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已是四月初，复活节周就要到了。夏天的活儿也逐渐展开。阳光日益温煦而灿烂；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刺激着人的感官。明媚的风光使身陷囹圄的人也心潮澎湃，唤起他内心的某种希望、向往和思念。在灿烂的阳光下，比起在阴沉沉的冬季或秋季，你似乎更为失去自由而满怀忧伤，这在所有囚犯的身上都是显而易见的。他们仿佛很喜欢晴朗的日子，而与此同时，他们的某种焦虑、冲动的心情却更加强烈了。的确，我发觉，在春天我们的监狱似乎会更经常地发生纷争。更经常地听到吵闹、叫骂、喧哗，酿成不幸的事故；而与此同时，你却突然会发现，工地上有一双若有所思的、执着的眼睛在遥望蔚蓝色的远方，眺望着额尔齐斯河的彼岸，那里展现了一千五百俄里的一望无际的广袤空间，那自由的吉尔吉斯大草原；你突然会发觉，有人在敞开胸怀深深地呼吸，仿佛这个人是那么向往呼吸远方的自由空气，以抚慰被压抑、被禁锢的灵魂。“唉！”一名囚犯终于叹息一声，突然，仿佛要抖搂幻想和沉思似的，迫切而忧郁地拿起铁锹或搬起要运往别处的砖头。片刻后他已经忘记了刚才瞬间的感触，而开始嬉笑怒骂，这要看性格而定；否则就突然以异乎寻常的、与需要完全不相称的狂热投入定量劳动，如果给他规定了定量的话，他开始干活了——竭尽全力地干，仿佛要以繁重的劳动摆脱使他感到压抑和束缚的某种思绪。这都是一些刚强的汉子，大多年富力强……这时镣铐是多么沉重啊！此刻我并不追求诗意的抒情，深信我的记述是真实的。在艳阳高照的暖意中，你全身心地听到并感觉到正在自己周围以无穷的力量复苏的大自然，封闭的监狱、押送队、任人摆布的处境更加难以忍受了；此外，在这春光明媚的时候，随着第一只云雀的啼叫，在西伯利亚，在整个俄罗斯开始了漂泊的景象：上帝的子民逃出尖柱城堡，藏身丛林。他们在窒息的牢房、审判、镣铐和棒刑之后，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合意的地方，在比较悦目而自由的地方流浪；饮山泉，食野果，随遇而安，夜晚在树林和旷野安然就寝，没有什么烦恼，没有蹲监狱的苦闷，像林中的小鸟一样，在上帝的照拂下，向天上的星星道声晚安。是谁在这样说呀！“在库库什金将军麾下服役”，有时是又艰苦、又饥饿、又疲惫不堪。有时几个昼夜也看不到食物；见人就要躲藏、逃避；不得不偷盗、抢劫甚至行凶杀人。“移民流刑犯像婴儿，见到什么就抓，”——在西伯利亚是这样谈论移民流刑犯的。这个谚语也完全适用于流浪汉，甚至更贴切。流浪汉不抢劫的很少，而且几乎全都是小偷，不言而喻，大多是出于无奈，而不是自甘堕落。有的是积习难改的流浪汉。有些人甚至在服完苦役之后，还从移民点逃跑。看来他在移民点的生活又舒服又有保障，可是不！老是有什么地方在吸引他、召唤他。丛林生活艰苦而可怕，却是自由而充满奇遇的生活，对那些曾经尝试过这种生活的人来说，它自有一种魅力和神秘之美，你就看吧——有人逃跑了，有的甚至是一个勤勤恳恳的老实人，他已经有望成为定居的好居民和能干的当家人。有的还娶妻生子，在同一个地方生活了五年，却在某一天突然不知所终，留下困惑不解的妻子、儿女以及他落户的那个乡镇。在我们监狱有人曾把这样的一个逃亡者指给我看。他没有任何重大的罪行，至少没有人谈到过他在这方面的情况，可他老是逃亡，一辈子都在逃亡。他到过俄国南部边境的多瑙河彼岸，到过吉尔吉斯大草原，到过东西伯利亚，到过高加索，——哪里都去过。谁知道呢，在其他情况下，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热爱漫游的鲁滨孙。不过这一切都是别人对我说的；他自己在监狱里很少说话，只有在非说不可的时候才说两句。他是一个很矮小的庄稼汉，已年届半百，非常温顺，有一张非常平静甚至呆板的脸，平静得像个呆子。夏天他喜欢坐着晒太阳，往往会暗自哼着小曲，不过声音很轻，五步之外就听不见了。