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监狱在城堡的边上，紧挨着城堡外面的土围子。有时你会透过围墙的缝隙看外面的世界，能不能多少看到点儿什么呢？——你能看到的只是一小片狭长的天空和长满荒草的高高的土围子，沿着土围子日夜都有哨兵在来回走动，这时你就会想，岁月流逝，而你只能这样去透过围墙的缝隙看外面，你能看到的永远是那样的土围子、那样的哨兵、那一小片天，这天不是监狱上空的天，而是另外的遥远而自由的天空。请您想象一个大院子，长约二百步，宽约一百五十步，院子周围是不规则六角形的高高的立柱围墙，那些木柱（立柱）并排竖着深深插进土里，用板条横向牢牢地联结起来，上端削尖：这就是监狱外面的围墙。围墙的一侧有结实的大门，大门总是关着，日夜都有哨兵守卫；需要放犯人出去劳动时才打开。大门外边是光明的自由世界，人们都过着一样的生活。不过在大墙里边却把那个世界想象成一个无法实现的童话。这里才是自己特殊的、无比丑恶的世界；这里有自己特殊的规章制度，自己的服装，自己的风尚和习惯，以及毫无生气的死屋，这样的生活是别处所没有的，人也是很特别的人。我要描写的就是这特殊的一角。
您走进围墙就能看到里面有一些建筑物。在这宽阔的内院两边各有一长溜原木建造的平房。这就是牢房了。这里住着按类别关押的囚犯。接着，在围墙深处，又有这样的一座原木建筑。那是分为两个小组在干活的伙房；接着又是这样的一栋建筑物，在它的同一个屋顶下有地窖、库房、杂物间。院子中央的空地是一片平坦的相当大的操场。早中晚囚犯们在这里排队、核查人数、点名，有时一天还要进行好几次——这就取决于警卫人员是否多疑、能否迅速清点人数了。周围在建筑物和围墙之间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在这里，在建筑物外面，有些性格比较阴沉孤僻的犯人喜欢在劳动之余随意走动，避开所有人的眼睛，想着自己的心事。在这样散步的时候遇见他们，我喜欢审视他们那有烙印的忧郁的脸，猜想他们在想些什么。有一个流放犯，他喜爱的活动是在空闲的时候数立柱。立柱约有一千五百根，所有的立柱都在他的计算之内，都受到他的注意。每一根立柱代表他的一天；每天数出一根立柱，这样一来，根据没有数到的立柱的数目，便可一目了然地看出，他在苦役期满之前还剩下多少日子。每当他即将数完六角形的一边时，便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还不得不等待好多年呢；不过在监狱里是能学会忍耐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囚犯怎样向狱中的难友告别，他在苦役中度过了二十年，终于获释。有些人记得他初次步入牢房时，年纪很轻，无忧无虑，对自己的罪行和所受的惩罚一概不放在心上。他出狱时已是白发老者，满怀愁绪和悲伤。他默然无语地走遍我们的六间牢房。每走进一间牢房都向圣像祈祷，然后向难友们深深鞠躬，请求包涵。我还记得，一个囚犯原是西伯利亚的富裕农民，一天傍晚被叫到大门口。半年前他得到消息，他的妻子改嫁了，他十分伤心。现在她亲自来到监狱，把他叫出去，周济他。他们交谈了两分钟，都哭了，于是从此永别。他回到牢房时，我看见了他的脸色……是呀，在这个地方是能够学会忍耐的。
暮色四合的时候，我们都被带进牢房，并通宵上锁。我从院子里回到我们的牢房，总是心情沉重。这是一个狭长、低矮、沉闷的房间，几支蜡烛闪着昏暗的光线，有一种难闻的、令人窒息的气味。我现在无法理解，我怎么竟能在这样的房间里生活了十年。在木板通铺上有我的三块木板：这是我的全部地盘。我们一个房间大约就有三十个人睡在这样的通铺上。冬天牢房很早就上锁了；要等四个小时左右，大家才会入睡。在此之前——吵闹、喧哗、哄笑、叫骂、镣铐叮当、烟雾和烟子、剃光的脑袋、带烙印的脸、褴褛的衣衫，一切——都是对人的侮辱与凌虐……是呀，人的生命力真强！人是能适应一切的生物，我想，这是对人的最佳定义。
