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胡作非为和犯下的罪行非常快就被发现了，而且比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估计的要快得多。先是这样开始的：不幸的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在丈夫被杀害的当夜，黎明前醒来，没有看到他在自己身边，便四处寻找，非常激动，激动得难以形容。当时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曾雇了一名女用人来陪夜。这名女佣怎么也没法让她平静下来，因此天刚亮，她便跑去找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临走前她向产妇保证，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准知道她丈夫在哪儿和什么时候回来。当时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也有点放心不下：她已经从她丈夫那里知道他们夜里在斯克沃列什尼基干的好事。他回到家中已是夜里十时许，神情非常可怕；他绞着双手，脸朝下扑倒在床上，像抽风似的号啕大哭，浑身发抖，颠来倒去地说：“这不对，不对；这根本不对！”不用说，到后来他还是向走到他身边的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承认了一切——不过全家他就告诉了她一个人。她让他躺到被窝里，并严厉警告他：“如果他想哭，那就把头埋在枕头里使劲哭好了，不要让别人听见，要是他明天露出什么马脚，那就是大傻瓜。”她想了想还是不放心，于是便立刻开始清理东西以防万一：多余的字纸、书籍，说不定甚至还有传单，她都一一藏了起来，或者付之一炬，烧成灰烬。干完这一切之后，她认为她本人，她姐姐，她姑妈，那个女大学生，也许还有那个傻乎乎的兄弟根本就不用十分害怕。因此一大早那个陪床的女用人跑来找她时，她就毫不犹豫地到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那儿去了。不过她非常想快点弄清楚，昨天她丈夫像说胡话似的用惊恐万状和疯狂的低语告诉她的那件事是否属实，即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为了共同利益打算让基里洛夫自杀。
但是她到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家时已经晚了：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把那个女用人打发走以后，剩下她一个人，她忍不住就下了床，胡乱披上了一件十分单薄和与季节不符的衣服，就亲自到厢房里去找基里洛夫，她想，说不定他的消息比任何人都可靠，他准能告诉她丈夫的情况。可以想象得出，在那里看到的情况对这位产妇产生了多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她根本就没有看到基里洛夫的绝命书，其实它就放在桌上很显眼的地方，当然，在害怕中，她完全忽略了它。她转身跑进自己那间明亮的小屋，抱起婴儿，带着他离开了公寓，上了大街。早晨很潮湿，有雾。这条街道十分偏僻，因此没有遇到行人。她一直在寒冷的、没脚的泥泞中气喘吁吁地奔跑，最后就开始敲人家的门；一家没给她开门，另一家也很长时间没有给她开门，她来不及了，就撇开这户人家去敲第三家的门。这是敝市商人季托夫的家。她在这里引起了一片混乱，她嚎叫着，语无伦次地硬说：“她的丈夫被人杀害了”。季托夫家对沙托夫及其经历略有耳闻，多少知道一些。他们看到她这副狼狈相都吃了一惊，因为据她说她分娩才一昼夜，竟穿着这么单薄的衣服并在这样的大冷天沿街奔跑，手里还抱着一个几乎没遮没盖的婴儿。他们起先认为她在说胡话，再说他们怎么也弄不清到底谁被杀害了：基里洛夫还是她丈夫？她终于领悟到他们不相信她的话，就拔起脚来想继续往前跑，可是他们使劲拉住了她，据说，她还大叫大嚷，拼命挣扎。于是他们就前往菲利波夫公寓，两小时后，基里洛夫自杀身亡以及他的绝命书全城都知道了。警察开始审讯这位产妇，当时她还有知觉；这时大家才发现，她没有看到基里洛夫的绝命书，那么她凭什么断定她丈夫被杀害了呢——问了她半天根本问不出所以然来。她只是大叫：“既然那人被杀害了，她丈夫也一定被杀害了；他俩是在一起的呀！”快到中午的时候，她失去了知觉，从此再没有醒过来，大约三天后她就去世了。那个着了凉的婴儿则比她死得更早。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在原来的地方没有找到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和婴儿，一下子就明白：糟了，她想跑回家去，但在大门口停了下来，让那个陪床的女用人“到厢房去问问那位先生，玛丽亚·伊格纳季耶芙娜是不是在他那儿，他是不是知道关于她的什么情况？”被派去的那个女用人回来时发狂似的、满街都听得见地又喊又叫。她说服了她，叫她别嚷嚷，也别向任何人声张，论据很充分：“会吃官司的。”说罢她便从院子里溜走了。