他的神情有些麻木；他吃得很少，只是吃些面包；他从来没有买过一个面包圈、一杯酒；他也未必有钱买，甚至未必会算账。他对一切都心平气和。有时会亲手给监狱里的小狗喂食，而我们这里是没有人会去喂狗的。俄罗斯人通常都不喜欢养狗。据说他有妻子，甚至结过两次婚；人们都说，他还有几个孩子……他怎么会进了监狱，我毫不知情。我们都料想，他也会从我们这里偷偷逃走；不过，或者是他的时机未到，或者是年岁不饶人了，他只顾自己过日子，得过且过，仿佛对他周围这奇怪的环境抱着静观的态度。不过，不能信以为真；尽管从表面上看，他又何必逃跑呢，有什么好处？然而总的说来，丛林里的流浪生活比起监狱生活毕竟是乐园啊。这是显而易见的；简直无法相比。尽管命苦，却可以自己做主。这就是为什么俄国的任何一个囚犯，不论他在哪里坐牢，在春天，随着第一缕诱人的阳光便会变得躁动不安。不过远非每个人都企图逃跑：可以肯定地说，考虑到困难，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心逃跑的人只有百分之一；然而其余的九十九个人至少也会幻想怎样逃跑，以及逃往哪里；哪怕仅仅在希望中，在可能性的想象中得到一点安慰。有的人难免会想起，他从前是怎样逃跑的……我现在讲的是已决犯。不言而喻，下决心逃跑的往往是未决犯最多。已判处刑期的犯人只是在入狱初期也许会逃跑。服苦役两三年以后，该囚犯就珍惜这些岁月了，渐渐地暗自承认，最好还是依法服满刑期，出狱后到移民点去定居，不愿冒险逃跑并承受失败的毁灭性后果。而失败是很可能的。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也许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已决犯中冒险逃跑的往往也是那些刑期太长的犯人。十五至二十年似乎就是无期，被判处这样的刑期的犯人经常会幻想改变命运，尽管他在监狱里已经熬过了十年。最后，脸上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冒险逃跑的障碍。改变命运是一个专门术语。在审讯时囚犯若受到逃跑的指控，他就会回答说，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句有点儿书卷气的话用在这里是非常贴切的。任何一个逃亡者所希冀的并不是获得完全的自由，他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想或者换个环境，或者被强迫移民，或者按新的罪行——在流浪中所犯的罪行重新受审，总之，去哪里都行，就是不要留在使他厌烦的老地方，不待在原来的监狱里。这些逃亡者如果不能在夏天意外地找到一个可以过冬的藏身之处——例如，碰不到一个因为有利可图而窝藏逃犯的窝主；再比如，有时行凶杀人也搞不到一张身份证，有了身份证就可以到处为家了，——那么在入秋之前，他们倘若还没有被抓获，大部分便成群结队地作为流浪汉而走进城市和监狱，能在牢房里过冬，当然，难免还怀有到夏天再逃跑的念头。
春天对我也是有影响的。我记得，我有时是多么贪婪地透过立柱的缝隙望着围墙外面啊，往往头紧贴在我们的围墙上伫立良久，目不转睛地看不够我们城堡的土围子上的碧绿的青草，深远的天空那显得越来越浓郁的一片蔚蓝。我的惆怅和忧愁与日俱增，监狱使我越来越觉得可憎。我作为一个贵族在最初几年经常感受到的来自囚犯们的憎恶已使我无法忍受，它毒化了我的全部生活。在这最初的几年里，我常常称病住进医院，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离开监狱，摆脱那持续不断、无法化解的普遍的敌视。“你们是铁的鸟喙，啄得我们遍体鳞伤！”囚犯对我们这样说，我多么羡慕那些入狱的平民百姓啊！他们立刻就成了大家的伙伴。