我们在牢房里的总共约有二百五十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固定不变的。有些人来了，有些人服刑期满走了，有些人死了。而且在这里什么样的人没有啊！我想，俄国的每个省份、每个地区在这里都有代表。也有异族人，有几个流放犯甚至是高加索的山民。所有这些人都按照犯罪的程度，因而也就是按照判定的服刑年限来区分。可以设想，没有一种罪行在这里是没有代表的。这里的囚犯主要是民事类的流放苦役犯（囚犯们自己天真地说成溜放苦役犯）。这些罪犯被完全褫夺公权，与社会隔离，脸上的烙印永远见证着他们是被排斥的一群。他们被流放到这里来服劳役，期限八至十二年，然后分散到西伯利亚的一些乡级地区做移民。也有军事类的犯人，不褫夺他们的公权，大体上就像在俄国的军人囚犯连一样。他们是短期流放到这里的，期满后还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当兵，或回到西伯利亚的边防营。其中不少人几乎立刻就又因为犯了重罪而回到牢房里来了，但是已经不是短期服刑，而是要服刑二十年。这一类叫作“终身类”。但“终身类”犯人也没有完全被褫夺一切公权。最后，还有一类特殊的最凄惨的罪犯，主要是军人，人数相当多。属于“单独囚禁”的一类。他们是从全俄各地流放到这里来的。他们自认为是没有刑期的，因为不知道自己服苦役的期限。他们依法必须完成两倍或三倍的工作量。他们关在监狱里，直至在西伯利亚开始有极其繁重的苦役劳动。“你们是有刑期的，而我们要跟着劳役走。”他们对其他囚犯这样说。后来我听说，犯人的这个类别取消了。此外，我们的城堡也废除了民事制度，而是设立普遍的单一的军人囚犯连。当然，管理方式也随之改变。因此我记述的都是早已过去的往事……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这一切都仿佛是一场噩梦。还记得当初我是怎样走进监狱的。那是十二月的一个晚上。暮色苍茫；人们正下工回来；准备核查人数。一个大胡子士官终于为我打开了这间古怪的屋子，在这里我度过了那么多年的光阴，有了那么多痛苦的感受，若非亲身体验，那就连一个近似的概念都不可能有。比如说，我无法想象：在我服苦役的漫长的十年里，连一次，连一分钟独处的机会也没有，那是多么可怕和痛苦啊？劳动时总有押送队监视，屋子里有二百名难友，至于独处，一次，一次也不曾有过！不过，我需要适应的又何止于此！
这里有过失杀人犯和杀人成性的凶手，有盗贼和强盗首领。有的只不过是小偷，有些人则是靠扒窃和蹭吃蹭喝混日子的流浪汉。也有些人，叫人捉摸不透：你会觉得，这样的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呢？然而每个人都有过自己的故事，仿佛宿醉未醒似的蒙眬而沉重。一般地说，他们很少谈自己的过去，不愿讲，看来也竭力不去回首往事。我认识他们之中的一些杀人犯，他们是那么快乐，从来不郁郁寡欢，可以打赌，这些人从来没有受到过良心的谴责。但是也有脸色阴沉的人，几乎总是沉默寡言。一般很少有人谈自己的生活经历，而且好奇打听是不合时宜的，不知怎么就是不习惯，不作兴。也许有人会因为无聊偶尔谈起来，别人就冷静而阴沉地听着。在这里没有谁能使别人感到惊讶。“我们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往往会自鸣得意地这样说。记得有一天一个匪徒喝醉了（在服苦役的地方有时能搞到酒喝），开始讲他怎样杀死了一个五岁的男孩，起初用玩具哄他，把他带到哪里的一个空板棚里，就在那里把他杀了。牢房里此前因他的玩笑话发笑的囚犯们，突然异口同声地对他大声呵斥，迫使这个匪徒不得不住口。