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也逐渐地习以为常了。我的新生活中的日常现象对我的困扰日益减少。那些事、那个环境、那些人——仿佛一切都已经看惯了。要迁就这种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早就该承认，这种生活已是既成事实。还留在我心中的种种不满，我都尽可能隐藏在内心深处。我不再失魂落魄地在监狱里徘徊，也不流露自己的苦闷。苦役犯们粗鲁好奇的目光不那么经常地停留在我的身上了，也不再故作放肆无礼地监视我。看来他们也习惯于同我相处了，这使我感到很高兴。我在监狱里已经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溜达，我熟悉自己在通铺上的位置，甚至本来以为一辈子也不可能习惯的那些事也习惯了。我每周按时去剃掉半边头发。每逢周六，我们在工余时间轮流从牢房里被叫到警卫室去剃头（没有去剃的就要由自己负责了），从营部来的那些理发匠用肥皂沾冷水给我们洗头，又用极钝的剃刀冷酷地刮着头皮，我到现在一想起这样的酷刑就不寒而栗。不过很快就找到了解脱的办法：阿基姆·阿基梅奇向我推荐了一名军事类囚犯，他用自己的剃刀给人剃头，只收一个戈比，这是他谋生的手艺。不少苦役犯都来找他，就是为了逃避公家派来的理发匠，而他们这些人并不娇气啊。我们的囚犯把理发匠称为少校——为什么，我不知道，他有哪一点像少校，我也讲不清。现在，当我写到这里的时候，猛然想起这个少校的模样，一个又高又瘦的沉默寡言的小伙子，有点儿傻气，总是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手边一定有一条磨剃刀的皮带，他没日没夜地拿自己磨得锋利无比的剃刀在那条皮带上蹭来蹭去，看来是一心扑在这个工作上，显然把它看作自己一生的事业。的确，当他的剃刀锃亮、有人来剃头的时候，他就满意极了：他的肥皂沫是热乎乎的，他的手柔和而灵巧，剃头的动作像丝绒一般地轻柔。看来他是在享受这门艺术，并引以为自豪，他漫不经心地接过赚来的一个戈比，仿佛问题真的在于艺术，而不在于戈比。A在我们少校教官面前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在向少校讲监狱的坏话时，提到监狱里的理发匠的名字，冒失地叫他少校。少校教官勃然大怒，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可你知道吗，混蛋，少校是什么身份！”他口角冒着白沫狂叫，随心所欲地对A痛加训斥，“你懂不懂，少校是什么身份！就这么一个卑贱的苦役犯，有人竟胆敢称呼他少校，还当着我的面，在有我在场的时候！……”只有A才能与这种人朝夕相处。
我从狱中生活的第一天起就梦想自由。我心爱的活动就是运用千百种方法来计算，我的狱中生活到哪年哪月才是尽头。我甚至没有任何其他想法，深信任何一个被限期剥夺自由的人都会采取这样的行动。我不知道，苦役犯们是否像我这样想、像我这样计算，然而他们所抱有的期望是惊人地轻率，从一开始就使我大为惊讶。被剥夺自由的囚徒的期望，其性质完全不同于生活方式正常的人。当然，自由的人也有期望（例如期望改变命运、完成某项任务），但他在生活着，行动着；正常生活的发展变化完全吸引着他。囚徒是不同的。姑且假定，这也是一种生活——服苦役的囚徒生活；但一个被流放一定期限的苦役犯，不论他是谁，本能地就绝不会把自己的遭遇看成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看成某种实际的、稳定的东西。任何一个苦役犯都感到，他不是在自己的家里，倒像是一个匆匆过客。在他看来，二十年仿佛只是两年，完全相信他在五十五岁出狱的时候，会像现在一样，仍然是三十五岁的年轻汉子。“好日子还在前头呢！”他这样想，并顽强地驱散一切怀疑和令人懊丧的想法。甚至被关在单人囚室里的终身流放的犯人有时也在期盼着，说不定马上就会从彼得堡发来一道特许令：“改判流放至涅尔琴斯克的矿场服苦役，并规定刑期。”那就太好了：第一，到涅尔琴斯克去差不多要走半年，与大伙儿结伴同行比蹲监狱可就好多啦！以后在涅尔琴斯克服完刑期，到那时……要知道，有的白发苍苍的老者也在这样期盼着呢！