因而春天、自由的幻影、大自然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不知怎么在我身上的反映也还是忧伤和愤懑。在斋戒的后期，好像是第六周，我要斋戒祈祷。整个监狱从第一周起就由上士按斋戒的周数，将全体犯人分为七个班轮流进行斋戒祈祷。这样，每个班大约有三十人。我在斋戒祈祷的这一周感到很愉快。斋戒祈祷的犯人是免除劳役的。我们每天要到监狱附近的教堂去两三次。我很久没有进教堂了。我从小在父母身边就很熟悉大斋期间的礼拜仪式，庄严的祈祷、深深的鞠躬，这一切在我心里触动了遥远、遥远的往事，使我回忆起童年就有的印象，我清楚地记得，早晨每当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我们前往教堂，走过夜里结了一层薄冰的土地时，我会感到非常愉快。不过，押送兵是不进教堂的。我们在教堂门口挤成一堆，站在最后面的地方，只能听到辅祭的大嗓门，偶尔能从信众的背后看到他的黑色圣衣和秃顶。我想起，在童年时期，我有时站在教堂里看着密密麻麻地拥挤在教堂门口的民众，他们在鲜艳的肩章面前，在肥胖的老爷面前，或者在打扮得花枝招展却异常虔诚的太太面前，点头哈腰地纷纷让开通道，他们一定会向前排的座位走过去，随时准备为了一个座位而争吵。我当时就觉得，在门口那里，人们连祈祷也和我们不同，他们祈祷时是那么温顺、热忱、毕恭毕敬，而又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卑微。
现在我也不得不站在这样的地方了，甚至会站在更差的地方；我们是戴着镣铐和打上烙印的一群人；人人都躲开我们，甚至好像害怕我们似的，每一次都会给我们分发施舍品，记得，这甚至使我感到很愉快，在这奇怪的快感中有一种微妙的、异样的感受。“既然如此，也罢！”我这样想。囚犯们虔诚地祈祷，而且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次都带着可怜的一点钱进教堂，买一支敬神的蜡烛或捐赠给教堂。“我也是人哪，”他在捐赠时也许会这样想或感叹，“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在晨祷时领圣餐。神父手握圣杯诵读祷文：“……即使对盗贼也加以接纳吧。”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镣铐叮当地俯伏在地，仿佛这些话说的就是自己。
复活节周已经到了。管理人员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个鸡蛋和一块奶油鸡蛋面包。城里送来的施舍品又堆满了监狱。手持十字架的神父又来祝福，管理人员又来探望，又是油水很足的浓汤，又是酗酒和逍遥自在的闲逛——一切都和圣诞节一模一样，区别仅仅在于：现在可以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晒太阳。觉得比冬天似乎更明亮，更开阔，却又似乎更忧郁。夏天漫长的日子在节日里似乎特别难挨。平时至少因为干活而觉得日子短些。
夏天的活儿的确远比冬天艰苦。大多是建筑工程的劳动。囚犯们盖房子、挖土、打砖坯；有些囚犯为修整公家的房屋而干着钳工、木工和油漆粉刷的活儿。还有一些人到工厂去烧砖。在我们这里，烧砖被认为是最繁重的劳动。砖厂离城堡有三四俄里远。夏天，五十来人的一大批囚犯每天早晨六点钟就出发，到砖厂去打砖坯。派去打砖坯的都是干粗活的，就是说，那些人不是工匠，没有什么手艺。他们自带面包，因为那地方很远，回去吃午饭不合算，要多走八俄里的冤枉路，所以等到晚上回到监狱才能吃上饭。规定的是整天的工作量，囚犯大概要用整整一个工作日才能完成。首先要挖黏土并把它搬运出来，自己去把水担来，自己在拌和黏土的大坑里把黏土踩踏均匀，然后用来做成许多砖坯，大约有二百块，甚至将近二百五十块。我一共只到砖厂去了两次。砖厂的工人到晚上才回来，累得精疲力竭，整个夏天都经常向别人抱怨，他们干的是最繁重的活儿。