囚犯们之所以大声呵斥，不是由于愤慨，而是因为不该讲这种事；因为讲这种事是不合时宜的。我要顺便指出，这些人确实是有文化的，这句话甚至不是在转义上，而是在其本义上说的。他们当中大概半数以上都能读会写。在俄国民众大量聚集的其他某个地方，分出二百五十个人来，其中有文化的人能达到半数吗？后来我听说，有人从这类资料中得出结论说，文化能把人毁了。这样说是错误的：这里起作用的完全是其他的原因；不过也不能否认，文化会使人过于自信。然而这根本不是什么缺点。各类犯人是按囚衣来区分的：一些人的上衣一半是棕褐色，一半是灰色，裤子也一样——一条裤腿是灰色，一条裤腿是棕褐色。有一次在干活时，一个卖面包的女孩来到犯人们这里，她久久地端详我，突然哈哈大笑。“哎呀，真糟糕！”她嚷道，“灰呢子不够，黑呢子也不够！”也有些人，上衣全是一样的灰色，却只有袖子是棕褐色的。头发也剃得不一样：一些人的头发竖着剃掉半边，另一些人是横着剃掉半边。
一眼就可以看出，在这个奇特的大家庭里有某种显著的共同点；即使是最突出、最有独特个性而无意中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人也力求适应整个牢房的一般氛围。总之，少数人永远快快乐乐，并因此而遭到普遍的蔑视，除了这少数的例外，这里的都是一些阴沉、善妒的人，他们虚荣心极强，喜欢吹牛，受不得委屈，而且是极端的形式主义者。对一切都处之泰然才是最大的美德。人人都热衷于一点：表面上如何自处。然而并不少见的是，极其桀骜不驯的态度会以闪电般的速度一变而畏葸不前。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强者；他们举止朴实，绝不矫揉造作。但奇怪的是：在这些真正的强者之间有几个人的虚荣心达到了最后的极限，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总之，虚荣、外表是首要的。大多数人道德败坏，变得极其卑劣。造谣中伤、飞短流长更是层出不穷：这是地狱，乌烟瘴气。但是谁也不敢起而反抗监狱内的陈规陋习；所有的人都不得不屈服。有些性格特别倔强的人勉为其难地服从了，但毕竟是服从的。走进监狱的也有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外面胆大妄为，飞扬跋扈，最后连自己犯了罪也仿佛事不关己，似乎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仿佛在云里雾里；这往往是由于一种极度膨胀的虚荣心在作祟。可是在我们这里他们会立刻遭到制止，尽管其中的某些人在入狱之前曾是整个村镇或城市闻之胆寒的人物。这个新来者环顾四周，很快就发现，他来到了陌生的地方，在这里是吓唬不了任何人的，于是不知不觉地变得温顺了，并融入共同的氛围。从表面上看，这共同的氛围是来自一种特别的自尊感，它几乎渗透于每个囚徒的内心。好像定罪的苦役犯的称呼真的是一种头衔，而且还是荣誉头衔。没有一点儿羞耻和悔恨的迹象。不过还有一种表面上的温顺，可以说是正式的、某种平静的表白：“我们都是垮掉的人了，”他们这样说，“自由的日子不会过，现在就闯绿街，检查士兵队列吧”；“不听父母的话，现在就得听鼓声的招呼了”；“不愿用金丝线刺绣，现在就只能用大锤砸石头了”。这些话常说，既是教训，也是普通的俗语和谚语，但从来没有当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他们也许谁也不会真心承认自己触犯了法律。倘若某个不是苦役犯的人试图责备一名囚犯触犯了法律，——责骂他几句（不过，非难罪犯不是俄罗斯人的性格）——那么，招来的骂人话可就滔滔不绝了。而他们都是骂人的高手啊！他们骂人骂得很俏皮，很有艺术性。他们把骂人话变成了一门学问；他们用以取胜的不在于侮辱性的词句，而在于侮辱性的意思、含意、思想——而这是更俏皮、更尖刻的。不停的争吵使这门学问在他们之间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所有这些人都是在棍棒的逼迫下劳动，因而觉得空虚无聊，因而渐渐腐化：即使从前还没有腐化，那么在服苦役的生活中也会渐渐腐化。他们是被迫地聚集在这里；彼此之间格格不入。