我在托博尔斯克见到过用锁链锁在墙边的犯人。身上拖着大约有一俄丈长的铁链；他在这里有一张单人铺。他被锁在这里是因为在西伯利亚发生了一桩骇人听闻的罪行。他们要坐五年牢，也有坐十年的。大多是强盗。我只见到其中的一个似乎出身权贵；曾在某地任公职。他语气温和，发咝音时有点儿卷舌；笑意盈盈。他让我们看他的铁链，演示怎样才能在铺上躺得舒服一些。果然，他想必是一位非同凡响的人物！他们全都举止温顺，好像很满意。其实每个人都渴望坐满自己的刑期。不禁要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时他们就能走出低矮的石拱下的闷人潮湿的牢房，能在监狱的院子里走一走……仅此而已。他们是永远不会被放出监狱了。他们自己知道，解除铁链以后，将永远被关押在监狱里，直至老死，而且还要戴着镣铐。他们是知道这些的，然而还是强烈地渴望尽快熬过这戴着铁链的刑期。要知道，倘若没有这个盼头，谁能这样戴着铁链熬过五年或六年而不死去或发疯呢？还会有谁肯这样坐牢呢？
我感到劳动能拯救我，能增强我的健康和体质。经常的焦虑不安、精神上的刺激、牢房里污浊的空气会彻底毁了我。“多到户外去，每天劳累，习惯于干重活——我至少可以自救，”我想，“我要坚强起来，要健康、精神振奋、强健而不显老态地走出监狱。”我没有错，劳动和运动对我非常有益。我惊恐地看着我的一位难友（贵族出身），他在监狱里像蜡烛一样渐渐熄灭。他是和我同时入狱的，年轻、漂亮、朝气蓬勃，出狱时却几乎完全垮了，头发白了，失去了双腿，奄奄一息。“不，”我看着他在想，“我要活着，一定要活下去。”可我却因为热爱劳动而首先受到苦役犯们的奚落，此后很久他们一直蔑视我，嘲笑我，使我很受伤。但我不看任何人的脸色，总是精神抖擞地出去干活，比如说去煅烧和捣碎石膏，——我最初接触的工种之一。这活儿比较轻松。工程方面的长官愿意在可能的范围内减轻贵族们的劳动，不过这并不是照顾，只是要做到公正。对一个力气小一半而又从来不劳动的人，要求他达到给真正的劳动者规定的工作量，这是令人费解的。不过这种“娇惯”并不总是能实行，即使实行也好像是偷偷摸摸的：一旁有人在严格地监视着。往往不得不干一些重活，这时与其他劳动者相比，贵族当然会觉得双倍地沉重。派去弄石膏的通常是三四个年老体弱的人，不言而喻，我们也在其中；此外还临时派来一个真正内行的工人。好几年里来上班的总是那个阿尔马佐夫，一个严峻、黝黑、瘦削的人，上了年纪了，孤僻而有洁癖。他是很看不起我们的。不过他不爱说话，甚至懒得抱怨我们。煅烧和捣碎石膏的板棚也在荒凉而陡峭的河岸上。冬季，尤其是在阴天，看着河流和远远的对岸深感寂寞。荒凉而僻静的景色勾起揪心的愁绪。不过，每当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上空艳阳高照的时候，心情仿佛更是沉重。恨不得马上往草原深处飞去，这片草原从对岸向南方延伸，恰似一幅绵延千里的洁白的桌布。阿尔马佐夫通常是严肃地默默开始工作；我们仿佛感到羞愧，因为不能真正地对他有所帮助，而他故意独自操作，故意不要求我们插手，似乎要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他面前犯有过错似的，并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歉疚。而全部工作不过是要把炉子生起来，煅烧堆放在炉子里的石膏，而石膏往往就是我们给他搬来的。第二天，等石膏完全煅烧好了，就从炉子里把它卸下来。我们每个人拿来一把沉重的木槌，给自己装满一木箱石膏，便动手将石膏捣碎。这活儿太有趣了。脆性的石膏易碎，很快化为亮闪闪的白色粉末，那么方便，那么轻易地变成了碎屑。我们挥动大木槌，于是响起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噼啪声。我们终于累了，同时又觉得很轻松：两颊泛起红晕，血液循环加快了。这时阿尔马佐夫也开始宽厚地望着我们了，仿佛在望着年幼的孩子们；他宽厚地抽几口自己的小烟斗，而在他有必要说话的时候，毕竟还是会抱怨几句。不过他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其实他看来是个好人。