这对他们似乎是一种安慰。尽管如此，有些人甚至很乐意去：首先这是在城外干活；那是空旷而无拘无束的地方，是在额尔齐斯河的河岸上。毕竟景色宜人；不是死气沉沉的城堡！还可以自由自在地抽抽烟，甚至舒舒服服地躺上半个钟头。我或者仍旧到车间去，或者去焙烧石膏，又或者在建筑工地上当搬运砖头的小工。当小工时，有一次要把砖头从额尔齐斯河岸运往七十俄丈之外正在建造的兵营，要翻过城堡的土围子，这个活儿一直持续了两个月。我甚至爱上了这份工作，尽管背砖头的绳子经常会磨破我的肩膀。不过我高兴的是，干这个活儿看来能增强我的体力。起初我只能背八块砖头，每块砖头重十二俄磅。可后来我能背十二到十五块，这使我非常高兴。在服苦役期间，为了承受这可诅咒的生活中的一切恶劣的物质条件，对体力的需要不下于对精神力量的需要。
而我还想在出狱后好好地活下去呢。
不过，我喜欢这份工作不只是因为这种劳动可以增强体质，还因为是在额尔齐斯河岸上干活。我之所以屡次谈到这条河的河岸，是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上帝的世界，那纯净、明朗的远方，那渺无人烟的自由的大草原，它的荒凉使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印象。只有在这河岸上才能拿屁股对着城堡而看不到它。所有其余的工作地点都在城堡之内或在它的附近。从最初的几天起，我就憎恨这座城堡，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房屋。我觉得，我们少校教官的住房是一个可诅咒的令人厌恶的地方，我每次从旁经过都投以憎恨的目光。在这河岸上却可以超然物外：你会望着那苍茫无际的空间，恰似一个囚徒从自己牢房的窗口遥望自由。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亲切而倍加珍惜：深不可测的蓝天上一轮灿烂的骄阳，从对岸飘来的一个吉尔吉斯人遥远的歌声。你久久凝视，终于发现一个赤贫的吉尔吉斯人的简陋的被烟熏黑的帐篷；帐篷边有一缕青烟、一个吉尔吉斯女人，她在为自己的两只山羊忙碌着。这一切都显得贫瘠而原始，然而他们是自由的。你会发现蔚蓝、晶莹的空中有一只小鸟，久久地注视它的飞翔：瞧，它掠过水面，转瞬间消失于蓝天，看哪，它又出现了，仿佛一个时隐时现的小小的亮点……甚至我在早春时节在岸边石缝里发现的一朵可怜的干枯的小花，也强烈地吸引着我的注意。在入狱后最初的整整一年里，我的苦闷是难以忍受的，使我气愤而心情苦涩。在这第一年里我由于苦闷而忽略了周围的很多情况。我闭目塞听，不愿仔细观察。在我的那些服苦役的凶狠可憎的难友中，我看不到有思想、有感情的好人，只因为他们有一副可恶的外表。在那些恶毒的话语中，我有时分辨不出友善而亲切的话语，这些话弥足珍贵，因为是毫不做作地说出来的，往往是直接地发自内心，而这颗心灵也许比我承受过更多的苦难而有了更多的感悟。不过，何必多说这些呢？我要是在筋疲力尽的时候回到牢房，就感到非常高兴：也许能进入梦乡！因为夏天在我们这里睡觉是活受罪，几乎比冬天还不如。真的，傍晚有时天气很好。整天不离开监狱大院的太阳终于落下去了。凉意袭人，随之而来的几乎就是寒冷的（相对而言）草原之夜了。囚犯们在等候牢房上锁的时候，三五成群地在院子里漫步。当然，人们主要是聚集在伙房。这里总是会提出监狱里的某个迫切问题，众说纷纭，有时会分析某种传闻，往往是荒诞不经的谣言，却会激起这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们的异乎寻常的兴趣；例如传来一个消息，说我们的少校教官就要被赶走了。囚犯都孩子般地轻信；明知这消息是无稽之谈，传话的人是有名的快嘴和“荒诞不经”的家伙——囚犯克瓦索夫，大家早就认定此人不可信，他一开口就是胡说八道，却又抓住这个消息不放，高谈阔论，聊以自慰，最后又自己生自己的气，因为相信了这个克瓦索夫而感到羞愧。