“那个鬼在把我们赶到一堆之前，穿烂了三双树皮鞋！”他们是这样讲自己的；因此，造谣、倾轧以及妇人般地饶舌、忌妒、谩骂、怨恨总是在这乌烟瘴气的生活舞台上不断地上演。其中的某些坏蛋竟比任何一个弱女子都更像女人。我要再说一遍，他们当中也有真正的强者，是一辈子习惯于横冲直撞、发号施令、历尽艰险而无所畏惧的硬汉。这种人不知怎么总是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往往十分爱惜自己的声誉，却竭力不使别人感到压抑，也从不参与无聊的谩骂，行为举止带有非同寻常的自尊，他们通情达理，而且几乎总是服从管理——不是遵循服从的规定，也不是认为有服从的义务，而仿佛是根据一种相安无事的默契。不过人们对这些人也是谨言慎行。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无畏而果敢的囚犯，管理人员很了解他暴烈的倾向，一天因为犯了狱规被叫去受罚。这是在一个夏天的工余时间。一位校官是监狱的最主要的顶头上司，他亲自到紧靠监狱大门的警卫室来监督处罚。这个少校是囚犯们命中注定的克星，他们见到他就胆战心惊。他的严厉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正如苦役犯们所说，“他见人就找茬。”他最令人害怕的是他那猞猁般锐利的目光。什么都躲不过他的一双眼睛。他似乎不用看就已经一览无余。刚走进牢房，他就知道牢房的另一端发生了什么事情。囚犯们都叫他八只眼。他的做法通常都是一种伪装。他专门用疯狂恶毒的行为去激怒已经被激怒的犯人，要不是他有一位高尚而通情达理的首长城防司令对他的野蛮行径有所约束，那么他的管控就会造成莫大的灾难。我不明白，他怎么竟能得到善终；他退役时还活得好好的，尽管被送上了法庭。
这名囚犯被叫到名字时脸都白了。他通常是默默地毅然躺下，默默地忍受树条的抽打，受刑后利索地站起来，对遭受的挫折抱着冷静和超然的态度。不过，人们对他一向是小心谨慎的。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次他认为自己是无辜受罚。他脸色发白，瞒着押送队在袖筒里藏起了一把鞋匠用的锋利的英国刀。牢房里严禁使用刀子和任何尖利的器具。时常突然地严加搜查，惩罚是残酷的。不过，假如小偷决心隐藏什么东西，那是很难搜查到的，而刀和器具又是牢房里的日用必需品，所以屡禁不绝。即使被没收了，立刻又有新的出现。犯人们都扑到围墙边，提心吊胆地从立柱的缝隙窥视。大家知道，彼得罗夫这一次是不会躺下受罚的，少校死定了。可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我们的少校坐上轻便马车走了，把实施刑罚的事托付给了另一个军官。“是上帝亲自救了他！”后来犯人们都这样说。至于彼得罗夫，很平静地忍受了处罚。他的愤怒随着少校的离去而烟消云散。这名囚犯在一定程度上是服从管教的。然而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顺便说说，最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桀骜不驯的脾气的奇怪的发作。往往有人能忍耐几年，很温顺，忍受着极其残酷的刑罚，可是为了一点儿小事，稍不顺心，几乎不为什么就突然爆发。在某些人看来，简直可以说他是个疯子；可情况就是这样。
