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利德尔·哈特所着的《欧战史》第二十二页上，可以读到这样一段记载：十三个团的英军（配备着一千四百门大炮），原计划于一九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向塞勒—蒙陶朋一线发动进攻，后来却不得不延期到二十九日上午。倾盆的大雨（利德尔·哈特上尉指出）是使这次进攻推迟的原因。当然，这看来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可是下面这一段由俞琛博士口述，经过他复核并且签名的声明，却给这个事件投上了一线值得怀疑的光芒。俞琛博士担任过青岛市Hochschule的英语教员。他的声明的开头两页已经遗失。
……我挂上了电话。我立刻记起了这个用德语对我说话的人。他是理查·马登上尉。马登竟然在维克托·鲁纳贝格的公寓里！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完蛋了，而且——不过这似乎是次要的，或者对我来说是次要的——我们的生命也完蛋了。这意思就是说：鲁纳贝格已经被捕，或者被杀。（编者按：这是毫无根据的恶意的胡说八道。真相是：普鲁士间谍汉斯·拉比纳，又名维克托·鲁纳贝格，向前来执行逮捕令的理查·马登上尉拔出自动手·枪，后者为了自卫，开枪打伤鲁纳贝格，因而使其伤重致死。）这一天太阳落山之前，我也处在同样的危险之中。马登是冷酷无情的，或者最好是说，不得不装得冷酷无情。他是一个爱尔兰人，为英国服务，人家说他脾气不冷不热，而且为人也许还有点儿不忠诚。为什么他不抓紧而且充分利用这么一个奇迹似的好机会，发现，逮捕，或者杀死两个日耳曼帝国的间谍呢？我上楼到了我的房间里，可笑地锁上了门，仰天躺在狭窄的铁床上。窗外仍然是那么些屋顶，还有那六点钟时的朦胧的太阳。我觉得难以相信：这一天，既没有预兆，也没有征象，竟然会是我难以逃脱的死期。尽管我父亲已去世，尽管我是在海奉一个整齐对称的花园里长大的孩子，难道我就得去死？后来，我想想，一切事情都会恰恰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而且恰恰是在现在。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接连地过去，只是到了现在，事情才发生；空中，地下，海上，生活着无数的人，然而一切真正发生的事情，却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一想起马登那张使人无法忍受的马脸，反而使我撇开了这些胡思乱想。在愤恨和恐惧之中（现在我说恐惧，已经毫不在乎，因为现在我是在嘲笑理查·马登，现在我的脖子在渴望绞索），我心里想，这个爱吵爱闹而且无疑是很幸福的军人，根本没有怀疑我掌握着这个秘密：在安克雷的英国大炮新阵地的确切名字。一只鸟在灰暗的天空上飞过，我在昏乱之中把它变成了一架飞机，这架飞机又变成了许多飞机（在法国的天空中）以直接命中的炸弹，夷平了英国的大炮阵地。要是我的嘴巴，在一颗子弹把它打烂之前，能够喊出这个地名，喊得德国都听得见就好了……我这人类的声音是很渺小的，怎么能够使它让我的首领听见呢？可非得让这个可厌的有病的人听见不可；这人既不认识鲁纳贝格，也不认识我，只知道我们是在司塔福郡。他在柏林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坐着，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徒然等待着我们的情报……我高声地说：我应该逃走。我在毫无意义的完全的静默中不声不响地起了床，仿佛马登已经在侦察我。有一种什么念头——也许仅仅是想证实一下我身边确实一无所有——促使我检查我的口袋。我找到的都是我知道会找到的东西：一只美国怀表，一条镍表链，一枚方形硬币，一个钥匙圈，圈上挂着鲁纳贝格那个公寓的倒霉的钥匙，一个笔记本，一封我想立刻销毁的信（结果并没有销毁），一个克朗，两个先令，几个便士，一枝红蓝铅笔，一条手帕，一支只剩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我很滑稽地把手·枪握在手里掂了掂，鼓鼓自己的勇气。我模模糊糊地想到，手·枪的响声可能传到很远的地方。不过十分钟，我已经想好了我的计划。我在电话簿上查到了那个惟一能够帮助我传递情报的人的名字。他住在范顿的郊区，坐火车用不了半个小时。