“可是谁能赶走他呢！”一个人大声说道，“他想必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啊！”
“要知道，他不是还有上级吗！”另一个反驳道，这是一个急躁而相当聪明的人，见过世面，不过像他这样好抬杠的人，世界上还不曾有过。
“官官相护！”第三个人面色阴沉，仿佛自言自语地说道，他已是头发花白的人了，独自在角落里喝着自己的菜汤。
“他的上级想必会来征求你的意见，要不要撤换他吧？”第四个人冷漠地问道，一边轻轻地拨弄着巴拉莱卡琴。
“为什么就不能来征求我的意见呢？”第二个人气冲冲地反驳道，“我的意思是说，可怜的境遇在提出要求，要是他们来征求意见，大家就要表明态度。要不，光是瞎嚷嚷，一到关键时刻就往后退缩！”
“你想怎么样呢？”琴手说，“那是要服苦役的。”
“几天前，”好抬杠的人不理他，急躁地继续说道，“留下了一些面粉。是刮碗边收集起来的；简直是泪迹斑斑哪，派人去卖。不行，他知道了；是伙食管理员告发的；面粉被没收了；那可是节省下来的啊。这公道吗？”
“你要向谁投诉呢？”
“向谁？向督察本人投诉，他就要来了。”
“哪一个督察？”
“这是真的，弟兄们，督察就要来了，”一个活泼的年轻小伙子说，他有文化，当过文书，还读过《拉瓦利埃尔伯爵小姐》或这一类的什么书。他总是很快乐，爱逗笑。不过，他因为了解一些案情，经过一些磨炼而受到尊敬。他不理会大家对未来的督察的兴致勃勃的好奇，径直去找厨娘，就是说去找厨子，向他要牛肝。我们的那些厨娘们时常做这种小生意。比如说，他们用自己的钱买一大块牛肝，烤熟后零星卖给囚犯们。
“切一个铜币还是两个铜币的？”厨娘问。
“切两个铜币的吧：让他们看了眼馋！”囚犯回答道，“一位将军，弟兄们，彼得堡有一位将军要来了，要视察整个西伯利亚。这是真的。是从警卫人员那里听来的。”
这个消息使大家异常兴奋。大约盘问了一刻钟：究竟是谁呀，哪一位将军，什么军衔，职位比这里的将军们更高吗？囚犯们非常喜欢谈论军衔和长官们，他们谁的军阶更高，谁能压服谁，其中谁会被迫服从，甚至为将军们而争吵、叫骂，几乎要打架。按说这有什么用呢？然而对将军以及一般高级官员的详细了解足以衡量一个人的知识水平、见识以及他入狱前在社会上的地位。总之，关于高级首长的谈论被认为是监狱里最高雅、最重要的谈论。
“这么说，弟兄们，当真有人要来撤换少校了。”克瓦索夫说，这个面红耳赤的小矮子脾气急躁而又非常糊涂。关于少校的消息就是他最先传来的。
“他可以行贿嘛。”那个头发花白、面色阴沉的囚犯生硬地反驳道，他已经把菜汤喝完了。
“他会这么干的，”第二个人说，“他搜刮的钱还少吗！我们来之前，他还当过营长。就在不久之前他曾想娶大司祭的女儿。”
“可是没有娶成：给他下了逐客令；因为他穷。他算什么求婚者啊！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就一文不名了。在复活节周打牌输得精光。这是费季卡说的。”
“是呀；他并没有挥金如土，钱却没有了。”
“唉，老兄，我也是有家室的人。穷人结婚日子不好过啊：一结婚就要起早贪黑地挣扎！”斯库拉托夫立刻卷入了谈话。
“那还用说！这里讲的也包括你，”当过文书的小伙子毫无顾忌地说道，“而你，克瓦索夫，我要说，你是个大傻瓜。难道你以为，少校能买通一位将军，而这位将军专程从彼得堡赶来，就是要查办一名少校？你傻啊，小伙子，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怎么？他是将军就不受贿了，是吗？”人群中有人怀疑地说。
“显然，他是不受贿的，要受贿，那就是一笔巨款。”
“当然是巨款；就凭将军的头衔。”
“将军是经常受贿的。”克瓦索夫断然地说道。
“怎么，你向他行贿了，是吗？”突然进来的巴克卢申轻蔑地说道，“可你一辈子也未必见到过将军吧？”
“要是见到过呢？”
“你吹牛。”
“你才吹牛呢。”