派我去干的另一种活儿是在车间转动砂轮。砂轮又大又沉。要转动它相当费劲，特别是在旋工（技术工）要为某位官员的官场陈设旋楼梯栏杆或大餐桌桌腿之类的东西时，这时几乎要用到原木。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是转不动砂轮的，通常是派两个人——我和另一个贵族Б。于是此后的几年，凡是要旋什么物件，这个活儿就由我们两个来干了。Б瘦弱无力，他还年轻，却患有肺病。他入狱大约比我早一年，是和两个难友一起来的，其中一个是老者，在服刑期间日夜都向上帝祈祷（因此囚犯们都很尊敬他），他是在我眼前死去的；另一个还很年轻，他朝气蓬勃、面色红润、强健而果断，曾背着疲惫的Б走了一半路程，连接起来有七百俄里。真该看看他们之间的那种友谊啊。Б是一位非常有教养而高尚的人，生性豁达，但疾病毁了他的健康，使他饱受折磨。我们在一起操作砂轮，这使我们甚至乐此不疲。这个活儿对我的健康是极为有益的。
我也特别喜欢铲雪。这通常发生在暴风雪之后，而在冬季这是屡见不鲜的。一夜暴风雪过后，有的房屋被雪埋到半截窗户那么高，有的房屋几乎完全被埋在雪里。当暴风雪停息，太阳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成群地，有时甚至是整个监狱被赶出来，铲除公家建筑物周围的雪堆。给每人发一把铁锹，规定一个总的工作量，有时工作量之大令人吃惊，怎么干得完呢，于是大家一齐上，齐心协力地投入劳动。刚落下不久、只有上面微微结冰的松散的雪很容易就能大块大块地铲起来，撒向四周，在半空中就化为刺眼的雪雾。铁锹不住地插进在阳光下闪烁的雪堆。囚犯们干这个活儿几乎总是兴高采烈。冬天的新鲜空气和户外活动激发着他们的热情。大家更加快活了。处处响起了笑声、叫声、调侃声。人们开始打雪仗，当然啦，片刻后难免有些对嬉戏感到恼怒的理智的人们会大声呵斥，于是普遍的欢愉往往以叫骂告终。
渐渐地我也开始扩大结交的圈子了。不过，我自己是不想与人结交的：我还是惶恐不安、心情抑郁、疑虑重重。我的结交是自然而然地开始的。最早开始来访问我的是囚犯彼得罗夫。我说的是访问，而且要强调这个说法。彼得罗夫住在单人囚室，而且是在离我最远的一间牢房里。我们之间似乎是不可能有什么联系的；我们也根本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也不可能有。然而在这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彼得罗夫似乎认为自己有某种义务，差不多天天都拐到我的牢房里来，或在工余时间在外面把我拦住，而我有时之所以到牢房外面去，只是想尽可能远离别人的视线。起初这使我颇为不快。可是不知怎么，不久他的来访简直开始吸引我了，尽管他并不是特别善于交际和健谈的人。从外表看，他身材不高，体格强健，机灵好动，有一张很惹人喜爱的脸，苍白的脸上颧骨很宽，目光果敢，洁白的牙齿小而密，下嘴唇里边永远有一小撮碎烟叶。在嘴唇里边放烟叶是很多苦役犯的习惯。他看上去比自己的岁数年轻。年约四十的人，看外表却只有三十岁。他与我谈话总是毫不拘束，保持完全平等的态度，非常得体而和蔼。如果他发觉，比方说我想独自待着，那么他和我谈上两分钟，便立刻离开我，而且每一次都感谢我对他的关怀，其实我从来没有关怀过监狱里的任何人。奇怪的是，我们不仅在初期，而且在以后的几年里一直都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几乎从来没有疏远过，不过他对我确实是忠诚的。我到现在也无法解释：他究竟何求于我，为什么天天都溜到我这里来？