不用说，因为她给产妇接过生，当天上午就有人来惊动她；但是收获不大：她很有道理而且十分沉着地讲了她在沙托夫家耳闻目睹的一切，但是关于所发生的事，她的回答是一无所知，而且莫名其妙。
可以想象得出，立刻掀起了满城风雨。又“出事”了，又杀人了！但是这事却说明了另一点：大家渐渐明白了，有一个，的确有一个由杀人犯、纵火犯、革命派和造反派组成的秘密团体。丽莎可怕的死，斯塔夫罗金妻子的被害，斯塔夫罗金本人，纵火，为家庭女教师募捐举行的舞会，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周围那伙人的肆无忌惮……甚至有人断定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的失踪也是个谜。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地谈到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直到这天傍晚才有人得知，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已经不在本市，奇怪的是，关于他却谈论得最少。但是那天谈论得最多的却是那个“枢密官”。在菲利波夫公寓，几乎整个上午都挤满了人。果然，长官们被基里洛夫的那份绝命书迷住了眼。他们相信沙托夫是基里洛夫杀害的，后来这个“杀人凶手”又自杀了。话又说回来，长官们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并没有完全上当。基里洛夫绝命书中十分含糊地提到“大花园”一词，并没有像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所指望的那样把任何人弄糊涂。警察立刻赶到斯克沃列什尼基，倒并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有座大花园而在敝城的其他地方都没有，而是根据某种甚至是本能，因为近几天来发生的一切惨案都直接或者间接地与斯克沃列什尼基有关。起码我现在是这么揣度的。（我要指出，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为了把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捉回来，一大早就出门了，她什么都不知道。）当天傍晚，根据某些蛛丝马迹，他们在池塘里找到了尸体；在杀人现场还找到了沙托夫的一顶被凶手们十分粗心地遗忘在那儿的便帽。对尸体的直观检查和法医认定，以及根据某些猜测，一开始就引起了怀疑：基里洛夫不可能没有同伙。后查明，存在着一个与散发传单有关的沙托夫—基里洛夫秘密团体。这些同伙又究竟是谁呢？当天还根本没有人想到我们的人中的任何人。他们获悉，基里洛夫闭门独居，从不与人交往，所以，诚如绝命书中所说，被到处搜捕的费季卡才能跟他一起住了那么多天……使所有的人焦虑的主要之点是，在这一团乱麻中竟理不出个头绪来。要不是第二天利亚姆申主动交代才使一切突然真相大白，那么很难想象，我们那些吓得惊慌失措的上流人士会得出怎样的结论，他们的想法又会乱到什么程度。
利亚姆申受不了了。他发生了连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最后也开始预感到的情况。他先是交由托尔卡琴科看管，后来又交由埃尔克利看管，因此整个第二天他都躺在被窝里，表面上老老实实，面对墙壁，一句话也不说，即使别人跟他说话，他也几乎不理不睬。因此，在这一整天，他对城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但是托尔卡琴科却对城里发生的事一清二楚，因此到傍晚时分，他灵机一动，决定撇下彼得·斯捷潘诺维奇让他担当的看守利亚姆申的角色，离开这座城市到县里去，也就是说干脆逃跑：他们大家果然像埃尔克利不幸言中的那样失去了理智。我要顺便指出，当天，还在中午以前，利普京就从城里不翼而飞了。但是这人不知怎么却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直到第二天傍晚，长官们才发觉他失踪，他们之所以发觉，也因为他们直接去盘问他的家属，当时他的家属因他的失踪而被吓坏了，可是因为害怕又不敢向当局禀报。