“伙计们，要是他见到过，那就让他现在当着大伙儿的面说说，他见到过哪一位将军？喂，你说呀，所有的将军我都知道。”
“我见到过西贝尔特将军。”克瓦索夫似乎有些犹豫地回答道。
“西贝尔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位将军。想必他曾回头看了你一眼，我说的是西贝尔，也许那时还只是一名中校，你就吓昏了头，以为他是将军。”
“不，你们听我说呀，”斯库拉托夫大声叫道，“因为我是有家室的人了。莫斯科确实有这样一位将军，西贝尔特，是德裔俄国人，每年都向俄国神父忏悔和太太们的关系，他呀，弟兄们，老是喝水，像鸭子一样。每天要喝四十杯莫斯科河的河水。听说，他生了一种病，要进行水疗；他的勤务兵亲口对我说的。”
“肚子里的水怕是能养鲫鱼了吧？”带着巴拉莱卡琴的囚犯说。
“喂，得了吧你们！这里在谈正事，而他们……究竟是哪一个督察啊，弟兄们？”成天忙忙碌碌的囚犯马丁诺夫关切地问，他是一名老军人，曾当过骠骑兵。
“这些人是在瞎扯！”一个抱怀疑态度的人说，“听到什么就信？其实全都是胡说。”
“不，不是胡说！”库利科夫不容置辩地说道，此前他一直庄重地保持沉默。这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年近五十，仪表优雅，有一种高傲端庄的气度，他意识到这一点，并引以为自豪。他有吉卜赛血统，是一名兽医，在城里靠医治马匹挣钱，又在我们监狱里卖酒。他是见多识广的聪明人。随便说句话，就深得人心。
“这是真的，弟兄们，”他平静地继续说道，“我在上星期就听说了；一位很有权势的将军要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自然，也有人想贿赂他，不过不是我们的八只眼：他是不敢往他跟前凑的。将军和将军不一样啊，弟兄们。各种人都有。不过我要告诉你们，无论如何我们的少校还会留在现在的岗位上。这是肯定的。我们都是一些说不上话的人，而长官们是不会互相揭发的。督察到监狱来看一看，也就走了，并且呈报上级说，一切正常。”
“怪不得，弟兄们，少校害怕了，从早晨起就喝得醉醺醺的。”
“晚上还要拉大车给他送酒呢。是费季卡说的。”
“积习难改啊。难道他是头一回喝醉？”
“不，这可就没辙了，要是将军也坐视不管的话！够了，可不要再搞他们这种官样文章了！”囚犯们激动地彼此交谈着。
关于督察的消息霎时间就在监狱里传开了。人们在院子里徘徊，迫不及待地互相传递着这个消息。另一些人故意默然不语，保持冷静的态度，看来竭力想以此来抬高自己。还有一些人仍然漠不关心。那些带着巴拉莱卡琴的囚犯们分散地坐在牢房的台阶上。有些人在继续闲聊。其他人在曼声歌唱，但总的说来，这天晚上人人都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
九点多钟清点人数之后，把我们赶回各自的牢房，上锁过夜。夜很短；我们在早晨四点多钟就被叫醒，而入睡的时间决不会早于十一点钟。在此之前，总是还要忙碌、聊天，有时还像冬天一样秘密聚赌。夏夜的闷热令人难以忍受。虽然夜里从抬起窗框的窗口有凉意袭来，但囚犯们在自己的板铺上通宵辗转反侧，仿佛陷入了谵妄似的。无数的跳蚤在乱爬乱动。我们这里在冬天也有跳蚤，而且相当多，可是从春季开始，其繁殖的规模之大，虽然我早就有所耳闻，但在有了亲身体验之前，我是不肯相信的。越是接近夏季，跳蚤就闹得越来越凶。诚然，对跳蚤是可以习惯的，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毕竟是很难受的。往往备受煎熬，最后你仿佛发高烧卧病在床，自己觉得，不是在睡觉，而只是处于梦魇之中。凌晨，跳蚤终于安静下来，仿佛静止不动了，于是你在清晨的寒意中似乎真的已酣然入梦，——监狱的大门口却突然响起无情的震耳的鼓声，于是一天的黎明开始。你一边穿上短皮袄，一边怀着诅咒的心情听着那响亮、清脆的鼓声，仿佛在数数，同时一个无法忍受的念头在睡意蒙眬中潜入你的脑海：明天、后天，乃至一连多少年都是如此啊，直至自由的一天为止。你在想，这自由究竟何时才能到来呢，自由在哪里啊？然而该清醒了；平日的奔波劳碌就要开始……人们穿上衣服，匆忙地赶去上工。诚然，中午还可以睡上一个钟头。