尽管他后来偷过我的东西，但好像完全是无意中的行为；他从来没有向我要过钱，可见他来并不是为钱或谋求什么好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我老是觉得，他似乎并不是和我一起蹲在监狱里，而是住在城里很远的另一座房子里，只是顺便来监狱，以便打听消息、探望我、看看我们的生活如何。他总是急于到哪里去，好像把谁丢在了什么地方，而人家正在那里等他，又好像他在哪里有事没有办完。可又似乎并不很匆忙。他的目光也有点怪异：专注而带有一种勇敢无畏和略带嘲讽的意味，但他好像在越过别的东西看着远方；仿佛这个东西就在眼前，而他竭力想从它后面看清较远处的另一个什么东西。这就使他有了一种心不在焉的样子。有时我故意要看看，彼得罗夫离开我以后要去哪里？哪里有人等他？但他离开我就匆忙赶往某处的牢房或伙房，坐在交谈者的身边，留心地倾听，有时自己也参加谈话，甚至还很激烈，然后却突然住口，默然无语。但他谈也好，沉默也好，毕竟可以看出，所谓哪里有事要办或哪里有人在等他原来就是这么个情况，只不过是偶然地顺便应付而已。最奇怪的是，他从来就什么也不干，完全无所事事（当然，除公家的活儿之外）。他什么手艺也不会，几乎总是身无分文。但他也很少为缺钱而烦恼。他和我谈了些什么呢？他的谈话和他本人一样奇怪。比如他看见我独自在监狱后面散步，突然就急剧地朝我转过身来。他走路总是很快，转身总是很急促。他走了过来，而你觉得，他似乎是跑过来的。
“您好。”
“您好。”
“我没有打扰您吧？”
“没有。”
“我是想向您请教有关拿破仑的问题。他和一八一二年的那个拿破仑是亲属吧？（彼得罗夫是世袭兵和有文化的人。）”
“是亲属。”
“他怎么样，据说是总统？”
他提问题总是很快、很急促，仿佛要尽快了解某些情况。就像是在查询某个容不得片刻延误的重大问题似的。
我解释了一下，他是怎样的总统，还补充一句说，也许他很快就要当上皇帝了。
“这怎么会呢？”
我也尽可能解释了这一点。彼得罗夫注意地听着，为了完全听懂并迅速领会我的意思，还把耳朵向我凑了过来。
“嗯。我还想问问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据说有一种猿猴手长及踵，身材有最高的人那么高，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有这样的猿猴。”
“是什么样的呢？”
我也尽我所知说明了这个问题。
“它们生活在哪里？”
“在热带。苏门答腊岛上就有。”
“这是在美洲吧？有人说，那里的人是头朝下走路？”
“不是头朝下。您说的是对蹠者。”
我说明了美洲的地理位置，也尽可能解释了什么叫对蹠者。他那么认真地听着，好像此来的目的就是要搞清楚对蹠者是什么意思。
“啊，是这样！去年我看了一本关于拉瓦利埃尔伯爵小姐的书，是阿列菲耶夫从副官那里拿来的。这是真事还是随意虚构的呢？那是大仲马的作品。”
“当然是虚构的。”
“好吧，再见。多谢您啦。”
于是彼得罗夫消失了，实际上我们的谈话几乎从来就是这样。
我开始了解他的情况。M知道了这段交往，甚至向我提出了警告。他对我说，不少苦役犯都使他心生畏惧，尤其是在初期，在入狱后的最初几天。但他们中的任何人，甚至卡津都不像这个彼得罗夫那样，给他留下了如此可怖的印象。
“这是所有苦役犯中最果断、最无畏的一个，”M说，“他无所不为；任性起来，什么也拦不住他。他甚至能杀了您，只要他起了这个念头，就那么干脆地杀了您，决不皱一皱眉头，也决不后悔。我甚至认为，他精神不大正常。”
这个评语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可是M却不能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觉。奇怪的是：此后一连几年我对彼得罗夫都是了解的，几乎每天都和他在一起交谈；他向来真心地依恋我（不过我完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虽然这些年来他在监狱里谨言慎行，没有任何骇人听闻的劣迹，可我每一次在看着他并与他交谈的时候都认定，M的看法是对的，彼得罗夫也许就是个最果敢、最无畏和不知自我约束的人。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也无法回答。