我是一个胆小的人。现在我可以这样说了：现在我已经在实现一个谁也不敢说没有危险的计划。我知道，要把它实现，是相当可怕的。我不是为了德国才干的，不是。这个野蛮的国家，跟我毫无关系，是它，迫使我堕落到了当一名间谍。另外，我认识了一个英国人——一个朴实的人，在我看来，他不比歌德差。我跟他谈过不到一小时的话，然而在这不到一小时里，他就是歌德。我就这么干了，因为我觉得，我的首领有点怕我这个民族的人，怕我身上汇集着的我们的无数祖先。我要向他证明，一个黄种人能够拯救他的军队。何况，我还得逃开那个上尉，他的手随时会敲我的门，他的声音随时会来叫我。我不声不响地穿好衣服，向镜子里的我告别，下了楼，察看一下宁静的街道，就走了出去。车站离我家不远，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坐一辆街车。我自己认为，这样可以减少被人认出的危险。事实上却未必如此，在这冷落的街道上，我总觉得有人会看见我，伤害我。我记得，我叫司机在离车站大门不远的地方就停车。我缓慢地几乎是痛苦地下了车。我是到阿希格罗夫去，但是我却买了张到远一站的票。火车八点半开，只有几分钟了。下一班车要九点半开。我急忙进去。月台上几乎没有人。我走过一节节车厢；我记得车厢内有几个农民，一个服丧的妇女，一个专心地读着塔西佗《编年史》的青年，还有一个快活的伤兵。火车终于开了。有一个人拼命地向月台尽头跑来。那是理查·马登上尉。我惊慌失措，颤栗着缩到座位的一角，远离那个可怕的车窗。
我这种惊慌失措逐渐转变为一种几乎是落魄的快乐。我对自己说：决斗已经开始，我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也许是这四十分钟，也许是好运气，使我躲开了对方的进攻。我给自己解释：这个小小的胜利，预示着最后彻底的胜利。我又给自己解释：这个胜利并不是那么渺小，要不是我的火车正点开出，只要迟延一点点，我就已经在监狱里或者死了。我又给自己解释（并不是没有点儿作假）：我的快乐的怯懦，正好证明我是一个有能耐把这场冒险搞出一个好结果来的人。从这种软弱之中，我取得了力量，而且这种力量决不会消失。我预见到：人们越来越在投身于最凶暴的事业，很快就会都成为兵士和强盗。我愿意给他们这样的忠告：从事于暴力事业的人，应该想像自己已经完成事业，应该给自己一个像过去那样无法改变的未来。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以一个死去的人的眼睛回顾着这一个流逝了的白天和延长着的夜晚。说不定，这是最后的一天了。火车轻快地在白杨树中间行驶。然后，几乎就在田野的中央停住了。没有人报车站的名字。“是阿希格罗夫吗？”我问月台上的几个孩子。“是阿希格罗夫，”他们回答。我就下了火车。月台上亮着一盏灯，但是那些孩子们的脸仍然是在阴影里。他们有一个问我：“您是到史蒂芬·阿尔贝博士家去吗？”不等我回答，另一个又说：“他的家离这里远着呢，不过您不会找不到。您只要从左边的路走，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向左拐弯。”我扔给他们一枚硬币（最后的一枚了），走下几步石级，踏上了那条冷落的路。这是一条土路，缓缓地向下倾斜，路的上空，交叉着树木的枝叶，低低的圆月似乎在陪伴着我。
有一忽儿，我想理查·马登已经用某种方式看透了我这绝望的意图。但是，很快我就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教我始终向左转的忠告，使我想起：这是发现某种迷宫的中心院子的通常方法。我对于迷宫还是有点儿懂得的。我不愧是那位崔朋的曾孙。崔朋原是云南总督，他辞去官职，写了一部小说，其中的人物比《红楼梦》还要多，还建造了一座迷宫，任何人进去了都会迷失。他花了十三年的时间，从事这两项不同性质的工作。但是有个来历不明的人暗杀了他，他的小说变得毫无意义，他的迷宫也找不到了。我在英国的树阴之下，思索着这个失去的迷宫。我想像它没有遭到破坏，而是完整无损地坐落在一座山的神秘的山巅；我想像它是埋在稻田里或沉到了水底下；我想像它是无限的，并非用八角亭和曲折的小径构成的，而就是河流、州县、国家……我想着一个迷宫中的迷宫，想着一个曲曲折折、千变万化的不断地增大的迷宫，它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甚至以某种方式囊括了星辰。我沉浸在这些想像的幻景中，忘掉了我所追求的目标。在一段无法确定的时间里，我觉得我成了这个世界的抽象的观察者。周围朦胧而活跃的田野，天空的明月，逐渐浓重的暮色，都在我的身上起了作用。