但是我还是接着说利亚姆申吧。当只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因为埃尔克利想既然有托尔卡琴科看着他，谅也无碍，所以还在这以前就回家了），他就立刻从家里跑出去了，不用说，他很快就知道了当时的形势。他甚至都没有回家看看，拔起脚来就逃跑了，并无目标，跑哪儿算哪儿。但是夜是那么黑，而逃跑又是那么可怕和困难重重，因此还没跑过两三条街，他又回到家里，把自己锁了起来，一夜都闭门不出。似乎，快天亮时，他曾经企图自杀，但是自杀未遂。然而他仍旧重门深锁，待在家里，几乎一直待到中午，然后——突然跑去找长官。据说他是用双膝爬着进去的，又是号啕大哭，又是尖声喊叫，吻着地板，叫道，他甚至不配吻站在他面前的父母官们的皮靴。他们让他安静下来，甚至对他很客气，让他有话慢慢说。据说，审讯持续了大约三小时。他交代了一切，一切，讲了全部内情，讲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甚至全部细节；他急于坦白交代，甚至人家没问他的事他也抢在前面说了，说了许多不需要说的事。原来他知道的事还相当多，而且相当清楚地说明了本案的性质：沙托夫和基里洛夫的悲剧，城里发生的大火，列比亚德金兄妹的死，等等，不过是次要问题。首要问题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秘密团体、组织和那张网。他们问他：那干吗要制造这么多凶杀案，到处捣乱，干下这么多肮脏的勾当呢？他热烈地急忙回答道，这是“为了接连不断地动摇基础，接连不断地瓦解社会和一切原则；为了使大家丧失信心，把一切都搅成一锅粥，这样一来，这社会就会摇摇欲坠，病入膏肓，萎靡不振，玩世不恭和失去信仰，但是这社会又无限渴望能有一种思想来指导他们，力求自保——于是我们就高举造反的义旗，依靠由许多五人小组组成的一个完整的网，突然把这社会抓到自己手中，与此同时，这些五人小组又积极活动，招兵买马，切实地寻找一切手段和能够抓住的一切弱点”。他最后说，在这儿，在我们这个城市连续不断地制造混乱，对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来说，不过是小试锋芒，至于说这也是甚至适用于所有五人小组的所谓下一步行动纲领——这不过是他本人（利亚姆申）的想法，是他自己的猜测，“让他们务必记住，让他们对这一切心中有数，他是多么坦白，多么循规蹈矩地说明了案情，因此，今后他也会大有用处，也会竭尽全力为长官们效劳的”。他们又让他确切地回答：到底有多少五人小组——他答道，多得数不清，遍布整个俄国，虽然他并没有提供证据，但是我想他的回答是完全真诚的。他只提供了一份在国外印刷的这一团体的纲领，以及一份虽然写得潦草，但却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亲笔书写的开展进一步行动的计划草案。原来，所谓“动摇基础”云云，是利亚姆申一字不差地根据这份文件引用来的，甚至连标点符号也一仍其旧，虽然他还一再担保，这仅仅是他自己的想法。关于尤利娅·米哈伊洛芙娜，他形容得非常可笑，甚至人家没问他，他就抢先说：“她是无罪的，她不过是被人家耍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把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完全排除在这个秘密团体之外，认为他从未参加过这一秘密团体，跟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也没有任何勾搭。（关于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对斯塔夫罗金寄予的那种不足为外人道而又极其可笑的希望，利亚姆申毫不知情。）按照他的说法，列比亚德金兄妹的死，完全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一手策划的，跟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毫不相干，是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心存诡谲，旨在把他卷到这一罪行中，从而听命于他；彼得·斯捷潘诺维奇满心指望和轻率地以为“高贵”的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一定会感谢他，谁知却使他感到十分愤怒，甚至懊恼绝望。