我说过，几年来我在这些人之中没有看到一点悔罪的迹象、一点对自己罪行的沉痛的反思，而且其中很大的一部分人都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完全无罪。事实就是这样。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其原因在于虚荣心、恶劣的榜样、硬充好汉、错误的羞耻感。从另一方面来看，有谁敢说，他已探究了这些沉沦者的心灵深处，读懂了他们讳莫如深的内心的隐秘呢？然而这么多年来，毕竟可以从他们的心情中发现、捕捉、察觉哪怕一点儿线索，来证明他们内心的忧伤和痛苦啊。可是没有，绝对没有。的确，要根据已知的、通行的观点去理解罪行，看来是不可能的，犯罪哲学比人们所想象的更艰深一些。当然，监狱和强迫劳动的制度是不能改造罪犯的；只能施加惩罚，使这个恶徒不能继续危害社会的安宁。监狱和极其繁重的苦役只会加剧犯人的仇恨，使他们更渴望得到被禁止的享受，更危险地轻举妄动。但我坚信，著名的单独囚禁的制度也只能达到虚假的、令人产生错觉的、表面上的目的。这种制度吸干了人的生命汁液、使他的心灵枯竭、软弱、惊恐不安，然后却把精神枯萎的木乃伊、一个半疯子奉为改造和悔罪的典型。当然，一个反社会的罪犯是敌视社会的，几乎总是认为自己无罪而归罪于社会。何况他已经受到社会的惩罚了，几乎认为自己经过这样的赎罪，已经净化了。从这种观点出发可以断定，最后几乎势必会为罪行本身辩护。然而不论观点如何，人人都同意，有些罪行自古至今，不论何时何地，以任何法律为依据，都是无可置疑的罪行，只要人还是人，概莫能外。我只有在监狱里才听到过人们带着最放肆、最孩子气的快乐的笑声，讲述关于最可怕、最乖谬的行为的故事，最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我特别不能忘怀的是一个弑父的凶手。他出身贵族，有公职，在六十岁的父亲身边仿佛是个浪子。他十分放荡，债务缠身。父亲约束他，规劝他；不过父亲有房子，有庄园，想必很有钱，于是——儿子杀了他，因为很想得到遗产。一个月后才破案。是凶手本人向警察局报案的，说他父亲失踪了。这一个月里他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最后警方在他外出时找到了尸体。院子里有一条排水沟，上面盖着木板，水沟的长度与尸体相当。尸体躺在这条小水沟里。身上衣着整齐，白发苍苍的头颅被割掉，放在身躯旁边，而在头颅下面凶手放了一个枕头。他不肯招供；被剥夺了贵族称号，开除公职，流放服苦役二十年。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心情一直非常好，非常快乐。这是一个极其乖戾、轻率、不明智的人，虽然并不笨。我从未发现他有什么特别残忍的地方。囚犯们蔑视他，不是因为他的罪行，连提也没有提起过，而是因为他喜怒无常，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在交谈时他偶尔会提起自己的父亲。有一次他和我谈起他们家族祖传的健康体格，接着说道：“就说我父亲吧，他到死都没有抱怨过有什么病痛。”不言而喻，这种兽性的麻木不仁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这是罕有的现象；这是生理上的一种缺陷，医学所未知的一种生理和精神上的畸形，而不仅仅是罪行。当然，我不相信竟会有这种罪行。但是来自他的城市的一些人，应当知道他的经历的所有细节，他们对我讲了他的全部案情。事实是那么清楚，叫人不能不信。
囚犯们听到他一天夜里在梦里大叫：“你抓住他，抓住！砍他的脑袋，脑袋，脑袋！……”
