或问》之后写就的著作，不但补充了以往的疏漏，而且从作者“今日政事之心得”等词句上剖析，《史疑》中作者好像相当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主观感受。其实，现代学者在书写古代史时，仅仅从《古史通》与《古史通或问》中就已经受益匪浅，更不用说《史疑》了。
如今这部古书居然在越前的偏僻乡村出现，这在整个学术界内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一个原因是，每个学者都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另一方面，部分得知消息的人开始争先恐后地赶往福井县西部的那个山村。
然而，这些东京的学者无一例外都碰了一鼻子灰。宇津原平助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阅览《史疑》的请求。不过，宇津原平助拿出了其他古文献。学者们至此便确信，平助老人确实藏有《史疑》。他拿出的藏书都属于享保年间，其中多数文献甚至从未面世，这些书籍同样非常有价值，不过他们最翘首以盼的还是《史疑》。
此时，每位学者都功名心切。一个人独自占有史料的愉悦，远远高于美女得到宝石的欣喜。根据这本史料，学者可以提出新的学说，可以颠覆以往的定论，还可以为已有的学说提供旁证。
《史疑》在近代史学鼻祖新井白石的历史著作中占有重要席位，这样的著作居然重新出现，当然会引起学者的浓厚兴趣。他们千方百计地想要说服宇津原平助，但是平助顽固异常，他扬言，在他死前决不会将此书公之于众。他说自己已经六十七岁，来日无多，死后儿子们可能让众人一饱眼福，但只要他还活着，就算有宫内厅的命令或者首相的指示，也决不将《史疑》示人。
然而，学者们在听过平助老人如此信誓旦旦后，不但没有放弃，反而更感兴趣。当然，这也是人之常情。其中一些老学者，更是强烈盼望能在有生之年一睹《史疑》的真容。另外，一些已经功成名就的学者也雄心勃勃地想借对此书的研究，在史学界激起热议。
但结果是，学者们彻底领教了宇津原平助的顽固。事已至此，只能寄希望于等平助死后，平助的儿子把书拿给大家观摩。虽然也有学者先下手为强，积极拉拢平助的儿子，但是平助父子间的关系极为不合，现在儿子也无法说服父亲，尽管大家都知道《史疑》的存世，却谁都没办法出手。就这样，两年时间过去了。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史疑》如今有了下落，这本身就意义非凡。不过另一方面，仍有学者怀疑宇津原平助究竟有没有《史疑》。他们推测，平助将《史疑》秘不示人正好说明那东西是赝品，或者他连赝品都没有，只是在那里虚张声势而已。
这在逻辑上也说得通，但那些见到过平助其他收藏的学者们，都对平助的话深信不疑。这其中不乏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们还没有窥见真正的古文献，居然根据平助言论的细枝末节，写小论文来推断《史疑》的大致内容。
在这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叫比良直树的人。他三十二岁，是个新锐历史学家。他究竟毕业于哪所国立大学，在哪所大学担任讲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最近崭露头角、大有前途的历史学家。他因擅长写作而为世人关注，经常在重要的综合杂志上发表言论。他的文章具有独到的见解，许多人认为此人迟早会升任为大学教授，在历史学界称雄一方。
比良直树听说宇津原平助藏有《史疑》时，也对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当其他人争先恐后地与平助拉关系时，他却选择保持沉默。他觉得这么做没有意义，听说平助是个顽固的家伙，自己一旦和那些平庸的学者混到一起，只怕也会被平助拒之门外。
他在静静地等待最有效的方法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