关于督察的传说是真的。传闻日益得到证实，最后，所有的人都已确知，彼得堡的一位重要的将军要来视察整个西伯利亚，他已经来了，已经到了托博尔斯克。每天都有新闻传到监狱里来，也有来自城里的消息：城里人都惊恐不安、忙忙碌碌，想展示好的一面。都说高层领导在筹办招待会、舞会和庆祝活动。囚犯们成群地倾巢而出，修整城堡的街道，铲平坑坑洼洼的地方，粉刷围墙和立柱，抹上灰泥，涂上油漆，总之，想要在顷刻间整顿就绪，展现良好的市容。我们的人都很了解这种情况，彼此之间越来越热烈而激昂地纷纷议论。他们的异想天开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甚至准备请愿，如果将军问起供给情况的话。却又互相争论、怒骂。少校教官很激动。更频繁地到监狱里来，更频繁地厉声叫骂，更频繁地申斥犯人，更频繁地把人抓进警卫室，并对整洁和仪表严加监督。说来也巧，这时监狱里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不过，出人意料的是，这件事一点也没有惹恼少校，恰恰相反，甚至使他感到高兴。一名囚犯在争斗中用锥子捅了另一名囚犯的胸部，几乎就在心脏下面。
行凶的罪犯名叫洛莫夫；受伤的我们都叫他加夫里尔卡；他是一个积习难改的流浪汉。我不记得他有没有别的名字；我们总是叫他加夫里尔卡。
洛莫夫是K县某地的一个富裕的农民。洛莫夫一家是个大家庭：老父亲、三个儿子和他们的一个亲叔叔。他们都是富有的庄稼汉。全省到处都说，他们拥有三十万现金的资产。他们耕地、制革、做生意，但更多的是干着放高利贷、窝藏流浪汉和赃物等肮脏的勾当。半个县的农民都欠他们的债，受他们的压榨。他们是以聪明狡诈而出名的庄稼汉，可是后来却骄傲起来了，尤其是在那一带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开始顺路在他家暂住之后，因为他与老头子有了私交，而且欣赏他的机敏和善于钻营。他们忽然觉得，再也没有人能管他们了，于是越来越敢于冒险从事各种非法活动。人们怨声载道；人人都希望他们下地狱；可是他们的鼻子却翘得越来越高，县警察局长、陪审员在他们眼里已经一文不值了。最后，他们栽了跟头，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然而不是因为干了坏事，不是因为自己的秘密罪行，而是受了冤枉。他们在大约离村十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大农庄和西伯利亚所谓的开垦地。有一天，在临近秋天的时候，他们的长期被奴役的六名雇工吉尔吉斯人住在那里。一夜之间这些吉尔吉斯雇工全都惨遭杀害。于是立案侦查。案子拖了很久。在侦查中揭露了大量其他恶行。洛莫夫一家被控杀死自己的雇工。他们自己讲了经过，整个监狱也都知道了：他们涉嫌欠下雇工们大量债务，尽管他们拥有巨额财产，却又吝啬又贪婪，为了不偿还债务，竟杀了那些吉尔吉斯人。在侦查和审判的过程中，他们的财产全都化为乌有。老头子死了。几个儿子被流放。一个儿子和他的叔叔在我们这里被判处十二年苦役。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在吉尔吉斯人被杀这个案子里是完全无辜的啊。后来有名的骗子和流浪汉加夫里尔卡，一个快活而勇敢的小伙子，自己就在监狱里公开承认，他对这起命案负有完全的罪责。不过，我没有听说，他是否曾亲自招供，但监狱里人人都毫不怀疑，几个吉尔吉斯人未能逃过他的毒手。加夫里尔卡还是在流浪期间就和洛莫夫一家打过交道。他作为逃兵和流浪汉入狱短期服刑。他和另外三个流浪汉一起杀害了那些吉尔吉斯人；他们想在农庄里大发横财，放手抢劫。