不过，我要指出，他就是那个要杀死少校教官的彼得罗夫，当时他被叫去受体罚，而少校就在要动刑的那一刻乘马车走了，诚如囚犯们所说，是“奇迹救了他一命”。另外一次，那还是在服苦役之前，团长在军事训练时打了他。想必在此之前他曾多次挨打；可是这一次他不愿忍受，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展开的队列前面捅死了自己的团长。不过我不了解他的详细经历；他从来也没有对我讲过。当然，这些都是突然的爆发，这时全部天性整个儿地陡然显露了出来。然而这在他身上毕竟还是很罕见的。他确实谨言慎行，甚至很温顺。他的内心隐藏着激情，而且是强烈的、炙热的激情；但烧红的煤炭往往蒙着一层灰烬，在静悄悄地阴燃。和别人不同，在他身上自我吹嘘、爱慕虚荣的特点连影子也没有。他很少与人争吵，但也并不和谁特别亲近，只有西罗特金是个例外，那也只有在需要用到他的时候。不过有一天我看到他是真生气了。起因是分配的时候少给了他一个什么东西。与他争吵的是一名魁梧有力的囚犯，此人凶狠、爱惹事、好讥诮，而且绝非胆小怕事之辈，名叫瓦西里·安东诺夫，是民事类犯人。他们已经叫嚷了好久了，因而我想，闹到最后顶多也不过就是三拳两脚了事，因为彼得罗夫虽然不大会动真格的，但偶尔甚至会像最无赖的苦役犯那样打架骂人。然而这一回却并非如此：彼得罗夫勃然变色，嘴唇发抖、发青；他透不过气来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慢慢地、非常缓慢地用一双落地无声的赤脚（夏天他很喜欢打赤脚）向安东诺夫走了过去。突然，喧哗吵嚷的牢房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安东诺夫跳起来迎了上去：他已面无人色……我不忍心看下去，走出了牢房。我料想，不等我走下台阶，就会传来被杀者的惨叫。不过，这一次也没有出事：安东诺夫在彼得罗夫还没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就赶忙把引起争吵的东西给他扔了过去。（原来是最不值一提的破烂玩意儿，一条包脚布。）不用说，过了两分钟，安东诺夫还是骂了他几句，以免后悔，也为了保持体面，想表明他并不是真的就那么怕他。不过，彼得罗夫对这种骂骂咧咧的话一点也不在意，甚至没有搭腔：问题不在于骂人嘛，反正是他赢了；他很满意，把破烂玩意儿收了起来。一刻钟后，他已经照旧在监狱里无所事事地闲逛，似乎在寻找哪里有人讲什么新奇事儿，好凑过去听听。他好像对什么都感兴趣，可是不知怎么，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他对所见所闻大多抱着冷漠的态度，就那样在监狱里无事闲逛，跑来跑去。也可以把他比作劳动者，一个健壮的劳动者，他能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可是在没有工作给他做的时候，他就等着，坐下来和孩子们玩耍。我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蹲在大牢里，为什么不逃跑？他是不会想到逃跑的，如果他没有要逃跑的强烈愿望的话。像彼得罗夫这样的人，理智起作用只有在他们还没有什么强烈愿望的时候。世上没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我深信，他能利落地逃走，能瞒过所有的人，能整个星期不吃不喝躲在哪里的树林里或河边的芦苇里。但他显然还没有想到这个主意，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想要这样做。我从未发现他有深远的思虑、特别清醒的看法。这些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观念，毕生都在无意识地驱使他们来去奔波；他们就这样一辈子跑来跑去，直至找到完全合乎自己愿望的事业为止。