几乎所有的囚犯都会在夜里说胡话、说梦话。谩骂、黑话、刀子、斧头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梦呓之中。“我们都是一些垮掉的人了，”他们说，“心灵受到了摧残，所以我们才会在夜里大喊大叫。”
苦役犯在城堡里为公家干活不是自愿而是被迫劳动：完成工作量或混过规定的劳动时间就回牢房。他们是带着仇恨的情绪看待劳动的。一个人不能献身于自己特有的工作，为之付出自己的全部智慧、全部心机，在监狱里是没法活的。何况所有这些见多识广、有过快乐的生活也眷恋生活的人，被强制在这里挤成一堆，被强制地脱离社会和正常的生活方式，又怎么可能自愿地和睦而正常地在这里生活呢？在这里仅仅由于无所事事就会使人滋生他过去所无法理解的犯罪的特性。没有劳动，没有合法的正当收入，人是无法生活的，他会腐化堕落，变成野兽。因此监狱里的每个犯人由于自然的需要和某种自我保护的意识都有各自的技术和营生。漫长的夏日几乎总是在为公家干活；短暂的夏夜勉强能好好地睡一觉。可是冬天按照规定，每到日暮时分囚犯就被锁在牢房里。在冬季寂寞的漫长夜晚能做些什么呢？因而几乎每一间牢房都无视禁令，变成了巨大的作坊。其实并不禁止劳动、工作；但在监狱里严禁持有工具，而没有工具是无法工作的。不过工作在偷偷地进行，在某些情况下管理人员似乎也并不盯得太紧。不少囚犯初来监狱时什么都不会，便向别人请教，等到出狱后，竟成了出色的工匠。这里有靴匠、鞋匠、裁缝、木匠、钳工、切削工、镀金工。有一个犹太人伊赛·布姆施泰因是首饰匠，兼放高利贷。他们全都在工作，赚点儿小钱。订单是从城里搞来的。金钱是响当当的自由，而对一个完全被剥夺自由的人来说，金钱更是十倍地珍贵。如果他的口袋里有钱币在叮当作响，他就得到了一半的安慰，即使他没有花钱的地方。但钱是随时随地都能花掉的，更何况禁果分外甘美。而在服苦役的地方甚至会有酒。抽烟是严格禁止的，但人人都在抽。金钱和烟草可治坏血病和其他疾病。工作可以防止犯罪：没有工作囚犯们会彼此咬死对方，就像玻璃瓶里的那些蜘蛛一样。尽管如此，工作和金钱是被禁止的。时常在夜里突击搜查，没收一切违禁品，而且不管把钱藏得多好，有时还是会落到搜查者的手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太爱惜钱，很快就把钱喝个精光；这就是为什么监狱里也会有酒。每次搜查之后，除了剥夺违禁者的全部财产之外，还对他痛加惩处。可是每次搜查之后，损失马上就能得到补充，立刻又有了一些新的东西，于是一切照旧。这种情况管理人员也知道，囚犯们对惩罚并不抱怨，虽然这样的生活就像待在维苏威火山上一样。
没有手艺的人只好想别的活计。有些办法是相当奇特的。比如说，有些人专门倒买倒卖，而有时出卖的一些东西，在监狱的大墙外面不仅谁也不会想到要拿来买卖，甚至不认为那是个东西。服苦役的地方很穷，而且被搜刮殆尽。连最次的破布也可以拿来作价交易。由于太穷，金钱在监狱里就有了与外面完全不同的价值。大量复杂的劳动只能换来一点小钱。有些人在顺利地放着高利贷。一贫如洗而陷入困境的囚犯拿着自己仅有的一点东西去找放高利贷的人抵押几个戈比，利息却高得吓人。如果他到期不赎回这些东西，便立即被冷酷地作为卖断处理；放高利贷的行当那么兴旺，连公家监管的财物也能拿去作抵押，比如公家发的内衣、制靴的皮革等等，这都是每个犯人随时都用得着的东西。不过这种抵押偶尔也会惹出并非完全出人意料的麻烦：抵押者拿到钱以后二话不说，立刻就去向监狱里的顶头上司——一位上士举报，说抵押品是公家财物，于是立即强迫高利贷者物归原主，甚至无需报告上级。奇怪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有时甚至连争吵也不会发生：放高利贷的犯人阴沉着脸乖乖地归还公物，好像这本来就是他意料之中的事情。也许他不可能不意识到，要是他处于抵押者的地位，也是会这么干的。因此，他后来即使有时会骂骂街，那也并无恶意，只是借机发泄一下而已。