我们这里都不喜欢洛莫夫叔侄，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那个侄子很年轻，是聪明而又性格随和的小伙子；可是他的那个用锥子捅了加夫里尔卡的叔叔，却是愚蠢而又好争吵的庄稼汉。此前他就和很多人吵过架，挨了不少打。大家都喜欢加夫里尔卡的快活而一团和气的性格。虽然洛莫夫叔侄也知道他是罪犯，他们就是因为他的案子入狱的，却并不和他吵闹，不过也不与他交往；他也对他们不理不睬。突然，他为了一个面目可憎的姑娘和叔叔洛莫夫争吵起来。加夫里尔卡自夸受到她的青睐；庄稼汉吃醋了，于是在一天中午拿锥子捅了他一下。
尽管洛莫夫叔侄在法庭审判后破产了，在监狱里却像富翁一样。他们自备茶炊，喝自己的茶。我们的少校知道这一点，对洛莫夫叔侄简直恨之入骨。人人都看得出来，他对他们吹毛求疵，总是想找机会收拾他们。洛莫夫叔侄解释说，这是因为少校想得到他们的贿赂。可是他们不肯行贿。
当然，要是洛莫夫的锥子哪怕稍微捅得深一点，加夫里尔卡就死定了。但结果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有人报告了少校。我记得，他策马而来，气喘吁吁，却扬扬得意。他对加夫里尔卡非常亲切，就像对亲生儿子一样。
“怎么样，朋友，你这么走着上医院行吗？不，还是给他套车才好。马上套车！”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冲着士官大声叫道。
“可我，少校阁下，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啊。他只是轻轻地刺了一下嘛，阁下。”
“你不懂，你不懂，我亲爱的；你瞧瞧，这是要害部位；一切都取决于受伤的部位；正好刺在心脏下面，这个土匪！你呀，你，”他冲着洛莫夫吼了起来，“哼，我马上就来收拾你，带到警卫室去！”
也真的收拾了他。洛莫夫受到审讯，虽然只是极轻微的刺伤，但意图是显而易见的。罪犯延长了劳役期限，还挨了一千棒。少校总算是称心如意了……
督察终于光临。
他光临本市的第二天就来到我们监狱。这是在节日里。几天来我们这里的一切都清洗过、修整过、打扫过了。囚犯们都新剃了头。穿着洁白的衣服。夏天他们按规定穿上亚麻布的白色上衣和长裤。每个人的后背都缝上一块直径约两俄寸的圆形黑布。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教导囚犯们在大人物问好时该怎样回应。还一再地进行演习。在将军莅临的一个小时之前，大家就各就各位，双手紧贴裤缝呆若木鸡地站着。将军终于在午后一时到了。这是一位重要的将军，位高权重，看来他的光临使西西伯利亚全境的首长都会为之心惊胆战。他严峻而庄重地进来了；身后簇拥着众多随员，都是随侍左右的地方首长；有几位是将军和上校。还有一位民间人士，是穿着燕尾服和皮鞋的高挑英俊的绅士，也是来自彼得堡，举止非常从容而神态自若。将军时常与他交谈，而且彬彬有礼。这使囚犯们非常感兴趣：一个民间人士，却享有这样的尊荣，而且还是在这样的将军面前！后来打听到了他的姓名和身份，不过有过很多议论。我们的少校身穿有橙黄色衣领的紧身军服，两眼充血，赤红的脸膛满是粉刺，看来给将军留下了不太愉快的印象。出于对贵宾的特殊敬意，他没有戴眼镜。他站在稍远处，身姿笔挺，全身心都十分激动地期盼着有用得着他的时候，以便飞奔而去，执行将军大人的意愿。可是没有什么事能用得着他。将军默默地巡视了牢房，又顺便看看伙房，好像还尝了尝菜汤。有人指着我对他说：如此这般，出身贵族。
“哦！”将军回答说，“现在他的表现如何？”
“暂时还可以，大人。”有人回答道。
将军点了点头，两分钟后就离开了监狱。当然，囚犯们受了蒙骗而不知所措，但终究有些困惑莫解。不言而喻，关于投诉少校也就无从谈起了。而少校对这样的结果是早就深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