他说完关于斯塔夫罗金的证词后，又不经讯问地抢先指出，显然是故意暗示，他说斯塔夫罗金说不定是一只非常重要的鸟儿，不过这里肯定有什么秘密；他生活在我们中间，可以说是incognito，他有任务，而且很可能，他会从彼得堡（利亚姆申坚信，斯塔夫罗金在彼得堡）再次光临本市，不过他将摇身一变，完全以另一种姿态和在另一种情况下出现，而且前呼后拥，至于这些扈从到底是谁，我们这里也许会很快听到的，最后他说，这一切他都是从“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秘密敌人”彼得·斯捷潘诺维奇那里听来的。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两个月后，利亚姆申承认，当时他是故意替斯塔夫罗金开脱的，因为他寄希望于斯塔夫罗金的庇护，寄希望于斯塔夫罗金能在彼得堡为他谋求到一个罪减二等、从轻发落的判决，即便流放，也能提供他一些金钱和给他写一些介绍信。从他的这一坦白交代中可以看出，他的确对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的作用过分夸大了。
不用说，当天就逮捕了维尔金斯基，而且在气头上还逮捕了他全家。（阿林娜·普罗霍罗芙娜，她的姐姐，姑妈，甚至那个女大学生现在早已获释；甚至有人说，连希加廖夫也似乎肯定会很快释放，因为把他归人哪一类被告都不合适；不过这一切现在还只是说说而已。）维尔金斯基很快就供认了所犯的一切罪行：他被捕的时候正卧病在床，而且发着烧。他几乎很高兴：“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似乎，他还这样说过。关于他的情况还听说，他现在正在坦白交代一切，但是仍带着某种人格尊严，并不放弃自己的任何一个“光辉希望”，同时又诅咒他在无意中轻率地被那“旋风般交织在一起的态势”卷进去的、与社会主义道路对立的政治道路。对于他在行凶杀人时的所作所为，他也是轻描淡写，似乎，他也可以指望对他的命运从轻发落。起码我们都这么认为。
但是埃尔克利却未必能得到从轻发落。他从被捕那一刻起就一直保持沉默，要不就尽可能歪曲事实真相。他们至今也未能逼他说出一句表示悔过的话。然而，他甚至在最严厉的法官心中都激起了对他的某种同情——他非但年轻而且毫无自卫能力，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他不过是政治教唆犯的一个狂热的牺牲品；最能引起同情的是他们发现他对母亲十分孝顺，他总是把他微薄的薪水的几乎一半寄给母亲。他母亲现在就住在我市；她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妇人，未老先衰，像个老太婆；她替儿子求情时不住啼哭，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也许会有什么效果也说不定，不过我们许多人都很可怜埃尔克利。
逮捕利普京时，他已经在彼得堡，他在那里住了整整两星期。当时他发生了一件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甚至很难解释他当时的所作所为。据说，他有一份冒名顶替的护照，完全可以潜逃国外，而且他身边还有一笔巨款，可是他却留在彼得堡，哪儿也没去。有一段时间他在到处寻找斯塔夫罗金和彼得·斯捷潘诺维奇，后来就突然喝起酒来，开始荒淫无度，像个完全失去理智和忘了自己处境的人。他就是在彼得堡某处的一家妓院里被捕的，当时他已喝得烂醉。风传，他现在毫不沮丧，在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时胡说一气，并抱着某种洋洋得意之态和希望（？），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开庭审讯。他甚至打算在法庭上申辩。托尔卡琴科是在逃跑大约十天后在县里某地被捕的。他的表现要规矩得多，既不胡说八道，也不支吾搪塞，凡是他知道的事都一一作了交代，并不为自己开脱，他老老实实地认罪服罪，但他喜欢夸夸其谈；说得很多，也很乐意说，可是一谈到他对平民和平民中的革命（？）分子的了解时，他甚至还端起架子，摆好姿势，渴望有人喝彩。听说，他也打算在法庭上发表演说。总之，他和利普京并不十分害怕，这甚至叫人纳闷。
我再重复一遍，此事尚未结案。现在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敝城的上流社会已经休息过来了，恢复了元气，也玩够了，有了自己的看法，有些人甚至差点把彼得·斯捷潘诺维奇看成是天才，起码“具有天才般的本领”。“有个组织，您哪！”俱乐部里的人竖起大拇指说。不过这一切也并无大碍，再说，说这话的人也不多。相反，另一些人虽然并不否认他才思敏捷，办事干练，但又说他根本不了解现实，可怕地脱离实际，冥顽不灵，有点变态，只及一点，不计其余，思想偏激，由此而产生了异乎寻常的轻举妄动。关于他的道德品质，大家的意见倒完全一致；这方面任何人都没有争议。