我有时感到奇怪，这个因为挨打就杀死自己长官的人，怎么会在这里乖乖地躺下忍受树条的抽打呢。有时他带着酒被抓到了，就会挨这样的体罚。和那些没有手艺的苦役犯一样，他偶尔会去贩私酒。但他在躺下受刑时也仿佛是自愿的，或者说，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该罚；否则他是绝不会躺下的，打死也不会。我也觉得奇怪，尽管他对我显然很依恋，却又偷我的东西。他时不时地会这么干。就是他偷了我的《圣经》，我只是托他把书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去。就几步路的距离，可他居然在路上找到了买家，他卖了书就立刻去喝酒，把钱花光了。想必他那时很想喝酒，既然很想做一件事，那就必须做到。所以有人会为了二十五戈比的硬币去杀人，拿这枚硬币换了半瓶伏特加来喝，尽管在别的时候他会放走身怀十万卢布的过客。晚上他亲自向我承认了偷书的事，不过没有一点窘态，也毫无悔意，完全是无所谓的样子，好像在讲一桩极其普通的事情。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我是舍不得我的《圣经》啊。他听着，一点不动气，甚至很温顺；承认《圣经》是非常有益的书，真诚地惋惜我现在没有这本书了，但是根本不为他偷了书而感到懊悔；他看上去是那样充满自信，以致我骂不下去了。他忍受我的责骂，想必是认为，对他的这种行为不可能不破口大骂啊，那就让他宣泄一下，消消气，发发牢骚吧；认为其实这都是废话，很荒唐，一个严肃的人是羞于说这种话的。我觉得，他向来把我看作一个孩子，简直就是乳臭未干的小儿，连最简单的人情世故也不懂。举例来说，假如我主动跟他谈起科学和书本知识之外的什么话题，诚然，他是回答我的，不过好像只是出于礼貌，仅限于极简短的回答。我时常自问：他平常向我问到的那些书本知识对他有什么意义呢？在这样交谈的时候，我时不时会从旁观察：他该不是在嘲弄我吧？然而不是；他通常是认真地留心听，可又并不是很上心，这后一种情况有时使我很恼火。他能明确地提出问题，但对我所提供的知识并不感到惊奇，甚至只是三心二意地听听而已……我还觉得，他不假思索地认定，不能像跟别人谈话那样跟我谈话，除了谈书本以外，我什么也不懂，也不会懂，所以多谈无益。
我深信，他甚至是喜爱我的，这使我大为惊讶。他是不是认为我还是个未成年的不合格的人，因而对我有一种特别的同情呢，强者对弱者本能地会怀有这样的同情，而他认为我就是个弱者吧……我不知道。尽管这一切无碍于他来偷窃，但是我相信，他在偷窃时也会可怜我。“唉，你说！”他在伸手拿我的财物时也许是这样想的，“这是个什么人哪，连自己的财物也保管不好！”不过他因此才喜爱我吧，看来是这样。有一次他曾无意中亲口对我说过，我这个人“心地太善良”，还说：“您是那么单纯，那么单纯，甚至令人心生怜悯。不过，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您别见怪，”片刻后他又加了一句，“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这些人的生活中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们在某种普遍性的激烈行动或变革的时刻，突然鲜明而洒脱地尽显其本色，从而立即投入自己的豪迈的活动。他们不是空谈之流，也不可能是主谋和领袖；但他们是主要的执行者，并首先开始行动。他们质朴地开始而不大肆张扬，然而首先驰马踏破主要障碍，不假思索、无所畏惧地直奔一切艰难险阻，——于是群起追随，不顾一切地前进，活动于决定性的战线，往往就在那里抛下自己的头颅。我不相信彼得罗夫能得到善终；他将在顷刻之间结束一切，如果他至今还没有死掉，只能是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他能活到白发苍苍的年纪而寿终正寝，一辈子无目的地跑来跑去。不过我觉得M说得对，他是整个监狱里最果敢无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