总的说来，这些人彼此之间的盗窃之风极盛。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个保存公物的带锁的木箱。这是得到许可的，不过木箱不起作用。我想，可以想象，那里的一些小偷是怎样的高手啊。有一名囚犯是我忠实的朋友（我这样讲是毫不勉强的），他偷了我的一本《圣经》，这是服苦役时唯一可以拥有的一本书；他当天就向我承认了这件事，不是悔过，而是觉得我可怜，因为我找了好久。有些酒贩子很快就发了财。关于这种买卖我以后还要专门讲一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有很多人是因为走私而入狱的，所以在严密检查、武装押送的条件下竟能把酒带进监狱就不足为奇了。顺便说一下，走私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很特殊的罪行。比如说，怎能想象，对有的走私犯来说，金钱、利润只起着次要作用，只占据着次要地位呢？然而事实上往往就是这样。走私犯的工作需要激情和天赋，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位诗人。他不惜牺牲一切，冒着极大的风险，耍花招、使诡计、谋求摆脱险境；有时甚至是靠着某种灵感行动。其激情之强烈堪比赌博。我在监狱里认识一个犯人，他身材魁梧，却那么谦和、沉静、温顺，令人难以想象，他怎么竟会蹲监狱。他十分善良而随和，在入狱期间从未跟谁红过脸。而他却是因为走私活动而从西部边境来到这里的，他当然耐不住寂寞，开始夹带私酒。他多少次受到惩罚，又多么害怕树条的抽打啊！而且贩卖私酒给他带来的收益是微不足道的。只有真正的生意人才能靠卖酒发财。而这个怪人是为艺术而艺术。他像个娘儿们似的爱哭鼻子，多少次在受刑后发誓，决心不再干走私的勾当了。有时他能整整一个月顽强地克制自己的欲望，可是最后还是熬不住了……由于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监狱里是不缺酒的。
最后，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能让囚犯发财，却是持久而有良好影响的收入。这就是施舍。我们社会的上层阶级一点也不了解，商人、市民和我国全体民众是多么关心那些“不幸的人们”。施舍几乎是持续不断的，拿来施舍的几乎都是面包，有梭形面包和白面包圈，施舍金钱的就少得多了。在很多地方，没有这种施舍，犯人的生活就太艰苦了，尤其是受押人，他们受到的待遇比已判刑的犯人严酷多了。所得的施舍要按宗教精神在犯人之间平均分配。如果不够分，就把面包圈平均切开，有时甚至切成六份，让每个囚犯都一定能得到自己的一小块。记得，我第一次是怎样得到金钱施舍的。那是在我入狱后不久。我在清晨劳动后独自回来，有一名押送兵跟着。一对母女迎着我走过，小女孩大约十岁，很好看，像个小天使。我见到过她们一次。母亲是一个士兵的遗孀。她的丈夫，一名年轻的士兵，在受审期间死于医院的囚犯病房，当时我也因病躺在那里。母女俩来和他诀别；她俩号啕大哭。小女孩看到我，脸上泛起了红晕，对母亲低声说了什么；母亲立刻止住脚步，在小包袱里找出一枚四分之一戈比的硬币，把它交给了小女孩。她撒腿就跟在我后面跑了过来……“给，不幸的人哪，看在基督分上，收下这枚小硬币吧。”她叫道，一面赶到我跟前，把小硬币塞在我手里。我收下了她的小硬币，于是小女孩十分满意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这枚小硬币我长期珍藏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