说真的，我不知道还应当提到谁，才不致把谁谁谁给忘了。马夫里基·尼古拉耶维奇已不翼而飞，永远不回来了。老太婆德罗兹多娃越活越像个娃娃了……不过还得讲一个阴森森的故事。我只讲事实。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回来后就留住在她城中的府邸。所有积累下来的消息向她一下子蜂拥而来，使她感到十分震惊。她把自己独自锁在家里。当时已是晚上，大家都累了，早上床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一名侍女神秘兮兮地递给达里娅·帕夫洛芙娜一封信。按照她的说法，这封信昨天就来了，但是来得很晚，大家已经安歇了，因此她没敢叫醒她。这封信不是邮寄的，而是通过一个不知道姓甚名谁的人带到斯克沃列什尼基交给阿列克谢·叶戈雷奇的。阿列克谢·叶戈雷奇则于昨晚立刻亲自送达，交到她手中，又立刻返回斯克沃列什尼基去了。
达里娅·帕夫洛芙娜的那颗芳心怦怦跳着，久久地看着这封信，不敢拆开。她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的：是尼古拉·斯塔夫罗金写来的。她看见信封上写着：“送交阿列克谢·叶戈雷奇，请转达里娅·帕夫洛芙娜，机密。”
以下就是这封信的原文，尽管这位俄国少爷在欧洲受过很好的教育，可是却没有学好俄文，因而在遣词造句上出了不少差错，以下一仍其旧，概未修改。
亲爱的达里娅·帕夫洛芙娜：
曾几何时，您曾想要到我这里来，做我的“陪床护士”，并让我答应，一旦需要便派人去请您。再过两天我就要走了，而且再不回来了。您愿意同我一起走吗？
去年，我像赫尔岑一样成了乌里州的公民，而这事谁也不知道。我在那里已经买了一幢小房子。我还有一万两千卢布；我们一起去，并在那里永久定居。我永远不想离开那里到任何地方去了。
那地方很寂寞，是个很深的山沟；群山环抱，对人的视线和思想都是个束缚。十分阴暗。我因为有一座小房子要卖。如果您不喜欢，我可以把它卖掉，再在别的地方另买一座。
我身体不好，常产生幻觉，我希望能用那里的空气把这病治好。这是指生理上，而精神上您全都知道，不过是不是全知道呢？
我给您讲了我生平中的许多事。但并不是全部。
甚至对您也不是全部！顺便说说，我重申，对妻子的死我良心上是有罪的。在那件事以后，我俩没有见过面，因此我要再说一遍。对于利扎韦塔·尼古拉耶芙娜我也是有罪的，但这事您知道，这事您几乎全部预言到了。
您最好不要来。我叫您来是非常卑鄙的。再说您又何必把您的一生跟我一起埋葬呢？我感到您可近可亲，我在烦恼中，有您在我的身旁，就会觉得好过些：只有当着您一个人的面，我才敢公开谈论我自己。但这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您主动要当我的“陪床护士”——这是您的原话；做这么大的牺牲又何苦呢？您也应当懂得，虽然我叫您来，但我并不可怜您，虽然我等您来，但我并不尊重您。然而我却偏要叫您来，硬要等您。不管怎么说吧，我需要听到您的回答，因为我很快就要走了。如果这样，我就只能一个人走了。
我对乌里并不抱任何希望，我只是到那里去而已。我并不是故意要挑一个阴森可怖的地方。我在俄国了无牵挂——我在俄国就像在任何地方一样，一切都感到陌生。不错，较之别的地方，我更不喜欢住在俄国；但是甚至在俄国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憎恨！
我曾经到处尝试过我的力量。这是您劝我的，“以便了解自己”。在这类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显示我自己而做的尝试中，就像过去我在我的一生中所做过的同类尝试一样，我的力量是无限的。我曾当着您的面挨了令兄的一记耳光，但是我忍了；我还曾公开承认我结过婚。但是运用这力量又何苦呢——过去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做有什么好处，现在也看不出，虽然您在瑞士的时候曾对此予以鼓励，我也相信了您的鼓励。我依然像素来那样：可以希望做好事，并由此感到高兴；与此同时，我也可以希望做坏事，也照样感到高兴。但是这两种感情像过去一样永远浅薄得很，从来不十分强烈。我的愿望太不足道了；它不足以支配我的行动。抱住一根原木可以泅渡过河，可是抓住一根劈柴却过不了河。我说这话是为了让您明白，我到乌里去并不抱任何希望。
像过去一样，我并不责怪任何人。我曾经尝试过荒淫无度，纵情酒色，并在其中耗尽了力量；但是我不喜欢，也不愿意纵情酒色。最近一段时间，您一直在注视我的行动。您知道吗，我甚至一直愤愤然看待我国的那些否定派，是因为我嫉妒他们寄希望于未来吗？但是您不必害怕：我绝不会成为他们的同伙，因为我根本不同意他们的观点。至于为了打哈哈，存心气气他们，我也办不到，倒不是因为我害怕成为别人的笑柄——我是不会害怕成为笑柄的——而是因为我毕竟还有点上等人的习惯，这样做我感到厌恶。但是假如我对他们的愤恨更强烈一些，对他们的嫉妒更深一些，说不定我倒会跟他们走到一起的。您想，对我来说这多么轻而易举啊，我折腾过多少回啊！