甚至这条不可能使我有任何疲劳感觉的下坡路，也是如此。这暮色是亲切的，无穷无尽的。道路向下坡伸展，分成岔路，穿过迷惘的草地。一阵尖锐的几乎是分着音节的音乐，随着阵阵的微风，忽而近来，忽而远去，因为叶簇阻挡和距离遥远而模糊不清。我想，一个人可能成为别人的敌人，到了另一个时候，又成为另一些人的敌人，然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即萤火虫、语言、花园、流水、西风的敌人。就这样，我到了一座高大的铁门前面。从铁栅中，可以看见一条杨树成阴的道路，一座凉棚之类的房子。忽然，我明白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微不足道，第二件几乎难以相信：这音乐来自凉棚，而且是中国音乐。由于这个原因，所以我完全接受了它，没有加以注意。我不记得那里是否有门铃、小钟，或者只是拍拍手招呼开门。那火花飞溅的音乐还在继续。
然而从里面房子的深处，有一盏灯笼逐渐移近。这盏灯笼在树干之间忽儿放光，忽儿消失。这是盏纸做的灯笼，形状像鼓，色彩像圆月。一个高身材的人提着它。我看不见他的脸，因为灯光使我的眼睛发花。他开了大门，用我家乡的语言慢慢地说：
“原来是郗本仁兄光临，来解我的孤寂了。毫无疑问，您是想观赏一下花园吧？”
我记起来，郗本是我们一位领事的名字；我莫名其妙地重复着说：
“花园？”
“交叉小径的花园。”
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记忆，我不知怎的，满有把握地说：
“那是我祖先崔朋的花园。”
“您的祖先？您的着名的祖先？请进来。”
潮湿的小径曲曲弯弯，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我们来到一间书房，里面满是东方和西方的书籍。我认出了一些用黄绢面装订的大本子，那是明朝第三代皇帝命令编纂的手抄百科全书，从来没有印刷过。留声机的唱片在一只铜铸的凤凰旁边旋转。我也记得有一只玫瑰色的大花瓶，还有一只几个世纪以前的古瓶，它的那种蓝颜色，是我们的手艺师傅从波斯的陶工那里学来的……
史蒂芬·阿尔贝微笑地观察着我。他（我已经说过）个子很高，脸上有深刻的皱纹，灰色的眼睛，灰色的胡子。他身上既有教士的那种模样，也有水手的那种气概。后来，他对我说，他“在渴望成为一个中国通之前”，曾经在天津当过传教士。
我们坐了下来；我坐在一张低矮的榻上，他背向着窗户和一只高高的圆形座钟。我计算了一下，我的追逐者理查·马登，要一个小时以后才到得了。我以无可改变的决心等待着。
“崔朋的命运真是令人惊讶，”史蒂芬·阿尔贝说，“他是他家乡那个省的总督，既谙天文，又知星相，并且精通经史，擅长弈棋、诗词、书画。但是他却抛弃了这一切，从事于写小说，造迷宫。他拒绝了仕途、吏治、房闱、宴饮，甚至学问的乐趣，把自己幽闭在明寂阁之中，达十三年之久。他死的时候，他的继承者只发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手稿。他的家属，大概您不会不知道，准备把它付之一炬，但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一个道士或和尚——坚持予以出版。”
“我们崔朋家的血缘亲属，”我回答，“至今还在咒骂这个和尚，出版这些手稿其实毫无意义。这本书不过是一大堆矛盾百出、体例混乱的材料。我有一次把它翻了一遍：主人公在第三章死了，到第四章又活了过来。至于崔朋的第二项事业：他的那个迷宫……”
“那个迷宫就在这里，”他把一座高高的漆得光溜溜的写字台指给我看。
“一座象牙的迷宫！”我喊起来，“一座小型的迷宫……”
“一座象征的迷宫，”他纠正我说，“一座看不见的时间的迷宫。我，一个蛮夷之邦的英国人，得到了揭示这个透彻的秘密的能力。经过了一百多年之后，那些细节已经无法复原，然而还不难揣测当时是怎么回事。有一个时候，崔朋说：我要隐居，去写一本小说。另一个时候，他说：我要隐居，去造一座迷宫。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两项工作，谁也没有想到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明寂阁矗立在一个大概是很曲折的花园中央，这个事实可能给人们暗示，确实有一座迷宫。崔朋死后，在你们家宽广的土地上，没有人能找到什么迷宫。这部小说的复杂混乱，却给了我暗示：它本身就是迷宫。有两种情况，使我直截了当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一种是：根据传说，崔朋意图建造的是一座严密的无限的迷宫。另一种是：我发现了他的一封残简。”
