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是一八三年冬天，在离巴黎三百法里以外的地方写的，所以其中并没有一处影射一八三九年的那些事情。
在一八三年以前好多年，正当我们的军队纵横全欧洲的时代，我凑巧领到一张住宿券，住在一位议事司铎的家里。那是在帕多瓦，意大利的一座美丽的城市。由于逗留的时间延长，我和他交上了朋友。
一八三年年终，我又路过帕多瓦，赶忙跑到这位好心的议事司铎家去。他已经去世了，这我是知道的，但是我想再看看那间客厅，我们曾经在那儿度过了多少个愉快的晚上，后来我还常常怀念呢。我遇到了议事司铎的侄子和侄媳妇，他们把我当老朋友款待。随后又来了几个人，我们待到很晚才散。议事司铎的侄子从贝特罗蒂咖啡馆叫来了味美可口的桑巴甬。我们所以会一起待到深夜，主要是因为有人提起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的故事；议事司铎的侄子特地为了我把它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在我要去的地方，”我对我的朋友们说，“我是不会遇到像今天这样的晚上的，我要把你们这段故事写成一部小说，借以消磨那些漫长的夜晚。”
“既然这样，”议事司铎的侄子说，“让我把我伯父历年的札记交给您，在帕尔马那一项下面，提到在公爵夫人的权势炙手可热的那段时期里，帕尔马宫廷上发生的几件阴谋倾轧的事件。不过，您可要小心！这个故事绝不是合乎道德的，目前你们法国正以福音书式的纯洁自豪，这个故事可能给您带来罪大恶极的名声。”
我现在照一八三年的原稿丝毫不加改动地发表这部小说，这可能有两个缺点：
第一个是对读者的：小说中的人物是意大利人，也许读者不大感兴趣。那个国家的人心和法国大不相同。意大利人诚挚、善良，而且只要没有受到什么惊吓，他们是心口如一的。他们的虚荣心只是偶尔地发作一下，不过一旦发作起来，就变成一种狂热，他们称之为puntiglio。最后，在他们当中，贫穷并不是一种叫人笑话的事。
第二个缺点是和作者有关的。
我承认，我大胆地保留了人物性格上的那些粗糙的地方，不加润色。不过，另一方面，我坚决地声明，对于他们的许多行为我从道德上给予最严厉的谴责。为什么要把法国人的崇高品德和性格上的种种优点加在他们身上呢？法国人爱钱胜于一切，很少为了爱或者恨去犯罪。这部小说里的意大利人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相反。而且我认为，从南往北，每走上二百法里路，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同样地小说也就不同了。议事司铎的那位可爱的侄媳妇曾经和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相识，甚至还对她非常敬爱，她请求我不要改动公爵夫人的不寻常的经历，而那些经历却是理应受到谴责的。
一八三九年一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