亲爱的朋友，我一眼就看出您是个温柔的、舍己为人的姑娘！也许，您在幻想给予我许许多多的爱，并从您那美好的心里把许许多乡美好的感情倾注到我身上，您希望用您的这片苦心能为我终于树立一个奋斗的目标，是不是？不，您还是对我小心点好：我的爱是浅薄的，就像我这个人一样，而您就会不幸。令兄曾对我说，一个与自己的故土失去了联系的人，也就失去了上帝，也就失去了自己的所有目标。对于一切都可以无休止地争论下去，可是从我心中流出的只有否定，谈不到任何舍己为人，也谈不到任何力量。甚至连否定也流不出来。一切永远是浅薄和萎靡不振。舍己为人的基里洛夫受不了那个主义，于是——自杀了；但是我看到，他之所以舍己为人，无非是因为他的理智不健全。我就永远不会丧失理智，永远不会像他那样相信一种主义相信到那种程度。我甚至不可能对一种主义感兴趣到那种程度。我永远，永远不会开枪自杀！
我知道我应该自杀，把自己像个等而下之的虫豸一样从地球上消灭掉；但是我害怕自杀，因为我害怕表现出舍己为人。我知道这又是一个骗局——是无尽无休的骗局中的最后一个骗局。仅仅为了表现舍己为人而自欺欺人，这有什么好处呢？我身上永远不会出现愤怒之情和羞耻之心：因此，我也不会绝望。
请原谅我写了这么多。我清醒了，而这是出乎意料的。这样写下去，写一百页嫌少，写十行就够了。叫您来当“陪床的护士”，十行也就够了。
自从我出走以来，我一直住在第六站的站长家。我是五年前在彼得堡纵酒狂饮时与他相识的。我住在他那儿，谁也不知道。来信请写他的名字。地址附后。
尼古拉·斯塔夫罗金
达里娅·帕夫洛芙娜立刻跑去把这封信拿给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看。后者看后请达莎出去，让她一个人再看一遍；但不知怎么她很快又把达莎叫了回去。
“你去吗？”她有点胆怯地问。
“去。”达莎回答。
“准备一下！一起走！”
达莎疑惑地看了看她。
“现在我待在这里做什么呢？还不是反正一样？我也去当乌里州的公民，住在峡谷里得了……你放心，我不会妨碍你们的。”
她俩开始迅速收拾行装，以便赶上中午那趟火车。但是还没过半小时，阿列克谢·叶戈雷奇就从斯克沃列什尼基赶来了。他禀报说，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清早“突然”乘早班车回来了，现在少爷就在斯克沃列什尼基，但是“神情古怪，问他什么，一概不理，他走遍了所有的房间，最后把自己锁在他的那半边房子里……”
“我没有理会少爷的吩咐就自作主张跑来向太太禀告了。”阿列克谢·叶戈雷奇带着十分关切的神情加了一句。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目光锐利地看了看他，没往下盘问。下人霎时间把马车赶了过来。她和达莎一起乘上马车。据说，一路上，她频频画十字。
在“他的那半边房子里”，所有的房门都打开着，可是哪儿也找不到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
“会不会在阁楼上呢，您哪？”福穆什卡小心翼翼地问。
值得注意的是，有几名仆人竟跟着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走进了“他的那半边房子”；其他仆人则统统在客厅里等候。从前，他们是永远不敢这么放肆，这么失礼的。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看在眼里，但是没有言语。
他们爬上了阁楼。那里有三个房间，但是哪一间也找不到人。
“该不会上那里去了吧，您哪？”有人指了指那间明亮的小屋。果然，这小屋的房门是一向关着的，现在却门户洞开。那间小屋几乎就在屋顶下面，他们只好顺着一座又长又窄而且非常陡的木头楼梯爬了上去。那里也有一个小房间。
“我就不上去了。他凭什么爬到那儿去呢？”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环视着周围的仆人，面孔变得煞白。仆人们望着她，没有言语。达莎在发抖。
瓦尔瓦拉·彼得罗芙娜急忙爬上了楼梯，达莎跟在她后面，但是刚一迈进那间明亮的小屋就发出一声惊叫，摔了下来，失去了知觉。
乌里州的公民就吊死在这里的门背后。小桌上放着一张纸，纸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不要怪罪任何人，我自己。”就在这张小桌上还放着一把锤子，一块肥皂和一颗显然是备用的大钉子。尼古拉·弗谢沃洛多维奇吊死在一根结实的丝带上，这丝带显然是早就准备好并且经过挑选的，上面还涂了一层厚厚的肥皂。一切都表明早有预谋，而且直到最后一刻他的神志都很清醒。
敝城的几位医生经过尸体解剖，彻底而又坚决地排除了精神错乱。