阿尔贝站了起来，有一会儿，他背向着我；他打开了这座金碧辉煌的黑漆写字台的一只抽屉，拿着一张纸，转过身来。这是一张原来猩红色的纸，现在已经变成玫瑰色，质地脆而薄，印着方格。崔朋的书法真是名不虚传。我热切地然而费劲地念着下面的字，这是我的一位血缘祖先用毛笔写下来的：“我将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遗给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
我默默地把纸还给他。阿尔贝接着说：
“在发现这封信之前，我曾经自己问自己，一本小说怎么才能是无限的。我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想像，只能想像一本循环的书，兜圈子的书，它的最后一页与第一页完全一样，具有无限地继续读下去的可能。我记起来，在《一千零一夜》的正中间，有一夜，写的是莎赫拉萨德王后（由于抄写者魔术般的错乱）冒着重新回到她正在讲的这一夜的危险，原原本本地从头开始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这就直到无限了。我也想像一部柏拉图式的世袭作品，从上一辈传给下一辈，每一个后辈总是给它增加一章，或者以孝顺的谨慎修改前一辈的作品。这种猜想使我很高兴，但是哪一种猜想，即使以最渺茫的方式，看来都不符合崔朋的这些矛盾百出的篇章。我正处在这样的困恼之中，从牛津给我寄来了您刚才看过的那张纸。很自然地，我在这句话上停住了：‘我将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遗给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我几乎当时就明白，‘交叉小径的花园’就是这部混乱的小说。‘各种不同的（并非全部的）未来’这句话，使我想到：这是时间上，而不是空间上的交叉的形象。我把这部作品重新看了一遍，证实了这个理论。在其他所有的小说里，人们每当面临各种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总是选择一种，排除其他。但是这一位几乎无法解释的崔朋，他却——同时地——选择了一切。他就这样创造了各种的未来，各种的时间，它们各自分开，又互相交叉。小说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譬如我们说：范生有一个秘密，有一个陌生人来敲他的门，范生决定把他杀死。当然，有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范生可能杀死闯来的人，闯来的人也可能杀死范生；两个人都可能活命，两个人都可能死去，如此等等。在崔朋的作品里，所有的各种解决办法都发生了，每一个办法都是与其他办法交叉的出发点。有时候，这座迷宫的小径集中到了一起，例如：您到这所房子里来了，然而在从前的某个时候，您可能是我的敌人，在另一个时候，又可能是我的朋友。如果您不在意我的无可救药的发音，我们可以念几段听听。”
他的脸容，在灯光的明亮圆圈里，无疑像个老人，然而有着某种坚决的甚至不朽的神色。他缓慢地正确地把这史诗作品中同一章的两种不同写法，都念了一遍。在第一种写法里，一支军队，行军经过荒凉的山地，出发去打仗。嶙峋的怪石，阴沉的山谷，使他们觉得生命毫无意义，于是他们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在第二种写法里，同一支军队行军经过一座宫殿，里面正在举行宴会。这场光辉的战斗，在他们看来，仿佛就是盛会的继续，于是他们取得了胜利。我以恰如其分的尊敬，听着这段古老的故事，也许并不是由于赞赏小说本身，而是由于它是我的一位祖先的创作，由这遥远帝国的一个臣民，在西方的一个岛上，在一场出生入死的冒险之中，把它重新归还给我了。我记得末尾的几句话，在两种写法里都一样，仿佛是一条神秘的戒律：“英雄们以宁静的心、凶猛的剑，奋勇战斗，委身于杀伐和死亡。”
从这个时刻起，我觉得在我的周围和我的身体内，有一种看不见、触不着的东西在发芽生长。这并非是两支分开的，平行的，最后合并的军队，而是他们以某种方式预示的一种最难以捉摸的，并且最内在的骚动。史蒂芬·阿尔贝继续说：
“我不相信您的有名望的祖先会无所事事地玩弄这种千变万化的把戏。我并不认为他真会花费十三年的光阴，去从事一项无穷无尽的修辞试验。在您的祖国，小说是一种低微的职业，在那个时代是受轻视的。崔朋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然而也是一位博学之士，无疑地，他不会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写小说的人。他同时代人的言论——已足以证实他的一生——说明他对道学和神学的爱好。哲理的论辩篡占了他小说的大部分篇幅。我知道，所有的问题，没有一个会使他不安，没有一个会使他费力，除了‘时间’这个深渊一样的问题。好吧，这就是在《花园》的篇章中没有描写的惟一的问题。他甚至不愿意用含有‘时间’意义的字眼。您对这种有意的回避怎么解释？”
我提出了好几种说法，但是都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一会儿。最后，史蒂芬·阿尔贝对我说：
“有一个谜语，它的谜底是棋；在这个谜语中，禁止使用哪个字？”
我想了想，回答说：
“就是棋这个字。”
“对了，”阿尔贝说，“《交叉小径的花园》本身就是一局巨大的棋，或者说是寓言，它的主题是时间。这种缜密的游戏，禁止提到它本身的名字。始终不把这句话说出来，只用不恰切的譬喻，明显的拐弯抹角来提到它，这些也许是一种指明它的最着重的方式。这是走了邪路的崔朋在他孜孜不倦地写成的小说里，逢到每一个曲折之处所爱用的迂回方式。我翻阅了几百页的手稿，改正了抄写人粗心大意的错误，猜出了一团混乱中的构思，我恢复了，或者我认为我恢复了它原来的面貌，我全部翻译好了这部作品。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他没有一次使用过‘时间’这个字。这解释很明显：《交叉小径的花园》是崔朋所设想的一幅宇宙的图画，它没有完成，然而并非虚假。您的祖先跟牛顿和叔本华不同，他不相信时间的一致，时间的绝对。他相信时间的无限连续，相信正在扩展着、正在变化着的分散、集中、平行的时间的网。这张时间的网，它的网线互相接近，交叉，隔断，或者几个世纪各不相干，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我们并不存在于这种时间的大多数里；在某一些里，您存在，而我不存在；在另一些里，我存在，而您不存在；在再一些里，您我都存在。在这一个时间里，我得到了一个好机缘，所以您来到了我的这所房子；在另一个时间里，您走过花园，会发现我死了；在再一个时间里，我说了同样这些话，然而我却是个错误，是个幽魂。”
“对于这一切，”我带点儿颤抖地说，“我向您表示感谢和敬意；您重建了崔朋的花园。”
“并不是一切，”他微笑着喃喃地说，“时间是永远交叉着的，直到无可数计的将来。在其中的一个交叉里，我是您的敌人。”
我重新又感觉到我刚才说过的那种发芽生长。我觉得房子周围潮湿的花园里充满着看不见的人物，直到无限。这些人物就是阿尔贝和我，正在时间的其他范围内暗暗地劳碌着，变换着形体。我抬起眼睛，这微不足道的梦就消失了。黄黑色的花园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然而这个人却像塑像那样坚实，然而这个人正在小径上走来，他就是理查·马登上尉。
“将来已经存在，”我回答，“不过我是您的朋友。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
阿尔贝站了起来。他高高的个子，伸手打开高高的写字台的抽屉；有一忽儿，他背向着我。我已经准备好左轮手·枪。我十分仔细地开了枪。阿尔贝立刻倒了下来，一声都没有吭。我敢发誓，他是当场毙命的：像一下雷击。
其余的都是不真实的，不足道的了。马登冲了进来，把我逮捕。我被判绞刑。可厌的是，我竟然胜利了；我已经把他们预定袭击的城市名称这个秘密，通知了柏林。昨天，他们果然对它进行了轰炸。在同一天的报纸上，我看到：博学的中国通史蒂芬·阿尔贝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叫俞琛的人所暗杀，这件事，对全体英国人来说，是一个谜。然而，我的首领已经破了这个谜。他知道，我的问题是如何（在战争的喧闹声中）指明那个城市的名称就是阿尔贝。他知道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杀掉一个叫阿尔贝的人。可是他不知道（谁也不可能知道）我的无限的悔恨和厌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